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8-02 03:54:3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一体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直接投资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一体化的历史。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带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市场，从生产活动到资本运动再到生产要素的移动都突破了国家的疆域，实现了国际化。
在这种国际化的浪潮中，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国际化的重要表现。这种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最初起步于二战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现于西欧，随后，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区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1964）将我们的时代概括为“一体化时代”。
在经济一体化这个炙手可热的舞台上，跨国公司当仁不让地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扮演着世界生产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随着一体化进程而迅速壮大。进入21世纪，跨国公司的发展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2003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出口竞争力》披露，主宰全球经济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
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跨国公司作为跨国投资、经营和管理的组织载体和国际市场的行为主体，在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联系各国经济的传统渠道，如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相对下降。因此，不论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某一地区来看，跨国公司都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对旨在加强区内各国间分工与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到跨国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跨国公司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纵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极为有趣又极为重要的线索：现代世界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是由微观层次上的企业生产一体化和宏观层次上的国家政策协调一体化导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正是这两种层次上的一体化的统一。前者可以称为功能性的一体化，后者可以称为制度性的一体化。
微观层次上的企业导向型的一体化，指的是以跨国公司作为主导力量而推动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利用地区区位优势可能带来的规模效益进行跨国界的投资生产等活动，它的这些活动必然会对该区域内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促进和加强该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这种跨国公司导向型的一体化是企业行为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发展的客观结果，是功能性的一体化，而不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
而所谓宏观层次上的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是指地区内各国政府间在政策上通过协调，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推动成员国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状态。这种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建立国际性的经济协调组织，人为地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甚至制定统一的对外关税，来实现各个成员国之间贸易、人员、资本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地自由流动，达到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这种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性机构的一体化先于实际的企业生产一体化。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政府都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这两种推动力量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能促进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推动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内的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向前发展。DunningandRobson（1988）指出，通过跨国公司运作的跨国商业一体化和地区性经济一体化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关系。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组织，是通过自身的行为和市场的力量，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通过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来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而政策协调导向型的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的范畴，是成员国政府基于自身的需要，通过签订协议为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在本地区的流动和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合作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都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随着这两种现象的繁荣发展，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对独立进行的。邓宁撰文称，迄今为止，人们很少尝试将这两种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系统的分析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资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够的。
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微观主体的跨国公司，它的行为在客观上必然会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那么，跨国公司的微观行为，究竟如何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跨国公司的行为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产生影响的呢？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做出回答，正是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跨国公司的市场行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生产一体化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也是世界各国之间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一国内部的社会分工超越国界向纵深和广阔方向发展的产物，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分工主要是宗主国与殖民地、工业国与初级产品提供国之间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工，二战后的国际分工随着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向深度和广度上扩展。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配置、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合成为“不可分”资源、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并将国家间的生产分工和协作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活动，引起世界各国生产、交换、分配等各方面经济联系的不断融合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发展进入了复合一体化阶段。在复合一体化战略下，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进行细分，如研究与开发、采购、零部件生产、加工、装配和财务等，并将不同的生产经营职能配置在公司整体需要且最能发挥作用的国家或地区，形成跨国界的价值链。设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互相配合，执行整个公司的某项或全部职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跨国公司更多的不再是一个层级结构，而是一个网络结构。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的菲斯塔(Fiesta)汽车在欧洲的生产组织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网络化生产，欧洲福特公司设在英国不同地方的子公司分别生产充电器、配电器、仪表盘、油表、水表、插座、火花塞和绝缘器等;在比利时亨克生产车身部件、车轮；在德国维尔弗拉特生产变速器、引擎；在科隆生产车身底盘；在法国波尔多生产变速器；最后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和德国萨尔路易进行组装，产品主要供应欧盟市场。不仅如此，福特公司还逐步将其部分研究设计、人员培训等职能配置在不同国家，建立起复杂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
由此可见，战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全球范围内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2.跨国公司的并购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跨国公司因为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跨越各国的贸易壁垒等原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不同地区设立了生产机构。这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战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就和西欧跨国公司在本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有着密切联系。以英国、德国为例：1962年～1988年间，英国对前欧共体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9.2倍，而同期对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仅增长6.1倍。德国的跨国公司多年来一直把前欧共体视作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比重大体维持在30%左右，投资总额从1976年的15.8亿马克上升到1988年的64.5亿马克。与此同时，英国和德国也成为欧共体其他成员国资本投资的热点地区。1962年～1978年，前欧共体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银行及保险部门)对英国的直接投资从1.34亿英镑提高到20.32亿英镑，年均增长18.5%,比同期外国公司对英国直接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高出5个百分点。1986年，前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额为24.41亿英镑，1989年上升到45.78亿英镑，分别占同期英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0.5%和53.6%。1962年～1985年末，前欧共体对德国直接投资累计额达294.8亿马克，占同期全部国家在德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9.1%。
正是这种跨国公司的区域内部的交叉直接投资，将传统的国家间分工转化为企业内分工，加深了区域内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协作的依赖，为日后政府间签订经济一体化条约提供了内在的经济凝聚力。因此，跨国公司在区域内部的直接投资对该区域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促进区域内外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
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制约了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随着企业跨越国界的扩大经营，区域内相互投资增加，贸易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国际区域内各国相互之间的贸易流量的大小是理解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我们以欧盟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在欧盟内相互投资的增加，欧盟内部贸易额也持续增长。有资料显示，欧盟内部贸易额占当年贸易总量的比重逐年扩大，从20世纪60年代的34.5%上升到2000年的64%，几乎翻了一番。
4.跨国公司对区域内的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
