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4 15:14:0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与传统的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制的行政管理理论不同，新公共管理思想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不强调利用集权、监督以及加强责任制的方法来改善行政绩效，而是主张在政府管理中采纳企业化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管理效率，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强调公共管理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由于严格说来，新公共管理尚未形成一种单一的理论，而只是一种理论思潮，所以我们在此将其称为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理论”。根据西方行政学者P·格里尔、D·奥斯本和T·盖布勒等人的论述，新公共管理主要有如下思想：
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与在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只是收税和提供服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掌舵的人应该看到一切问题和可能性的全貌，并且能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加以平衡。划桨的人聚精会神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件事做好。掌舵型组织机构需要发现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划桨型组织机构倾向于不顾任何代价来保住‘他们的’行事之道。”[1](P12)因此，有效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治理”并且善于实行“治理”的政府。
2.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或私营部门的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并不完全合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通过将企业管理的讲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之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
3.政府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政府组织是典型的等级分明的集权结构，这种结构将政府组织划分为许多层级条块。人们认同自己所属的基层组织，跨组织层次之间的交流及其困难，使得政府机构不能对新情况及时作出反应。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加快决策的压力猛烈地冲击着政府的决策系统，政府组织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作出迅速的反应。企业界经理采取分权的办法，通过减少层级、授权和分散决策权的办法迅速作出反应，从而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也应该通过授权或分权的办法来对外界变化迅速作出反应。政府应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参与或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家庭、志愿者组织等，让他们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奥斯本和盖布勒说：“当家庭、居民点、学校、志愿组织和企业公司健全时，整个社区也会健康发展，而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引导这些社会机构和组织健康发展。……那些集中精力积极掌舵的政府决定其社区、州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它们进行更多的决策。它们使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机构行动起来。”[1](P7～8)这是因为，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基本单元构成健康而有活力的国家。新公共管理认为，与集权的机构相比，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有许多优点：比集权的机构有多得多的灵活性，对于新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作出反应；比集权的机构更有效率；比集权的机构更具创新精神；能够比集权的机构产生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生产率等等。
4.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如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强调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政府可以把巨大的官僚组织分解为许多半自主性的执行机构，特别是把商业功能和非商业功能分开，决策与执行分开；移植私营部门的某些管理办法，如采用短期劳动合同、开发合作方案、签订绩效合同以及推行服务承诺制；主张全面的货币化激励，不过分主张传统的道德、精神、地位和货币等因素的混合以及单一的固定工资制的激励机制。特别是主张对高级雇员的雇用实施有限任期的契约，而不是传统的职位保障制。
5.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传统的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应该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领域则应该由政府垄断。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参与管理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应广泛引进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之所以需要引入竞争，是因为竞争有种种好处：竞争可以提高效率，即投入少产出多；竞争迫使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要作出反应；竞争奖励革新，而垄断则扼杀革新；竞争提高公营组织雇员的自尊心和士气。因此，政府为了高效地实现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该让许多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有机会加入到提供服务的行列中来。
6.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传统的政府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由于不衡量效果，所以也就很少取得效果，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效果越差，得到的投入反而越多。例如当治安工作不利，犯罪率上升时，它们通常会得到更多的拨款。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因此，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管理的资源配置应该与管理人员的业绩和效果联系起来。在管理和付酬上强调按业绩而不是按目标进行管理，按业绩而不是按任务付酬。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来拨款的预算制度。即按使命作预算；按产出作预算；按效果作预算；按顾客需求作预算。
7.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他们认为，虽然任何组织都必须具有规章才能运行，但是过于刻板的规章则会适得其反。“我们接受规章和繁文缛节以防止发生坏事，但是同样这些规章会妨碍出现好事。它们会使政府的办事效率慢得像蜗牛爬行。它们对正在迅速变化中的环境不可能作出反应。它们使得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成为组织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1](P91)他们认为，企业家式的政府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府。它们规定自己的基本使命，然后制定能让自己的雇员放手去实现使命的预算制度和规章，放手让雇员以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组织的使命。有使命感的组织比照章办事的组织的士气更高、也更具有灵活性、更具有创新精神、从而更有效率。
8.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在看待公务员与政务官员关系的问题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斗争，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等。新公共管理则认为，鉴于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公务员与政务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回避，倒不如正视这种关系的存在。基于这种看法，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在新公共管理者看来，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不应截然分开。正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政治功能，不仅能使公务员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还能使他们以主动的精神设计公共政策，使政策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这体现了新公共管理者重视激励、鼓励公民参与的价值取向。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石油危机以及福利国家负担过重等因素，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收入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因素出现了持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其次，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普遍臃肿，效率低下。第三，由于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使得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行政与组织的内在变革。通过在政府管理中实施企业化管理，以顾客为导向引进竞争机制，推广民营化等改革措施，西方国家普遍掀起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浪潮，这些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国家普遍进入了新公共管理时代。
二、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在西方国家的普遍展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也增强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虽起步时间不长，却已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举世公认的成就。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普遍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体制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最快，开创了具有渐进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为这一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政府也进行过多次机构改革，但这些改革主要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规模膨胀过快，超过财政承受力有关。而从1978年开始，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因则主要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更是主要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有关。
1998年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原因或者是因为没有将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虽然将二者联系起来，但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所以效果仍不明显。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科技发展速度日趋加快，竞争日趋势激烈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不仅是转变职能，而且还要提高效率。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未来发展趋势。
