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18 17:32:4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政治学与哲学的区别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学科内教材内容的整合
简化教学内容，适当调整教学内容的顺序和形式教师要善于对教学内容进行挖掘、整理和浓缩，化难为易、以简驭繁，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教学内容的次序，使之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生活体验和实际水平，从而使教学内容活化起来，增强教学的感染力，帮助学生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1）框题内教材内容的整合。在教学实践中，要熟悉课本内容，敢于调整教学内容，按教学内容内在联系大胆调整，让学生更易于接受。如在《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这一框题教学过程中，我对教材的内容作了一个先后秩序的小调整：课本原来先介绍什么是世界观，然后是什么是哲学，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包括联系与区别）。但我教学中介绍完世界观后，接着讲授什么是方法论，顺势也把“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关系讲了。我觉得这样学生更容易理解并记忆相关内容。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关系密不可分。回头再讲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讲清世界观与哲学的关系，“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观点就自然水落石出，非常清晰了。另外，这节课对另一个知识点“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也作了个小调整：先介绍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对哲学发展有推动作用；然后再讲授哲学是具体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和反思，因而对具体科学具有指导作用。另教材中部分哲学原理与相应方法论并不对应，尽管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二者还是有着严格区别的。我们不能让学生把世界观与方法论混为一谈。应该让学生把不同的世界观与相应的方法论对照着学习。如教材讲“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后，再集中讲方法论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我认为，虽然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矛盾的重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尽管同属于两点论和重点论，但二者还是有着严格区别的，它们有自己相应的方法论。在这节课，我是做了调整和补充：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原理对应抓主要矛盾，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先讲，然后再讲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原理要求抓本质，不可忽视支流，最后才讲两点论和重点论。因为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这两个原理及其方法论是学生最容易混淆的，我们应该让学生能区分。应该说，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对教学内容调整，更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2）框题间教材内容的整合。新教材是以生活逻辑为基础进行编写。以生活逻辑为主取代过去的理论逻辑为主，这一新课标的理念在平时的教学上我们应该按要求认真落实。但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又要灵活处理好生活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关系。首先，我们不难发现有的框题内容偏多，一课时讲不完；有的上一框题的部分内容与下一框题的部分内容是紧密相连的，此时我觉得应灵活调整教学进度和内容。如在《矛盾》的第一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有两个问题，一是矛盾的同一必性和斗争性，二是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教学内容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内容偏多，一课时难以完成。同时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与下一框《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可以把“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这一问题与下一框《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起讲，而《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的“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则单独用一课时讲。
二、科际间教学资源的整合
所谓科际资源整合，主要是指利用政治与语文、历史、地理等科目的密切关联来提高政治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教学质量。
（1）政治学科与语文学科的资源整合。在政治课教学中，经常使用语文知识，如经常使用文学修辞语言，有利于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把深奥的哲理通俗化、把晦涩的理论形象化，以烘托课堂的气氛。如我讲到崇高理想的作用时，用“指南针”“发动机”“风帆”“灯塔”“路标”来形容，这是比喻法。在教学中，若能适度加入唐诗、宋词、文言、警句、成语、俗语等文学鉴赏，并把文学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巧妙地融为一体，能提高审美情趣，烘托课堂气氛，增强感染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关键词】学生 政治学科 学术语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考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学生答题规范化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和暴露出来。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高考考查学生的各种能力最终要通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以文字的形式反映在试卷上，而且越是能力测试型的题目，对学生文字表达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这需要学生根据平时学过的概念、原理，用恰当的政治学术语言，去解释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哲学问题、政治问题［1］。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政治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既是教师长期忽略，也是学生所普遍欠缺的。
1.存在问题
在平时的教学中，当我们几个政治教师谈到学生在政治学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几乎所有的政治教师都会提到这么几个问题：“他们写作业时，甚至连题目都看不懂”!“我看不懂他们的答案，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写了一大堆，但没有中心词”,“他们了解材料要表达的涵义，但却不能找到合适的词句将之表达出来！”……尽管每个具体的答案可能都不近相同，但几乎所有的答案最终都会归于一个问题即――学生的政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太差。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大多数政治教师来说，他们自己在如何使用学术语言这点上也是完全不自觉的。他们很少去分析自己在传达特殊含义和达到预期反应与回答时运用的技能，也很少会有人去留意自己在表达语气和立场时选择了什么样的语言。对于很多政治老师来讲，老师只是关心学生懂了没有，忽略了对政治学术语言的掌握。只有当语言被怀疑是学生所存在的问题的内在原因时，它才成为讨论的主体。
2.分析原因
2.1 政治学科的性质和农村中学的现实条件影响。政治课是一门既具有逻辑性又具有语言要求的课，它要求学生在政治课学习中，具有全面的素质。对政治课来说，要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就必须注意对学术语言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表达水平越高，其思维的逻辑性就越强。因此，平时要求学生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语言表达要清楚、流利、严谨，政治术语要准确。而政治学科强理论性、强抽象性的特点，使很多学生望文生疑，难理解，失信心，也就不会主动去学习政治术语。另外，政治课还是一门时事性非常强的课，提供的资料大多是当前发生的重大经济现象和社会生活问题，这就要求学生对当前的重大时事政治有所了解，并能运用其中的学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2.2 政治学科学术语言所用的专业术语与日常生活语言或先入为主的其他学科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如果缺少广泛而真实丰富的语言体验的话，大多数学生都会在理解这些专业术语所包含的意义时面临困难。
2.3 学生相对较差的基础使教师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来说，中学的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基础较差，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教师在课堂上可能更多地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关心的是学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
3.解决方案
林德福尔斯曾说过“在如何观察和看待我们所教的孩子这一点上，存在着不同的做法。……但在语言领域，孩子们却是超级健康的有机体，如果我们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他们会不断地茁壮成长。我们不应试图消除孩子们的语言“问题”，而应努力培养他们持续而突出的语言发展能力”［2］。学生进入高中后，政治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政治学术语言能力呢？
3.1 做好示范，教师自己首先要努力实现课堂语言专业化。政治教师在政治术语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课理论性强，也比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学用语，学生往往很难理解，由此失去学习这门学科的兴趣。因此，教师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学科学术语言，要讲求课堂语言艺术，做到“言传身教”，切忌顾此失彼，活了形象，失了本质。政治课学术语言的积累首先应该从课堂入手。
