发布时间：2023-03-17 18:00:3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资本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引言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简称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必备生产要素，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然而它们在不同经济体中的赋存状况却并非一致，这不仅与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还受到它们的历史背景、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和制度设置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资本在不同经济体中的使用状况也就千差万别。那么，是不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就与别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全然无关呢？是否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仅局限于拥有它的个体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90年代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的投资逐步向内地的推移、“孔雀东南飞”和迭起的“民工潮”以及不同地区间在发展经验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互交流等就是明证。显然，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区域之间相互作用宏观经济的过程。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简单地探讨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溢出效应。文章的后续部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为资本区际溢出的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资本区际溢出的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2.资本区际溢出的理论分析
2.1资本区际溢出的主要渠道分析
2.1.1资本流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赋存状况具有差异性，从而它们的投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间也就各不相同，要素所有者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就会将生产要素从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的地区向相对较高的地区流动。就物质资本而言，它们由于受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会从存量相对丰裕的地区流向相对贫乏的地区，促进后者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则相反，它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起码是非递减）的特征，并且它们的投资回报一般是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从而它们更可能从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向相对较高的地区流动，这样无疑会障碍甚至是破坏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另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等也会促使资本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发生跨界流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都是从相对落后的地区向相对发达地区的集聚，最初的结果是障碍了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即“回波效应”；只有当流入地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能导引致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回流，从而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即“扩散效应”。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并不充裕，这种情况下的资本流动显然会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发展而障碍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显然，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的资本区际流动，都存在着区际溢出效应。
2.1.2技术扩散Romer（2001）认为，（技术）知识的类型多种多样，它的一个极端是高度抽象且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科学知识，另一个极端是特定的商品，而介于其间的是各种各样的思想。在这一框架下，技术具有如下特征：（1）技术具有部分公共物品的性质，即非竞争性和部分排它性；（2）某些技术可以被编码化（Codify），而某些技术则不能被编码化；（3）生产技术的R&D活动具有消费者剩余效应、商业偷盗效应和R&D效应。显然，从技术的上述三大特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推论：（1）由于技术具有部分排它性和R&D活动的消费者剩余效应，未参与技术知识创造的经济主体也可以从技术的应用中获得收益，从而技术的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也就经常表现为不一致。也就是说，技术知识的生产和使用具有溢出特性。（2）技术的部分可编码化的特征表明，我们既可以通过对商品和劳务的使用来获取物化的技术，也可以通过专家指导和示范等来获取那些非物化技术。显然，无论是哪种技术，其扩散程度理论上都受地理空间的影响。（3）R&D活动的消费者剩余效应、商业偷盗效应和R&D效应表明，净技术溢出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显然，上述理论表明，技术的这种跨界传播可以产生出显著的溢出效应，相关的经验研究也表明这种溢出效应不仅显著存在而且为正，如Jaffe（1986）和Coe和Helpman(1995)等。资本作为新技术（或新思想）得以产生的投入要素，通过技术的区际扩散必然会影响到其它区域的经济发展，从而产生出它们的区际溢出效应。
2.1.3示范效应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各有异同，导致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绩效具有差异性，从而出现了相对发达区域和相对落后区域相并存的现象，如我国经济发展中梯度明显的东中西格局等。这样，相对发达区域就对相对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在这种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后者就可能会通过学习和模仿前者的成功历程来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从而产生出外在于区域内部的经济外部性。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必备生产要素，它们在我国各区域经济体的赋存状况、使用方式和绩效发挥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它们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可能经由这种示范效应而产生出区际溢出效应。
总之，一个区域的资本通过它们的区际流动、技术的跨界传播和区域发展的示范效应等途径会对其它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资本具有区际溢出效应。当然，宏观经济它们仅是资本区际溢出的主要渠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可能有其它的渠道也会产生出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
2.2包含资本区际溢出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上面的分析表明，资本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具有溢出效应，为了更直观地来探讨这种溢出效应，下面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资本区际溢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来进行简单的讨论。首先假定各区域经济体通过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劳动力（L）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A）来生产出它们的产出（Y），且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型，见式（1）。
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对于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正影响的话，则溢出效应为正，反之则反是。根据前面的资本区际溢出渠道分析，在不同的渠道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并非一致。其中，物质资本在三种情况下基本上都会产生出正的区际溢出效应，因为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物质资本存量增多的话，它们就会溢出到区域i，从而促进后者的经济发展。其例外情况是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等对物质资本跨界流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物质资本存量增多的话，区域i的物质资本就会流向它的邻近区域，从而对区域i的经济发展具有负影响。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的正负情况也并非唯一。在资本流动这一渠道中，它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负，因为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多的话，会导致人力资本从区域i流出到它的邻近区域，从而障碍了前者的经济发展；在技术扩散和示范效应两种渠道下，它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正，因为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多的话，它们就会通过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等促进区域i的经济发展。因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的正负情况必须看各种溢出渠道中的哪（几）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更重要来定。为了具体分析我国资本区际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正负情况，下文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进行探讨。