1998年，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开始。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从这次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可以看出，这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仍然主要是公共行政的传统准则，即集权性的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基本准则，尚缺少当前西方各国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准则。但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公共行政管理实际发展水平，我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并未完全过时。毕竟，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与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所处的社会发展背景不同。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排斥我们在改革中吸收和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某些思想。这是因为，世界各国在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中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共同的，这一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如此。因此，了解和吸取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纵观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1.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的企业化管理，强调管理的高效率。我国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效率低下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扯皮；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公共管理应该像企业管理那样，将效率放在首要地位，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或私营部门的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并不完全合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通过将企业管理的讲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之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
3.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中便可以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新公共管理从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注重提供优质服务的方向发展。我国目前尚处于法制不健全，制度供给不足的阶段，不消说，建立健全法制，完善规章制度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必须看到，制度毕竟是手段，它是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任务服务的。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时，应该同时考虑如何将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落到实处。而这一点恰是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工作尤其应该加强的一个方面。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即使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再完善，依法行政也是一句空话。
5.新公共管理重视政治对行政、对公务员的影响。这一点给我们的启发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绩效与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保证健全的政治责任制度，不能使政府保持一定的政治权威，那么公共行政就有政治失控的危险。在一个缺乏政治权威和政治责任的体制里，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质量是不能得到制度保证的。因此，尽管政府机构改革的直接目标可以是改善行政绩效，但也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要让行政人员认识到行政工作所负有的政治责任，增强对政治的敏感性，保持对政策的自觉响应性，从而达到忠实地履行行政职责的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政府在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某些有价值的见解和做法的同时，也要注意结合本国的国情。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法制和规章，因而以新公共管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符合其发展趋势的，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育还不成熟，法制还不完善，因此对于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思想，只能从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而不能全盘照搬。
(一)隐瞒收入
以河北省为例，有的部门编制部门预算时少报上年结余资金和事业收入，有的部门编报部门决算时隐瞒年末结余资金；有些部门收取的行政性收费、罚没款等非税收入未及时足额上缴财政，有些部门超出批准的预算安排支出或自行调剂预算支出。在其他省市中，如广西省某市工商局1994年至1999年共隐瞒行政性收费收入468.96万元，其他收入6950.99万元[1]。江西省审计厅在2000年对全省工商系统的审计中查出隐瞒收入408.33万元；漏缴税费141.55万元[2]。
(二)私设“小金库”和公款私存，挤占挪用
以河北省为例，工商系统被查出“小金库”的主要是将收取的企业登记费、门面出租收入交易费等未入账，而是用于职工福利、购车等开支；将收取综合管理费、市场管理费、服务费、摊位费、治安费、水电费等分别存入存折；有些工商局的出纳员将规费收入和经费结余以个人名义存入存折，直接在账外列收列支。如广西省某地区工商系统被查出“小金库”157.34万元，主要是1999年以前将收取的企业登记费、门面出租收入交易费等未入账反映，用于职工福利、购车等开支[3]。江西省审计厅在2000年对全省工商系统的审计中查出挤占挪用资金1156.86万元，私设“小金库”420.81万元，国有资产流失102.99万元[4]。
(三)拖欠、截留应缴预算收入和财政专户资金
以河北省为例，主要表现在：截留、拖欠应缴财政预算的企业注册登记费、商标注册费，经济合同签证费收入；截留、拖欠应缴财政专户的集贸市场管理费资金等。在其他省市中，如广西省某市工商局历年应缴未缴罚没款541万元；某地区工商局欠缴财政专户931.25万元[5]。江西省审计厅在2000年对全省工商系统的审计中查出拖欠、截留应缴预算收入968.08万元，拖欠应缴财政专户款172.03万元[6]。
(四)违反规定超范围乱收费乱罚款
以河北省为例，有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内容、范围、及标准收费，擅自立项收费，超范围收费，超标准收费。其中一些工商部门超范围收费，主要是继续执行1997年财政部、国家计委取消了汽车、钢材交易市场管理费。据统计，1999年全国共清理掉不符合规定的收费项目32项，清理关闭银行账户1578个[7]。在其他省市中，江西省审计厅在2000年对全省工商系统的审计中查出乱收费乱罚款金额389.92万元；其他违规金额940.65万元[8]。
(五)没有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
以河北省为例，在预算管理、收费“收支两条线”方面主要有经费超支严重，没有依法办理经费追拨手续、一些地方没有严格贯彻执行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的规定、部分地方票据管理中存在较大的管理漏洞、规费代征管理普遍松懈等问题。
二、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财务管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从总体上看，上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违纪问题的产生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一)客观原因
1.历史原因
(1)业务经费不足：以河北省为例，一方面：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减费因素不断增加，决定收入呈现停滞或下滑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监管任务的不断加重，工作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工资因素和办公消费指数上升，决定支出呈现递增趋势。在目前工商财务体制不变情况下，收入和支出矛盾较大，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经费都出现紧张局面。
(2)经费保障能力较弱：以河北省为例，由于工商行政部门业务经费不足，经费保障还不能完全到位，部分地区仍然使用行政性收费来保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各项经费需要。
2.工作性质原因
工商管理局除管理正常经费外，还要按规定要求进行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收、管、用、缴”工作。这就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内部财务管理的难度，也为财务管理的违法违纪问题的出现提供了可趁之机。
(二)主观原因：
1.缺乏科学的理财思想
以河北省为例，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内部没有充分认识到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的重要性，守法意识差；没有树立预算观念；没有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办公的思想。
2.财务管理制度、体制不完善
以河北省为例，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财务公开制度、财务内审制度、财务检查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基建工程管理制度、罚没物资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不完善，在体制上没有落实新的财务管理关系等，给违法违纪行为提供了漏洞。
3.财会人员的素质还不能适应新形势对财务工作的要求
以河北省为例，财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公款私存；职业道德缺乏，工作散漫，不负责任；会计核算和会计基础工作等业务技能不合格。
4.无法满足规范化统一管理需求，且财务监控滞后
以河北省为例，一些部门仍然使用传统的单机和局域网处理账务，财务监控不仅受到时间、空间、及人力方面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无法实现行之有效的事前或事中的财务监控。
三、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财务管理应采取的对策
针对上述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财务管理。
(一)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树立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的理财思想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树立法制观念、预算观念，还要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办公思想和提高效益的思想。
(二)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财务制度建设和财务体制建设
1.加强固定资产管理
一要设置专门管理机构。对固定资产的管理要落实到部门，有专人负责，统一登记、管理。二是建立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2.推行政府采购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效益”的原则，大宗办公用品、仪器设备、装修装潢等消费品集中由政府采购，提高资金支出的透明度和资金使用效益。
3.加强基建工程管理
加强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前论证工作，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建设规模和标准；实行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制；加强竣工财务决算工作。
4.加强罚没物资管理，严禁任何人私自动用涉案物资
(三)建立高效严格的财务管理体制
1.适应上下级关系的变化，迅速转变观念和行为方式
下级机关要坚决地贯彻执行系统财务管理办法，经常向上级局汇报财务工作的情况。上级机关要加强对下级局的财务监督管理工作。
2.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
工商部门要严格执行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工商管理单位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工字[1999]4号)，以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财政部关于下达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财预字[1995]27号)的规定。
3.建立顺畅快捷的上缴下拨渠道
在系统内部，抓好票据的使用和管理，做到应收尽收，应缴尽缴。在外部，要解决好与省财政的关系，加快经费的核拨速度；加强与银行的联系，解决划款的时间问题、代收代缴款的上划问题和代收网点问题。
4.理顺资产、债务关系
做好垂管后资产上划工作，各地在市场管办脱钩的基础上，积极与当地财政、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协调，全面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做到产权清楚、债务清楚、收支清楚、家底清楚，保证经费上划和资产移交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1.加强财务人员政治业务培训
财务人员要努力学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保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2.加强财务会计知识，提高会计电算化管理水平
财务会计人员要努力学习财务会计知识，精通业务，做到人人持证上岗。对于那些业务不精且不努力学习的人员进行淘汰。要有效的发挥全系统对工商财务软件操作作用，不断提高全系统财务人员电算化水平和账务规范处理能力，提高办事效率。
参考文献：
[1]雷月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财务管理有待强化[J].广西会计,2001,(6):14-15.
