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06 16:21:1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现代国际金融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5-0051-03
一、 世界金融危机的概念及爆发原因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从表面上看,次级债问题是由美国低收入者的房贷所引发的;实质上,本次危机是源于刺激经济目标下过度的信贷以及信用风险互换等衍生工具的滥用,使状况愈演愈烈终致危机恶化。[1]其贯穿始终的问题是:无论是监管者、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存在着忽视信贷风险管理的通病。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在追求业绩的利益驱使下,片面的追求业务规模和业务利润的快速增长,而忽视风险甚至无视风险。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与风险管控水平直线下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过分信任,认为一切风险可以通过工具创新转嫁给别人,忽视了衍生工具内在的风险,最终导致金融风险被成倍地放大。
信用评级机构故意为投资银行提高其产品的信用等级,某种程度上对金融风险的扩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监管者的角度,放松监管、让金融更加自由化成为这一阶段监管者的核心价值观。
综上所述,[2]尽管金融创新和美国次贷危机关系密切,但次贷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却是隐藏在这些创新背后对风险控制的极端漠视。从长远看,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如何限制金融业的创新步伐,而是在于如何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如何提升监管机构监管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可能面临的信贷危机
1.个人住房贷款者信用风险的集中爆发
由于信用体系的缺乏,我国商业银行在实际贷款发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个人信息与银行掌握的个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3]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中存在的个人信用风险主要有:第一,贷款者收入证明的水分较大,贷款者可以根据自己想购买的住房在单位开出相应的证明。第二,由于银行间存在信息沟通不畅,有些贷款者的收入证明存在一式多份,在不同的银行贷款,多处购房。第三,个人住房贷款属于中长期贷款,还款期较长,在此期间,由于个人因素,可能会引起还款能力下降等不确定的情况发生。这使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增大。第四,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实行浮动利率制度,贷款者承担了大部分利率风险,贷款者在利率上升周期中可能出现违约现象。
2.商业银行过度放贷风险的放大
[4]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为刺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低利率和调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高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同时,从房地产市场来看,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大量具有住房需求的个人涌入到房地产市场,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住房开发成本低,市场大量需求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快速发展并迅速成为各大金融机构的业务重点。[5]在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提供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商业银行,而银行间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利润空间促使其不断降低办理条件,进而对贷款审查流于形式。许多银行还通过推出各种优惠业务刺激个人房贷消费,从而抢占市场份额。在我国房贷大部分为浮动利率贷款的情况下,利率的提高有可能导致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能力下降,商业银行房贷积累的风险不断加大,而且我国住房按揭贷款尚未证券化,信贷风险基本聚集在银行内部,缺乏风险市场共担机制,一旦房价出现大幅度反转,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也许会发生信贷危机。
3.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在房地产业促使风险加大
[6]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房地产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和投入,而房地产业存在着资金需求量大和自我积累有限的局限性,给金融投资带来巨大风险。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尚未证券化,不良贷款的风险全部聚集在商业银行内部,不利于信用风险的分散和转移,使得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同时,商业银行推出的一系列产品,使得借款人买越多的房产就可以获得越多的信贷额度,受到了“炒房者”的追捧。此外,一些前期还款压力小,后期按揭成本上升的创新产品的出现,也大大增加了住房抵押贷款资产的风险。可见,在银行内部没有相应的风险控制机制,而外部又缺乏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有效监管情况下,部分金融创新产品反而成为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不健康发展的助推器。
三、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措施
1.严格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