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和规模经济仅仅是形成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而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则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之间的互利互惠，区域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得以加深。
5.跨国公司的发展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而当代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正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外在动因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它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他经济组织。目前，跨国公司已控制超过40％的世界生产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90％，其贸易量超过全球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并掌握了世界上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垄断了75％的国际技术贸易，在国际金融领域和劳务领域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然，今天的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料贸易、制成品贸易和技术贸易。因此可以说，今天国际市场竞争已经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种日趋激烈的竞争，使一些经济实力薄弱的小国和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国际市场上的剧烈变化。因此，它们一方面要组建本国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有必要与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结成联盟，彼此协调。那些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为了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保持其在某一领域的垄断优势，也需要联合中小国家的力量，协调行动。
四、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
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规则、促进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深化了区域内市场、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加速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市场开辟与市场替代的统一[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2]茆训诚:跨国公司在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J].上海经济研究，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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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汤碧文:欧盟进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思考[J].对外经贸实务，2004（4）
关键词：金融危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
（一）区域金融的扩大及深入发展
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形式。虚拟经济的扩张又主要与金融相关，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表现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连通性，推动着实体经济（制造业、采掘业、加工等工业）的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将廉价的虚拟经济转化成实体经济”与“经济一体化”双赢的美妙构想，那么，多年之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将有达到双赢的可能。
（二）成员国之间各行业横向分工水平程度相当，是一体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产业的国际分工，在发挥各国专业化优势的同时，又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集团不易破裂，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比较优势，当遭受全球性的危机时，各国承受的压力相当。同时，若成员国的产业水平较低，其遭受风险的危险就越大，相反，若产业水平较高，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稳步发展的几率也就愈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内部成员国总体劳动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且与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相距较小
一体化的形成通过贸易转移带来利益。若成员国形成同盟后，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成本高于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那么，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也就缺乏巩固的基础。
（四）成员国内部的供应与需求弹性要求比较高
一体化的组建，撤除了各种障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失，大大减低商品的价格。若成员国的昂；需求弹性较大，那么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出现贸易创造，增加社会福利。同样，若生产弹性较大，生产障碍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从非成员国的进口，提高社会福利。从另一角度看，当金融危机卷入区域体中时，因起源国的本币贬值而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若需求弹性大，从国际贸易转移角度分析，其创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金融危机的是怎样传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应”为传导机制。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投机性冲击造成的货币危机恶化了另一个(或几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导致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即一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国民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向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得该国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损坏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基础；本币贬值使得贸易伙伴国向其进口的商品、劳务价格水平下降，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于是本国居民兑换外币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门)，若政府期望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就可能诱发投机性冲击。另外，本币的贬值，损害了本国经济，使本国国民收入减少，对贸易伙伴国商品、劳务的进口需求减少，从而使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量下降，贸易收支恶化，诱发对它的投机性冲击。投机性冲击的诱导，导致货币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一个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在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市场上的资本大规模抽出者，在此国的大量资本的外逃，从而造成另一个市场对流动性不足，即金融资本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溢出效应”，并非仅存在于两个联系体之间，而更多的是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第三国或更多的经济体。
三、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一）从静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益的影响
1.贸易效益
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效应危机，主要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一体化集团。以东盟国家为例，在此次危难中，身处全球金融危机漩涡中心的美欧日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国内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下降，甚至还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将东南亚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会产生福利效应。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初的几年间，墨西哥的就业率增长了17%，新增加了150万个就业职位，加拿大的就业率增长了15%，新增了230万就业职位，美国就业率增长了12%，新增加了220万就业岗位。而在当下，美国顶级机构的破产，自身失业人口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向他国流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社会福利水平受到影响。再者，各国政府积极拨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资金减少，加重了效益的负担。
3.投资效益
投资创造效应是区域集团经济效应的重要部分，其来源包括区内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增加，何区外非成员的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联合关系，也会以因资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资来源枯竭或现有资金抽逃。另一方面，为补救金融市场，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扩大内需，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这将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资金，生产滞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应有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
（二）从动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1.利于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体制出现
此次金融风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着新的经济政治体制革新。欧盟以图改造自由经济模式，推崇国家集权经济模式。这样的形式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试图改变战后至今，一直以美国为主导的局势。重病之后寻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经济体也一样。主体国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权重不同，新体制争鸣局势的出现成可能。这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各集团内部成员国宏观调控影响度加深，一体化区域的相互影响控制加强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技术不够成熟，进入监管秩序失衡，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引起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的供给的过剩，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联合经济一体化主体国家，必须扩大自身与关联方共同市场的监管与控制力度。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内部成员间及与其他发达的第三经济一体化主体，也会加大合作和技术创新的吸收，力求改变实体经济受虚拟金融的强大牵制。
3.对以实体制造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些机遇
实体业的受限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一体化集团是其发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以欧美为主的金融风暴的席卷，在其投资难度加大，各投资商必将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就有可能对出口制造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造成一种“到逼机制”。这样，迫使企业升级发展，加快追进步伐，并且，从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时，会避开因金融危机处于动荡中的发达经济体，而选择高增长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新目标市场。同时，对于后者而言，还有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的机遇。
4.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双师型”师资队伍