[2]黄雪梅.搞好工商行政财务管理工作必须要树立五个观念[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2):48-49.
[3]黄瑞珍.加强财务管理实现科学理财[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7,(2):36-38.
[4]李林.试论工商行政管理的理财思想[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4,(11):30-31.
[5]加强工商系统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促进工商部门依法行政[J].江西审计与财务,2000,(9):15.
注释：
[1][3][5]雷月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财务管理有待强化[J].广西会计,2001,(6):14-15.
[2][4][6]加强工商系统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促进工商部门依法行政[J].江西审计与财务,2000,(9):15.
[7]权燕子.1999年财务管理工作基本情况[J].工商行政管理,2000,(13):21-23.
[8]加强工商系统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促进工商部门依法行政[J].江西审计与财务,2000,(9):15.
一、对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认识
工商行政管理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无论是在体系上还是在理论范畴上，都达到了可以揭示规律的程度，工商行政管理是一种管理行为，其具有一定的价值，能够有效的实现行为与规范之间的高效统一。现阶段，工商行政管理理论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独立体系，然而其却在不断的升华和改进，在社会市场经济以及社会政治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前提下，其也在进行不断的改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就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中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概念、范畴以及基本的体系等，这一理论主要是在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所发展得来的，因此，其具备公共行政学中的一些要点。针对工商行政管理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从市场以及其自身的管理职能等方面入手，深入到市场中，对市场中的一些行为进行监管和控制，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依据市场准入原则对商品进行有效的质量检查，实施产权保护等，在这一系列的范畴内，可以看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作用，针对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解释以及规律的揭示，可以从工商行政管理行为以及规范的统一范畴内来进行解读。
二、工商行政管理与市场
要想清楚的了解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就需要对工商行政管理与市场的关系进行入手，而所谓的工商行政管理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可以说，工商行政管理与市场的关系就是经济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具体层面。政府对经济有着宏观调控的职能，其对经济进行调控和干预的时候，需要遵循相应的价值和经济规律，采取有效的干预手段，在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工商行政管理的有效开展，从而对市场进行合理的监督，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只有市场在失稳的情况下，政府才有理由干预市场经济，而造成市场失稳的主要在于公平和效率，市场自身虽然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却无法有效的克服来自市场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干预，市场外部的干扰只能够通过政府来进行消除和调整，政府利用其干预手段，对市场中的竞争秩序进行合理的维护，合理分配收入，调节市场准入份额，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稳定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是尤其必要性的，然而，政府却不可以过多的干预经济，其只能够做到适可而止。其余的经济就需要市场自身进行调节和干预。总而言之，政府与市场之间既不是放任自流的状况，也不是完全干预的状况，两者在权利上是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政府以及市场对经济都具有调节的作用。
三、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中管理与服务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中，包含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所以对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进行探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要点。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有很多，但是其中的服务职能其是否具备，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而针对工商行政管理的服务职能，也是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可以说，在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中，管理和服务之间有着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而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梳理的时候，也需要能够将服务加入到管理中，依据管理活动来对服务职能进行探讨，从这一点上来说，服务职能无法离开管理而单独存在，两者之间是一种依存的关系。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在市场监管执法领域权力、法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贯彻执行者。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必须积极为经济基础服务。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就是要帮助和促进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并及时调整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因此，不能认为强化市场监管与为经济发展服务相悖，强化市场监管执法也就是强化为经济服务的职能。这种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视角上所谈论的服务是一种宏观层次上的服务，可称其为“大服务”。
(1)行政管理专职人员偏少。
从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至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人事编制的限制,目前,高校普遍存在规模庞大,但是教师,特别是管理岗位教师偏少的局面,而随着高校管理制度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管理职能下放给各教学学院,教学学院专职行政人员的缺乏造成了相应工作的推进效率滞后。
(2)兼职管理人员流动性大。
为解决专职管理人员不足的问题,很多教学学院都让部分年轻专人教师兼职管理工作,而专人教师由于岗位因素,很大一部分都只是兼职一定时间,通常1～3年,时间满后都会即刻脱离兼职工作回归教师岗位。
(3)工作方法需要更新。
有很大一部分的管理人员不能很好的适应现在的任务环境,还在用以前工作任务单一时的工作方法来要对现在烦琐的工作,导致工作不能很好的开展。
(4)工作标准化、整体意识不够。
面对越来越多的下放到教学学院的工作,很多行政管理人员不懂得将工作进行分类合并处理,同时,在处理工作时,不会过多的考虑工作的关联性、系统性和整体性。
(5)以人为中心的意识不够。