3.实证分析
3.1数据的选取和处理根据式（3），为了通过计量分析来探讨我国资本区际溢出效应的存在情况，我们必须知道每个省市区（后文简称区域，指的是我国大陆中除重庆市外的30个行政区域，这里不包括重庆市的原因在于它的有些数据无法获得）的劳动生产率、劳均资本存量、劳均人力资本存量以及邻近区域的劳均资本存量和劳均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所有变量取值的时间跨度均为1990～2005年。然而，我国的官方数据并没有现成的数据可查，本文对它们的选取方法如下。
1.区域i在t年的劳动生产率yit（元/人）由各区域的年度GDPit和从业人员Lit得到，即，itititLy=GDP，它们均来自1991～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用各区域的CPI指数进行平减。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从统计年鉴上得到的从业人员是年底的数据，一般来说它们大于全年平均数，这样就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低估，但由于其它几个变量也都同时运用了这一数据进行同样的处理，故这并不影响后文分析结论的得出。
2.区域i在t年的劳均物质资本存量kit（元/人）由相应年度的物质资本存量Kit和从业人员Lit得到，即，itititLk=K。在我国，由于各区域每年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在统计年鉴上并没有进行统计，一般都是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其计算方法见式（4）。目前，张军等（2004）对我国各区域自1952年以来的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了较好的估算，本文沿用他们1990～2000年的计算结果，而2001～2005的数值由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得出。由于他们得出的省际物质资本存量数据是以1952年为基期的，而本文中所选用的GDP数据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为了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将所引用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按照他们的计算方法折算成以1990年为基期的相应数值。
Kit=Kit-1（1-δit）+Iit（4）其中，Kit表示区域i在t年的物质资本存量；Kit-1表示区域i在t-1年的物质资本存量；δit表示区域i在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他们通过采用代表几何效率递减的余额折旧法得出它的值为9.6%；Iit表示区域i在t年的投资，他们采用经过投资隐含平减指数平减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代替；另外，基年（1952年）的物质资本存量由当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得出。
3.区域i在t年的劳均人力资本存量hit（年/人）的计算。在相关研究中，人力资本存量用得较多的替代指标为受教育年限。陈钊等（2004）通过分别测算我国各区域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得到了相应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年/人），并将它们作为相应的人力资本数据的替代。我们沿用他们测算的在1990～2001年的结果，并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出2002～2005年的相应数值，然后通过除以相应年份各区域的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近似地得到它们的劳均人力资本存量。超级秘书网
4.区域i的邻近区域在t年的劳均物质资本存量ckit（元/人）和劳均人力资本存量chit（年/人）的计算。这里的邻近区域是指具有共同陆地边界的行政区域。我们知道，除海南省外，我国其它各区域的邻近区域不只一个，因此这里的ckit是加权值。国际上最为流行的相关权重选取的是反距离权重，即，Wij等于区域i和j的质心之间距离的平方的倒数，这样不仅可以探讨区际溢出的存在性，而且还可以探讨这种溢出的“地区化”特征。由于我们无法获得我国各区域质心之间的距离，所以必须考虑其它的权重选择。从前面的说明有，我们要测度的区际溢出已经被限定在邻近区域之间，因此我们重点考察的是这种溢出的存在性。另外我们认为，无论是邻近区域的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它们的区际溢出都与它们的劳均存量大小正相关。因此，我们对二者的权重选择分别如下：
当然，本文在进行计量分析的过程中，对邻近区域的资本存量也曾采用过它们的滞后值，但效果没有当期时的好，故未曾列出，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我国资本区际溢出效应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
上面的分析结果表明，用于测度资本区际溢出效应的参数γ和δ均统计上显著不为0，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具有显著的区际溢出效应。其中，物质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正，即，当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劳均物质资本存量提高1个百分点时，区域i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0.17个百分点；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负，即，当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劳均人力资本存量提高1个百分点时，区域i的劳动生产率将降低0.15个百分点。另外，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i自身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对于区域i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对它们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26和0.69，均大于劳动生产率对邻近区域的资本投入的弹性，而且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劳动生产率的拉动作用远大于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的正的区际溢出效应表明，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等对我国物质资本跨界流动的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显然有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减小。但是人力资本的负的区际溢出效应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如果任其自然的话，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将会逐步流向相对发达地区，从而进一步拉大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们认为，我国存在负的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1）我国人力资本的跨界流动所带来的区际负溢出效应和它们通过技术扩散和示范效应等途径所引致的正溢出效应都显著存在，但是前者大于后者；（2）我国人力资本的跨界流动所带来的区际负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是它们通过技术扩散和（或）示范效应等途径所引致的正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显然，这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极强的政策含义，这将在下文进行简单探讨。
4.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通过实证分析
1.1团队人力资本测量的研究从“投入说”、“产出说”到“内容说”，人力资本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发展。学术界和产业界普遍赞成知识、技术、技能、素养等是人力资本本质要素的观点。但由于其难以测量，常用简单、客观、便于操作的显性指标作为替代，学历、职称、年龄、性别等的百分比便成为测量团队人力资本结构的选择。但这种方式对团队人力资本的反映是表象的而非实质的，对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结构的团队价值创造不同的现象缺乏有力的解释。
1.2团队匹配内容及机理的研究在人员匹配内容及机理方面，按照匹配对象主要分为人－岗匹配、人－团队匹配、人－组织匹配三类。人－岗匹配是从岗位分析出发，员工的技术、知识、能力与岗位需要之间的匹配［16］;人－团队匹配是个人和团队其他成员在目标、价值观、特质等方面的匹配;人－组织匹配是指个人的人格、价值观、目标、态度与组织的文化/气氛、价值观、目标、规范的匹配，以及组织提供的资源、财政、物质、心理、机遇、任务、人际等与个人供给的资源、时间、努力、承诺、经验、人际等的匹配［。现有人员匹配主要围绕个人匹配展开，但对于把团队视为整体与工作对象匹配问题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例如:孙锐等(2007)分析了知识型团队与知识工作任务的匹配关系，探讨了知识型团队的动态能力构建机制［25］。马卫华等(2012)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学术团队的研究偏好与产学研合作项目越匹配，产学研合作将有助于提升团队的学习能力［。现有将团队作为整体与作业对象匹配的研究已初见端倪，主要是针对某一背景，研究团队匹配对组织关注内容的作用关系，对如何实现匹配的方法类研究还有待深入，因此，将扬长避短的分工思想引入团队管理，考虑不同团队与不同作业对象之间优势供需一致的工作安排，以期尽可能地发挥团队优势。