商业银行必须使用内部控制的标准流程从严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严格检查每一笔房屋按揭贷款业务,信贷员必须要与贷款申请人见面,而且必须当面签订贷款合同。对于新收到的房屋按揭贷款申请,由信贷工作人员到单位核实收入证明,核实贷款者真实身份。对于已经办理完按揭房贷的借款人,要逐个重新检查其相关贷款材料。此外,只对银行认定的优质楼盘发放按揭贷款,拒绝与完全靠回笼资金维持生存的房地产开发商合作,从源头上杜绝可能的虚假按揭。此外,全国应集中统一建立个人信用库。建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目的是全面反映个人的信用状况。在人员跨地区流动情况下,只有把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信息整合在一个数据库中,个人信用状况的记录才可能全面。目前,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网络已经覆盖全国各地,可以支持任何一个机构从任何一个省、市、县的接入。同时,也囊括了全国各个地区的个人的信用数据。但到目前为止,该数据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还比较单一,还停留在信用报告的简单查询上。[7]如何利用好这个数据库,开发多样化、多层次的征信产品,提升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和信贷业务经营水平,扩大信贷市场规模,已成为征信和信贷市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2.增强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流动性
[8]商业银行流动性是指银行为资产的增加以及在债务到期时履约的能力。一家银行具有流动性,一般是指银行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合理的价格得到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客户随时提取资金的要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产的流动性,主要是指银行资产在不发生损失的前提下,迅速变现的能力,资产变现能力越强,所付成本越低,则流动性越强;二是负债的流动性,是指银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资金的能力,筹资的能力越强,所付的成本越低,流动性越强。银行的流动性一旦出现不确定性,则会产生流动性风险。经济过热发展会对商业银行流动性产生影响。近些年,国内经济出现投资需求旺盛的迹象,房地产、电力、钢铁、水泥等行业均出现过度投资,这些行业绝大部分的投资资金都来源于银行信贷,信贷资金的过度集中将蕴藏很高的流动性风险,一旦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或行业出现周期性调整,银行的不良贷款必然大幅度增加,银行的信贷资产遭受严重损失,进而导致资产的流动性下降,流动性风险加大。在经济过热时期,央行会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下降,银行筹资成本上升,从而使负债的流动性下降,也将产生流动性风险。
3.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金融创新会给银行业带来双重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交易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9]审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过程发现,即使美国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市场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监管缺失,尤其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产品的复杂化导致了对其认识上的盲点和监管上的空白。此次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创新必须适度,必须与市场的接受程度、管理层的监管能力相适应。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正确认识与处理。创新与监管辩证统一的关系决定了其二者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金融监管在促进创新、引导创新、规范创新的同时,也面临着创新带来的挑战。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往往会改变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在总体上增大金融体系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叠与缺位,从而增加监管的难度。因此,监管机构在建立有利于金融创新的环境,积极推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创新的同时,亦应加强创新过程的监管。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因此监管自身也应不断丰富与创新,监管机构在监管手段、监管方法等方面都需要不断创新完善,以适应金融业创新对监管提出的更高要求。 (责任编辑: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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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葛奇.次贷危机的成因、影响及对金融监管的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8 (11).
[2] 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05).
[3] 范红雷.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个人住房信贷的警示[J].财经科学,2008,(04).
[4] 本书编委会:现代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导手册[M].金融出版社,2010.
[5] 黄青、彭家瑚.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系统的构建[J].企业经济,2006,(11).
[6] 范方志、苏国强.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危机及其启示[J].中国国情国力,2007,(12).
[7] 徐保林.从商业银行战略视角看次贷危机的启示[J].现代商业银行,2008,(04).