很多工作的处理还更多的依赖于经验,依赖于执行,忽视创新性,没有很好的发挥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很多工作执行处理不灵活。
2工业工程理念在高校教学学院行政管理中的应用
如何对有限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达到整个管理工作的效率最优,这既是目前教学要实现的目的,也是工业工程思想所期望得到的结果。因此,在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时,可以将工业工程的理念运用到工作的优化过程中。
(1)运用成本-效率意识来弥补专职管理人员不足的问题。
成本-效率(效益)是工业工程的核心思想,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作为服务产业的高等教育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学学院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培训来加强专职管理人员的成本-效率意识,以此来提高管理能力,通过能力的提高来弥补资源的不足。
(2)运用工业工程的工作研究方法,提高教学学院行政管理工作效率。
对现有的工作方法进行分析,分析时运用“5W”法,灵活运用“ECRS”原则,将教学学院行政管理中所面对的工作进行分析归并,以此简化工作内容,提高工作效率。
(3)结合工作方法研究,运用工业工程理念对所需要处理的工作进行测定
将工作内容进行标准化、系统化,针对不同类型的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标准,以此让兼职管理人员能尽快的适应并处理好各类工作,提高兼职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4)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工业工程理念非常重视人力资源对效率提高的影响,把人力资源状况视为是影响工作效率提高的首要因素。所以高校教学学院应该在工作中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上岗教育、培训、激励等各种方式来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激情,最大限度的发挥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以此来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创新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3结语
高校行政管理是一个多层次、宽广度、高难度的复杂化的管理系统，是学校教学科研的支持体系与有力保障。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和规模的日益扩大，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拓宽与深入，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管理问题己成为当前高校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瓶颈，新时期如何改革和创新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更好地支持教学与科研事业，成为当前高校管理中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精英（毛入学率低于15%）大众（毛入学率为15%-- 50%）和普及（毛入学率高于50%）三个阶段。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15%，标志着我国己初步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13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3年的17%增长到2012年的30%。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行政权力的作用日益突出，高校的管理活动主要由专门的管理人员来承担，高校的行政管理是高校实现其教学、科研两大社会功能的基础。而任何管理最终是人的管理，高校行政管理只有注重调动高校主体的积极性，才能抓住人力资源的功能发挥，抓住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核心。在当前形势下，我国高校面临着海外院校的巨大冲击，教学模式和办学思路面临挑战，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难度来看，也都是任何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而在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当中暴露出的一些弊端，逐渐成为高校事业发展的一块“短板”。因此，怎样补齐这块“短板”，如何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素质全面、高效实干的行政管理队伍，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因此，从高校管理的层面上看，如何调动高校主体的积极性以保障高校行政管理的良胜运行，成了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一、高校行政工作重要性
高校的行政管理，是高等学校为了实现学校教育工作的目标，依照一定的规章和制度，采用一定的措施和手段，发挥管理和行政职能，带领和引导师生、员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有效的完成学校工作任务，实现预定目标的组织活动。第一，高校的行政管理相对于高校教学、科研活动而言是一项辅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学术与行政的关系，即为掌握学校行政管理的领导和具体执行人员与从事学术工作的教师、专家以及学生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功能与部门的关系，即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置与其功能之间的关系；三是人员结构与管理创新的关系，即优化行政管理人员的结构与行政管理创新的关系。第二，高校担负着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重任，教学、科研则是其基本工作，而行政管理水平的高低，对高校教学、科研工作能否顺利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各项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化，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从职能、内容到地位、作用都发生了新的转变，如何塑造名师、如何招揽人才、如何培养学生、如何改良学风、如何鼓励广大教师热衷于科学研究、如何保持稳步发展并做到可持续发展等，不仅需要教学管理工作的运筹，更需要行政管理工作的运作，只有加强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充分调动行政人员的积极性，才能确保高等教育事业又快又好的发展。
二、目前高校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高校规模日益扩大，高校管理的难度也日益加大，高校行政人员管理水平的高低对高校竞争力的提升和教学目标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但目前的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存在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诸多问题，不仅没有促进教育水平的提高，反而严重阻碍教育目标的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提出高等学校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就意味着我国高校的管理者必须由原来的学术人员兼职向专职管理队伍转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一）行政管理组织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学校管理机构的设置基本上参照政府的行政模式，并实行与政府相同或相似的运行机制。这种行政管理模式导致机构臃肿、重叠，管理层级过多，职能部门管理幅度过小，容易形成多头领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管理效率。高校不仅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还要有一支高素质的行政管理队伍。然而从目前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专业素质来看，大多数来自非管理专业，教育管理专业毕业的人员少之又少，很多都是“半路出家”，一般都没有系统经过高等教育基础理论和现代高校管理知识的学习，有部分人员不具备适应现代行政管理岗位所必需的知识结构，办事主观臆断，影响了管理水平的提升。从高效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年龄结构来看，目前整个队伍中年富力强且有充分实践经验的中坚力量十分缺乏，导致整个行政管理队伍人才出现断层，形成了两头大、中间小的不合理的年龄结构。高校不仅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还要有一支高素质的行政管理队伍。然而从目前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专业素质来看，大多数来自非管理专业，教育管理专业毕业的人员少之又少，很多都是“半路出家”，一般都没有系统经过高等教育基础理论和现代高校管理知识的学习，有部分人员不具备适应现代行政管理岗位所必需的知识结构，办事主观臆断，影响了管理水平的提升。从高效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年龄结构来看，目前整个队伍中年富力强且有充分实践经验的中坚力量十分缺乏，导致整个行政管理队伍人才出现断层，形成了两头大、中间小的不合理的年龄结构。
