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2-31 10:49:5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消费主义的根源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信用理论;金融危机;虚拟资本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2-0060-02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进而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演变。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信用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信用的二重作用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对现阶段的金融危机有很强的解释性。
1 马克思信用理论概述
马克思认为，所谓信用就是借贷行为，借者与贷者发生的一定关系就是信用关系。他指出：“信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可见，信用就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马克思在论述信用理论时，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信用的二重作用。他认为信用制度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加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1.1 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促进作用
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用可以促进利润率的平均化。由于平均利润的形成是资本在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的结果，而信用可以帮助资本的自由转移，因而有利于促进利润率的平均化。第二，信用可以节约流通费用。一方面，对于节约因货币流通而产生的费用而言，信用可以通过节约货币而实现流通费用的节约；另一方面，信用加速了资本流通，它不仅可以缩短流通时间，同时还可以使整个再生产过程加快，从而减少准备金，节约流通费用。第三，信用促进股份公司的形成。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
1.2 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解体的各种要素
信用虽然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因此信用也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一方面，信用加快了资本集中的速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就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必然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但单个的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自身积累的限制，因此，资本家总是运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最大限度的吸收资本，以突破自身积累的瓶颈，加快资本积累的过程，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使可以伸缩的再生产强化到极限。此外，信用制度使得买和卖的行为可以较长时间在时空上分离，从而成为了投机的基础。
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社会需求，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行为，必然加剧生产的相对过剩。
信用制度的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给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带来了巨大的伸缩性，在促使生产和消费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生产过剩能力和虚假需求。“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要还有现金支付的方法适用，危机，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就必然会明白地出现。”
2 运用马克思信用理论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解释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产生于虚拟经济之中。由此，在危机的初期，许多人将危机的根源归于信用制度、信用危机。马克思在讨论信用与虚拟资本时就指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是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加快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
2.1 信用制度下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利率的上升和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信用过剩，是次贷及其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资本价值泡沫的破灭，其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但是，从的观点出发，我们就会得到更一步的认识：即使在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仍是生产相对过剩，其爆发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政府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任由其创造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金融机构肆意发放信用，使得社会信用链条无限延长，经济的不稳定性也随着加强，只要信用链条上有一环发生断裂，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此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空前提高，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加剧。
另一方面，财富两极分化的加大，进一步限制了家庭的支付能力。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4上升到2000年的0.45，再上升到2004年的0.462，可见，在经济增速降低的同时，美国国内的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并无明显增长。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就意味着大多数人消费能力受限，而不得不依靠借贷的方式，实现消费的虚假繁荣。这种透支消费方式的快速发展，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益，肆意扩大信用，盲目放贷所形成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
2.2 信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1）信用加快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买和卖在时空上的分离，就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创造了可能性，而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则成为了危机爆发的助推器。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整个社会实际上被结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信用链。社会信用链的形成，客观上以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规模放大了社会生产和消费，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在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链条被无限延长，生产对消费的反应越来越迟钝，商品过剩的信息被信用所创造出来的需求所掩盖，导致生产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此外，社会信用的无限延伸也使得社会信用网络变得更加脆弱，一旦社会信用链上某个环节发生断裂，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引发支付危机，从而引发金融、经济危机。
2001年以后的五年内美国房价持续上涨，让银行等金融机构过于乐观，低估了贷款风险，纷纷降低贷款标准，使得大量信用等级较差，收入较低的次级信用者加入了贷款购房的队伍。同时为了转移风险，银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通过金融衍生品，特别是资产证券化，银行等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结成了信用共同体。当利率上调及房价下跌之后，许多次贷者受收入的限制而选择断贷，即不再支付剩余房款。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收到市场反馈的信号而减少房屋的生产和供给。可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助各类金融衍生品，在股市和债券流通领取中套取现金，弥补由于次贷者断贷产生的呆账、坏账。银行信用进一步扩大，从而给房地产商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市场仍有巨大的需求，进一步导致了生产过剩。此时，支持经济发展的不是现实的需求，而是建立在信用制度上的社会信用网络。当不能还贷的次贷者越来越多，当股市下挫而无法套取现金时，社会信用链条中银行这一环节发生断裂，从而引起连锁反应，爆发金融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言：“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
（2）信用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由于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双重作用，在推动生产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了生产相对过剩，使得危机的能量不断聚集。此外，信用还促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资产价格泡沫化。由虚拟资本引发的危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
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上产生的，是以能够带来收入的有价证券形式而存在的资本，包括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其它可转让证券等。虚拟资本是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同时，虚拟资本的发展也让信用链条有无限延伸的趋势。
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原则的区别，它们是虚拟的，本身不具有价值，仅是取得一定收益权的凭证，它的价格是预期收益的贴现。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在生产结构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第一、二产业；另一方面，在价值结构上，虚拟资产价值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虚拟资本的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正是在这种经济虚拟化趋势下，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资产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而由信用链断裂所引起的危机比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都要严重。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目前，这场危机正在由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转变，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也说明了信用制度在危机中具有加剧的作用。