1.3双边匹配模型及算法的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双边匹配模型算法的研究，双边匹配思想起源于指派问题，通过多目标多指标决策、数学建模与优化等方法对以满意度、稳定性为目标的方法及决策支持系统等双边匹配问题开展研究。从GordenforsP(1975)提出偏好匹配以来，人们从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决策模型及其稳定性判断方法、随机分布序值偏好的Gale-Shapley匹配算法等，构建了基于偏好的匹配模型。基于优势结构的匹配是一种特殊的偏好匹配，但更加具体深入，因为它定量地刻度了优势与劣势。一类是具有实际背景的双边匹配决策研究，例如:“人－设备”匹配主要是通过生理学、医学、人体测量学、美学等，研究负荷与职业健康、作业方法等内容，刘建刚等(2009)基于“任务－团队匹配矩阵”及“任务－团队效率矩阵”提出了任务智能化分配法［41］。但缺少将优势与劣势嵌入到匹配决策的思想。已有研究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和匹配决策理论的发展，丰富了双边匹配决策模型和方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有对团队人力资本结构的测量主要是面向显性结构，该种方式对团队整体人力资本缺少实质性表述，与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本质脱节，难以反映团队的优势与劣势，对扬长避短的团队任务指派缺少决策支持，也不利于团队人力资本效用的充分发挥。基于此，本文开展以下研究:(1)提炼面向隐性结构的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概念及构建其测量方法;(2)鉴于现有团队任务分配较少考虑团队优势，提出基于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团队－工作对象”匹配模型，以期实现多团队多作业对象之间的科学分工，实现团队价值的优化，通过算例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基于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团队－作业对象”匹配模型
2.1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概念本文把团队人力资本结构分为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显性结构是基于对团队个体的累计百分比，可直接观测、计量，以年龄、性别、职称、教育程度、级别的比例关系结构。隐性结构是把团队作为一个整体，基于人力资本的内质指标集，团队的各项知识、素质、能力、技能、观念等指标实际值强弱相对比较结构。显性结构能反映团队基本的胜任素质，可以作为能否参与多个团队与多个作业对象匹配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在组织的管理实践中，常常基于平衡性考虑，使得各个团队的显性人力资本结构差异不大，这也导致通过显性结构无法实现团队与作业对象之间的最佳指派，也就是团队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指派。而隐性结构由于其刻画了自身优势与劣势，弥补了显性结构的不足，考虑到作业对象对团队人力资本优势与劣势的偏好差异，在对团队与作业对象匹配的决策过程中，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要结合起来，首先通过显性结构作为是否可以参与匹配决策的依据，也就是通过显性结构达标程度，保证团队人力资本满足工作对象的基本要求。然后把隐性结构作为如何配对的根据，实现有利于团队发挥最佳效能的指派工作。团队人力资本隐性结构是在以团队作为整体的条件下，在成员个体人力资本及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知能交叉影响下，以团队为整体的人力资本各项指标值之间相互比较的强弱结构。以挖掘和充分利用团队人力资本价值为手段和目标，从而提高团队价值创造力的方式即“竞优”，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是从最有利于认可团队价值的角度识别的一种隐性结构。通过识别团队人力资本隐性结构，尤其是竞优结构，能够了解团队的优势与劣势，为团队人力资本提升、作业对象匹配等决策提供支持。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内涵与相关概念区别如图1所示。
2.2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测量方法源于人本心理学的需求层次理论，被最大程度认可是人们的永恒追求。竞优结构是能最大程度反映团队价值的参数结构。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识别方法是基于效用函数，依据团队各项人力资本指标信息，以优化技术为依托，实现团队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的指标价值参数确定方法，它能够对各项人力资本指标相对优劣程度刻画、分析、判断并给出推断结论。本文选取具有目标引导作用的距离效用函数，以优化模型的价值参数为决策变量，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模型的价值参数最优解即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数学表达式。具体而言，就是在团队人力资本内质指标体系(x1，x2，…，xm)的基础上;根据团队各指标实际值，以指标价值参数(w1，w2，…，wm)为决策变量;通过优化表现团队人力资本价值的效用函数Yi=f(wi，xi)，i=1，2，…，m，竞优结构的数学表现形式是实现MAX(Yi)的(w*1，w*2，…，w*m)，w*j为指标j的团队人力资本优势度。鉴于人力资本内质指标需要通过专家评分法获得，模糊数形式较能反映专家评分思维模式，用模糊距离函数表示团队人力资本价值，则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测量模型。
2.3“团队－作业对象”竞优结构相似度测量方法“团队－作业对象”竞优结构供需匹配度越大，团队人力资本发挥的空间越大。用相似度大小表示二者匹配程度，优势结构相似度按公式(3)计算。
2.4基于竞优结构匹配度的益损值团队与作业对象的人力资本竞优结构匹配度越大，越有利于人力资本创造价值，把团队指派给该作业对象的人力资本效能收益为。
2.5“团队－作业对象”匹配指派模型设yij表示0－1决策变量，yij=0表示不将团队pi指派给工作对象gi，yij=1表示将团队pi指派给工作对象gi，建立如下指派决策模型。其中，zA为团队人力资本损失，zB为工作对象的损失。FA为团队成本矩阵，FB为工作对象成本矩阵。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基于人力资本优势结构的“团队－工作对象”匹配流程为图2所示。
3算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钢铁企业设备组成与功能越来越复杂，个体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在设备安全运行上常常需要团队去完成单个个体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如何实现团队与重大关键设备这一作业对象的匹配优化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安全水平、提升员工满意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团队的人力资本优势与劣势与所作业的设备优势与劣势偏好一致时，团队的工作效率就更高，团队绩效就更好，事半功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带来人力资本浪费。因此，实现钢铁企业生产一线团队与设备之间的匹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Z生产线是AG集团的生产重地，分为加热炉区域、粗轧区域、精轧区域、卷曲区域四个区域，每个区域有完成相应功能的重大关键设备群，每一个设备群可以视为一个作业对象。该厂主要有四大团队，团队由生产人员、点检人员、协力人员组成，主要包括机械专业人员、冶金专业人员、轧钢技工生产协力，钳工、电工、配管、电焊、气焊等专业的设备协力组成，年龄结构主要分布在28岁到45岁，性别多为男性，职称按照高级、初级、中级的比例为10%，60%，30%;学历结构为研究生10%，本科生60%，专科生30%。根据各个团队的显性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各个设备群对于工作团队的基本要求，通过专家讨论，认为团队2无法胜任设备群2的作业需求，团队3无法胜任设备群4的作业需求，故在匹配成本矩阵中通过匹配成本为无穷大来体现，以保障排出将团队2匹配给设备群2的可能性，团队3匹配给设备群4的可能性。基于对钢铁企业的实地调研，发现6类团队人力资本质量指标对于设备安全运行尤为重要，团队及设备在各指标的指标值是以访谈方式获得，以区间数形式给出。团队的人力资本指标值如表1所示，设备群的人力资本需求指标值如表2所示。依据模型(1)、(2)、(3)得到团队人力资本实际竞优结构合设备群人力资本理想竞优结构，如表5和表6所示。根据公式(4)、(5)、(6)，设团队与设备匹配损失具有对称关系，“团队－设备群”匹配的人力资本效用损失值为表7所示。根据公式(7)、(8)、(9)、(10)、(11)，基EXCEL于目标规划的匹配模型求解，得到“团队－设备”匹配方案。将团队1匹配给设备4，将团队2匹配给设备，1，将团队3匹配给设备2，团队4匹配给设备3。
4结论
经济资本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经济资本＝风险资本＋商誉。如果没有购买外来收益计划，经济资本和风险资本的差别可以忽略。而风险资本是指抵补一定时间段内，给定置信区间内资产和其他头寸价值的潜在损失金额，即指能够令损失超过资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资本要求。在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下，资本能力大小决定了银行的规模增长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
二、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以完善资本充足率框架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国家正式实施。中国政府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为：拥有大量海外业务的大型中国银行须在2010年前实施。2007年2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规定：“银行经批准可以申请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同时，中国银监会督促大型国内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规定的高级内部评级体系，开发最复杂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要求中小银行借鉴新协议所代表的先进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逐步朝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拢。
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信用风险的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都要求有5年的违约概率数据，高级内部评级法还要求有7年的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数据。因此，国内银行最迟需要从2008年1月开始收集数据或者推迟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或者从开始收集数据起7年后再使用该方法。今日，国内银行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号角已经吹响。