（二）服务职能观念淡薄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角色定位应是服务型职能岗位，高校行政管理的目的是为师生、为教学科研服务，而不应凌驾于师生及教学科研之上。由于受长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目前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职能机构普遍服务意识淡薄、态度傲慢、效率低下，许多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对高校行政管理的服务职能都不甚了解。各个部门即使能够做到各司其职，但却只是完成属于自己分内的事情，对于无明确分工的工作，互相推诱，影响整个工作的正常开展。师生办一件事，需要在多个部门之间多次周转，白白浪费了许多本来就有限的资源，也降低了办公效率，提高了成本。另外，在人事管理制度方面，只重视人才引进和管理，而不重视人才的稳定、使用和人才资源的配置，因此，在一些高校中，花巨资引进的人才或费尽周折培养出来的人才大量闲置的现象常有发生。
（三）待遇相对较低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学历和素质不高、待遇偏低在全国各地的高校中是一个普遍现象。随着高校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行，行政管理人员的平均待遇与教师的平均待遇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加上学历和职称高的人员存在轻视行政管理工作的倾向，认为行政管理没有前途，从而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即便从事了这项工作，也是“双肩挑”，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不仅使学术研究水平受到了极大影响，也使行政管理工作无法科学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队伍的尴尬显而易见。这些情况导致了行政管理的专职人员不是年龄偏大，就是学历偏低，在坚守岗位的同时却很少有机会像教师那样脱产进修学习，挫伤了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自尊心，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缺乏沟通合作
由于高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彼此岗位工作的不够了解，所以往往缺乏理解和包容，更多站在自己的角度评定对方的工作。不少教学科研人员对行政管理人员带有片面的认识，认为他们水平低、素质差、办事效率低下，还误解行政管理工作简单、轻松---“行政工作没有技术成分”，否定了行政管理的作用，从而加剧了对行政管理队伍的不屑与轻视，到管理部门办事、与管理人员相处时就会表现出摆架子、显优势的姿态。同时管理队伍对于师资队伍也抱有一些抵触的心理，部分行政人员把教师不坐班的工作方式与自身八小时外加班加点并常年处理大量的繁杂事务相对比，加上薪酬分配、福利待遇、职称评定等又普遍向教学科研倾斜，内心便会产生不满，这种不满往往转化成对待教师队伍的不友善、冷漠甚至是抵触。彼此在日常的工作合作中可能就会采取不积极、不配合的态度，单方面认为对方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没有努力寻求合作共同点，从而增加摩擦，进一步增大内耗，本应合作的事一再搁浅，增加办事成本，恶性循环，影响了学校发展的进程。
了解社会工作的人目前仅限于相关的学者和接受专门教育的学生及有限的社会人员。而在台湾和香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是大众耳熟能详的词汇。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就是社区管理还需要专业的人员，这从我国大多城市的社区管理人员都是大妈大叔这样的鲜有具备社会工作方法和理念的人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有学者调查表明，居委会组成人员大多是退居二线的原政府、街道办工作人员和企业的下岗再就业人员。新兴的物业管理公司中工作的人员也主要负责社区硬件系统的设施维护和管理费用的收付，多是一些技术工人。居委会传统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个基层单位，被人称为政府的嘴和腿，这种管理实质上是控制。在某些新型社区，服务性的物业管理公司填补了居委会的空缺，但管理较为混乱，服务不到位，近年出现了许多物业侵犯业利的事情。Teicher认为，一个社会工作行政者比其他的行政工作者更能胜任社会服务机构的管理工作。他说，一个社会行政工作者的成就在于运用知识和信息做出判断的能力，这种为了针对人们的服务，富有智慧地履行职责和领导机构的能力，必须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教育和经验以及我们一直坚持的社会工作价值和理论的结合才能实现。既然是服务，社区管理机构可以是社会福利机构，管理者的任务是实践、贯彻社会福利机构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探询、发掘社区的社会福利需要，确定服务目标，获取各种资源，指定详细的服务计划，组织协调工作人员，评价服务的效果等。
二、学校接受社会工作行政教育的人懂得更多的人际交往的技巧
只是可能缺乏管理学的知识和社会工作的理念。所以，如果专业的社会工作行政人员如果多一些实践经验，基层社区管理人员多一些专业知识，则相得益彰。而且，我国更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行政者，这也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传统上，我国社区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政府对社区有自上而下的监控能力，虽然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居委会的自治性一直没能得到落实。目前，居委会实际上仍然是街道办事处的一个执行机构。从居民看来，他们缺乏民主意识，很少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管理和建设中来。儒家文化圈内的新加坡和日本的社区管理都具有类似的特征。所以说，我们现在迫切的任务是需要有更多的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一方面，我国很多的大中专院校（有近两百所）开设了（尤其是近几年）社会工作专业，其中都会有社会工作行政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很多城市社区的管理人员接受了长短期社工培训。
三、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很多大中专院校毕业的社会工作的学生不愿意去社区工作，在我国，这种工作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不够理想。再者，根据笔者带学生去社区实习的经验，学生并不认为社区的很多工作是“值得”他们做的。学生在社区的工作大多是琐碎的杂活，比如录入、整理资料、写黑板报，甚至是打扫卫生。所以，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有可能的话，提高社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金水平；其次，鼓励学生从基层干起；第三，让学生尽快地上手其本职工作。从国外经验来看，很多学校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看好，薪酬较高。密歇根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在1968-1972年进行了一次跟踪调查，专攻社会行政领域的毕业生未就业率低于3.3%，薪水较高，40%以上的人每年的工资超过14000美元。全美社会工作协会的调查表明，全职的社会工作行政者的年薪超过其他种类的社会工作者，1958年，超过50%的社会工作硕士已经或要申请社会工作行政管理的职位。问题是，社工行政专业教育这种培养目标是长期的，不能在短期内解决我国目前社区管理专业人才短缺的局面。所以，现在最有效的办法是：一是对现在的社区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位于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培训社区管理的干部上面做了很多探索，也取得了一些经验。这些社区管理者有了理论并进行反思之后，可以成为非常有能力的人。二是推广社会工作职业认证资格考试，使之发动和吸引社会的智力资源。