3.2 激发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浓厚的兴趣是一种巨大的动力，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驱使学生去积极思考、观察和研究。只有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才能积极主动的在课堂上大胆地与教师、同学进行有建设性的交流与探讨，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多读、多讲、多议、多辩，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教师对学生的讲议给予真诚的肯定，热情的鼓励，给他们成功的体验，让他们在教师真诚热情的评价中取得成功的喜悦，受到自尊的滋养，提高讲话的信心和勇气。这样才能活跃课堂气氛，活跃思维，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表现自己的强烈欲望，从而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能力。
3.3 创设环境，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学术语言。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如利用课堂前几分钟讲读当前发生的重大国内外时事新闻，或让学生课外阅读，收集新闻进行讲演。那些与时事热点、实际生活及综合学科相连的语言，也就是政治课的学术语言。如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股份制、一切从实际出发、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国体、政体、自由等术语，在实际中运用得多，在考题中也经常出现，熟练运用它们，有利于提高答题精确度。
一、存在问题
在平时的教学中，当我们几个政治教师谈到学生在政治学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几乎所有的政治教师都会提到这么几个问题：“他们写作业时，甚至连题目都看不懂！”“我看不懂他们的答案，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写了一大堆，但没有中心词”“他们了解材料要表达的涵义，但却不能找到合适的词句将之表达出来！”……尽管每个具体的答案可能都不近相同，但几乎所有的答案最终都会归于一个问题即――学生的政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太差。
二、分析原因
第一、政治学科的性质和农村中学的现实条件影响。政治课是一门既具有逻辑性又具有语言要求的课，它要求学生在政治课学习中，具有全面的素质。对政治课来说，要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就必须注意对学术语言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表达水平越高，其思维的逻辑性就越强。因此，平时要求学生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语言表达要清楚、流利、严谨，政治术语要准确。而政治学科强理论性、强抽象性的特点，使很多学生望文生疑，难理解，失信心，也就不会主动去学习政治术语。
第二、政治学科学术语言所用的专业术语与日常生活语言或先入为主的其他学科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如果缺少广泛而真实丰富的语言体验的话，大多数学生都会在理解这些专业术语所包含的意义时面临困难。学生容易处理不当，使概念产生歧义，以至学生在实际答题中隐患无穷。
第三、农村学生相对较差的基础使教师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来说，留在农村中学的学生尤其是初中学生，基础较差，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农村教师在课堂上可能更多地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关心的是学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
三、解决方案
第一，做好示范，教师自己首先要努力实现课堂语言专业化。政治教师在政治术语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课理论性强，也比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学用语，学生往往很难理解，由此失去学习这门学科的兴趣。因此，为了把课讲“活”，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政治老师们常常借助大量的笑话、故事、比喻、歌曲、影象资料等手段来激活课堂，这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是人们所称颂的。但教师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学科学术语言，要讲求课堂语言艺术，做到“言传身教”，切忌顾此失彼，活了形象，失了本质。政治课学术语言的积累首先应该从课堂入手。
第二，激发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浓厚的兴趣是一种巨大的动力，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驱使学生去积极思考、观察和研究。学生兴趣的提高，就能导致其积极参与到教学中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就不断得到锻炼、完善。教师对学生的讲议给予真诚的肯定，热情的鼓励，给他们成功的体验，让他们在教师真诚热情的评价中取得成功的喜悦，受到自尊的滋养，提高讲话的信心和勇气。这样才能活跃课堂气氛，活跃思维，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表现自己的强烈欲望，从而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能力。
第三，创设环境，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学术语言。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政治课新教材时代感强，贴近生活，比如广告语言、宣传语言、新闻语言等，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或不少语言本身就是政治术语。它们既形象直观，也利于学生掌握。教师应该创造环境或鼓励学生多接触社会生活，积极引导学生去学习这些新鲜活泼的语言。
第四，加强训练，熟练掌握，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俗话说：“熟能生巧”。要把政治专业术语变为学习的工具，变为灵活的答题语言，平时要求学生对语言进行反复练习是必要的。例如，可以通过提问、辩论和讨论、讲演、竞赛、写小论文等形式逐步培养锻炼学生的政治术语表达能力。这种训练，内容多样，形式不拘一格，只要教师有意识地加强训练，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学生对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自然熟能生巧，答题的信心自然也会增强。
总之，作为一名农村高中政治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才能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课堂效率的提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政治学术语言以及学术语言的运用能力，是每个政治教师应该做到的也能够做到的。
【参考文献】
[1]国家教委 《高中政治新课程标准》 2005年9月
[2]哈蒙德著《教师应该做到的和能够做到的》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年一月版
摘 要：代表是政治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自汉娜·皮特金的经典著作《代表的概念》问世以来，西方很多学者们加入到对代表的本质和内涵的争论中。皮特金在语义分析的基础上将代表分为两个维度、五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代表概念的理解主要包含三个要素：以选区为基础的授权、责任以及为他人的利益而行动；同时，由于边缘少数群体对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代表制的不满，很多学者开始集中关注非地域性的群体代表制；但是上述几种研究方式都是以议会为中心来考察代表，无法把握现实中存在着的议会领域之外的代表形式，为了统合现实中存在着的形形的代表现象，安德鲁·雷菲尔德试图作出一种一般化代表理论的尝试。为了更好地理解代表，建议应该对代表在不同领域或层次的内涵，做分类处理。这样既能体现出代表内涵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又能分门别类地研究不同领域或层次中的代表，不致于发生领域的混淆或错乱。
关键词：代表；皮特金；标准解释；群体代表制；一般化的代表理论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39-06
代表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尤其在当代社会中，“代表”一词更是充斥在几乎所有的政治话语之中。作为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代表这个概念如同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概念都是政治学中很重要的概念。它也同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概念一样，是西方的政治家、政客与一般宣传家所喜欢使用与最常使用的概念”[1]（p.1）。 “代表”这一概念之所以被西方的政治家、政客或煽动家所喜欢，是因为在当代政治生活中，“代表”总是与民主、正义或正当性等价值理想联系在一起。对代表的不同态度，尤其是西方政客们的滥用，给政治学者提出了一个任务，即澄清代表概念的内涵。对概念的澄清正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首要工作，菲利普·佩迪特指出“未经检验的言语都是不值得言说的”，而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正是“检讨政治讨论和合法性的语言，检查作为这些语言起源的各种假设，探究这些语言与其他语言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的并探求新的、更宽广的、能够为政治争论提供框架的术语”[2]（p.3）。尤其对于负载着价值内涵的概念，更需要政治学者做出清晰的界定和分析。
一、皮特金对代表概念的界定 大量的学者投入很多精力参与到对代表的研究中，在众多对代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汉娜·皮特金的《代表的概念》一书对代表概念的界定和分类，是最经典、最具开创性的研究。研究代表理论的学者，无论是赞成还是批判，都无法绕开皮特金，必然要以她的著作为分析或批判的起点。皮特金对代表的研究，用她自己的说法，既不是历史分析，也不是经验研究，而是运用语言哲学的方法对代表进行概念分析。她首先认为代表虽然有多种不同的用法，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内涵，即代表Representation，意味着Representation，使某物再现。它意味着要使某种不真实在场的东西某种意义上在场，它本身蕴含着一种矛盾：既在场又不在场[3]（p.9）。其次，皮特金认为给出一个一般化的关于代表的概念，无助于我们认识代表的复杂内涵及其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意义。因此，需要分别研究每个视角或语境下代表的不同涵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代表的综合性理解。皮特金对代表的分类如下：