在这个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散的平台,为投资者、筹资者以及金融机构提供了资本聚集、资产组合和风险分散的场所;作为定价的平台,为金融产品提供了收益与风险匹配的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可以进行增量融资,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推动存量资源优化配置,进而不断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由于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金融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现代金融的功能实际上已经发生重大调整,经历了从简单的融通资金到创造信用再到增值财富、分散风险的升级过程。
金融的创造信用功能是基于现代银行制度的,而金融的增值财富、分散风险功能则是基于资本市场发展的。所以,我始终认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是发达的资本市场。
从历史演进角度看,资本市场经历了一个从金融体系“”到金融体系“内核”的演进过程,从所谓的国民经济“晴雨表”到国民经济“发动机”的演进过程。
推动这一演进过程的原动力不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增量融资功能,而是来自于其所具有的存量资源的交易和再配置功能。现代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在于存量资源的配置效率。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不仅具有再配置和不断优化存量资源的功能,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风险的存在形式,使风险从存量状态转变成流量状态,使风险由“凝固”变成了“流动”,从而使风险分散或风险组合成为可能。风险存在形式的这一根本性变化,是金融体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根本标志,是金融功能的历史性跨越。
资本市场在创造了一种风险分散机制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一种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财富成长机制,即为金融资产的价值成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了一种市场化的正相关的函数关系,从而,使人们可以自主而平等地享受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这种关系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我始终强调,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不应是实用主义使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所以,任何试图抑制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政策和制度设计都是不正确的。
2006年12月美国的次贷机构提交破产申请，全球投资者和金融监管者都不会预见到这会成为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开端。随后的22个月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从单一金融产品向复杂产品蔓延，从单一金融市场向所有关联市场传导，从单一国家市场向全球市场扩散。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是局部区域性危机，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也仅是某一特定行业的危机，一般性的历史经验和政策手段都不足以对危机发展作出准确合理的判断。这要求金融从业者必须着眼于本次危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站在历史和全球的高度真正推动金融体系持续修正自身的缺陷。
次贷危机是当前金融市场恐慌的“导火索”，但不是根源随着2006年底贷款家庭违约率的高企，次级房屋抵押贷款质量持续恶化，次贷相关金融产品的恐慌性抛售，导致了场外交易市场的失灵。众多金融机构由于过度参与次贷产品相关交易而蒙受巨额损失，导致了严重的流动性困难。随着信用评级机制公信力丧失，投资者趋于保守，信用市场短时间内迅速紧缩。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在缺少外部资金来源的情况下，随着时问推移难以支撑。本轮危机以次贷恶化为“导火索”，但究其深层次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流动性过剩与房地产等资产价值形成互动，推动了价格泡沫的形成。在缺少自我修正能力和外部监管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步入了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运行的泡沫循环。
二是金融机构激励约束机制日趋激进，导致经营行为的投机化和短期化。在经济繁荣周期，众多金融机构的利润诉求被绝对化、单一化。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异化使得金融资本更多地流向短期回报高的领域，并使用过高的杠杆率。金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一定程度上被扭曲。
三是央行等金融监管者无条件地信任市场，导致了监管空白。货币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没有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政策策略。在市场出现泡沫化倾向的时候仍然坚持“市场万能”的理论假设。
金融危机的真正前景取决于金融市场的修正，而不是短期二救市”措施
针对本轮金融危机，此次国际发达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干预措施，其规模和频率都是史无前例的。其政策意图直指当前金融市场存在的信贷极度紧缩、流动性严重不足的问题。
从短期看，市场的信用“痉挛”源自于投资者、交易者的信心丧失。对于交易对手的缺乏信任使得市场参与者手中储蓄的流动性无法转化为市场中可用的流动性。“救市”举措就是用国家信用填补市场信用的不足，这是短期之内的应急措施，也是无奈之举。
从长期看，金融危机要得到根源性的缓解，必须在市场基础设施方面做出一系列真正的调整和修正，重新建立起市场参与者相互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市场参与者对国家的信任。
一方面，市场纪律必须得到重新梳理和改革。理性、均衡的市场文化需要回归。正如传统的金融理论所言，市场中应该是风险对冲者和风险投机者协调并存。在投资取向多元化的市场中，交易价格才是平稳而准确的。从近期情况来看，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巨幅波动，主要金融机构股票价格被大量做空仍然反映了市场中的投机倾向的泛滥。许多金融机构激进逐利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因危机的发生而改变。这一局面如果得不到根本上的改观，或将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恢复，或将为未来其他新的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另一方面，金融监管者需要用动态的眼光审视市场的发展变化。市场并不总是万能的。特别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下，一国的市场往往不仅在本国因素的影响下自我调节，而是受到全球市场的共同影响。在市场自主运行的领域，金融监管者需要不断质疑本国金融市场自我约束机制的有效性，持续对市场运行规则进行独立、客观的评估，并及时提出修正意见；在政策直接干预的领域，监管者需要全方位地运用监管工具，及时地掌握不同金融机构的风险信息并分类采取监管措施。建立清晰明确的监管规则，让有利于市场稳定的机构和产品进入，让不利于市场稳定的机构和产品退出。