四、结语
一、严格控制旅行社的市场准入
一是严把市场准入关。严格执行前置审批手续，规范准入秩序，将不符合条件的挡在旅游市场之外，县外旅行社在大足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报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禁止未依法取得旅游经营证照的单位和个人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旅游经营活动，严禁旅行社挂靠承包经营，确保旅游市场主体质量。二是强化旅游市场主体监管，依照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结合企业年度检验工作，对从事旅游业务的企业经营主体资格进行审核复查，重点是查处挂靠承包变相转让旅行社经营权，超范围经营旅行社业务。三是加强对旅行社的调控和监管，建立健全旅行社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严格旅行社资质等级评定，建立违规旅行社退出制度。支持和鼓励市内外、国内外有实力、有品牌、带客源的旅行商落户大足。四是健全导游人员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对导游人员的监管，建立导游人员的自律机制。五是结合《无照经营查处取缔条例》的颁布实施，采取专项检查和日常监管、取缔与疏导、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方法，大力整治“黑社”、“黑导”、“黑车”、“黑店”，严厉打击假冒旅行社名称非法从事旅行业务行为。五是建立旅游市场主体电子经济户口，运用先进技术对旅游市场主体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网络化监管。
二、实行上下联动，形成新型监管体系
营造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行业和部门，覆盖面广。因此，在旅游市场的监管上，要充分发挥基层工商所属地管理的优势，全方位地运作经济户口综合监管系统这一平台，并按照层级分工、效能成本的原则，进一步理顺系统的执法体系，调整执法管辖权，合理界定执法办案的层次，完善案件督办、协调制度，充实基层执法权限，解决基层工商部门因执法权限受到限制而影响履行监管职能的矛盾，形成反应灵活、运作高效的执法办案工作机制，逐步构建起以属地监管为主、落实AB岗、监管责任量化到人的监管模式，实现监管信息互动共享、动静结合、优势互补的双轨监管，促进监管职能到位。
三、严格执法，大力打击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行为
【论文摘要】如何建立对公共产品管理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是一个必须认真讨论的重要问题。本文针对公共产品管理活动中的高成本与低绩效情况，建立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绩效评价标准，并把具体的成本分解为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以启示人们正确评价管理绩效。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管理模式的公共产品成了政府绩效管理最为敏感的领域。时下的农村与城镇公共基础设施都存在着政府管理成本过高以及绩效相对较低现象，而现行的政府行为软约束制度是造成公共产品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论文关键词】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绩效评价
一、引言
传统的政府管理制度是公共产品高成本运作的根本原因[1]，这在我国农村与城市基础设施开发与建设中是普遍存在的。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起抵制作用，在供给和生产基础设施过程中很可能产生许多更大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交易成本反映(这些交易成本随着许多有不同偏好、资源及利害关系的个人进入与开发和维护基础设施相关的多种决策而产生)。一般地讲，现实的政府在供给和生产共用基础设施的属性时，极易造成基础设施由于多种原因而不能得到维护以及生成生产过程中的高成本现象。这里，我们将分析替代性制度安排，设计这些制度旨在降低一种或更多的交易成本，并消除物品属性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然而，为了评价这些制度安排的绩效，还有必要详细说明一组评价标准。首先我们解释用以评价公共制度的绩效标准：效率、公平(包括财政平衡及再分配)、责任及适应性。这些准则明显地影响政府在基础设施等方面投资的可持续性，从而影响眼前或长远的公共福利和公平。从目前现实来看，在政府的有形公共产品领域里，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主要依据是它所运用的制度安排。例如，如果一种制度安排没有提供激励机制监督承包商的绩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和机会主义的承包商就可能以生产不合格的基础设施来逃避自己的义务[2]。最终的结果是，政府所管理的基础设施的退化速度将比设计者预想的要快。如果交易成本在确定与替代制度安排相关的激励机制类型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就有必要在分析制度安排时对这些成本作详细研究。
因此，研究一组间接绩效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标准共同形成了与具有公益物品特征的基础设施供给与生产相关的转换(生产)和交易成本。对于公众来说要在头脑中保持这样一种认识，即制度安排类型的改变通常会降低某些交易成本而增加其他成本，从而可能在政府绩效方面失去评价标准。
二、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总体绩效评价标准
就提供和生产基础设施的制度安排而言，一些设施仅仅是不适宜于它们被建造的环境，不应该得到维护。例如，如果产生重大的环境危害或者出现对生态平衡以及空气质量等可持续发展有影响的外部效应，这一设施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低于其建造成本和环境成本，而且即使在计算设施的运行和维护成本之前，这一项目就是不可持续的。相反，考虑能够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的各种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地讲，其绩效标准应当落实在多维渠道，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五个方面：经济效率、通过财政平衡实现公平、再分配公平、责任和适应性。
1.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经济效率绩效
用经济效率所表述或体现的绩效是由与资源配置及再配置相关的净收益流量的变化决定的，也是传统政府绩效评价的主要标准(有时候计划是唯一的)。只有在基础设施的运行和维护所带来的收益超过其全部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时，这个项目才具有可持续性。事实上，一项设施的运行维护成本超过以上这些活动的收益时，让它老化或者消失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效率概念在收益与成本估计或投资回报率估计的研究中起中心作用，它常常被用来确定政府的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等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及可欲性。政府在竞争市场中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公益物品的存在;一个私人市场通常不能有效地分配具有公益物品属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减性)的物品，同样，公共管理所产生的有些制度像逃避责任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导致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当考虑替代制度安排时，对影响参与者的规则的修改将如何改变他们的行为及资源配置进行考察，具有关键的意义。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在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也去以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为“原则”，做出危害公众现实或长远利益的不规范选择，从而违背了“社会利益就是社会成员的利益总和”[3]。