形式的维度：（1）授权型代表是指代表被他人授权去行动的人，这意味着代表获得了一项之前他并没有的行动的权利，而被代表者要对代表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这显然是一种有利于代表者的观点：代表是一个由先前之授权产生的“黑箱子”，在授权的范围内，代表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相反，责任要由被代表者来承担。如果代表越过授权的范围而行动，那他就不再是代表了。以此观点来看，对代表的发问只能是：他是或不是代表，而根本不存在他是好代表还是坏代表的问题。这种代表最典型的是霍布斯论著中的主权者[3]（pp3840）。（2）责任型代表与授权型代表正好相反，它认为代表必须向被代表者回答他做了什么，代表要向被代表者负责，它认为作为代表要承担一种新的、特殊的义务，而非授权型代表那样享有某种权利或权力。这种观点主要的目的似乎是要指出代议制政府与其他政府形式的区别。但是，皮特金认为，无论是授权型代表还是责任型代表都认为代表是一种行为（Activity），是一种从代表产生之前或代表行动结束之后的行为，而且它们都认为只有人才能是代表或被代表者。它们都没能告诉代表是什么样子的、在代表期间发生了什么、一个代表应该做什么、如何判断代表的好坏[3]（pp5558）。如果我们要追问代表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代表实际是做什么的，这就涉及代表的实质性维度。（3）描述性代表，主要针对代表应是什么样子的或看起来像什么，即代表自身的特征。它认为代表要和被代表者具有相似性，代表的功能主要是像镜子或地图一样如实地反映被代表者的特征以及社会中存在着的公众的意见。它的功能主要是如实地提供信息，它不能提供有关代表应做什么、代表应如何负责以及如何评价代表的好坏的功能，这种代表只是被动地反映情况，而非作为积极的、主动的行动者[3]（pp8990）。（4）象征性代表，指代表者无需与被代表者相似，同时它认为代表者或被代表者也无需是人。如国旗代表国家、总统代表国家、罗马教宗代表基督，等等。象征性代表主要诉诸人们的感情或非理性的心理，而非理性可证明的因素，以激发起人们的情绪，使之产生对代表或其所代表的对象的认同心理[3]（pp.96100）。（5）皮特金认为无论是描述性代表还是象征性代表都无法告诉我们代表实际上做了什么，因此她引入最后一个维度，即：行动，它告诉我们代表实际上做了什么以及应该如何行为。这一视角认为代表的存在是为了为被代表者的利益而行动的，这就涉及在代表期间，代表者应该如何行动、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复杂而动态的关系。只有从行动这一维度，我们才能够判断代表的行为、代表的好坏[3]（pp112115）。
祝国强
摘 要：至2014年下半年，浙江省普通高中全面、全员实施《深化课程改革方案》，普通高中各个学科包括思想政治学科都将按照《深化课程改革方案》运作。思想政治学科改革的“深化”主要表现在那里？如何引导思想政治学科教研员和教师尽快适应深化课程改革的要求？本文首先从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两个方面介绍了思想政治学科改革“深化”的表现；然后从学科层面对《深化课程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所采取的主要举措及其成效进行了总结和提炼。
关键词：课程改革 思想政治课 主要举措 成效
作者简介：祝国强，男，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
从2012年下半年入学的普通高中学生开始实施的《浙江省普通高中深化课程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深化课程改革方案》），按照“调结构、减总量、优方法、改评价、创条件”的总体思路，遵循多样化、选择性、可持续发展、循序渐进等原则，全面深化了从2006年开始的浙江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至2014年下半年，浙江省普通高中全面、全员实施《深化课程改革方案》，浙江省普通高中各个学科包括思想政治学科都将按照《深化课程改革方案》运作。本文试图对两年来思想政治学科在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中的情况做一介绍，以求教于同行。
一、深化课改的主要思路
深化课程改革是相对于2006年浙江省课程改革而言的。与2006年课程改革相比，思想政治学科本次课程改革的“深化”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表现在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方面，这是本着《深化课程改革方案》关于“把更多的课程选择权交给学生，把更多的课程开发权交给教师，把更多的课程设置权交给学校”的精神而作出的调整。
1．课程体系方面的变化。2006年浙江省课程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学科课程体系框架大致如下：
2006年浙江课程改革思想政治学科的课程体系框架与全国《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相比既有共同之点，又有不同之处。共同之点是：整个学科由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个部分构成，其中必修课程包括全国统一的四个模块，选修课程包括选修I（国家课程）和选修Ⅱ（地方课程）。不同之处是：浙江省课改把选修课程I划分为选修IA、选修IB和选修IC，其中，选修IA是列入高考文科综合测试命题范围的内容，选修I B是列入高考“自选模块”命题范围的内容，选修工C则是由各普通高中学校视具体条件开设供学生选择的内容。
2012年深化课程改革后的学科课程体系框架大致如下：
深化课程改革方案下的思想政治学科课程体系有较大的变化，变化主要集中在选修课程的体系结构上。《深化课程改革方案》一改2006年课程改革方案把选修课程分为选修I（国家课程）和选修Ⅱ（地方课程）的框架，把选修课程分为知识拓展、职业技能、兴趣特长、社会实践等四类，每一类又细分为若干部分。其中与思想政治课教师关系最为紧密的是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程，这类课程又分为必修拓展课程、大学初级课程、学科发展前沿和学科研究性学习四个部分。在这四个部分课程中与一线思想政治课教师关系最为紧密的则是必修拓展课程，必修拓展课程又进一步分为国家选修课程和自主开发选修课程，国家选修课程再分为全省统一要求（包括选修3、选修5、选修2三个模块，由省统一提供教学意见）和不作统一要求（其余模块，不提供统一的教学指导意见）模块，在全省统一要求的选修模块中又有进入高考“自选模块”的命题范围（选修3、选修5两个模块）和不进入高考范围之分。
2．课程设置方面的变化。2006年浙江省课程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学科课程设置和开设情况大致如下：
必修课程：必修部分是所有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共4个模块8个学分，每学期开设1个模块，每周2学时，每个模块的开设学段全省统一。
选修课程：浙江省课程改革实施意见把选修1分为选修IA、选修IB、选修ic，思想政治学科对侧文、侧理的学生分别提出如下选修课程开设与学分安排要求：
侧文的学生，选修课程分设选修IA、选修IB和选修Ic，具体开设安排如下：①选修IA：共设置1个模块，即选修3。凡要进行文科综合高考的学生都必须选学选修IA这一模块，统一在高二第二学期开设。②选修IB：共设置2个选修模块，即选修2、选修5。对于选修IB的模块，学生可以选修其中的1个模块或2个模块，也可以不选修。统一在高三第一学期开设。③选修Ic：共设置3个选修模块，即选修6、选修4和选修1。
侧理的学生，选修课程分设选修IB和选修Ic，具体开设安排如下：①选修IB：共设置2个选修模块，即选修2和选修5。对于选修IB的模块，学生可以选修其中的1个模块或2个模块，也可以不选修。统一在高三第一学期开设。②选修Ic：共设置3个选修模块，即选修6、选修4和选修1。
2012年浙江省深化课程改革后的思想政治学科课程设置和开设情况大致如下：
必修课程：与2006年浙江省课程改革方案相比，必修课程在课程设置方面稳中有变：一方面，开设的要求与2006年基本相同，《深化课程改革方案》明确要求，学校每学期必须按规定要求开设必修课程，这里的“规定要求”就是《课程标准》中的“必修部分是所有学生必须学习的”、“必修模块的学习主要在高中一、二年级”、“本课程必修部分每周2学时”规定，即要求4个模块在高一、高二每学期各开设一个模块，每周2课时，每学期2学分。另一方面，具体开设顺序的规定不同于2006年课程改革方案，4个模块开设的具体顺序和学段安排不再全省统一，而是由各学校自主确定。
选修课程：与2006年浙江省课程改革方案相比，选修课程在课程设置方面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取消了选修IA、选修IB和选修ic的划分，而是把原来的选修IA、选修IB模块归人至“必修知识拓展”全省统一要求的选修课程，选修ic模块划入至“必修知识拓展”不作统一要求的选修课程。这些课程的具体开设学段全省不作统一规定，而是由学校自主确定。其次，其他各类选修课程的开发、实施，一方面《深化课程改革方案》中的一些基本要求各学校必须切实遵照执行，另一方面具体的安排、实施则由学校自主确定。
二、深化课改的主要举措及成效
从《深化课程改革方案》实施以来，全省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和教研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和实践，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1．培训。为顺利实施和推进深化课程改革，思想政治学科在省级层面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培训：
(1)教研员培训。按照统一部署，于2012年暑假组织全省各市、县（市、区）全体普通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教研员进行深化课程改革专题培训。培训围绕深化课程改革主题，安排了深化课程改革通识培训、学科调整方案解读及选修课程开发、选修课程建设典型案例介绍、国家选修课程相关模块深度解读以及学科前沿专题等五个部分内容。
(2)骨干教师培训。从2012年暑假开始，用3年时间，组织全省各市、县骨干教师（培训者、业务领头人）进行深化课程改革专题培训。三次培训围绕深化课程改革主题，先后安排了深化课程改革通识培训、学科深化课程改革调整方案解读及选修课程开发、选修课程开发实施典型案例介绍、国家选修课程相关模块深度解读、学科前沿专题、浙江省思想政治学科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程建设指导纲要、省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学科基地培育学校思想政治学科课程体系构建方案介绍、省一级特色示范学校必修课程走班制实施典型介绍、微课程与微课制作等内容。
(3)学科疑难问题解决专题研训。与深化课程改革相配套，从2013年开始，省教研室举行3年一轮的学科疑难问题解决培训。在已经举行的2013年培训中，围绕深化课程改革中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程开发开设这一疑难问题，安排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了4所学校交流了思想政治学科课程体系构建方案、选修课程开发开设规划；二是安排了两位教师现场开设了由自己开发、设计的知识拓展类选修课，并对所开设的课进行了现场说课；三是请浙师大教师教育学院特聘教授姜根华的团队现场开设了由他们自己开发、设计的知识拓展类选修课，并由姜根华教授结合这节课，就思想政治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程开发、教学设计、课堂教学等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四是请一位教师结合由他开发、开设的省精品课程，作了专题介绍，为参加培训的教师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优秀案例。培训期间，还介绍、学习和讨论了浙江省思想政治学科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程建设指导纲要。
通过各类培训，统一了教研员和教师们对深化课程改革的认识，掌握了深化课程改革的理念、政策和方案，弄清了思想政治学科课程目标和要求，明确了深化课程改革中教研工作和学科教学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增强了深化课程改革的信心。
2．课程开发。为推动选修课程开发和实施，《深化课程改革方案》提出了多方面配套措施，如开展普通高色示范学校评比，改进、完善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普通高中学校的考核内容，增加普通高中教师评优、评职称的相关条件等。从学科角度讲，在课程开发方面主要组织或参与了以下几项工作：
(1)编制《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程建设指导纲要》。省教研室组织省普通高中专业指导委员会各学科组编制各学科《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程建设指导纲要》，为学校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程体系构建、课程开发、课程开设提供方向性意见。思想政治学科的《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程建设指导纲要》主要内容包括“课程类型及目标”、“各类课程的内容”、“课程开设建议”和“课程教学评价”等四个方面。其中“课程类型及目标”如下表：
“各类课程的内容”部分，分类列举了一些课程的主题或专题，供学校和教师们开发课程时参考。如“I类：必修课程知识拓展”列举的主题或专题有“就业与创业”、“投资理财”、“消费知识基础”、“产业知识基础”、“财政税务常识”、“经济全球化现状和趋势”、“我国国家机构概况”、“我国派概况”、“我国和世界民族概况”、“我国和世界宗教概况”、“中国文化简介”、“外国文化简介”、“趣味哲学”、“哲学故事”、“著名哲学家简介”、“著名哲学命题趣谈”等等。
(2)省级网络课程、精品课程开发建设。为学校和教师开发课程提供范例，省级层面开展了普通高中选修课程的网络课程和精品课程评选活动。