中国金融业需要充分利用此次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此次次贷危机的爆发，对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影响十分有限。这得益于国家宏观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所提供的坚实基础，监管部门制定了审慎有效的监管要求，以及我国金融业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等原因。但从长期趋势以及全球实体经济联动性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心存侥幸，独善其外，而是以此为鉴，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一是按照宏观调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积极应对短期国际经济冲击，充分加强内需的缓冲效应。此次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将不断显现，并将可能危及全球实体经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出口依赖型向均衡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外部环境的变化将加快这一进程，庞大的内需市场也是我们对冲外部影响的重要支撑。中国金融业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采取更多的行动适应和参与这种转变，以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规避风险。
论文摘要:在世界金融危机环境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加大信贷风险管理的力度,将商业银行自身价值的所有来源包含在管理范围内,通过分析找出引起商业银行不确定性的内、外部变量,对其变化趋势持续地进行监督其,这样就可以帮助管理层在商业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间找到平衡点,使商业银行躲开前面的未知风险,保持持续健康的 发展 态势。
一、世界金融危机的概念及爆发诱因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从表面上看,次级债问题是由美国低收入者的房贷所引发的。实质上,本次危机是源于刺激 经济 的目标下过度的信贷以及信用风险互换等衍生工具的滥用,使状况愈演愈烈终致危机恶化。而贯穿始终的问题是:无论是监管者、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存在着忽视信贷风险管理的通病。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在追求业绩的利益驱使下,片面的追求业务规模和业务利润的快速增长,而忽视风险甚至无视风险。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与风险管控水平直线下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过分信任,认为一切风险可以通过工具创新转嫁给别人,忽视了衍生工具内在的风险,最终导致金融风险被成倍地放大。
商业银行作为专门经营货币的特殊 企业 ,具有高负债性和高外部性的特点,这就使其不仅追逐收益性,也必须关注安全性和流动性。而作为发展
三、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措施
商业银行在 金融 危机背景下进行信贷风险管理,首先要明确信贷风险管理的目的不仅是保护资金的安全,而且还要提升构成银行经营模式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组合水平。信贷风险管理应遵循保本、稳健的原则,保护银行资产的安全,保证存量资产质量的稳定,这是银行生存的基础。对内生不确定性引致的风险,如银行由于内部的信息传导不及时、相关制度不完善而发生的操作失误、贷款抵(质)押物价值没有及时更新等,可通过加强控制程序和业务检查力度来实现。
1.严格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
商业银行必须使用内部控制的标准流程从严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严格检查每一笔房屋按揭贷款业务,信贷员必须要与贷款申请人见面,而且必须面对面地签订贷款合同。对于新收到的房屋按揭贷款申请,由信贷工作人员到单位核实收入证明,通过核实贷款者真实身份。
2.增强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流动性
从宏观层面看,2007年央行10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每周发行定向票据,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回收了银行体系内相当数量的流动性。而在 金融 危机过程中,保持自身流动性成为银行渡过难关的重要手段。
3.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金融创新会给银行业带来双重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交易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审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过程发现,即使美国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市场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监管缺失,尤其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产品的复杂化导致了对其认识上的盲点和监管上的空白。
参考 文献 :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房地产