另外，我国现实表明，公共基础设施开发的替代融资手段对资源配置可能有不同影响。各种征税及收费手段对行为产生非中性的影响。而且由于采纳的特定税或费能够影响接下来的资源配置，它可能会被过去或现在看起来对社会的总福利改善变为未来社会总福利的恶化，并影响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如果公共产品价格已经精确反映了自己的社会消费成本，价格方面的诱导性税收变动反过来改变生产者或消费者的决策，也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2.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社会公平绩效
在和谐社会理念下，公平对待是更加重要的标准。判断公平或公正最主要方法是：以个人所作的贡献和他所得到的收益之间的相等为基础;以不同能力得到不同报酬为基础。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社会公平方面的绩效，应当从下列方面分析。
一是财政平衡。构成交换的公平概念认为，谁从服务中获益，谁就应该承担该项服务的财政负担，且谁获益较多，就要付出较多。这个概念本质上表现出的内容是，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之收益与提供该服务的成本之间的财政平衡。对财政平衡或不平衡的理解，影响到个人对公共管理设施开发和维护进行付费的意愿。如果公共管理基础设施的使用者感觉到，在相同的条件下，他们所被要求付出的货币或非货币资源和其他使用者相比有明显的差异，他们就不愿意按照要求去做。[4]。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可以直接观察到，劳动力的实物形式可以为社会公共设施的建造和维护“融资”。因此，对于参与者来说，如果使用了这项资源动员技术，而不是将货币形式的应付款项强加给使用者，就比较容易监控财政平衡，特别是在参与者读不懂也无法理解财政账目时尤其如此。这样，无论那一级政府的财政平衡，包含着深层次以及表象的政府绩效。
二是再分配。在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国家或地区，将资源再分配给比较穷的人的政策是相当重要的。因此，虽然效率准则规定稀缺资源应被用到其能生产最大纯收益的地方，但公平的目标则可能缓减这一目的，致使有利于特别是非常贫穷的人群的设施得到发展。同样再分配的目标可能会和实现财政平衡的目标发生冲突。只有那些比较富有的个人可能有钱用于贡献充分反映他们的名誉和社会并从使用基础设施中获益的资源[5]。再分配的目标常常被描述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基本原理，而且正因如此，这类活动通常都得到补贴。然而在假设穷人是补贴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时一定要谨慎行事，实际上，已有人断言“从免费服务中受益最多的常常是中产阶级和富人，而不是穷人”(Akin,Birdsall,anddeFerranti,1987:27)[6]。而且，收入再分配的目的常常被那些从事寻租行为的人用来使公共部门的活动合法化，这些活动事实上使那些需要较少的人获得了不相称的收益[7]。在制度安排，尤其是开发和使用基础设施的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这两种公平观点能够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例如，如果一个公共剧院为所有使用者提供好处，那么收益或财政平衡原则要求每个享受剧院的人支付与他们使用设备相关的边际成本。但是根据支付能力的原则，这样的收费却并不合适，因为这样做会减少低收入个人享受剧院的机会。这种观点表明，该项服务应该通过其他方法(这些方法包含有自身的公平内涵)得到补贴。不仅如此，二次分配还要影响到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因此，在研究政府绩效问题上不能忽视二次分配。
3.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政府责任是实现政府绩效的关键
我们还强调政府官员对公民负有说明一项公共设施的开发和使用的责任。如果责任缺失，可能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当，以增大公共管理成本。
实践中许多政府管理的高成本或无绩效现象，都是由于缺乏政府责任所导致的，没有适当的责任，目标群体不可能得到资助项目所带来的收益，资源可能更容易被浪费。许多政策分析假定制度安排能够促进责任。因此，这些政策分析主要关注效率和公平的绩效目标。然而，公共管理活动常常缺乏竞争、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司法制度，而且，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要确保政府官员的责任实现可能更加困难。实现效率确实需要决策者能够得到有关公民偏好的信息，这和实现责任是一样的。有效聚集这类决策信息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实现效率，同时也有助于增加责任并促进再分配目标的实现。
4.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是体现政府绩效的枢纽
如果制度安排不能对变化的环境做出反应，那么公共设施的可持续性很可能遭到破坏。我国农村地区常常面临着自然灾害和高度本土化的特殊环境，如果制度安排过于僵化而无法处理这类独特情况，它很可能难以使农村快速繁荣昌盛。从属于较强地方控制的制度本身可能在危机情况出现前就存在了，并且本来会预备储备资金和规则，使得对这类危机做出适当反应成为可能。我们过去讲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就是非常好论证结果。
资源动员手段的适应性同样是可实现的。一种手段应该具有足够的适应性以在面临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时动员资源，在这点上特别重要的是，在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增加而造成的运行成本增加过大时，货币形式的收税或收费制度应该能够产生收入。必须通过公开的政策决策得到修改征税和收费制度，与能够随物价提高、地区经济增长以级公共服务使用者增加而自动产生相应额外收入的税收制度相比，后者更具有适应性。因此，如果不设想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适应性，许多看起来非常有绩效的制度则成了影响政府绩效的桎梏，理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与意义。
5.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标准权衡
当使用各种不同绩效标准作为选择替代制度安排的基础时，进行权衡常常是必要的。在效率目标和再分配公平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尤为常见。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对再分配的重要地位提出质疑，但是资源必须是以有效配置为目标。虽然任何有关效率和公平间权衡的最终决策必须由每个国家的公民和官员做出，然而从这种目标投资中获得最大化回报与对稀缺资源投资效率的忽视相比，前者仍然比较可取。在考虑到为基础设施维护提供资金的替代方案时，另一个权衡问题也非常明显。从经济意义上讲，对现存设施进行有效定价应该只反映自然增长的维护成本以及与使用有关的外部或社会成本。这就是著名的有效定价规则，它要求价格等于收益的边际成本。在物品具有不可减少性的情况下，这是很成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个使用该物品的使用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我们来考察高速公路的情况，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拥挤成本很可能是零，从经济角度讲，使用者的有效付费应该只等于和每个其他使用者相关的边际维护成本(假设管理这类收费具有可行性)。强制征收超过维护边际成本的费用，把公路的使用限制在低于经济有效的水平，所达到的将是次优的收益。然而，由于公共收入还不富裕，主要的公路维护是要求减缓由于日积月累和气候变化引起的老化，因此，总维护成本比仅仅由于交通问题而带来的维护成本高得多。这就意味着按照有效价格收费(这一价格等于使用的边际维护成本)会产生税赋收入无法达到维护公路所需的全部成本。因此，有效定价导致税收不足;充分建立在使用基础上的定价又导致公路无效的低度使用。如果要强制实行有效定价，必须要找到某种替代性的渐增收入，以产生所需的附加资金。