一是省级网络课程开发建设。省网络课程评比由省教育技术中心具体组织、省教研室参与，参加课程评审的有学科教研员、高校专家和普通高中著名教师。参加评比的每一门课程必须提供“课程简介”、“开发教师简介”、“课程纲要”、“教材”、“课件”、“作业题”以及“上课录像”等材料，被评上的课程统一放到省教育资源网上，全省普通高中学校和教师都可以免费浏览和选用。从2012年开始至今已经进行了五批网络课程评选，共评选出了977门网络课程。
二是省级精品课程评选。省教研室组织开展了省级精品课程评选，参加该项评选的课程经过层层推选，最后由省教研室组织各方面专家按照“课程定位与价值”、“课程纲要与内容”和“课程实施与评价”三个方面标准、12个主要指标进行评审。从2012年开始，至今已进行了两批评选，第一批评出了100门，第二批评出了近150门。
以上两类课程负责评审的部门不同，各有特色和侧重点，如果说网络课程侧重于课程的文本，强调课程文本的规范性和完整性，那么精品课程则侧重于课程的实施，强调课程实施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3)建立学科培育基地。为顺利推进深化课程改革，尤其是在选修课程开发方面取得预期成效，普通高中各学科开展学科基地建设活动。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学科基地培育学校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第一，促进了各基地培育学校深化课程改革方案和课程体系建设的完善，形成了思想政治学科课程建设方案。第二，开发、开设了一定数量、较高质量的思想政治学科选修课程。第三，在省级培训中多次介绍了各基地学校的想法和经验，使其发挥了一定的示范和辐射作用。第四，影响了所在学校其他学科的课程建设，并且影响了所在地区其他学校的思想政治学科的课程建设。与比同时，还加快了所在学校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基地学校普遍开展了思想政治学科专用教室建设。
3．教研活动。从2013年开始，思想政治学科的教研活动把侧重点转向深化课程改革的实施和推进上，通过一系列活动配合深化课程改革的实施和推进，尤其是在选修课程的开发开设方面有较深入的改革。
(1)课堂教学评比。《深化课程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次浙江省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评比，就是紧紧围绕选修课程开发、开设展开的。本次评比活动所确定的主题为“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开发与教学模式变革”——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程开发和教学研究。评比活动采取“录像课十录像课展示与自述”的封闭式方式。录像课的课题为知识拓展类课程——“我国的农业”，参评教师可在这一主题范围内选择、确定具体的教学内容，并根据所选内容自主确定上课的具体课题、自编教材、自主进行教学设计、自己实施并完成课堂教学和录像。面试的内容和环节包括参赛选手结合录像课展示进行自述、评委提问、对话交流等。本次活动录像与面试相结合、课程开发与课程实施相结合、评比与研究相结合取得了多方面成果：首先，展示了一线教师在课程开发方面的创造力。其次，推动了课程开发方面的思考和讨论。再次，一些地方和学校直接开发出了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程。最后，锻炼了参赛教师从开发课程、课程实施到反思教学的全方位能力。
(2)学科调研指导。《深化课程改革方案》实施以后，思想政治学科参加或组织了多种类型和形式的调研，包括参加由教育厅组织的对各市进行的深化课程改革综合调研，参加由几个学科联合举行的深化课程改革课堂教学专题调研，由本学科组织的思想政治选修课程开发开设情况调研，还有对省思想政治学科基地培育学校的调研，更多的则是结合日常教研活动进行的微调研。通过各种调研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现典型和问题，对成功经验和典型通过一定途径予以推广，对存在的问题通过现场研讨寻找对策予以解决，对存在的困难通则过一定途径反映给相关部门。
3．评价考试。深化课程改革如果没有评价考试的配合，其实施和推进将会举步维艰。
(1)明确不同课程、教学内容与考试评价的关系。为了便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更好地安排和把握教学的进度、难度和要求，通过培训和途径让教师们明确不同类型的课程、不同的教学内容与相关考试的关系。
①必修、选修课程与相关考试的关系：
(2)学业水平考试。与《深化课程改革方案》相配套，同时了《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其中思想政治学科的学业水平考试：全省统一命题、统一施考、统一阅卷、统一评定成绩，每年开考2次；考试范围为必修课程中的基本要求和不作拓展两个部分，卷面总分为100分，基本题型为选择题和综合题，考试时间为80分钟；学生最多可以参加2次考试，以最好成绩记人档案，允许学生再参加一次未及格学科的考试，作为学业水平考试补考。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最早提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问题，他视价值中立与价值的问题为“是”与“应该”或者“实然”与“应然”的问题。休谟认为以传统道德学为基础的逻辑推断总是将“是”与“不是”作为命题判断的标准，这种判断逻辑既缺乏相应的逻辑基础，也没有实证论证的支撑;所以这种判断标准具有天然的缺陷，故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存在必然的哲学界限，两者的区分问题也尤为重要。此后，价值与价值中立问题以及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进行反思所提出的问题便被康德称之为休谟问题。伴随着休谟问题在学界的发展与扩展，在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漫长研究历程中，价值中立与价值之争也骤然上演。在公共行政学界中，韦伯首先继承休谟的遗风，进一步探究价值与价值中立的关系。韦伯将价值看做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如果一个事物是好的，那这个简单的判断中就带有主观的意识成分，个人的主观意愿作为个人价值的根本基础，而对于科学的研究来说，个人的主观意愿与想法又远非科学的解决范围，科学致力于解决事实的问题。同时，个人的主观喜好也截然不同，不同的个体对于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无法衡量对错，因此价值判断并无对错之分，而科学则不同，符合客观规律的事实才能称之为科学。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韦伯的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并指出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尽管在描述一个具体现象的时候，作为科学分析之主题的，并不是该现象可体验到的事实的全部整体，而是一个选取的部分;但历史的个体如它构成的那样，所包括的诸事实都是客观的和可以检验的……。”［1］韦伯对于价值与价值中立的理想性分离最终使他构建起统治公共行政学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科层官僚制理论。在韦伯看来，官僚制的设计机制完全能够实现公务人员的价值脱离，个人的任务与职责通过规范性的条例得以体现，公务员仅需按照规则办事，价值的影响便无处藏身。
韦伯设想中的管理体制成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经典模式，对于后来的组织机构的设计与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纵然，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伴随社会形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不同模式改良，但是韦伯官僚体系的根基与设计理念仍未彻底性改变。在其设计的科层官僚模型中，韦伯给予休谟问题以更为实践性与组织性的阐释，他不仅仅热切拥护休谟所坚持的事实与价值的分析，而且在实践层面通过一种科学性的制度构建试图化解事实与价值、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而传统公共行政学对于“价值中立”的挚爱则显然深受政治行为主义流派的深刻影响。谈论起价值与价值中立的纷争与纠缠，偏爱政治科学与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学派关于价值与事实的理解也受到广泛地关注。“对于任何科学研究来说，如果其要想获取成功，就必须向公众说明其获得的知识是有效的”［2］，为了证明知识的有效性，社会科学学者都纷纷提出不同的方法论。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作为一支难以忽略的重要流派，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发挥重要影响。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秉承逻辑实证主义的价值导向，将科学研究的范围紧紧锁定在回答事实问题，而非做出价值判断。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价值判断隶属于哲学与伦理学的问题范畴。行为主义忠实遵从“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导向，试图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实践，将价值从行为主义的研究中“祛除”。随着行为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话语权的逐步扩张与盛行，其对于“价值中立”原则更加推崇有加。打着“科学主义”的理性旗帜，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曾一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者，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走向科学化的首要方法论选择。行为主义的发展趋势难以抵挡，而作为主要价值根基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在学者们的不断争论中获得发展与完善。经历长期的理论塑造与自我完善，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完美的系统理论。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了实现“价值中立”原则，他们致力于在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三者之中都贯穿“价值中立”，企图以此来实现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科学梦想。在对于研究对象的分析中，“价值中立”原则倡导科学与哲学的分离，科学是要解决事实的问题，而哲学是回答“应然”的问题。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价值中立原则力求研究者规范地依照科学的研究精神与实践伦理，将个人的情感、价值与主观偏见等统统抛弃，而不让这些主观的感受干扰正常的科学研究;最后，在研究结果中，价值中立原则将事实判断作为科学的终极目标，而将价值判断彻底拒于科学大门之外。行为主义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其将社会科学看作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理论，视个人的实证研究与经验观察作为研究的基础，妄图将社会科学的研究从抽象、思辨与形而上的哲学方法论中解脱出来，使其彻底迈入科学的领域。在行为主义鼎盛时期，社会科学学者终于可以摆脱来自自然科学学者的方法论攻击，可以自信坦然地成为科学智库中的重要一员。行为主义的强势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公共行政学也不例外。公共行政学既然源自政治学，其发展也必然存有较为浓烈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因素。行为主义政治学带着政治学研究者的雄心试图实现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政治学派认为先前的政治学缺乏对于现实的关照，而毫无现实基础的政治学研究则是空洞与思辨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熏陶之下，再次将价值问题提出来。鉴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具体情况，公务人员的价值处理也成为早期行政学者探索的关键性议题。不可否认，带有个人偏见与狭隘色彩的价值习惯必然有损于公共组织的合法性基础，而价值中立便成为传统公共行政学者给予公务人员的终极价值评断。