为了配合“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应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在“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中，企业与学校共同承担生产、教育与科研任务。教学中，即要求教师强化自身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又必须提高在艺术设计方面的创新意识。“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系统地建立了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框架，可以有效容纳“双师型”队伍，改善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学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有赖于教师的这些素质，因此，“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从骨干教学团队和兼职教师团队两个方面进行。
1.建设精通设计、施工、管理、教学的“双师”结构骨干教学团队第一，聘请具有丰富项目实施经验的工程师到高校任教；第二，以相关制度鼓励校内骨干教师到设计行业内任职，参与设计与专业核心课程相关的项目，之后将相关工作经验融入课堂，实现具体项目教学与实际的紧密结合。
2.改善兼职教师队伍建设第一，在骨干教师赴企业任设计师的同时，应加大力度，聘请校外行业专家兼职担任校内项目教学指导教师、校内生产性实训指导教师、校外实训指导教师。第二，应聘请在职行业主力设计师参与校内教学项目，让紧密结合行业实际的主流风格渗透到教学内容当中。
（二）开发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体系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反映社会人才需求方向，重视多元化发展。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日趋复杂化，多元化课程体系能够将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与区域需求相结合，极具灵活性和实用性。
1.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应依据相关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和职业资格标准，建设课程体系，确立课程模块：以环境艺术设计岗位（室内设计、景观规划设计和展示设计等）能力为目标；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企业实际设计项目为载体，按设计定位构思、设计效果表现、方案实施与施工管理的步骤进行课程设计，通过单项项目训练、专项项目训练和综合项目训练等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应体现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标准、“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方法、行动导向的课程组织方式，以及学校、企业、学生等多元参与的考核方式，进一步突出职业知识学习、职业能力训练与职业养成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特色。
2.多种多样的专业选修课
从事环境艺术设计的专业人员数量与日俱增，各个设计项目对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大中型设计项目需要以团队的形式，多人配合才能完成。目前，环境艺术设计不仅与室内配套设施、暖通、排水、电气等建筑工程方面的设计广泛融合，而且各种平面设计的理念也逐渐渗透进来，使环境艺术设计逐渐成为多门类技术与科技的综合展示，设计师要了解这些相关门类的工程设计内容，就需要对庞大知识体系进行统一协调，将其融为一体。因此，市场对设计人才的需求不止是“专”，还要够“广”。要培养满足市场需求的全面型人才，应广泛开设多种多样的特色选修课程。特色选修课程可以使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充满灵活性，学生可以根据教师的建议，在适应自己专业水平和满足学习兴趣的前提下，挑选适宜的课程。这不仅能扩充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其学习信心，还能调动教师定向培养学生的积极性。
二、结语
（一）毕业生总量比较大，但整合利用度不高虽然京津冀高校林立，毕业生数量很多，但供需矛盾依然严重。首先，区域经济的发展急需高技能毕业生人才，但毕业生中高技能人才的供给在买方市场中，却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在京津冀地区，制造业依然是主要产业，高技能人才短缺情况更为严重，特别是年轻的高技能人才有位短缺，技术人才已经呈现出“老龄化”现象，以北京为例，目前北极有一半以上的高级技工是年龄45岁以上的人。所以说，虽然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对人才需求是一个促进，但所需要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应用型的高技能人才，对一般普通劳动力需求的拉动并不显著。要解决京津冀地区高层次人才的缺口应从京津冀今后发展的大局着想，我们应将提高区域内，特别是在校大学生的技能性教育，把他们的创造性和实践性素质的提高作为首选和基本。
（二）毕业人才资源配置不合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北京、天津、石家庄、秦皇岛、廊坊、唐山等大中型城市成为京津冀人才的聚集地，也是京津冀三地高校毕业生的主要流向区域。但横向比较发现，2003年底河北地区八市都市圈人才总量仅为222.85万人，人才密度指数为6.96%，与京津相比，这仅为北京市的40.94%、天津市的63.17%。所以三地的人才资源在区域配比上不在不均的现象。同时，在产业机构上，也存在类似现象，根据国家新的产业发展规划，天津将重点发展以下几个领域：航空航天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与健康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北京作为政治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服务业，河北作为京津的发展腹地，信息产业以及能源的产业也都存在着很大的人才缺口。
（三）行业对人才需求发展问题在人才配置方面，目前行业、企业与毕业生的选择都存在取高的现象，造成很多的人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如何有效的转化新入职毕业生自身的才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成了人才使用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企业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和培养体系，同时三地政府对高校的引导，以及高职院校的教育更要面向市场，让教育和人才培养不能与市场脱节。
二、京津冀区域人才一体化的建议与对策
（一）加强人才流动的调控北京在2010年了《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纲要中针对人才户籍制度进行了明确，要求逐步实现互认。同年8月，天津政府通过了《天津市引进人才服务办法》，为了能引进人才、用得好人才、留得住人才，天津将构建人才服务“绿色通道”，实现人才为天津所吸引，人才为天津做贡献。为了加强京津冀三地高校毕业生的流动，应立足《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协议书》，推动高校毕业生流动，有效利用人才资源，完善人才交流与合作机制，为我们高职院校技术人才培养及流动创造了良好的区域环境。
（二）完善服务型政府，促进学生就业工作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三地政府应该通力合作，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带动三地各方面的资源，加强区域性就业市场的成熟和完善，实现相互协作、资源共享，人才流动。同时，政府应该更好的调整规划京津冀三地的高职院校定位和专业设置，避免造成专业设置重复、扎堆，或出现专业遇冷等情况，也避免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脱节的现象。
（三）加大高职毕业生就业能力培养首先，京津冀区域相应政府应该着眼于区域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提前编制科学的人才需求计划，制定适应区域发展的人才战略目标，引导高职院校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毕业生客观的、合理的就业。其次，高职院校也要做好就业指导工作，各个部门要树立为大学生就业服务的观念，建设专业的、职业化的指导队伍，并积极参加社会组织的就饿指导培训，并要克服困难，深入到企业中、行业中和区域经济研究中，了解就业形势，判断高职就业趋势，开阔就业思路，拓宽毕业生们的就业渠道，促进高职毕业生就业工作顺利开展。
［关键词］文化遗产；人文历史景观；交通体系规划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73-02
2011年3～4月，在西安市发改委的精心组织下，西安市“城市交通综合改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美国进行了为期25天的培训学习。在美国期间，我们学习了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设计、不同交通模式管理、交通预测需求分析等，对美国的城市交通体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 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及人文历史景观
美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国家历史性的标志建筑，有历史意义的遗址、建筑物、房屋、军事设施、军营以及战场遗址，还有美国历史上伟人的住所与工作场所、杰出的设计和建筑物、体现民族生活特征的地方、考古遗址和不同民族崇拜的圣像和雕塑等。
笔者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及人文历史景观项目有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越战韩战纪念碑、华盛顿纪念碑、国会艺术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林肯纪念馆、罗斯福公园，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时代广场、世贸大厦遗址，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金门大桥、九曲花街，夏威夷的珍珠港遗址及其博物馆等。
二、 相关单位所在城市的交通规划
美国的历史虽然较短，但它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及其运用，并使其历史焕发新的生机。根据2007年的统计成果，全美国登记在册的历史文化遗址达8万多处，其中500个历史文化遗产是整个小区或城镇。
为了既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又能充分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开发旅游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激发国民爱国热情，美国政府部门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制定了非常翔实、周密的交通旅游规划。如在拜访华盛顿交通局时，笔者了解到，华盛顿特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共分为七个小区进行，这七个小区在进行前期的规划时就紧紧把握了以下几点：第一，是完全保留保护好全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对象，不能有丝毫损坏，这是编制一个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第二，是要充分考虑到城市交通中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可能性；第三，是要以人为本，考虑到城市行人行走的便利性；第四，是做好相关单位周边的绿化规划，保证城市绿地面积；第五，是城市的总体规划以促进该地区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为最终目的。以此类推，全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理念基本与此相类似。
三、 相关单位附近的交通模式
交通模式是判别城市交通整体状态的关键性概念，更是综合交通规划与政策研究的首要战略性问题。
陆锡明在其编著的《亚洲城市交通模式》中指出，交通模式是城市交通系统中不同交通方式所承担的交通量的比例关系。而交通模式的比例关系，则反映了不同交通方式在交通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更重要的是标志了城市交通系统中一定交通需求在一定供给平衡下的本质特征。常常用它来表征城市交通发展整体水平和特点，也经常用它来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目标，对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个城市中有多少种交通工具就应该有多少种交通方式。在研究中，为了方便、清晰地进行交通模式统计和计算，需要将各种交通方式进行适当归类。
从全世界大城市的交通系统来看，一般将通勤铁路、地铁、轻轨、有轨电车归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与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缆车、轮渡一起归为公共交通大类；私人小汽车、单位小汽车和摩托车归为个体机动大类；助力车、自行车和步行归为慢行交通大类。
四、 相关单位周边的交通特点
（一）大都市市区的公路系统非常发达
美国公路分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高速公路，包括州际高速公路和其他快速车道；第二个等级为主要干道；第三个等级为集散路；第四个等级为地方公路。2000年，高速公路占公路里程总长的1.4%，主要干道占9.6%，集散路占20.1%，地方公路占68.8%。在这种等级制公路系统中，通向居民区的地方公路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因此，这种放射状的、越来越分散的、在固定的空间里日益稠密的公路系统占用了较多的土地资源。
（二）停车场占地面积大，地面停车场比较多
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装在车轮上的国家”，约3亿人口，却有各类车辆2.4亿多辆，人均汽车拥有量居世界第一。美国人出行都是以车代步，而且大多数人都自己开车。所以美国停车场密布，可谓无所不在，是几乎所有建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旅馆商店，无论是出租公寓还是娱乐场所，都附建有停车场。有的停车场面积巨大，全国各地仅停放汽车的停车场就占据了相当大的土地资源。
（三）多数道路边设有专用的自行车道
近年来，为了缓解汽车增长带来的油价上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大力发展自行车交通，鼓励使用自行车这种交通模式。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在城市设立自行车免费租赁店、临时停放点、修建自行车专用道等。
（四）在一些大城市的主题公园内，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参观需求，多种交通模式同时并存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并列出现的交通模式有汽车、自行车、马车、徒步几种，即在一条单行线上，依次划分出汽车、马车、自行车、徒步四条道路。
（五）以人为本的道路交通管理理念