管理风险的能力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实质体现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新资本协议要求精确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识别金融风险，利用金融风险技术建立风险模型，难确计量与完整披露银行的风险，如何以“资本约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实现流程银行等管理激变，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如何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贯穿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识别和计量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水平，从而用经济资本定量表示全行总体、各业务品种、各分支机构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水平，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对客户的风险定价，使绩效评价和利率定价更为科学，进而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业务结构和区域结构，适应资本监管要求。目前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达不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资本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和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确保风险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相协调，稳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
1.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是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表现。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运用以及相应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银行管理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转变。
2.经济资本是银行实施战略管理的基础手段。全面计量和监控风险状态是银行实施战略化管理、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手段。当经济资本总量接近或超过监管资本时，银行应通过某种途径补充资本金、控制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在战略上受到威胁。
3.经济资本是银行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其关键环节在于风险的量化、分解、监测以及应对策略。经济资本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计算和预测，直接反映银行的风险全貌，同时，经济资本的配置能够实现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匹配。
4.经济资本是银行内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经济资本配置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对银行的各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的评价，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虑了该盈利能力背后承担的风险。
5.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为银行市场营销提供指引。银行决策者判断不同业务和产品的市场进退标准是经济资本回报的大小。银行应保留和发展较大资本回报的业务和产品，否则应予收缩或退出市场。
四、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需要考虑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
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第一，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银行的董事会须综合考虑监管当局规定、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第二，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第三，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要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平衡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要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第四，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二)加快研究制定经济资本管理配套制度
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须运用到银行所有业务流程中，并使之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一整套经济资本分配管理办法，从而更全面、更扎实、更有效地推进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
(三)明确经济资本计量范围
依据内部风险资本模型计量的经济资本应与监管当局要求的监管资本保持总体平衡，商业银行应分别计量相应经济资本抵御以上三种风险。
(四)合理选取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
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种：资产波动法、收入波动法和系数法。这些方法的复杂程度不同，技术上也各有优劣。从各国银行的实践看，资产波动法正在成为普遍接受的计量和配置经济资本的方式。
(五)建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评价体系
国际先进银行主要采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该指标不仅能够将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直接挂钩、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的内在统一，还能够促进银行建立良好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能够激励银行自觉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创造利润，实现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从而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经营目标。
(六)加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有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资金转移定价系统、财务集中管理系统、内部评级系统等。这些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处理银行内部的资本配置问题，还可以对账面收益水平进行调整，得到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状况，从而真实反映银行资本是否实现增值目标以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参考文献：
[1]银强.引进经济资本管理手段实施全面风险管理[J],广西农村金融研究,2005,(01)
[2]单增建.运用经济资本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J],新金融,2005,(06)
[3]单增建.用经济资本理念提升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06)
[4]宋常,丁卫.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技术——RAROC[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02)
[5]莫海云.论经济资本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J],经济论坛,2005,(16)
[6]楼海淼.借经济资本管理促内部变革[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7,(09)
[7]王都富,刘妤洵.经济资本在票据业务风险管理中的应用[J],金融管理与研究,2007,(11)
[论文摘要]资本经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净资产价值的估计、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股权比例的设置、收购资金的来源、后续资金的组织和上市公司价值6个方面。文章结合沈阳机床近年来实施的并购案例，探讨这几个重要的细节问题的处理。
细节决定成败。在基于价值的现代企业理财环境下，资本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层次，也是企业获得价值提升的重要渠道。然而，在现实当中，由于资本经营不当导致企业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经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其中的一些重要的技术细节问题，那么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
一、净资产价值的估计
被收购企业的净资产的价值直接决定着收购的金额，通俗来说，就是需要考虑到底花多少钱来收购。公司在确定德国希斯的净资产价值时，主要依据的是清算报告和当地律师；在确定云南机床的净资产价值时，主要思路是资产做实和债务打足；在确定昆明机床时，主要做法是进行商务谈判和预期收益。