房地产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它的发展对于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拉动相关行业发展、扩大内需等都产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房地产信贷又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业务。因此,如何规避金融风险、积极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将是我国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一、银行房地产信贷过程分析
(一)地产开发阶段
承担土地一级开发的有土地储备中心、土地出让单位、项目公司以及土地出资(合作)者。这三类单位都有银行贷款介入,他们的还贷资金又主要来源于土地转让。
(二)房地产开发阶段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资金、国内贷款、外资、债券及其他。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贷款后,将部分资金支付给地产一级开发商,使银行对地产开发阶段的贷款收回。房地产开发企业通常将工程分为一期、二期、三期等,启动项目后着力开发一期,在取得销售许可证等“五证”齐全后预售商品房,获得预售收入并用该资金开发二期,实现循环开发。
(三)房地产销售阶段
银行向购房者提供按揭贷款等服务,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取得的销售收入支付建筑安装企业的代垫资金和对项目开发贷款进行还贷,银行通过回收购房者还贷资金实现整个房地产信贷资金的“回笼”。
二、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揭示
结合以上银行对房地产信贷过程,银行可能遇到风险如下:
(一)项目合法有效性风险
由于房地产和其他行业的差异,这一业务既有房地产企业(借款主体)的资质管理--保留行政审批的项目,还有项目本身的合法有效性,大部分项目都是保留行政审批的,尤其是进行规划的审批很普遍,所以存在较大的政策性风险,这体现在房地产项目的地产一级开发阶段和项目开发阶段,这类风险发生最为显著的是工业园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二)市场风险
房地产项目的市场定位往往成为市场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其中价格和当地对该同类项目的供需情况是衡量市场风险的主要参考指标。这类风险主要体现在银行对项目的审贷初期和房地产项目的销售阶段,易受该行业经济“泡沫”的影响,海南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至今让人记忆深刻。
(三)项目质量风险
由于房地产项目按揭时间较长,在此期间容易滋生许多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其中项目的工程建设质量相对容易监控,而项目的选址、项目类型、物业配备等将会在长时间内影响项目质量,从而给银行带来相应的信货风险。这类风险体现在房地产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和项目周围的经济环境上。
(四)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指房地产上游行业的风险传导,如,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会加大房地产开发的经营成本,甚至推动房价的上涨,给市场带来许多不确定性。此外,国民经济总量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都将影响到房地产的需求市场。由于房地产的行业特性,其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因素较多。
(五)政策性风险
对房地产而言,其政策性风险主要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政府对房地产的产业政策等其他相关政策的影响。
三、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防范措施
(一)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
政府要增强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督管理,完善调控手段,提高调控能力,促使房地产业稳定、健康、有序地发展,防止大起大落,防范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为此,必须首先加强房地产市场的统计工作,完善全国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建立健全全国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体系。通过全面、准确、及时地采集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的相关数据和对影响市场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公布,政府可以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并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控和指导,以实现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的预警和对房地产投资、消费的引导;其次,政府要设计合理、严密的房地产税制,引导土地持有者合理提高土地使用效益,抑制土地的过度投机。如,对土地空(闲)置征税,以鼓励持有人积极投资开发,提高囤积投机的成本。征收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能有效地抑制土地投机,且能将由社会引起的土地增值通过增值税的形式部分返还给社会,体现了社会公正。征收土地保有税,以刺激土地供给等。
(二)发展多元化的房地产金融市场
我国应当大力发展多元化的房地产金融市场,形成具有多种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的房地产二级金融市场,以达到分散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房地产对于银行的依赖性过大,不利于自身发展,同时商业银行过度的房地产贷款,有悖于商业银行的“三性”原则。因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吸收社会存款,而将这部分资金投向期限较长的房地产项目不符合银行资产流动性、安全性的要求,容易造成清偿危机,产生金融风险。在成熟规范的市场中,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融资不仅仅有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种基本形式,在一级市场以外,还应存在着发达的证券化二级市场。在这个二级市场上,各种房地产金融工具同时存在,包括投资基金、信托证券、指数化证券等。房地产证券化可以促使房地产经营专业化,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房地产企业要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房地产企业自身应增强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诚信度,提高抗风险能力。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较其他行业尤为明显。规模小的开发商的单位成本居高不下,在广告策划、营销推广、环境改造、配套设施、物业管理等方面,规模较大的公司占有明显优势。此外,规模大尤其是具有较强现金实力的开发商在选择项目最佳开发时间上也具有主动权。因此。房地产业内部适度的资本集中,能有效地节约房地产开发和经营成本,提高抗风险能力。