首先，美国政府十分注重培养行人和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在美国城市的大街上，人们抢行、闯越红绿灯的现象非常少见，驾驶员在十字路口都要减速，礼让行人，即使深夜遇到红灯，照样停车等待。其次，体现在交通法规上，强调行人优先权和方便残疾人士。在加州所有的公共场所，最方便的停车位都是留给残疾人士的。第三，为了照顾老弱者和贫困阶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公交巴士一般由当地政府投资，委托私营运营公司经营，由于客流不足，几乎所有巴士公司都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为此，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拿出大笔资金补贴各巴士公司，以维持其正常运作。
五、可吸取的经验
第一，美国国土面积大，山地、沙漠化土地较少，人口不多，土地资源储备丰厚，这是美国人能够发展高速公路的资源条件。我们国家高寒冻土、山地、戈壁沙漠化土地所占面积较大，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稀少，发展多车道、放射状高速公路的土地储备不足。具体到西安，为了保证基本的可耕地数量，我们不可能发展如此模式的高速公路系统。
第二，单行线的交通体系能有效缓解城市交通中的拥堵行为，宽阔的临时停车点不会影响正常车道的车辆通行。目前，国内已经对一些大城市的部分路段实行单行线交通管理，具体到西安市，大部分的临时停车点已经吸取了美国的先进经验。
第三，居高不下的城市容积率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拥有像美国那样规模庞大的停车场。我国现正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日益增多，人口密集，可耕地面积有限，土地资源十分宝贵，因此，私家车不宜成为解决群众出行的首选，汽车停车场更不应该与城市人口抢占已经不太富裕的土地。建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人口、资源、土地、环境因素，对私家车的拥有量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第四，大力普及自行车交通。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逐渐被汽车代替。就西安市来说，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停车点数量锐减，这应该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定要保存并预留出足够的自行车停车点，否则，骑自行车的人会因为无处停放而改变交通工具，造成城市交通工具的无序发展，引发交通拥堵现象。
为了普及自行车交通，要做到以下几点：保留自行车停车位；引进自行车免费租赁业务，现在在西安部分人文景观附近已经有自行车免费租赁，但仍需要扩大此项业务；扩大宣传力度，鼓励市民骑车出行；采取措施限制小汽车的快速增长。
第五，在参观面积较大、土地资源充裕的旅游景点，应该鼓励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交通体系。目前西安市正在进行的世界银行工作组的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子项目未央宫汉代道路一期保护工程中就应该设计成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旅游线路，此条参观通道上亦可设计成四股道，分别可用汽车、仿汉马车、电瓶车、徒步。
第六，以人为本，加强道路交通体系的管理。必须把发展公共交通放在首要的位置，政府要下大力气完善旅游景区的公共运输配套设施，提供公共运输停车场、公共客运优先车道等，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努力实现人便于行；应着重鼓励发展小汽车租赁业务和城乡出租车，满足群众出行参观的需求；在培养驾驶员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安全教育方面的工作，提高其安全意识；依法严查酒后驾车行为，对违法分子绝不姑息；大力加强交通动态监控，监控内容包括交通流量、交通信息、交通事故等等，保障参观道路安全畅通。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缘起;发展;缺陷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theory of regional economies and the social trend of developmen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about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analyzes the existing defects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缘起
二战后，以美、苏为首的超级大国的经济领先水平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寻求经济发展之路。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一定范围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西方国家开始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研究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生产交换分工、要素自由流动并具有协调机制的有机整体，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初形式。20世纪50年代，区域经济一体化达到了第一次，学术界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由于研究的重点不同，学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至今尚无公认的、明确的定义。1954年，丁伯根(Tinbergen)[1]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变量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2]发展了丁伯根的定义，将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要素的移动不受到政府的任何歧视和限制。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自由化的基本形式，由于国家之间贸易壁垒大大降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3]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即完全取消各参与国间的关税，对来自非成员国或地区的进口设置统一的关税。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学术界开始将关税同盟理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维纳认为关税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动态效应以及规模经济、竞争、投资等动态效应，并主要从生产的角度，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说明贸易创造会引起一体化成员国福利的增加，而贸易转移会引起福利的减少。由于不能满足福利的最大化，一些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采用关税同盟的形式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都被视为次优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基本理论是自由贸易区理论，英国学者罗布森（Robson）[4]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认为通过消除区内贸易壁垒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而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是贸易自由区的基本形式。1956年，斯巴克[5]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规模经济理论提出了共同市场理论，它是比关税同盟更高一个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假设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不自由流动，而共同市场不仅通过关税同盟而形成的自由贸易化实现了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还克服了集团内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实现了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和德纽(JFDeniau) [6]提出的大市场理论从动态的角度发展了共同市场理论，其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建立大市场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从而实现经济利益；二是市场扩大会使竞争激化，进而促成规模经济利益的实现。古典经济学派比较优势学说可以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分工原理，但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产业向某国积聚以及长期成本递增和规模经济报酬递减，由此提出了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7]。该理论认为通过协议性分工，两国各自生产不同的产品，可以扩大市场、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但前提是两国工业化水平相当，要素比率差别不大。
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些学者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及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给予完善和发展。如引入制度经济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分析，奥尔森和佐克豪斯（Olson and Zexhhauser）[8]1966年提出了国际贸易和货币同盟的制度可以被看成一个俱乐部，通过这种体制，俱乐部的成员可以发现并分享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的利益。1982年，富莱希尼和帕特森（Fratianni.M andJ.pattison）[9]提出了一个俱乐部的模型，他认为每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期待净收益最大化，这些净收益不同于单个收益和单个成本，俱乐部的产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中是变化的。20世纪70年代初，肖分和瓦尔利(Shoven & Whalley)开始运用福利经济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分析，用 CGE 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税收对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影响， CGE 模型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完全竞争结构的贸易模型中对贸易自由化进行事后评估[10]。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以及成员国相互之间经济增长的关系。如Torstensson ( 1999)，Brada 和 Mendez ( 1988)，Landau ( 1995) ，Vanhoudt (1999) ，Brodzicki (2003) ，Waltz (1997a， 1997b， 1998) ，Matias ( 2003)通过对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Puga 和 Venables( 1998)、刘力（1999）、刘静（2005）、赵楠（2003）等人还研究了参与不同模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1]。
二、主权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发展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家之间的区域一体化问题，对国家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有重要的意义，而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缺乏可指导性。随着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探索，我国学者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从更为普遍的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进行研究，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
孙大斌[12]认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具有地缘关系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取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市场的动态过程。其目的是在区域内实行地区合理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张佑林[13]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可概括为：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统一基本方略、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发展政策、进行资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耗损，如城市建设、恶性竞争、行政壁垒，保证本区域内部各个方面运转有序、分工科学、扬长避短和合作共赢，并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整个区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外更具竞争力。孟庆民[14]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向经济政策的统一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潘永江认为，一体化中重要的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建立和形成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由合理流动的统一的经济体系。建立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赖、城乡差别很小的城-镇-乡有机联系的社会网络体系，在一定社会范围和行政区划的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样化，不意味着变乡为城或变城为乡，而是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不会自然而然形成，也不在朝夕之间完成，它是一个很长的发展建设过程，关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30]。