二、从“价值中立”到“价值回归”:当代政治哲学与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悄然转型
对于整个十九世纪来说，自然科学的突出成就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革，经验理性为基础的行为主义学派占据学术话语的主流，这些都对于传统的政治哲学合法性造成了巨大挑战。“在十九世纪，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理论都伴随着时间与背景的不同而发展，而其发展的宗旨就是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使其从非科学中摆脱出来。”［3］然而，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人类社会比例性的发展，科学家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与安毅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增添了诸多困境。人类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并没有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得到长足发展，而由公平与正义等价值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挑战着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存在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正在酝酿着一场崭新的转型与革命，当代公共管理学科的也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发展挑战，其研究范式也正在进行着悄然变化。早年沃尔多曾指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然”的分离为社会科学家制造了麻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通常都背负着从过去得到的道德信仰的包袱，这些信仰构成了自由民主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些信仰原初的哲学基础依然消失，但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得到普遍的接受并成为一种适宜的替代性选择。”［4］
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价值转型，伊斯顿的《政治科学的新革命》一文功不可没，其在该文中公开质疑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价值取向，并对于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进行猛烈抨击。他认为政治科学并非政治学家的唯一使命与追求，责任性也同样必不可少，学者们应该在研究方法与研究事实的选取中充分重视“价值”的作用，该文警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者对于价值的忘却，并致力于再次唤起学者研究的价值回归。此后，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受到学者们的批判。哈贝马斯甚至把实证主义的错误归结于价值中立，他认为把价值与事实分离，便意味着使抽象的应当与纯粹的存在对立起来。同时，公共管理学界有不同的学者对于以价值中立为基础的韦伯官僚模式也报以怀疑态度，并认为作为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公务员来说，实现纯粹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分离似乎过于天真。而作为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之重要标志的罗尔斯的经典巨著《正义论》则进一步将对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批判推向。罗尔斯提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的正义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对于正义论的演绎与推论，罗尔斯采取的是一种契约论的理论工具，踏着康德的哲学足迹，其试图构建一种实质性的政治哲学。罗尔斯竭力构建的政治哲学大厦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范式的批判，其对于社会公正与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也有力地激励着现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而结果也着实证明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也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密切相连。
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价值中立的制度设计理念与规划带来的是一种效率至上的实践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价值中立的组织价值适应了西方国家工业时期发展的道德与实践要求，并对于促进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与实现西方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研究来说，价值中立的原则也具有较为现实的作用，其保证政府管理建立在一种规范化的系统至上，并在制度构架与组织设计之中始终贯穿效率的指导原则，这些都促使建立在韦伯科层官僚体制基础之上的政府体制运行畅通。价值中立作为传统公共行政阶段的一种重要理论遗产在整个传统公共行政时期都深刻地影响着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而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与传播对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支柱理论基础———价值中立原则产生致命性的冲击，对于价值中立原则所倡导的效率第一原则进行根本性的否定，将政府的代表性、回应性、参与性与社会公正的价值作为公共行政者的首要价值选项。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可谓是公共管理发展历程中对“价值回归”呼吁和追求的典范，纵然新公共行政学最终未能成为像新公共管理运动一样成为公共管理发展历史长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派，然而新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与民主作为目的及理论基础，主张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关联;重视人性和行政伦理研究，倡导民主主义的行政模式以及灵活多样的行政体制研究。例如Frederickson认为，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基于种族之上的不公平与不正义现象十分常见。美国政府的行政官员并没有依照宪法的意愿促进社会公民的实现，因此，为了修正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不足，我将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支柱，使其成为与经济与效率一样重要的价值。［5］只是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未能最终立足而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三、“价值”与“价值中立”的联姻:当代公共管理价值理性的研究反思
罗尔斯的巨著《正义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带来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使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视野重新回归到社会政治价值理性之中，其对于社会正义的阐释也促进西方国家社会契约论的成熟与演进。然而，就如同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态度一样，对于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也从来不缺乏批评的声音，比如以麦金泰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就对于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对于公共管理的实务者与理论者来说，将公共价值作为审视政府行为的重要准则也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公共价值既作为公共管理学界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回应，同时也对于我们分析公共部门与公共管理者的行为提出了新的视角。［6］
随着人类社会整体迈入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治理与善治理论、网络治理理论、政策网络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强势民主理论以及公民治理理论等诸多公共管理与民主政治理论流派的兴盛均为现代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与血液。这些缤纷多彩的理论丰富了人们对于现代公共管理的认识，并且将这些新的理论运用于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之中，产生了极为积极的效果。然而，这些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引入仅仅对于现存的公共管理理论基石与政府管理实践产生深入影响，对于学者们和政府行政人员创新性地解决现存的政府管理问题同样具有革命性影响。可对于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来说，这些新的理论都并没有对于文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细致透彻的分析。在这些新兴理论范式看来，这些传统的议题已经丧失了其探讨的价值与意义，社会文化等因素仅仅作为研究框架中的单一变量，科学性的理论能够突破社会与文化的局限，达到对于社会现象的正确理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对于这些新兴理论的核心观点提出挑战，而且许多国家的现实实践已经证明公共管理的若干实践范式并未产生理想的效果，此时，新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呼之欲出。公共管理到底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范畴?现代公共管理学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着答案。在公共管理研究范式转变过程中，罗伯特•D•帕特南的研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帕特南对于民主等问题的回答并不是如同行为主义研究者一样仅仅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与图表分析来解答意大利的民主发展问题，对于帕特南来说，这些看似简单的分析结果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7］如今，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不同国家的民主实践问题，而社会资本理论更为重大的意义则是将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中的“价值”与“价值中立”进行珠联璧合的完美融合。弗雷德里克森等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者所倡导的“公共行政精神”更是将公共管理对“价值”的诉求推向了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理性的假设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对于创造可靠的、经验的公共行政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单纯来自理性假设和社会科学方法中所产生的理论还不能解释这个领域的重要力量。”