三、以公共产品管理的成本评价政府绩效
通常情况下，公共部门供给成本比它们初看起来要大得多，因为这些成本常常在许多不同地点被记录下来，并且很难鉴别和衡量。关于供给成本，我们将区分为转换成本、交易成本两种类型。
1.公共产品政府管理的转换成本
公共产品政府管理的转换成本，可以界定为政府管理公共产品活动中转嫁给公众支付的间接成本，它实际上是公众或社会成本。由于政府成本的转嫁，也往往造成了政府对成本的软约束现象[8]。包括：(1)将公民对物品的偏好及其支付意愿转化为对公共部门提供物品和服务的明确需求量所需的成本;(2)融资和生产这些物品和服务所需的安排成本;(3)监督生产者绩效所需的成本;(4)规范消费者使用模式所需的成本;(5)强制遵守税收和其他资源动员手段所需的成本。公共产品的转换成本往往掩盖了政府管理公共产品的绩效本质，而且传统管理认为这类成本是不应当考核的[9]。美国人为重视政府管理活动中出现的转换成本，早就于20世纪90年代推行企业家政府，其目的是硬性约束政府在公共设施管理方面的高成本现象。
现代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产品出现了向市场化、产业化转换的趋势，但是，这种演变并没有减少政府管理公共设施方面的转换成本，因为，新的过去没有过的公共设施又会不断出现，这也是符合“推陈出新”原理的[10]。事实证明，社会越发达，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的价值越大，需要政府提供的新的公共设施也越多，其规律只不过是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公共产品之生命周期结束，而新的符合提供公众物质与文化生活的公共产品不断涌现。因此，政府管理公共设施方面的转换成本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势头。
2.公共产品政府管理的交易成本
与协调、信息和策略行为相关的转换成本的增加，在客观上造就了交易成本。我们说转换成本是与联合提供物品和服务相关的费用。供给方面的交易成本则是作为试图抵消与策略行为有关的激励的结果而引起的成本。这里，我们把供给所包含的交易成本区分为三个类型。
一是协调成本。协调成本是投资于政府在公共产品领域的行动者之间供给协议的协商、监督和执行时的金钱和人力成本的总和。协调成本是政府管理最为主要的成本之一，由于在中国，传统的人事关系被看作是政府管理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因素，这种因素的影响作用往往比政策、法规的因素要大，所以仅仅从协调成本的总体方面来分析，应该是相对低廉的[11]。
二是信息成本。一般地，信息成本是搜集和组织信息的成本和由于时间、地点变量和一般科学原则的知识缺乏或无效混合所造成的错误成本。公共产品生产活动中的信息成本是其他成本的前提，许多情况下的成本都是信息成本所带来的。
三是策略成本。是指当个人利用信息、权力及其他资源的不对称分布，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情况下获得效益，从而造成的转换成本的增加。与供给活动相关的最常见策略成本是搭便车、寻租和腐败。和转换成本一样，供给的交易成本受所涉及的物品和服务的特征、供给单位的规模，用于利益综合、监督、规则、制定政策的技术方法及用于治理交易的特殊规则等因素的直接影响。
3.公共产品政府管理信息成本的简单讨论
认识到这两种成本之间甚至各类成本之间存在利弊权衡是非常重要的。如图所示，时间和地点信息的总成本包含两方面内容：信息不足造成的错误成本与获得和使用信息的成本。
信息成本的构成
在人们能对错误成本和搜集成本做出精确评估的环境下，有可能做出获取信息的最优投资方案，以使新获得信息的边际成本正好等于减少错误的边际收益。但是，基础设施开发的参与者很少拥有关于成本的如此全面的信息。因此，我们不能假定做出最优投资方案。相反，我们必须假定时空信息总成本的水平和类型是随着物质领域和制度安排的不同而变化的。因此，有多年利用河水灌溉土地经验的农民，可以掌握有关河水在每年不同期间的流速以及田地中土壤类型的详细情况。这种时空信息是作为其他活动的副产品而获得的，在收集此类信息的活动中无需大量资源投资。当这些农民参与设计、建造和维护活动时，因为由特定地点信息不足而造成的错误成本和获得信息的成本相对来说都很低，所以时空信息的总成本很低。
而由中央部门的公务员要获取时空信息，远比由当地选任官员从事该任务所耗成本大得多。因为如果这些公务员不被安排在一个特定地区工作很长时间(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且他们有较高积极性收集这类信息，这类信息就不可能作为日常工作的副产品而被获得。因此，我们能够假设，在中央机关中，由于时空信息的缺乏而造成的错误成本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中央政府机关在获取相关科学信息的成本要比获取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信息的成本低。因为中央政府机关拥有熟知现代科技知识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而当地农民可能是做不到的。
认识到间接成本之间存在权衡，是体现政府绩效的核心，因为政府绩效始终是在控制或降低政府成本基础上才能够相应提高的，当然，要使所有成本降低为零永远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制度安排的间接成本比较低，而在其他地方的成本则易于较高。关键问题是，与替代制度安排相关的差别是否仅仅相互抵销，或者从一种制度安排换到另一种制度安排是否能获得有效率的净收益，这样，政府绩效也就客观提高了[12]。
四、结论
本文叙述了可以据以评价替代制度安排的5个总体绩效标准，这些标准，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几乎通用于对所有有关公共政策的评价。但是，我们认为替代制度安排的复杂性促使我们认真考虑另外一套间接绩效标准是非常有用的。这些标准尤其关注减少某些个人所进行的各类策略行为的必要成本。
尽管公共管理存在着潜在的效率损失，我们仍然认为使用价格有时要按照高于使用的边际维护成本是有充分理由的。第一，从实际角度看，使用者缴纳的费用可以将支付与受益者联系在一起，并且实现财政平衡。第二，从纯理论角度看，人们必须认识到在一部分经济中坚持边际成本定价，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共管理的总配置效率将得到提高。这一概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次优理论(LipseyandLancaster，1956)一样，限制了有关经济效率的理论总结，在以大量市场失灵为特征的经济(如许多行政定价、广泛的部门津贴以及大量的非竞争因素)中的普遍性。理论表明，单个部门的分析工作不可能完全依赖最优配置规则或在管理中所观察到的价格，以评价所研究部门或地区的效率后果(Friedman，1984：415)。
如果再分配关系很重要，那么必须努力确保那些不能支付全部费用的人们仍然能够使用被补贴的服务设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避免永久的依赖性。根据这些重要权衡准则，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如果公共设施维护收益超过成本，那么首先应该确定的是资源动员手段或各种手段组合能否产生足够资源，以满足支付管理费用后所有成本。如果这一准则可以通过几种手段得到满足，那么把所产生的资源和所得到的利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应该认为是非常适当的，因为根据所得到的收益，它们是公平的。
参考文献：
[1]本文所谓的公共产品，专门指各级政府经营管理的公共基础设施，即为有形的公共产品。读者可以参阅何翔舟《公共事物的高成本运作与民营化改革》，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著，毛寿龙译，《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第128页。
[3]杰里米.边沁，见<美>丹尼斯C.缪勒著，杨春学、李绍荣、罗仲伟、龙超等译，《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51页，1999年4月版。
[4]实际上当一种公共政策诞生之初，人们都不感轻易违背，但当有人试探性地违背了而没有被政府发现或者发现后所处理的程度使当事人的违背得益大于处理成本时，其他人也就陆续仿效了(例如，逃避税收就是如此)。一种制造高成本的社会现象也就出现了。
[5]例如，那些有思想、有眼光的企业家、事业家，他们在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公共项目上不惜自己的资本而投资以为公众服务。邵逸夫在中国无偿投资的大学、中学、小学设施遍布全国。
[6]<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著，毛寿龙译，《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第132页。
[7]现实中的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等侵吞国家财富者，实际上就是凭借公共设施的建设特权，从中获得了利益，从而在边际上增加了贫富悬殊。
[8]何翔舟.论政府成本.新华文摘，2001(12)P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