从德国希斯的收购来看，净资产的价值十分清晰，因为德国希斯已经走入了清算程序，依靠清算法院和我们聘请的当地的律师就能正确地核算，最终以200万欧元较低的价格成功收购。从云南机床的收购来看，云南机床不是上市公司，仅是一个老牌的国有企业，对它的资产价值的计算，是通过派遣我们自己的工作小组入厂实地测算的。我们是在2004年6月份和昆明市政府签约托管该企业的，由于云南机床是非上市公司，其资产负债透明度非常低，生产经营也进入了半停产状态，净资产的核算难度非常大。因此针对这种状况派遣了两个工作组，一组负责生产经营，另一组负责重组收购。经过两个小组近半年的努力工作，我们将这个老牌国企的资产和债务尽可能地打足、做实，顺利地完成了净资产价值的分析和最后的确认等工作。从昆明机床的收购来看，因为其是a+h上市公司，该企业的国内外年报的审计机构是香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昆明机床在香港还设有一个独立董事，并且这个独立董事如果不看到德勤的审计报告是坚决不签字的，因此这个企业的净资产相对来说是很透明的，也能够比较容易地取得财务数据和报告。但是，在收购这件事情上，我们主要是和股权出让方即西安交通大学产业集团来洽谈。需要考虑的是他们拥有的7100万的股权，我们应该出多少钱来购买。要确定这个价格就要首先研究这个企业的每股净资产价值，然后在每股净资产的价值基础上上浮一定的比例来制定购买价格。起初计划在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再上浮10％的价格购买，但是后来因为又有了比较强劲的竞争对手，价格就被炒高。最后，公司以总价1.83亿元买了下来。
实际上对于昆明机床等类似的上市公司，在衡量收购的价格是高还是低的问题上，一定要考虑其企业的预期收益，仅仅考虑其账面收益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的企业还拥有品牌价值，既定的销售市场和营销网络等等方面的优势，因此都要考虑在内，在此基础上计算预期收益，衡量收购价格的高低。
二、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
在收购过程中，如何正确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很重要的。下面以云南机床为例来加以说明。云南机床是老国企，历史遗留问题很突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大的问题。
第一是职工安置。仅就职工如何安置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但是该企业的情况和沈阳机床三四年前的状况十分类似。离休、内退、伤残、伤病、遗属等等人员非常多。凭借以前对自己企业相关情况处理的成功经验，还是较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当时是由自己的人力资源部门对该企业每一种情况逐项逐入地仔细计算，甚至当地的社保部门都评价我们的计算结果比他们计算的还要清楚。
之所以要下这么大力气计算职工的安置费用，主要是这个问题不仅仅影响到收购的成本费用，将来还会影响到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在改制的过程中首要考虑“人”的问题。当时预留了7657万元的净资产来解决职工安置。另外，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收购以后如果我们进行相关岗位的调整会出现新的下岗人员的安置费用问题。职工安置是企业收购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在收购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更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是或有负债。公司对云南机床原有的或有负债进行了实际估算，最后本着谨慎性原则考虑预留了700万元。现在大约有200万元已经形成事实，带来了200万元的损失。如果当初不能够合理预留，这700万元如果都成为债务的话，就会有700万元的损失。
第三是债务重组。收购这种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必然会涉及到债务重组问题。这样的企业如果不被收购，破产清算后很可能贷款银行的债权就完全收不回去，而要对该企业进行收购，使其得以经营下去，就要由我们负责归还债务。因此就可以主动和银行谈判，据理力争，要求其减少原债务，进行债务重组。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能够降低收购成本。在云南机床收购这件事情上，经过债务重组后债务减少了3000万元，当然就等于公司得到了这部分利益。最后核算净资产就剩下700万元，公司并没有花费太多的钱，且是通过增资扩股的途径解决的。债务重组减少的3 000万元债务也以等价的净资产留了下来并计入企业的资本公积中。
第四是土地云南机床原厂址是在昆明市区，占地近70余亩，原账面价值7000多万元。在收购云南机床后进行了厂址的搬迁，从原来的市区搬迁到郊区。原市区土地和昆明市政府土地中心协商以1.9亿元出售，增值的1.2亿元全部留在该企业。
在企业收购过程中风险与利益是并存的，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以上仅是四个比较主要的问题。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尽量考虑每个重要的细节问题，如果考虑不全或者是处理不好就会给收购后的生产经营带来很大的麻烦。
三、股权比例的设置
在资本经营过程中想对被收购企业达到理想的控制程度，就需要考虑如何设置被收购企业的股权比例。公司对德国希斯是100％控股，是全资收购。
云南机床公司占有85％的股权，昆明市政府国资委保留了15％的股权。公司完全有能力全资收购云南机床，之所以让昆明市国资委保留一部分股权，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考虑的。云南机床毕竟离沈阳机床比较远，如果国有股权完全退出成为全资子公司，可能很多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就享受不到，或者是当地政府就不会优先考虑给予我们一些优惠待遇。因此我们愿意与当地政府按比例共享收益和共担风险。
对于昆明机床，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云南省政府拥有其12％的股权，公司从西安交大产业集团购买了29％的股权，我们也不希望国有股权退出，也和云南省政府协商要共同把这个企业做好。因此，在2006年12月22日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报告中公开承诺，沈阳机床和云南省国资委在2010年12月31日之前双方的股份都不退出。
从这一点来看，在收购国有控股企业的时候，政府持有的股份最好不要退出，这样在很多问题的解决上能提供便利。
四、收购资金来源的解决
收购的主要资金来源一定要是长期资金，不能依靠短期资金占用。对以上三个企业的收购，投入资金总额是2.45亿元人民币，主要是收购昆明机床的1.83亿元，其余的两个项目的资金需要比较容易解决。这个长期资金来源一个是沈阳机床自身的净现金流，另一个就是由于政府和银行的支持得到的一部分资金。其中主要是省政府给了我们2000万元补贴，同时利用了市政府每年给予的部分贴息和补贴。此外，收购资金的来源还要考虑收购的综合效益。包括市场贡献、内部资源共享和增值收益等方面。比如，在出售云南机床的原有土地后取得了资金1.9亿元，其企业的整体资金流都划归到沈阳机床的资金流下，由集团的资金管理中心来监控使用。因此，在收购昆明机床的时候完全可以使用这部分资金来解决。由此可见，收购之后可以充分使用被收购企业内部的资源共享。在收购过程中，也许短期之内可以依靠短期资金支付，但是一定要尽快利用长期的资金支持。
五、后续资金的组织
后续资金的来源也是应该重视的。收购任何企业，从收购那天起就要考虑后续经营一定会有支出。如果不给被收购的企业追加资金，那么这个企业还是无法运作，无法起死回生，这样就失去了收购的意义。比如，当年收购德国希斯公司时该企业实际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了，云南机床也是处于半停产状态。为了把云南机床搞起来，我们后续又投入了资金9000多万元。另一个方式是内部配套，为其提供配件，比如齿轮等配件就是由我们沈阳机床这边给他们供应，这也是出于一体化运作的考虑。再一个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担保融资。他们在华夏银行融资4000万元，总部这边给他们提供担保，利用沈阳机床集团的整体资源、声誉和信誉给他们提供了担保。经过这一系列的后续投入。使得云南机床由被收购当年的销售收入3000多万元增长到今年的近5亿元。从总体来看，这对整个集团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收购德国希斯公司也是如此，收购的时候是拿了200万欧元的资金，加上后续的增资，总投资达到了1.5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完全是由我们集团自筹的。另外，通过德国的商业银行驻上海办事处争取了一笔沈阳机床的境内担保、境外使用的保额800万欧元的资金，这项业务也是我们企业首次开展的业务。这都是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方法。
对于昆明机床的收购，就不需要考虑后续资金的问题了。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非常低，仅为44％。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2007年欲增加6000万元的投入，由于其资金状况比较好，很多银行也争相为其提供信用贷款。
论文摘要：由于历史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分解使用价值概念。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可以完善商品元素的分析结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引进了效用与需求的概念，进而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结构的设置；对称的规则又导致“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资本论》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局限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了顶峰。如果我们继续深化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却可以得出一个有差异的结论：《资本论》的内在逻辑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
问题是从使用价值概念开始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对使用价值概念进行分解，所以，《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的逻辑结构是不对称的。笔者在本文中要分析的，是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的、学术界始终没有注意到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问题。