［8］公共行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也是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更为挚爱价值理念与价值理性的深刻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便致力于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的目标:建立一种可以复制的、客观的与普遍性的科学，而且可以通过量与数学的方式进行衡量。这些科学性的理念也逐步根植于公共管理的研究之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中，他们仍然缺乏一种共识，尤其是对于科学的构成以及公共管理研究的本质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的三种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经历过周期性的身份危机，不可否认的是，身份危机也同样困扰着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9］公共管理的研究特征与方法特性直接影响公共管理的身份确认。纵观公共管理学科的历史演变，价值与价值中立的分分合合与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演变趋势都密切相连。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论演变也经历着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争论，而且量化研究所基于的哲学基础与价值中立颇为相似，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应该在科学研究中避免情感因素的干扰并力求实现研究事实的客观呈现;对于质性研究来说，其对于社会意义的关注与重视也与价值原则的诉求有所联系，两者都将社会意义作为社会现实分析的重要参考。对于社会科学学科方法论的发展来说，价值与价值中立、定性与定量研究也似有融合之势。Brower认为“近十几年来，公共管理学者对于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行不断的争论，诸多学者都认为定量研究应该作为定性研究的作用，从而取代定性研究。而有的学者却持相反意见”。［10］Omar等人曾对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区别主要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方式而得以区分开来。然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科学调查与目的与范式方面也存在不同，定量研究将社会看做一种客观存在，而定性研究将社会现实看做是一种社会构建。”［11］对于公共管理研究而言，近十年来，学者们对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僵化性进行过批判，并提出用定性研究来替代定量研究。［12］然而，学者们虽然对于定性研究的重要性与价值有所认识，并且致力于实现一种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振兴，然而，学者们在不断的研究实践中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单一追求定性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普及难以适应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因此公共管理学者重新思考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结合，将定性与定量方法的融合也被学者戏称为一种“联姻”。［13］
如今在公共管理的研究中，更多的学者开始倡导一种“混合型”的研究方法论［14］，试图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在同一项研究中，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充分结合，并最终实现定性与定量的研究价值。
四、结语与反思:公共管理研究价值融合的继往开来
如何实现公共管理价值融合的持续性的发展是公共管理学者在未来研究中急需解决的一项根本性研究命题，“对于公共管理学者来说，我们需要从发展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中走向一种持续性发展的公共管理道路”［15］，“实现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是根本之道。”［16］公共管理学科首先应不断探求新理论、新方法，将理论创新作为自身适应政府管理实践的根本基础;同时，公共管理学科也不断强化其应用性价值，因为在如今的政府治理情形下，僵化、单一与滞后性的政府管理体制已经难以应对复杂与多变的社会发展，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性的学科，在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领域，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挥重大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从公共管理发展历史银河中诸多理论范式革新与多次声势浩大的政府管理改革实践运动之中，公共管理学科都已经向我们昭示出其强大的学术活力与生命价值。对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来说，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始终是社会科学学者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如何发现与解决社会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学者难以回避的现实议题。社会历史的实践发展也充分说明，如果一门科学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那么它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逐步摆脱了哲学的抽象方法论，两者都开始探索适应其发展的方法论。自然科学最终还是走向了实证主义的路线，妄图通过量化的研究做出对于社会现象的理性解读。默顿指出:“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完全可能因为另外一组理由而不愿意考虑社会环境对科学的作用。他们可能担心自己工作的高贵性或完整性会由于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内在含意而受到损害……”。［17］
由于自然科学在理解社会现象与创造人类物质文明中的巨大作用，使其长期以来霸占科学的名号，并对于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不予认同。同源于哲学体系的社会科学为了应对自然科学的强势地位，其首先对于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论提出质疑，并且抨击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认知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不足;在两者的不断争论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都在其固有的基础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自然科学学者来说，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多次技术故障之后，开始着力于反思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伦理价值与社会意义。而对于社会科学学者来说，长期以来被视为脱离实践与缺乏现实关照的无用之学，也开始尝试借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来解析社会现象。作为社科科学中一名新成员，公共管理学科的延续与更新也必将从方法论做起。透过归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价值与价值中立原则辩论与争吵，我们也能给予较为清醒与客观的认识，价值倡导对于人类社会的关爱与回应，鼓励科学的发展不要放弃人类社会这个基本实体;价值中立钟爱真实、纯粹与客观，致力于将人类社会在一种极度清晰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实现发展。而价值中立与价值交叉融合才是公共管理研究漫长道路的最终价值追求。
二战后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是现实主义思想正式发展的时期，卡尔的研究奠定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卡尔的理论思想主要是针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不存在有组织的权力来负责形成协调一致的任务”。卡尔指出在一战到二战之间是险象环生的时间段。理想主义者轻视了权利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在《二十世纪危机》中提出出：“1919-1939 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且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因素。无论在学界还是民间，几乎所有的思想都存在这种错误。”①他主要从三方面对乌托邦主义进行批判。首先，在无政府的状态中很难找到道德与权利的平衡点，因而也很难找到统一的国际舆论来作为依靠。其次，权利因素是国际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卡尔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总是权利政治。”卡尔确切界定了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支配舆论力量这三种权力的形式，并认为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第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确实存在的。利益冲突不是由国家之间交流不畅造成的，而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实质。卡尔批判了利益和谐论， “利益冲突是实实在在的、无法避免的现实。如果掩盖这种现实，就会歪曲问题的真实性质。”②
关于道德的虚幻性和权力的重要性以及国家间利益的根本冲突，这三个基本命题是卡尔的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奠定了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正是出于对批判理想主义的原因，卡尔把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思想分为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理想主义，就是乌托邦主义；另一部分是现实主义。这引发了第一次国际关系的理论大改革，即卡尔的现实主义向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论战。这种划分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因此，卡尔通过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为现实主义理论思想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标志着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流派的正式兴起。
2 现实主义理论大厦的建立