（二）形成机制
1、市场机制。覃成林[15]认为，在宏观层而上，一体化通过更加畅通的市场调节和一体化组织的内部协调，能够促进区域之间更有效地开展区域专业化分工，减少相互之间的无效竞争。因此，经济一体化区域之间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是协调机制的基本内容，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首要条件。协调机制主要分为市场协调机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王瑛[16]以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提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市场机制：一是商流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二是产业转移的“多赢”合作；三是区域分工协作的专业化生产；四是自由市场的贸易一体化。
2、政策机制。李建勇[17]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建立政府协调机制，首先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其次，政府职能应规范化和法律化；建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最后，建立跨区域的协作组织。周国华[14]等人认为政策机制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政策；户籍政策及行政区划调整。3、投资、规划机制。周国华[18]等人采用关联分析法对区域经济的投资机制进行研究，得出国有经济仍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民间投资正日益成为区内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孙大斌[12]从产业规划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动力机制，认为产业组群化必然导致区域间存在区域分工；产业梯度转移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多赢”的合作动力；产业融合化发展趋势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产业生态化发展可以解决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夏丽萍[19]对长三角经济圈进行分析，认为新经济产业是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包括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咨询等高等级服务业以及基础产业。
4、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在现行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下，各地政府都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制度化的合作机制难以形成[20]。李建勇[17]认为利用行政手段控制利益冲突的主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来制定科学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评制度，并总结了政府绩效的评价方式和程序。
5、利益补偿机制。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一体化过程中必然影响部分地区的经济利益。李瑞林、骆华松[21]认为对于政府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首先带来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如果合作后，双方的福利大于合作前的福利水平，但一方福利水平的提高小于另一方，那么另一方往往会采取政治抵制，只有在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共同提高的情况下，双方才可能积极合作。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对所有地区搞平均，对于经济利益受损或暂时由于一体化的实施而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地区应该以多种形式给予利益补偿。
6、立法机制。李建勇[17]探讨了如何利用立法机制来平衡利益冲突，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利用司法制度来解决区际利益冲突的可能和方法。首先建立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律体系，其次利用法律约束地方政府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包括宪法、财政管理体制的立法以及约束地方政府不正当竞争的立法。
（三）形成路径
随着城市功能的重构，政府职能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产业结构及空间形态的调整，城市的功能空间已由原先的一个“点”，发展成为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面”，出现了城市区域化的态势，其空间范围或影响范围在客观上构成了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相结合的都市圈，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空间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都市圈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在我国发展区域经济的实践过程中，都市圈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载体和基本模式。都市圈是由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和与其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临接城镇组成，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协调发展区域，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联系通道为依托，吸引辐射周边城市与区域，并促进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协作，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以实施有效管理的区域[22]。都市圈是一个以经济联系、社会联系以及生态联系为核心形成的一体化的区域，往往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地域单元。因此，推进都市圈发展和都市圈一体化进程还有赖于跨地区、跨地方政府的协调与合作。对于都市圈的形成，张伟[18]、高汝熹[23、24]、李璐、季建华[25]等人从都市圈的空间范围、界定标准、评价指标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袁家冬、孙振杰等人[26]从空间结构上将都市圈分成核心圈、外围圈、机会圈三个圈层。董晓峰[27]提出都市圈发展四阶段划分观：雏形期、成长期、发育期、提升期。彭际作[28]根据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总结了空间结构具有的四个阶段性表现：中心指向型（极核型）；中心-周边双向指向型（点轴型）；水平网络化（多核多中心型）；社会经济联系（一体化的社会经济实体）。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缺陷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源于关税同盟理论，将西方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等理论引入该模型，形成并发展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大多是借鉴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从概念内涵、理论基础、形成机制、基本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发展。但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受国际关系、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等影响较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等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对国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并不完全适用。
第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本身有待完善和发展。从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到如今欧盟、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和必经的过程，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大量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进行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远未达到定量化和规模化的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更多的是实现了局部均衡，而没有达到一般均衡；一国参与经济一体化组织后得到的利益或成效评估还不够具体等问题。当前竞争激烈的国际形势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理论研究除了对基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还涉及到产业经济、战略经营、社会福利等更多的领域。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还需要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贸易协议的制定和贸易条件的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地区之间的比较以及区域一体化程度测量指标的构建等方面。
第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存在局限性。目前已相对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更多地是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角度进行假设，即实行的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其参与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动机和模式都与发达国家不同。如欧盟是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实践，其一体化程度和规模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一体化模式，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更复杂，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国际上一些学者对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在实践层面上还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如库马塞尔的“大国”模式理论；约翰逊等人的公共物品与公共偏好变量理论；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小岛清的“雁形模型”理论；以及李斯特的发展中国家(较落后国家)“小国”模式的经济一体化理论等[29]。
第三，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还不成熟。主权国家内部各地区虽然没有关税壁垒，但是各种非关税壁垒或障碍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再加上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治环境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国内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差异。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还相当薄弱，没有形成体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基本概念、内涵和特征进行论述，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共同的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机制还不够全面和具体，市场机制的建立、宏观政策的调控、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还处在探索阶段；区域经济的形成路径应该根据各区域区位因素、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策环境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模式，对都市圈理论还应进一步完善；在研究方法方面，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研究较少，缺乏具体全面的指标评价体系。
四、结论
不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由于都存在阻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因素和经济障碍，要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必须打破现有的模式，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源于国际贸易的关税同盟理论，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该理论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地区以及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国际间的“一体化”理论与主权国内“一体化”理论存在重大差别，故而借鉴价值十分有限。在主权国内的不同地区之间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具有多样性，国内相关研究没有形成体系，缺乏可操作性。实践证明，加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是发展我国区域经济的必经之路，我国应借鉴国际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创新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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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移，利益协调