关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无意中留下了重要的线索。马克思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他又说：使用价值只在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马恩全集》第23卷第48页)。使用价值既然是商品体本身，它已经是现实的了，为什么使用价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呢?’这是形式逻辑矛盾。我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人们研究《资本论》曾经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有人说研究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是在“咬文嚼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既然生物学家需要对生命细胞中的数以万计的基因分别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对使用价值这样重要的概念进行剖析呢?所以，我们准备做的正是对经济学的“基因”研究。剖析“释义矛盾”恰恰是显微科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一种是具体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具体有用的性质。．具体使用价值是以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说，具体使用价值以生产和供给为前提，是待实现的、可能的使用价值。具体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来代表。
另一种是抽象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抽象的同质的有用性质。“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樊刚：《比较与综合)P184)。在实际中，抽象使用价值是以消费过程为基础的。在经济学中，它等于需求者建立在已往消费经验基础上的效用评估。所以那些符合社会需求的使用价值就是经济学中的现实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来代替。
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把握住两个有差异的使用价值的内容。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概念应该兼有这两个内容。这种方法是从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出发的。这种方法孕育着概念自身的矛盾性。作为经济现实，具体的使用价值不同于抽象的使用价值，可能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现实的使用价值，供给不是需求，有用性不是效用。它们是联系的，又是矛盾的。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每一方的存在又以对方的消失为转移。这正是社会经济运动本身的辩证特性。因而，把握经济运动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辩证矛盾性。辩证逻辑允许这种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我们在现实中使用的使用价值概念也含混着这样的两种内涵。这是释义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详见拙文《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与经济学的微观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所以，不仅劳动和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的概念也存在二重性。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了这一矛盾，却与之擦肩而过。我们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完成对使用价值矛盾体的分解。在《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决定了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现在，使用价值已经分解为有用性与效用。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具体劳动可以生产有用品，有用品又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因而具体劳动是有用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具体劳动不是有用性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有用性还依赖于消费者的评价。具体劳动也不能产生效用，因为效用是消费者的抽象满足。因而，当使用价值被分解后，必须扬弃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我们只能说：具体劳动形成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需求决定有用性与效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就这样把需求与效用合理而自然地引入了《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至于劳动与需求的关系，它们显然是互相对立统一的。另外，我们还要延伸马克思的方法。既然《资本论》中有劳动二重性，我们也假设存在与之对称的需求二重性(具体需求与抽象需求。参见拙文《劳动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然后将上述新的概念和假说构成对称的逻辑图形如下：
图1的左侧是《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使用价值已扬弃)。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图一的右侧是新增加的。需求与劳动、需求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均采取对称设置e．有用性与有用品不可分离，必然相邻于Y轴两侧。效用填补了唯一的空位。
我们来研究图1中的需求二重性。需求一方面表现为对各式各样的有用品的具体需求。具体需求与有用品结合产生有用性。另一方面，任何需求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同质的性质——生理和心理的一般满足。这种抽象需求形成效用。因此，需求二重性在图1的逻辑结构中合理存在，它决定着使用价值的矛盾性(有用性与效用)。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图1的对称性。初看起来，图1是全对称的逻辑结构。仔细分析却发现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劳动的概念非常含混。“劳动”究竟代表“劳动力”还是“劳动过程”?劳动力只是单一要素，而劳动过程则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参与，劳动力只是诸要素之一。其二是即使“劳动”的概念定位在“劳动过程”上，“劳动”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仍无法与“需求”取得对称。因为劳动过程并没有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全部物品。至少，劳动过程以外的各种自然物(无论有无垄断)也是需求索取的对象。因而“资源”(实为“可支配资源”)比“劳动”更有资格与“需求”相对称。
为了取得逻辑上与需求的完全对称，我们必须用“资源”来代替“劳动”。与之相应，劳动二重性也就转化为“资源二重性”。这种逻辑上的进一步调整可由图2表示。
图2表示，资源也具有二重性。任何一种资源，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资源来使用，生产某种有用品。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资源都可能用于其它经济用途，都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一个部分，从而又具有一般的抽象资源的性质，并由此形成资源价值(简称价值)。任何一种有用品，在它的有用性转变为效用的同时，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体资源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抽象资源，它的资源价值就获得相同程度的承认。
图2的分析表明，劳动二重性仍然是有效的，但它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一个特殊形态。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这样的特殊形态代替了资源二重性的一般形态，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价值理论中出现偏差。
从劳动出发，自然寻找到劳动二重性；从具体劳动出发，自然把有用性规定为使用价值而忽略效用和需求(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从抽象劳动出发，自然把价值全部归属于劳动。当我们用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时，价值归属于抽象资源，而不仅仅归属于抽象劳动。劳动资源的特殊性是有效的，但其它资源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也是有效的。只有抽象资源这样的一般性质，才能代表全部价值的来源。
图2还表明：从整体看，没有资源的供给，需求无从满足；而没有需求的评估，资源也无从配置。所以，效用与价值也是互相决定的。也就是说，资源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共同决定了价值。从这种辩证的逻辑结构看，劳动价值论的出现虽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却是狭窄的、片面的理论。对这样的一种理论至今仍然简单地接受，其基本原因是辩证法的运用不彻底，没有认识到使用价值的二重性。
很明显，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在商品元素矛盾结构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导致了效用与需求的引入；需求的引入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的逻辑结构的设置；对称结构的规则又迫使我们用“资源”代替“劳动”，用“资源二重性”代替“劳动二重性”。所以，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价值来源于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来源于劳动资源；价值的分配与实现同时又受制于效用。于是，严格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却证实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片面性。读者可以认真验证一下，笔者在分析过程中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基本方法?违背了《资本论》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忽视了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历史限制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并不为过。相反，他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和它所遗留下的“释义矛盾”，为后人认识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重新复活《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自然·历史