摩根索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现实主义国政思想上的研究，必将在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研究留下厚重的一笔。他在《国家间政治》充分和系统地阐述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各种概念,成为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经典教科书。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提出了现实主义六原则形成了现实主义理论思想大厦的基本构架。这六条原则是：“（1）政治受到客观法则的支配，客观法则根植于人性；（2）以权力定义利益；（3）以权力定义的利益是普遍适用的客观原则；（4）普世道德不能用来指导国家行为；（5）国家道德不等同于普世道德；（6）政治现实主义是独立的理论学派。”③对这六条原则，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哲学思想。总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人性的观点。对人性的认识充满了悲观色彩，他认为人性追逐权力和利益最大化。一切行为的源头是满足人性的欲望，这是不能被改变的事实。这种认为人性天生邪恶的观点贯穿于他的整个现实主义的理论思想中。其次是对利益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利益是以争夺权力为前提的政治行为。摩根索将人追逐利益的本性应用于国家斗争之中，既然国家是由人组成的，那么国家斗争的目的应该也是获取自己的利益。那么国家之间一定存在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只用权力争夺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权力争夺的斗争成为国际关系中不变的事实。利益的争斗归根到底是权利的争夺。第三是对道德的观点。用怎样的方式争取国家的利益就是国家道德的体现，大众知道的道德虽然存在，但不适（下转第123页）（上接第80页）用国家。纯粹的道德观念在国际交往中是没有价值，如何争取国家利益就是国家道德标准的尺度。因此，统治者不能以普通的道德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人性观、利益观和道德观是摩根索理论的三个密切相关环节，统一这三个环节的核心是权力。摩根索把国家的行为和动机归结为得到、维持和增强权力。现实主义思想大厦由此而建立起来：以权力为核心，以人性观、利益观和道德观为支柱，以国家间的竞争为互动方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架构。至此，从卡尔到摩根索，古典的现实主义理论达到了顶峰，现实主义流派在国际政治学界影响至今。
3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很难做正确而详细的解释，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新现实主义学派。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和观点与传统现实主义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新现实主义主要从体系结构来分析国际政治关系，因此又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沃尔兹。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指出，国际体系的行为体和结构的权力分配是国际政治关系分析的重点部分，结构决定了行为体的行为。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没有集中的权力机构，各个国家尽管在文化、意识形态等体制上存在着差异，但是每个国家都履行着相同的责任，如改革税收、实行不同的对外政策等。各国主要不同是在权利方面的差异。沃尔兹提出：“这样一种秩序中单位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履行类似职责的实力大小的不同。……体系结构随着体系中诸单位实力的变化而变化。”④沃尔兹进一步对多元化的结构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两极维系体制更容易维护国家之间的安定与和平。
沃尔兹把国际关系的推动力定义为无政府性。他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客观需要，是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其次，无政府条件下的国家首要考虑的是生存需要。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体系中，国家的目的是保证能够自我生存。任何维持国际关系的前提都是自我生存。因此，其理论又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再次，军事实力才是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国家获取军事权力都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在无政府形态下，只有军事实力才能保证国家存在。因此，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科学化程度最高的。沃尔兹不仅提升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也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指导意义。
摘 要：课程改革推进十年来，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学科的改革是成绩与问题并存。课程理念逐渐为师生接受，教学方式发生较大变化。但由于教师的职前教育与中学德育课程教学要求不匹配，出现了合格学历并非合格教师的情况；由于社会环境及考试压力的存在，影响了课程建设与课程实施；在开设丰富选修课程的同时，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选修内容泛化，增加了实施难度。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抓住德育课程教师队伍优化培养这个中心，在课程设置、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上协同发力。
关键词：课程建设 课程实施 成绩 分层培训
王礼新，男，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中学高级教师；金利，女，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中学高级教师；杨灵，女，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中学高级教师。
为全面了解课程改革推进十年来思想品德、思想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实施情况，2014年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中学德育课程教研室从课程建设、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教师发展五个方面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共有4709名初中学生、4360名高中学生、1168名初中教师、808名高中教师参与了此次调查。
一、德育课程建设与实施取得的成绩
十年课程改革推进中，思想品德、思想政治学科在课程建设、实施、评价及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第一，中学德育课程的认可度和教育价值在师生中提升。课程改革前，由于考试压力、内容枯燥、方法单一、社会负面评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学德育课程的教育教学受到了来自学生、教师及社会等方面的较低评价。十年课改，北京市中学德育课程在教材、教学资源、教学方法、活动基地、教师队伍等多方面协同改革，努力改进，改变了“不受欢迎”的旧面貌。
1．从学生角度看，“喜欢”“有吸引力”是他们对课程的积极态度。调查表明87.17%的初中学生认为“我对思想品德课程的学习很感兴趣”；80. 36%的学生认为思想品德课程学习负担并不重；88. 18%的学生在思想品德课上“感到轻松愉悦”（见图1）。75. 55%的高中学生表示“我喜欢思想政治课”；77. 9%的高中学生认为对自己最有帮助的是“增强社会责任感、民主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81. 72%的高中学生认为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有吸引力”。
2．从教师角度看，“融洽”、“有效果”是他们对课程价值的改变。调查表明90%以上的初中教师认为教学方式的改变提高了教学效率，课改让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75%的初中教师认为思想品德课在学生心中的形象有了较大改变，学生喜欢思想品德课程。91. 02%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认为学生对思想政治课抱有积极的态度，十分重视思想政治课的学习。
3．从教育教学效果角度看，“能力提高”、“有收获”是师生对效果的表达。调查显示，86. 7%的初中学生认为学习思想品德课“收获很大”，自己的综合能力、一般学习能力、视野等方面有了较大提升（见表1）。81. 52%的高中学生认为“思想政治课对我的成长十分重要”；通过学习，学生的“做出正确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能力”(71.54%)，“依法办事、依法律己和依法维权的能力”(68. 03%)、“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62%)、“主动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60.21%)等得到提升。
综上分析，中学德育课程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生对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的认可度较高，对其教育教学价值充分肯定；教师们重视基本观点教育，重视学生正确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第二，中学德育课程基于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有一定规模和相对完整的课程体系。中学德育课程在全面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上，依托北京市的资源优势开发了一系列符合学生成长需求的特色课程。
1．从课程建设的规模看：初高中均有80%左右的学生都表示学校开设了与思想品德或思想政治学科相关的选修课、校本课。我市中学德育课程教师从教学实际出发，自主开发了富有文化特性、地域特性的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从初中到高中结合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课共开设了约450门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具有北京特色的选修课。
2．从课程建设的体系看：结合中学德育课程而开设的特色课程包括两类，一是由市区校三级分别开设的地方和校本课程；二是依托德育课程的专业知识开设的激发学生研究兴趣和拓展视野的学科类选修课程。目前，我市开发建设的学科类选修课程（见表2）包括政治类(51.97%)、经济类(49.61%)、哲学类(28.72%)、法律类(19.72%)、心理类(21.63%)、文化类(32.78%)。
综上分析，中学德育课程在落实国家课程计划的同时，结合北京市的教育资源优势和学生特点开发了规模齐全、内容广泛、符合学生成长需要的地方、校本和学科选修课，课程建设取得实效。
第三，中学德育课程实施中关注学生成长、关注社会实际，注重教育实效。
1．教学理念：回归生活，贴近社会。调研发现，90%以上的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课教师都“认同德育回归生活”的基本理念，在教学中注重联系社会和学生生活实际；注重创设情境，引发思考；注重发挥德育课程对学生生命成长的重要意义。
2．教学方法：尊重学生，形式多样。调查数据表明，86. 89%的初中学生认为思想品德课教师“经常以我们学习、生活的实际情况为例，分析现实问题”；73. 05%的学生不认为思想品德课教师“教学方式单一，照本宣科，无法调动我们学习的积极性”。在高中学生喜欢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原因（见图1）中，最重要的就是“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善于鼓励学生”。同时，近年来依托教委委托专项工作开展的时事讲坛、中学生时事报、中学生辩论赛等活动也为教学方式的改革注入了活力，极大调动了学生参与德育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3．教学资源：注重积累，讲求实效。丰富详实、时代性强的教学资源是使德育课程的理论焕发教学生命力的重要因素。调查发现，80%以上的初高中教师都能经常使用电脑、录音、录像等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结合重大时事和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情况来分析问题。70%以上的教师能够为学生提供生动的素材，调整教学方式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综上分析，中学德育课程在改革中注重落实，最大的改革亮点是教育教学方式的改变，将尊重育人规律和学科教学规律有机结合，将价值观教育与尊重学生成长规律有机结合，课程实施重在实效。