在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再起。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无论在一体化的程度上、经济联合组织的数量上和规模上，还是在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上，都得到了新的发展。京津冀作为我国北方的中心经济地带和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层，必然要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进行发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差距较大。因此，推进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我国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发展机制和条件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而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到经济政策统一的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是在区域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实现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优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上的合作与协调，如何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如何实现跨界资源的联合开发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思想的指导下产业转移，政府应把重点放在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上，鼓励企业组成跨行政区企业集团或企业联合体，推动资源、生产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消减地区间、行业间、所有制间经贸发展和企业联合的障碍。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
从发展的角度看，各个地区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而走上一体化的道路，必然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
(1)经济一体化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区域经济之间的贸易效应和生产积聚效应使区域内部的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这就是一体化的消费效应，消费效应又成为生产效应与贸易效应正反馈的加速器和调节器，不断促进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如果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现实的竞争性，会由此引发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同时也导致了一体化相关的生产要素新的积聚与扩散，也会使一些与被替代产品相关的生产要素重新开发新的产品，资源配置更佳，这不仅有利于内部效益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提高一体化区域对外的竞争。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模经济性。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规模一般拥有较大量的区域生产要素，通过实施一体化，诱发生产要素的积聚与扩散，资源重新配置，容易产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等）的规模效应（突破瓶颈要素的限制，创建新的产业，开发新的技术，开拓新的市场等），提高要素之间的替代强度，降低产品的边际成本。
(3)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交易成本机制。主要包括关税降低、可接近性和行政经济。关税降低产生大量贸易，必然诱致一体化的贸易效应以及相应的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可接近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取决于地理距离和运输方式及其成本。社会文化距离越小越容易形成经济一体化，并且地理距离越小，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的差别往往也不大。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要求和倡导取消相互关税，建立一致的工商管理规则，目的是减少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不必要的额外开支和时间浪费，即行政经济。
即，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由它的互补性与竞争性、规模经济性、交易成本机制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组织机制
为了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实力，提高区域的经济地位产业转移，产生了相互之间通过合作实现自觉经济融合的趋势，以求实现地区范围的各组成部分的优势互补，促进资源在本地区内更有效地配置，从而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体组织机制是一体化进程的“变压器”，能够加快或阻碍一体化的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协调机制
在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如何分工，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区域间、城市间如何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产业和空间结构一体化以及政府间政策的协调问题，都是现实经济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前沿问题。其中，大都市圈或经济圈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和利益协调机制问题，显得尤其突出。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条件
1.区域经济的差异和分工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是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生产要素禀赋在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内容的不同，这促使不同地区之间商品交换和生产要素流动，使不同地区结成一种互补和竞争关系。生产要素差异性越大，区际劳动分工越明显，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专业化生产部门。
2.近邻的区域空间是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物质载体
区域合作就其地域条件而言，首先应该具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自然地域单元，这个地域单元要求各个合作主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地域上是一个相邻接的整体。共同的地域空间是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最为基本的载体和依托，而且在相邻的一定空间范围和联系通道内，对于各类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改善宏观区域管理，设立区域合作协调组织等都比较方便。
3.共同的利益诉求是实行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
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从资源分布梯度和经济技术水平分布梯度的角度展开的，更是建立在利益趋同性基础上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地区都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使用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区域经济合作必然是利益驱动下的一种战略选择，获得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双赢是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目前，京津已进入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的阶段，产业升级势在必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取代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也势必超过第二产业。河北的冶金、建材、医药、石化、纺织、机械、食品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主要原材料产量在京津冀都市圈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三地在产业分工与资源配置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
1.区域内部产业转移初步形成
在跨地区产业布局调整方面，北京市首钢200万吨钢铁项目落户河北唐山。首钢与河北唐钢共同打造的京唐钢铁联合公司已经在唐山曹妃甸建立。同时，河北政府向外宣布未来5年内在正定投资58亿元打造一个北方最大的纺织工业园区，这一计划的着眼点瞄准了京津冀区域。除此之外产业转移，由京津向河北单向的产业转移的局势在近两年有所逆转。华龙、神威、海湾、恒利这些急需扩张生存空间的河北民企纷纷进京。这样布局正是为了深化京津冀经济合作，促进北京工业与津冀地区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
2.区域交通一体化初显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京津冀实现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保障。京津城市轨道、京津第二条高速公路，已陆续竣工投入使用；京承高速三期项目启动，计划2009年9月全线建成通车。除此之外，连接北京与天津的全国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于07年12月16日顺利实现轨道全面铺通，京津两地可实现30分钟直达。而到2011年底，京石铁路客运专线将提前通车。随着京广客专、京沪高铁、津秦客专、保津城铁等工程的建设和逐步投入运营，快速轨道将织就“京津冀快速交通圈”，在500公里范围内的重要城市之间实现2-3小时通达，是京津冀未来交通一体化的方向。
3.市场开放程度逐渐加大
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开放等方面均有合作。政策上，国家发改委和京津冀发改委一直为促进区域交流合作制定规划和意见，交流区域合作发展情况，沟通规划、产业、政策等信息，研究当前和近期区域合作中需解决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督促落实省市政府议定的区域合作工作，为打破区域界限、推动区域内市场活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建设，将进一步增强京、津、冀三地的产业联系，是三地加强经济融合的一个重要合作平台。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1.区域经济一体化观念淡薄，缺乏合作意识
多年来，受计划经济和行政区划的影响，长期实行自然垄断、贸易保护、市场分割、自成体系的封闭政策，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区域合作意识不强，城区系统生产建设重复布局和地区工业结构趋同，技术上不了档次，专业化仅仅停留在产品的专业化上。受区位因素的影响，河北省与京津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不公平竞争导致区域经济畸形发展，影响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宏观效益整体水平的发挥。
2.区域一体化体制、机制尚未建立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合作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区域合作组织形式松散，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属于一种倡导式的磋商机制产业转移，限制了区域内各地方政府间的深度合作。当前京津冀区域政府协调机制的形式仅限于首长联席会、协调会和合作论坛，利益一致的大的合作没有启动，有关大项目尚待进一步磋商。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津水源保护区、大型旅游项目、大型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大项目。
3.缺乏区域组织保障系统以及协调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由于京津冀地区分工体系与运行机制并不完善，区域经济组织与区域经济活动始终处于无序、混乱和松散的状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仍然限制在行政区范围内，缺乏区域层面的审视，市场分割、贸易摩擦、恶性竞争时有发生。受区域系统内劳动地域分工规律、整体效益规律以及协调发展规律很难对区域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争资源等矛盾突出。如在机场、港口建设方面相互竞争，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导致区域整体发展相对缓慢。
4.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产业链断裂
城市之间的功能合作与产业分工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北京和天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产业同构，两市的同构产业主要集中在冶金、机械、电子、医药制造等部门。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两地在资源、能源、项目等方面的争夺。在京津冀区域内还没有形成有创新能力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金融、信息服务和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方面还比较欠缺，至今还没有形成由占据高端并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建立的区域完整产业链。北京在这方面的转变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大城市，还没有与周围城市形成相互依托的产业链条，与天津、河北的合作还缺乏深度。
5.京津的“空吸”作用大于辐射效应