[论文摘要]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质。对唯物史观之生成的理解．必须回归到马克思哲学一经济学一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学术系统中去；对唯物史观之功能的理解，则应当区分哲学方法和历史科学两个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主义；唯物史观；人道尺度；历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在的理论来源，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当中，思想家对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对人类幸福的向往，最终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们根据理性预设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并将其作为人道尺度衡量现实，从而得出现实“不合理”的批判性结论；另一方面，当他们想使异化现实“恢复”到理性状态时，又不得不诉诸哲学家的道德呼吁和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总之，从“破”到“立”，旧哲学的方法论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之后，被世代进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找到了理想现实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实现世界的大同，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无产阶级依据历史规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实质称为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所谓人道尺度，是应然、规范、价值性范畴，主张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最初产生时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剥削的现实；所谓历史尺度，是实然、事实、真理性范畴，即科学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从而在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塑造理想生活。可见，历史尺度作为对抽象人道尺度的扬弃，内在地包含了人文关怀，是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代思想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系统，梳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史，我们才能看到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生成过程。
二、历史观的历史演进——唯物史观的动态生成
的历史观经历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其唯物史观又经历了提出、运用、发展诸阶段。
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1842—1844年)，由于现实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开始了其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过程。在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从市民社会划分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且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次年写就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思想。异化理论的隐性前提，是预设一个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当现实与该预设不符甚至相悖时，则为异化状态。异化的扬弃就是人向本来面目的复归。可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脱离近代的人本学模式。所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本质上仍旧是唯心史观。但是，从1843年开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论著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已经形成。在从旧世界观向新世界观的跃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并不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称的神秘的“断裂”，而是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情境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实践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于初创时期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分两个层次进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观的提出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使得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成为方法论上的现实；第二，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学假说的形态出现的，必须要在实践中予以求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著《资本论》正是这一的思想实验室。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为止，历时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的证明和运用，更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展开、实现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思想体系的百科全书。《资本论》的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一门具体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使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较为充分而严格的验证。因此，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对于这一论述，我们同样要作辩证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从本质上是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出发，能否推演出普适性的历史规律?相信科学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这一沉思，而作为其思考成果的则是《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变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马克思毕生的心血之作《资本论》，其后两卷却被马克思搁置不发，在他逝世之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而从这两卷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手稿并不完整，《资本论》并未杀青，他就已经转移了思考重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二，虽然马克思毕生都在关注原始社会问题，但在晚年他却投入了异常巨大的研究精力，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第三，马克思把视阈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探讨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上三点，值得每一位力图从生成、变化的发展立场来理解哲学的研究者的重视与反思。如果说，在唯物史观的初创阶段，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假说，在唯物史观的求证和运用阶段，证明了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真理性的话，那么，在唯物史观的第三阶段，即马克思重点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时期，唯物史观已经在自觉反思其方法论和具体原理的双重向度。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研究思路依然坚持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指向性，但在得出的具体结论中已有了重大突破，即打破了把西欧社会发展线索作为普遍历史规律的隐蔽归纳。
关键词：产业集群；资本论；理论支撑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011-02
1 产业集群研究的现状
产业集群的现象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存在，但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末，学术界才开始关注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集群现象进行了描述。波特(Porter， 1998)， Redman (1994)等从产业链纵向关联和横向互补来分析集群经济的产业特征，提出集群经济的产业组织往往向下游拓展到销售渠道和客户，横向扩展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和在技术、技能上相关或有着共同产品的企业；Krugman（1991）、Rosenfeld（1996）等则强调了集群经济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集群是一些企业由于互动而形成的一种聚集，这种组织形式可以给企业带来高额的回报。Hill&Brennan(2000)、Nassimbeni(1998)等则从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技术联系作为联结模式来界定产业组织特性，认为集群内产业便于建立频繁的交易关系，可以运用相同的技术，或者分享专业化的劳动力储备，从而为这些企业带来超越其他地方同一产业的经济效应。但真正促使产业集群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的是波特(Porter， 1990)。