(四)银监会要充分发挥监管作用和服务功能
银监会应加快发挥在社会信用基础和市场诚信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完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能力,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和服务功能。激励诚信行为,促使各经济主体在日常信用活动中养成守信习惯,彼此建立起互信、互利的信用关系,确立失信成本递增的违约制裁机制,严惩欺骗和违约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起诚实守信的氛围和环境。促进金融稳定。
(五)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能力
商业银行自身应加强管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首先,商业银行要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分析、预测和监测指标体系,建立和扩大房地产市场信息来源。及时关注各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情况,提高对房地产市场发展形势的分析预测能力;要加强产业政策研究,制订与产业政策相互协调的房地产信贷政策;要加强对房地产行业周期波动的研究,防范市场风险于未然;其次,信贷从业人员必须树立牢固的风险意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在调查环节尽职尽责。认真做好贷前调查工作,及时分析信贷业务的客户风险和经营风险,研究信贷风险防范措施。
信贷审批人员应在审批环节严格把关。一是分析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宏观政策;二是分析项目投资资金组成的合理性和来源的可靠性,项目资本金比例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比例,自有资金是否到位,部分销(预)售收入作为投资来源是否可行等;三是分析项目总投资的合理性,如建安成本是否过高等;四是分析项目的合法合规性,结合“四证”分析有无超规划、超容积率等情况;五是分析项目抗风险能力,结合成本、净现金流量、投资收益率、敏感性因素分析等指标进行分析;六是分析项目的市场前景及其竞争力,要结合产品价格、项目所在地的位置、规划布局和建筑设计、开发商的品牌等因素分析;七是分析担保措施,抵押物是否足值、变现能力是否强,保证人保证能力如何等;八是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资信状况、开发经验、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意识及风险控制能力。
以大豆为例，今年7月大豆的走势：去年美国大豆丰收，仓储达到了1亿吨，预计南美达到1.7亿吨的上市量，市场一直处于很低迷的状态。但是今年7月份，由于阿根廷减产4万吨至6万吨以上，大豆价格暴涨，每吨大豆上涨100美元。怎么规避这个风险呢？现在玉米的价格又跌了，目标价卖到4美元，我们用卖出看涨，买进看跌的情况，来保护大家的上涨空间，农民达到4美元，这是基准价格，如果这个时候农民卖掉，可以平仓获利。反之下跌就是看跌期权，这是一个组合。
美国的基差交易
美国农场和国内不一样，美国农民不卖货，他只卖给收购站，就是我们称为的合作社。合作社通常是由几百家农户组成，这个合作社利益共享，一般3万吨级、5万吨级的粮库大概只有几个人来经营。农户在卖出去以后获得利润分成。收购站就有一个基差。例如，7月26日的大豆收购价9.95美元，报价的大豆基差是9.24美元，收购站把运费定出来，再加上收购站的利润，算出基差是0.69美元，报价是9.24美元。美国农民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粮库要赔钱？他们利用基差交易，收进来是9.24美元，出去是9.59美元，所以就有基差交易，所以基差交易不管涨到12美元还是8美元，总是有锁定利润。
我们公司每天追踪美国各地收购站的表，基差交易离交易所越近基差就越小，离交易所越远，基差就越大。所以要把这个基差图做好，这是保证正常交易的前提。有了交易所之后，农民利用基差交易卖粮。假设，农场主规定11月是0.6美元的基差，4月份就和收购站签订合约了，收购站规定10月30日必须要交货，基差是0.6美元，从4月到10月之间，农民有时间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期货价格去进行点价。
国内因为没有基差这个概念，只知道收了粮才能卖，美国人是在播种之前就卖出去了，他们知道生产是多少，他们最多卖出70%，避免减产的麻烦。所以今年农民在暴涨的过程中都卖到40%-50%。如果粮食再涨他再卖。
基差交易的优点，可以避免基差下跌的风险，可节省仓储费用，可利用期货交易来灵活结价。缺点就是有期货下跌的风险，你高的时候没有卖，低的时候卖的话，再减去基差，农民就亏了。
美国的农业保险
从2014年美国新农业法案推行到现在，一个是农业风险保障法案是按照县一级水平五年的平均价来算出来的，还有一个是价格损失保险PLC，类似目标价。从2015年4月起，在2014-2018作物年度中，农民要二选一，一旦选定不可更改。现在新的法案，2014年大豆是8.4美元，玉米是3.7美元，小麦是5.5美元。美国农业法案特定的几个关键因素是按照农民的产量，但是由农民自己报给保险公司，有些是用10年，有些是用5年，还有单纯的保险比例，通常是50%-85%，最高到85%的产量。还有一个保险基价，最关键是保险基价的确定。
保险基价每天都在波动，从2013年到2016年，全球经济下滑，保险的基价也在下滑，大豆2月是8.85美元，10月是9.75美元，玉米2月是3.86美元，10月是3.49美元，那么按照最高价格来算，就是大豆要以10月的9.75美元来算，玉米要以2月的3.86美元来算。
两点思考
第一，美国是收购站模式，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最低的亩数就是600亩。我国是小农经济，怎样做到保险公司确定单产量，我认为要建立一套作物保险的诚信体制，确定农民的产量。实际产量还有弃耕的情况，还要考虑每隔200公里左右有不同的生长季节，规定最迟的播种期限。过了这个期限以后，农民是不是还要去种地，种了以后，保险公司就不赔付。所以保险公司要到你的地里看你种了没有，这个是诚信体系。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国际金融法是国际金融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时期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跨越了民族化、国际化阶段而步入全球化、金融化时代,巨额资金不断突破地域性管制的藩篱在全球游移,各类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张,跨国信贷和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核心,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体现为国际金融关系。这一切必然会对国际金融法的发展产生影响,推动国际金融法与时俱进:同时,对于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迁,国际社会和各国立法当局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由此推动国际金融法的迅猛发展。晚近,国际金融法进入了自形成以来最为活跃的发展期,并表现出以下一些鲜明特点:
一、内容和范围有较大的拓展
晚近,国际金融法呈现出多层面、立体化的发展趋势。从内容到形式、从数量到质量,均取得重大进展。从内容上看,国际金融法不仅涉及面更广,几乎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电子金融、衍生交易、投资基金等新领域开始纳入法制轨道,跨国金融服务的法律规则应运而生;而且,国际金融法的各项具体制度也日益健全。如国际货币法领域有欧洲货币联盟制度的创新;国际银行法领域有跨国银行和跨国金融集团监管制度的探索;国际借贷法领域有国际贷款证券化法律问题的解决;国际融资担保法领域有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融资法领域有国际保付、融资租赁等国际法制度的建立。
从形式上看,不仅既有的国际金融条约得到了针对性的修订和完善。而且还诞生了以WTO制度为依托、以GATS和FSA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条约,标志着国际金融统一法的飞跃。国家间的各类金融合作亦空前活跃,导致双边金融条约和区域金融法数量大增。以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为例,近年来不仅发达国家的证券监管者之间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谅解备忘录,而且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实践,证券监管的合作性安排还出现了向跨地区的新兴市场之间发展的新趋向。[1]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区域性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其他区域性金融组织的规则与决议、各国的涉外金融法、实践中形成的国际金融交易的惯例和习惯性做法。在近期都进行了较以往频繁得多的修订、增补、更新和整合,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和完善,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金融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间的衔接、交融与协调。
除实体法外,国际金融程序法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根据WTO金融服务贸易制度的规定,WTO的透明程序、服务贸易理事会和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争端解决机制都可用于监督和评审成员在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履行,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可能发生的冲突。从此,各成员要就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和做法向贸易政策评审机构作出定期报告,接受其定期审议。这一制度和程序的启动,对于提高国际金融活动的可预见性、增加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促进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实施的有效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效力显着提升
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较以往大为增强。这首先归因于国际金融条约的发展。国际金融条约数量的大量增加,意味着更多的缔约方、更多的金融关系被纳入法制轨道,意味着当缔约方将条约义务转化为国内法时,便将这一更多更广的约束力以国内法权威和强制力为保障向所管辖的金融机构和从事金融活动的当事人进行了传递。
其次,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提升主要是借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借助国际组织广泛的影响力和有效的组织管理,借助其规章制度和业务活动,借助其执行统一规则的法律职能和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国际金融法的制定和实施得以与国际组织的权能相结合,从而达到了强化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相对于各国自发地磋商和谈判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协议的“功能性造法”方式而言,晚近的这种由国际组织统一领导和管理,以国际组织所特有的制度安排为便利和压力,从而在各国间达成协议并提升协议之有效性的造法方式,可称为“制度性造法”方式。例如,WTO金融服务贸易法较之一般的国际金融条约,因其实施有源自WTO的一系列制度保障,因而其在效力上更为可靠和有效。
再次,国际金融法效力的强化,还来自晚近异常激烈的金融竞争,来自竞争压力下国家普遍的自觉与自律。这是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约束力的重要源泉。以《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为例,虽然该文件声明“不具有也不打算具有法律强制力”,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除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方积极遵守外,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法律文化传统殊异的非成员国家和地区亦纷纷在本国相关立法或实践中加以吸收和采用。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核心原则》本身具有其科学性、先进性和及时性,而且也是因为在金融风险倍增、金融竞争激化的当今时代,任何国家如果对《核心原则》无动于衷甚至排斥的话,都可能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并可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遭受歧视,遭遇“进驻难、筹资难、合作难”的尴尬。
三、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