由于北京地区的集聚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导致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发展相对迟缓，区域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京津强烈的“空吸”作用和较差的辐射带动力，可能会导致没有经济腹地。孤岛型现代化出现，区域内低等级城镇数量过多，中等城市偏少，能够接受核心经济辐射的能力有限，无法分享中心城市的发展成果，也难以很好的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梯度转移。
6.京津冀区域市场的统一有待进一步深化
京津冀尚未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影响了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使三地难以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有效共享，而且能够为企业提供配套的服务不多，企业生存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较差。虽然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开放等方面有了初步的合作，但是这种开放程度有待于进一步加深。京津冀三地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供求信息传递、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从而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除上述问题之外，还有“谁来做地区龙头老大”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在作怪，致使三地缺少实质性联合。如果谁都想当“老大”产业转移，以此牟取更多的资源，尤其是政策资源，而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不愿与他人共享，那么这个一体化就不会得到深入发展和强化，特别是京、津两个直辖市在区域内的定位和协调问题不解决，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道路就不会顺畅。
四、京津冀地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整合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社会的综合目标
对各区域的发展目标进行整合，形成京津冀在发展目标上的共识，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追求社会公平。发挥经济扶持与财政优惠政策的积极效应，建立财政转移、产业转移、人才转移和科技转移的四个机制，发挥京津和河北省的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对河北省边穷落后地区给予财政补助，平衡该地区经济的自我积累能力与整个区域的协调能力。加大向落后地区公共卫生、医疗和社会救助的扶持力度，加大对贫困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二)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强化政府间协作
建立区域利益协调的长效机制，市场开放、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区域援助、完善转移支付，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改善的建设和补偿方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主体是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各层次主体之间彼此协作，密切配合，构筑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总体框架，共同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三)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清除市场障碍
区域经济的联系、互动直至一体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市场导向下，微观企业不断集聚、不断规模化专业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各种生产要素不断流动的过程。构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一直是京津冀区域协作的重要目标。首先，京津冀三地计划联手完善商品市场，发展物流与贸易合作，建设区域农副产品统一市场。其次，相互开放和发展要素市场，突破体制障碍产业转移，合作发展劳务、金融、产权、房地产、技术等要素市场，促进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进一步加强区域产业分工，形成京津冀合理的空间结构
随着京津冀区域分工程度的加深，建设从北京经廊坊到天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的宽大的城市—产业带，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重点。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至天津滨海开发区即亦庄—廊坊—武清—塘沽—曹妃甸一线位于北京东南方向，有高速公路直达海港，产业基础已初具规模，是该都市圈产业发展的最佳首选地带。利用京津冀的比较优势，将工业布局向东南方向扩展，使廊坊开发区和香河开发区、北京东南部的开发区和东部的工业园区等在空间上逐步渗透、融合，形成对等结网，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联结而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带。京津城市—产业带与北京—石家庄产业带、北京—唐山—秦皇岛产业带和渤海湾沿岸产业带，共同构建一个合理的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布局的空间结构。
(五)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
京津冀都市圈应借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成功经验，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合理分工，功能外溢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合理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以天津、唐山、石家庄为次中心，各市合理分工协作的城市体系。将北京定位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国际交往、国际金融中心和电子产业中心城市。把天津定位为重化工、外贸口岸和商业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电子产业中心。将石家庄打造成中国药都和华北重要商埠，建立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提高服务的比重和层次，大力发展金融、物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中小城市要接受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充当大企业的加工基地。
(六)加强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统筹规划，推动京津冀都市圈基础设施共同建设和开发利用，促进经济共同发展。要把京津冀区域视为一个整体，认真研究京津冀之间重大基础设施配置关系问题，在供水、供电、交通、通讯、能源、环保、防灾抗灾等基础设施方面统筹规划，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利用。
(七)建立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利益补偿机制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京津相对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和上游，是自然资源的使用者和受益者，而河北则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是资源的输出者，在土地、供水、生态、人才，包括将来为京津的人口输出而进行小城镇建设等方面产业转移，将为京津提供很大支持。而且，在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中，河北可能会承接来自京津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在环境方面承受较大的牺牲。所以，京津冀应做好规划，统一调度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尽快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如水资源补偿机制、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等，以协调各方发展利益，做到三方合作的共赢。
国内外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是诱人的，而且近年来，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经济区域内，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通过实质性的合作所表现出来的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绩效和社会效应，也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建构一个行之有效的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由各类企业组织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实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决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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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优货币区；货币一体化；CC―LL 模型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3―0053―04
在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 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货币区域化的趋势，欧盟 区内欧元的成功启动是这种趋势的具体表现。欧元 可以况是人类一个巨大的实验，而最优货币区理论 无疑是这一实验的理论起点。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于2u世纪50年代，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 新现象。所谓经济一体化，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贝拉 ?巴拉萨(Bela Balassa)1961年所作的描述：“一体 化既作为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 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差别待遇的种种 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 待遇的消失。”约翰?平德(JohnPinder)认为，“一体 化是达到一种联盟状态的过程”，不仅要取消差别， 而且要形成和运用协调的共同政策以实现除取消差 别以外的经济和福利目标。林德特(PeterLindert) 在其《国际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一体化“可以是指宏 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以及成 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经济 一体化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一般指一些地缘相连，社会经济 与政治制度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或 地区，为了谋求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在让渡一部分国 家的条件下，按--定协议规章组建的国际调节 组织和实体，这类组织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各国之 间经济联系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产物，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一体化可以采取由低至高的不同形式和阶段。人们 普遍赞同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5种形式：(1) 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指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 税和数量限制，同时仍然保留各自对非成员国的贸 易壁垒；(2)关税同盟。关税同盟指除了取消抑制地 区内部的贸易壁垒之外，成员国还实行对非成员国 的共同关税壁垒；(3)共同市场。共同市场指成员国 之间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同时允许资本，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自由流动，对非成员国有关的生产要素流动 则实行统一的管制或限制；(4)经济联盟，经济联盟 指在实行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对包括 货币、财政在内的各种经济政策通过共同的权力机 构进行统一、协调；(5)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完全的 经济一体化指各成员国经济统一为单一的经济实 体，实行共同的经济政策，建立拥有强大经济权力的 超国家权力机构。