国外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的机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及经济增长与产业集群关系的研究、基于集群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方面，但仍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多偏重于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的归纳。目前理论仍落后于实践，但产业集群的研究结论已成为许多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依据，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绩效。
国内对于产业集群的大量研究开始于最近几年，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仇保兴(1999)通过信息经济学原理分析了小企业集群内部出现的因过度竞争导致的产品质量恶性循环、不断退化的现象，他认为究其原因是产品质量信息分布不对称导致的“柠檬市场”效应；王缉慈(2001)较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认为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营造区域竞争环境，创造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区域经济力量的关键；魏守华、石碧华(2002)指出通过支撑机构和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将形成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提升整个集群的创新能力；叶建亮(2001)运用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得出知识溢出是导致产业集群的重要因素；陆国庆、高飞(2001)提出了产业地理集中对抗产业衰老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其应用于我国产业结构问题，认为产业区位重构、优势产业区位创造外部经济、资源重组加速产业集聚、创新并维持集聚效应可以作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
2 资本论对产业集群理的理论支撑
2.1 马克思的协作理论
马克思分析了协作可带来的经济效应：马克思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首先：协作可以降低成本。“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协作可以与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
其次：协作可以产生规模经济。“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
同时还指出了协作中组织的重要性，他认为，协作只是一种劳动形式，协作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生产组织中方得以运行。“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马克思的协作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可以认为，企业集群就是企业之间基于复杂协作的区域生产性组织。在产品技术日益分散化的今天，已经没有哪个企业能够长期拥有生产某种产品的全部最新技术，企业单纯依靠自己的能力已经很难掌握竞争的主动权。每个企业都可以采用外部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以实现内外资源的优势互补，将企业的信息网扩大到整个集群范围，利用群内的资源、品牌、资金、信息等进行优势互补，并借助于与群内企业的合作，相互传递技术，加快研究与开发的进程，获取本企业缺乏的信息和知识，实现群体的效益大于联合前各个成员企业的个别之和的协同效益。企业集群作为一种建立在复杂协作基础上的集体生产活动，也需要进行产业组织协调，需要管理。
2.2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也成为了集群区域分工优势的理论依据。
首先：分工可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工业者，必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断他的劳动进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一旦手工业者整天不断的从事同一种操作，这些空隙就会缩小，或者说会随着他的操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这样就提高了劳动效率”。
其次：分工降低交易费用，“企业内分工能够发挥协作利益，提高劳动效率，增加企业的利润，加速企业的资本积累。社会的分工则是互相独立的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生产分工，他们的协作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当市场存在不确定性，供求价格波动剧烈，契约履行困难时，社会分工的利益就会被市场的外部负效应所抵消，社会分工的某些环节甚至整个体系有时还会被破坏” 。因此，一个稳定的可达到预期目的、交易费用低廉的市场便成为决定社会分工效益高低和是否可行的重要因素。而集群企业依靠其地理位置的聚集，利用区域性市场的特点，增大市场联系的稳定性，减少市场交易费用，维护了社会分工产生的利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协作与分工的论述，可以看作是产业集群存在原因和集群竞争优势形成机理的理论基础（吴宣恭，2002），其中一些经典性论断也可以作为集群系统研究方法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个别的分工”和“一般的分工”理论可以看作当前产业集群降低交易费用的理论基础。当前任何一个企业必然致力到生产自己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它不可能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为社会提供物资。由此可见：集群经济的本质是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或社会化，通过企业内部分工将某些功能操作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或使之外部化，使中小企业不仅实现了功能操作的内部规模经济，而且同时获得了可观的外部规模经济。
2.3 马克思的资本积聚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集聚理论诠释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规模扩张的动机。
首先，积集聚带来规模生产，“每一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
其次，积聚带来丰厚利润，资本的积聚是单个资本靠自身的积累而增长，是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为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并入原投资，形成资本的积聚。马克思在《资本论》把积累定义为“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在生产”。并且认为剩余价值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因，市场竞争是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
马克思的协作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经济实体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自己独立利益，他们在市场上追逐的最终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只要当追加资本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大于追加的边际成本，企业就会不断的加大资本的积聚。这就决定了企业会把一部分的利润转化为资本的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以期获得更优厚的利润。
2.4 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突破了单个企业资本运行中的界限限制。
首先，集中弥补了积聚的不足，资本的集中是使许多小资本联合为一个更大的资本。它与资本积聚不同，它不是个别资本家把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结果，“这是已经形成的各个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马克思指出：“假如必须等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事完成了”，“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
其次，集中提高了竞争力，马克思指出，“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因此，企业通过集中，利用群内的资源、品牌、资金、信息等进行优势互补， 突破了其个体资本规模的有限性，能过集群的外部经济效应，获得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企业在生存、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是处于不断追逐利润、寻求生产规模化的过程，而企业的规模的扩张过程中是有一定的界限了，超越了这个界限便产生规模的不经济阶段，马克思关于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理论对于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有界性与集群产生的效益的无边界性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意义。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弥补企业规模扩张有界性的有效途径――产业集群。
参考文献
［1］吴宣恭.企业集群的优势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纵横，2002，（11）.
［2］胡宇辰.产业集群支持体系［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