第四，中学德育课程在新课程倡导的评价理念的指导下，呈现出关注过程、多元多样的评价格局。初中思想品德课程评价关注学生的发展，方式多样化。从调查数据来看，初中思想品德学科使用比例最高的评价方式是成长记录册、描述性评语，55.4%的教师使用新课程提倡的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在考试形式上，50%的教师更多采用开卷与闭卷相结合的形式，完全开卷考试的教师比例占到37%。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评价关注过程性，实现过程和结果的统一。86%教师在教学评价时能把平时表现与考试成绩结合起来评价学生的学业水平，把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综上分析，中学德育课程注重落实新课程倡导的评价理念，关注过程评价，注重多元评价，能更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实际的道德素养、行为习惯和综合能力。
第五，中学德育课程培养了一支素质较高，不断努力提升的教师队伍。
1．中学德育课程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良好，且城乡之间无差异。调研数据表明，初中和高中教师的学历均达到本科及其以上，其中本科比例为59. 03%，硕士以上的教师比例为19. 31%。从教师所获得的荣誉、参与培训、参与科研、获奖成果的数据分析城乡教师之间无明显差异（见图1），城乡教育向均衡方向发展。
2．中学德育课程教师是基层最有效的管理者，兼任重担较多。调研发现，中学德育课程教师在承担好学科教学工作外，是学校管理工作中的一支中坚力量，78%的教师都兼任了班主任、团队、德育等不同层面的管理工作。
3．中学德育课程教师注重参与市区各类培训，努力提升自身素质。调研发现，中学德育课程教师自主学习、努力提升的意识强，95%的教师每周参加或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在一个小时以上，其中两个小时以上的占53. 24%;教师参加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能力(64.85%)、更新教学观念(61. 39%)；67. 57%的教师对自己目前的专业发展比较满意，70. 54%的教师认为课程改革以来，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能力都有明显提高。
综上分析，中学德育课程教师注重自身的发展，用学识和责任担当了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双向工作；市区教研部门通过各类有效的培训活动不断提升了教师们的专业素质。
二、德育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十年的课程改革，对于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学科来说有付出有所获，有努力有进步，但在课程建设、实施、评价、管理等方面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问题。
第一，选修课程建设中存在多与乱的现象。
1．选修课程建设量多。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级的课程体系，其目的是既体现国家对课程建设的基本要求，又为自主开发课程资源留有空间。调研发现，在课程改革中，有些区县、学校为体现本地区或学校在课程建设工作中的多样性、丰富性和选择性，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而其中与中学德育课程学科教学专业相关的课程很多。
2．选修课程内容乱。调查发现，一些地方课程包括如禁毒、安全、民族团结、可持续发展、廉洁教育、中国梦教育以及区域文化等，单独设教材，内容重复，课时有限、师生精力有限，难以真正有效实施。同时，由于多数课程内容与育人相关，因此多是由思想品德或思想政治教师来承担教学任务，不仅增加了教师们的工作量，而且内容的泛化导致教学的不专业化。
综上所述，自主开发和建设地方、校本和学科课程只是从选择量上的增加，而在实际的教学中，学生缺乏自主选择权、教学落实不到位、仅由德育课程教师承担导致非专业化等问题极大地阻碍了选修课程的实效性。
第二，基于社会实践的教与学方式改革流于形式。
1．教学资源不能满足于国家对德育课程改革的现实需要。德育课程涉及的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小到学生的心理辅导，大到国家的政治参与，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课堂的模拟实践活动缺乏相应的设备和场地。
2．现有的社会资源缺乏具体的跟进措施和相应的制度保障。社会大课堂基地建设为中学德育课程提供了部分社会资源，但校外实践活动的设计由教师自主完成，随意性较大，没有系统性；尚未有一整套与学科教学相匹配的资源建设、指导使用与学习评价的指南。
综上所述，作为一门与社会实践联系紧密的人文社会学科，其教与学方式的改革尚未真正实现“德育回归生活”的要求，让学生真正走人社会，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在参与中、实践中进行有意义的学习。
第三，是否为考试科目，依然是影响教师教学和课程管理的“指挥棒”。
1．初中思想品德课程作为非中考科目，不能开足开齐，教育教学实效受到影响。虽然学生意识到了本课程的价值，但“是否为中考科目”对思想品德课的教学造成了一些干扰。调研发现，25. 08%的学生反馈周围的同学经常在思想品德课上做其他科目的作业，29. 28%学生反映中考科目有时会挤占思想品德课的课时，部分远郊区县，一些农村学校难以开齐开足思想品德课。
2．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教与学存在着以“分数为先”的现象。高中思想政治由于有全市统一的会考和高考，比较受学校重视，但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仅以各种考试成绩为依据。调查表明，测试成绩、升学率仍是课程管理的实际上的终极目标，知识被各种考试分为了“有用”与“无用”的两类。调研发现，53. 47%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认为考试评价方式是对课程改革影响最大的因素；教师在备课时，对考纲要求的重视程度(84.53%)远远超过了对课程标准、教材和学生实际的重视。
综上所述，以考试为指挥棒的评价理念和德育课程难以量化考核的特点，严重影响了德育课程教学的效果和教师发展的积极性。
第四，教师队伍专业匹配程度不高，重用不重养。
1．教师的职前教育与中学德育课程教学要求不匹配，出现了合格学历不合格教师的情况。由于思想品德、思想政治两门课程涵盖的知识范围和学术背景包括伦理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美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具有宽泛的学科背景和特殊重要的德育功能。而高校人才培养的专业院系所设专业和课程并不能满足一个合格德育课程职前教育的需求，存在着教师专业不对口（所学的专业不是上述专业内容，如英语教师、数学教师等）、专业对口但学科背景单一或不全（仅是哲学、法学、政治学等专业毕业）等问题。其中初中教师队伍中所教非所学的比例占20.3%；新人职青年教师学历高（硕士学历居多），但单一的专业培养模式和德育课程所要求的复合型人才不符；数据表明，教师认为《经济生活》(69.68%)与《生活与哲学》(82.05%)的难度较大，而全市教师中只有1. 86%的教师的初始专业为经济专业，6.19%的教师初始专业为哲学类。
2．承担教师培训工作的机构众多，培训内容重复，影响培训实效。目前，在北京市教师培训的工作中，有教材出版社、教育学院、大学课程中心、教研部门等多家机构参与，内容交叉重复较多。数据表明，各类中学政治培训基本都围绕课程标准、教材分析、教学设计、考试评价展开，无明显区别。教师培训以教学学科能力培训为主，社会实践性活动不足，不利于政治教师视野的开拓。
3．德育课程教师的政治素养与课程的时代性特点及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要求不相符。调研发现，学校外出考察工作中，德育课程教师的机会很少。例如我国的改革是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始的，30多年过去了，真正到过小岗村实地参观的政治教师凤毛麟角。而德育课程的教学内容又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活化，教师基本没有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局限在家庭学校之间却要在课堂上讲天下大事，纸上谈兵，缺乏社会大视野，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思想政治专业的课程设置与中学教育需求的不完整对接，导致德育教师专业背景单一或不对口，难以同时满足思想品德、思想政治学科的综合性与模块教学的专业性的要求，不利于德育功能的发挥。
三、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建议
中学德育课程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在全面深化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中学德育课程一定要落实国家课程改革要求，体现北京特色，真正发挥其特有的育人价值。为此在课程建设、实施、管理、队伍建设等多方面应进一步研究和解决面临的问题，提高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第一，课程设置上，做到依法管理，优化体系。课程是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要求，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一方面，开设选修课程要严把准人关。结合整体育人模式的要求对现有课程进行整合，改变地方、校本和学科选修课程庞杂的现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细、落实。另一方面，维护课程的权威和严肃性。课程开设不是多多益善，要考虑开设的可能性和学生的实际；取消“必选”课程的“必选”要求，将选择权还给学生；要凸现学校特色，如将爱校爱国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校史教育有机结合。
第二，课程实施上，明确定位，实践活动建专用教室，完善实践活动的机制。认清中学思想品德、思想政治学科的特点和功能，明确厘清教师的职责。一方面完善实践活动的“系列化”建设机制。将社会实践活动安排与课程内容有机结合。策划德育工作方案时，就结合课程特定内容设计实践活动内容，如配合法律知识的学习，旁听法庭审判，参与居委会的社区活动；配合经济生活模块学习，与创业者对话、走进证券公司、参观现代农业基地、现代金融机构等；配合政治生活模块学习，旁听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配合文化生活模块学习，开展一次博物馆或图书馆的义务服务、参与一次传统文化活动、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当一次义务讲解员；配合道德建设的专题，去养老院完成一次社会服务，或者为家居养老的人提供服务。学校应该有固定场所，固定的时间，配合教学开展活动等。另一方面完善“请进来，走出去”的活动机制。形成双向的具有稳定性的交流机制，整合利用各种资源，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做好组织规划协调，建设高水平的实践活动基地，发挥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
第三，课程评价上，用措施保障多元评价理念的真正落实。其一，开展有关评价的专项研究。一方面通过研究，明确考试评价对课程实施、队伍建设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研究，鼓励初中思想品德学科在没有统一考试背景下如何做实多元评价。其二，推进高中考试评价改革，优化现行的评价方式。进一步发挥考试评价对课堂教学的引导功能，完善考试评价方案，完善试题命制，让考试评价成为北京市课程改革的重要助力。建立有利于立德树人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真正做到德育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