在全球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中，欧洲的经济一 体化一直遥遥领先。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所取得的 成就，可以说是20世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成 就，也为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比较完 整的经验。欧洲经济一体化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并非 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但它基本经历了巴拉萨所描 述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式，并且证实了它们确实 是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经济一体化的五个阶段。值 得注意的是，在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 式中，只提及了“经济联盟”，而并未提及“经济与货 币联盟”。实际上货币一体化是伴随着经济一体化 的进程而演进的，虽然货币一体化没有列为相对独 立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诸种形式或阶段，但它是 通向完全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是向政治一体化、 乃至完全经济一体化迈进的重要步骤。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s即 OCA)是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学界进行的对固定 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的争论中，由美国经济学 家蒙代尔教授(Robert?A?Mundell)于1961年在 他的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中首先提出来的。蒙代 尔在该文中对最适度货币的概念、标准及特征作了 比较详细的论述。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了某一区域 内一组国家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以组成货 币区，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实行单一货币，这一学说 为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蒙代尔认为，在价格，工资呈刚性的前提下，是 否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主要取决于相关地区的要素流 动程度。如果要素在国内能够高度流动而国际问的 流动程度很低，基于国家货币的浮动汇率体系就会 有效地运转；如果要素流动的区域不与国界重叠，而 是跨边界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时，会发生对真实经济 中阻碍因素的调整，无需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大幅 度的、破坏性的物价和收入的变动，从而有利于抵抗 外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日：生产要素(资 本和劳动力)若能自由流动，就可以实现资本和劳动 力从盈余国向赤字国的转移，促使区域内各地区经 济结构及时调整，经济周期趋于同步，这样可以促进 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内部经济均衡，促使区域 内各成员国向一体化趋势发展。同时，蒙代尔教授 提醒我们注意，“从地理和产业两个方面来说。区域 内的要素流动性最好被看作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 概念，他很可能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动而随时改 变”。如果区域内每个国家都设置贸易壁垒，就不能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要素完全流动。因此，发展区域 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是促成区域内形成最优货币区 的基础。
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在1963年提出将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 产或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之比)作为建立 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 区域而言，浮动汇率对校正国际收支失衡的效能不 高。由于开放经济非贸易品部门规模不大，缺少“货 币幻觉”，进口需求弹性不高等因素的影响，汇率的 变动几乎会被价格变动所抵消。所以，在一些相互 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纵成一个共同货币 区?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运用支 出变动政策来实现外部平衡，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 部经济均衡价格的稳定。同时，他还指出相对于大 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固定汇率制更适合于小国开 放型经济体，而在一些大帚进口消费品且需求弹性 较低的国家，汇率变动必须非常大才足以弥补失衡， 因此这种区域单独成为一个货币区是非理性的。
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特征，而金融一体化则是经济一体化发展 的必然结果。英格拉姆提出与长期资本自由流动相 联系的金融一体化才应是衡量货币区是否最优的标 准，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就可以借助资本 的自由流动来恢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利率 的任何不利变化，从而降低了通过汇率波动来改变 区域内贸易条件的需要，因此就适宜实行固定汇率 制：如果地区间国际收支赤字是山暂时、可逆的扰 动引起的，资本流动就可以成为使实际调整较小或 不必要的缓冲器。若赤字是由长期、不可逆的扰动 造成的，资本流动虽不能无限期地支撑赤字，但它可 使实际调整分散到一个较长的时期。通过价格和工 资浮动及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减少调整引致的 失业代价，而且，金融交易也加强厂利用不同渠道， 即财富效应的长期调整过程。这样，在金融市场高 度一体化的情形下，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利率微小 变动，就会引起足够的资本流动来恢复均衡．从而降 低了通过汇率的波动以改变地区间(即区域内)贸 易条件的需要，至少短期内如此。考虑到汇率流动 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令人头痛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一 体化的区域内，实施固定汇率更好。
基于对宏观层面条件趋同必要性的理解和对现 实中宏观结构差异的认识，英格拉姆等人先后提出 了达成最佳通货区的政策一体化条件，为使货币区 能够正常运行，各成员国必须对其货币、财政以及其 它经济乃至社会政策进行协调，寻求一致。为此，各 成员国必须对其实行部分让渡，核心是货币政 策的协调和让渡。弗莱明还倡议建立一个超国家的 中央银行，认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刺激短期利率的 趋同。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他标准，诸如经济 结构的相似性，财政一体化以及政治因素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经济一体化经过近 20年的停滞后开始复兴；新增长理论、博弈论等诸多 理论的新发展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 支撑，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既构成了其研究丛础， 又成为其研究动力、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强调的 是权力辖区的相互排斥，反映在货币关系上就是“一 个国家、一种货币”的货币观。在”世纪以来 的相当长时期中，国家作为调节市场的核心主体地 位得以确认，相应地，国家在货币创造、货币供应、货 币信誉等货币制度方面享有高度统治权，以国家疆 界作为市场空间也就顺理成章。但当市场融合对国 家疆界的超越形成一种趋势时，以一个国家货币制 度或以各个国家简单总和而成的国际货币制度安 排，便难以满足市场对货币服务的要求，相反倒有可 能成为障碍因素。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涉及 到货币层面的时候，市场驱动的货币竞争极大地改 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成；显著地侵蚀了国家的货 币垄断权力。世界需要根据货币运行的功能性分 析。按每个货币的有效使用和影响力辐射的完整范 围而不是政治疆界，来重新构筑货币层面市场一制 度关系的新框架，这便产生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 的新思想、新理念。1992年；埃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 “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新思想。他们认为，货币选 择根本上应由市场状况?尤其是市场需求来决定，具 体的货币空间由实际的货币交易网络来划分，每个 货币的空间就是其功能性权威的影响范围，即完整 市场在货币层面的响应――“货币圈”。显然，这里 强调的是空间的功能性意义而不是空间的物理意 义。此时，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和价值工具，开始 真正服务于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有多大，涉及多少个 国家，只要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那么单一货币就是 最佳选择。爱默生和格罗斯的贡献在于为国家问的 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以往，货币总是被 贴上国家的标签，货币统一成为国家统一的关 键性标志，从而国家都不愿意放弃对本国货币 的控制权。在爱默生等人“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 想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货币从根本上是 服务于市场的，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化需要某种形式 的货币融合。当一个国家无法更好地发挥货币职能 与作用的时候。如果货币权的让渡有利于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那么就应该将货币权上交给 更高层次的超国家机构。
四、GG―LL模型
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共同货币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和格 局的巨大变化，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也逐渐 暴露出来。对货币一体化的重新评价从多角度、以 多重标准来考察最优货币区问题，必须采取比传统 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更加广泛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 着眼于对货币一体化可预见的成本和收益范围的把 握，然后根据所涉及的各个目标间轻重缓急的权衡， 并保证区域内各成员国及作为整体的集团听有目标 的达成，从而试图估算这些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及其 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欧元和拉丁美洲美元化 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眼看就要分成几个大的 货币区，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是否参与区域经济和区 域货币一体化的现实选择，于是关于一个区域内各 经济体如何选择是否参加货币区的理论便应运而 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克鲁格曼以欧盟和芬兰为例， 分析了芬兰加人欧盟的成本一收益曲线，得出了著 名的GG―LL模型，如图1。克鲁格曼认为，―体化 体系内成员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大小取决于该国与 货币体系成员国贸易关系的一体化程度。
图l横轴表示加入国与货币区的经济紧密程 度，它可以用经济交往占GNP的百分比表示；纵轴 表示加人国收益(即货币效率收益)与成本(当一千 国家加入货币区后，由于放弃了运用汇率政策和货 币政策调节就业和产出以保持经济稳定的权力，而 引发的额外的经济不稳定性，即所谓的“经济稳定性 损失”)。图中GG曲线为收益曲线，其斜车为正，说 明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 高，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加入单一货币区的 收益就越大；LL曲线为成本曲线，其斜率为负，说明 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联系程度越 密切，加入货币区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越小，反之亦 然。总之，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 程度越高，加入货币区就越有利。图中GG曲线和 LL曲线的交点为E1，它决定了一同是否加入货币 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点用，当该国的货币区 的一体化程度大于C2时，加科货币区有净收益，否 则执意加入只会带来净损失。
此外，通过GG―LI模型的判断，一国经济环境 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例如， 当某国出口需求增加，正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任何一 个水平上，汇率工贝的缺失使该国产㈩和就业的不 稳定性增大，于是LLl曲线上移到LL2，结果使加入 货币区的临界点由C1变动到了C2。因此，其他条 件不变时，产品市场的变动性增大，使一国加入货币 区的意愿降低。
克鲁格曼用GG―LL模型说明了最优货币区理 论，指出最优货币区就是通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 以及要素的流动，促使多国经济紧密相联的地区。 如果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性较大，那么组建 货币区对各成员国均有益处，反之则不适宜。这对 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 面，克鲁格曼的GG―LI。模型借用传统的成本一收 益分析方法，从单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为切入点， 分析了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因素，有助于人们直 观地分析单个国家加入货币区的利弊得失，从而成 为确定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一个重要分析了具。
五、结论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趋加快，货币跨越国 界发挥作用的要求初见端倪时，人们开始讨论满足 什么样条件的地理空间可以组建最优货币区。而欧 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提出 了发展方向。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货 币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不能再停留于仅就有关成员国 的利弊得失来评估是否值得建立货币联盟，而应该 同时考虑这些国家成立的货币联盟对非成员国甚至 整个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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