3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信用在其中起到了推动和加剧的作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信用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保证一个国家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因此，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要以马克思的信用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信用在生产中的作用；要坚持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特别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以防止信用工具的滥用。信用和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会放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创造出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虚假需求。因此，要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就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完善个人信贷法律，规范抵押贷款放贷市场，加快金融市场的信息制度建设，从而让金融市场和信用工具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参考文献
关键词：异化消费 生态学 生态危机
进入到20世纪，人类生存的地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土壤、大气、水、整个生态圈发生了与20世纪之前不同的景象，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不再是以往和谐的状态，这种极巨的变化使人类的视角从生产领域转到了环境领域，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从事的工业生产活动给赖以生存的家园带来了不堪的重担，20世纪后半叶，在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研究者运用的立场方法和理论来研究生态危机，其中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以下简称阿格尔）就是这子时期生态学研究代表之一，他提出的“异化消费理论”理论，是其生态学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根源。”异化消费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生态破坏与其有直接的联系，研究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异化消费理论提出的思想渊源
生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而消费能够促进生产，消费与生产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自人类社会进八到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建立，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极度繁荣的景象，消费形式日渐多样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是大量的消费活动，而这些消费形式并不全是由于生产而带动的消费需求，其中有很大部分的消费是过激的虚假的消费。阿格尔明确给异化消费下了定义：“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种现象。”显然，出现了消费者购买商品不是出于自身正真的需求的现象，他们的消费不仅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虚荣心。所谓这样的消费是种被迫的、虚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被传播媒介诱导而形成人的畸形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风气从而引起的种异化消费的现象。而这种异化了的消费观从长远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定的弊端，给生态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是建立在科学技术革命基础之上的，而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望，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就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料供给，大量原生态动植物就成为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牺牲品。“资本主义的发展往往雁过拔毛、竭泽而渔甚至杀鸡取卵，征服自然和掠夺资源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不顾利用任何手段，从大自然中获取原材料。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中可以看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过来也会促进生产的发展，这种异化的消费方式本身就是种畸形的消费，最终带来的是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魔抓在世界范围内延伸，生态失衡问题随之也蔓延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在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下，资本家在获取剩余价值后进行的扩大再生产会导致生产过剩，生产和消费产生了矛盾。在资本主义消费领域里，消费是他们衡量幸福感的标尺，消费越多就代表幸福度越高，这样就会导致消费极度膨胀，生产和消费超出了自然承受的范围，产生系列的生态问题。阿格尔曾说：“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它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生态领域，这种异化消费的现象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盛行，包括在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的影响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供人们消费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这样使得人们的消费越来越多样化，同样也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弊端而产生的一些列消费过剩问题。莱易斯认为，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这是当代人的异化特征。市场经济结构的弱点造成了人们不得不通过过度消费来满足自己的幸福的环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生产，“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这些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生产方式是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提出的最根本依据。
二、化消费异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异化消费是导致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
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异化现象，异化消费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人把消费数量的多少作为幸福程度的衡量标志，却忽视了自己实际消费需求。盲目的追求“虚假”消费来满足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的欲望，这样就会产生种生产消费领域内的恶性循环，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他认为对消费实行操控和调节会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具体表现在“第子，操纵消费可维持相对较高的利润率，抑制资本主义过多生产多余商品的趋势，第二，操纵消费可以使人们无需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就能满足自己。”其实“聪明”的资本家正是通过不断的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来使消费者本身得到满足，从而也就隐蔽了那些因为得不到满足而对现行社会制度产生不满的人，这种虚假的消费
时满足了消费者，因而他们就不会主动起来进行动乱，因此，“消费异化成为资本主义使人们与现实制度“子体化”更有效控制的新手段。”资本家这种新的控制手段是隐形的不知不觉的。对于这种异化现象，阿格尔认为这种行为在真正的人类自由面前是无用的、浅显的、暂时的，根本不能从本质上解决矛盾。要改变这种异化的状态就是使其不在异化，这样就需要人们缩减其消费需求，缩减为工业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料，因为生态再无力支撑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无限生产和无限消费了，要削减对工业原料的开采，那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自己的消费需求，减少对广播媒介宣传的依赖，重新思考在生产活动中追求自身解放的价值。
（二）异化消费在客观上扭曲人的本性，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异化消费不仅加快了生态危机的进程，同时也违背了人真正的消费需求，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物质的占有，却忽视了人真正的生存自由。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但是人的需求不仅只限于追求物质的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才是更高层次的需求，而精神的需求不是单靠物质的消费就能够满足的，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异化消费这种消费产生的人的自由是虚假的是空虚的。人类界的消费行为是有区别与动物界的，动物的消费只是能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就足够了，而我们人类的消费是种生产性的消费，这种生产性的消费模式是无穷尽的，生产无极限，那么消费欲望就无止境。异化了的消费正是这种无极限的生产所带来的结果，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越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结果就会导致消费的畸形，那么人们就被束缚在物质利益上，对物质消费追求的重视而忽视了人在精神上的真正解放，这种暂时的、肤浅的满足，不但不是人类正真自由解放的体现，反而它还会阻碍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进程。对物质消费的过度强调会忽视精神文化的自由发展，因而，异化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着种阻碍作用，应当摒弃这种消费观念。
三、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的普世价值
（一）对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的评析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格尔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首先运用的理论观点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分析，并按照学说中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观点，安排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同时，他立足于当代生态危机现状，把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结合起来，为后人研究生态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阈。再者他把生态危机解决的方案寄托在社会主义制度上，提倡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方式，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内的学者能够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提出变革社会制度坚持真理，这点是难能可贵的。他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原因，这也是他本人的一个探索性的发现，值得我们去肯定。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对于他的这种绝对性的认识其实偏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中心点，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加剧生态恶化的一个催化剂，但不能说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产决定着消费，消费对生产生产生能动作用。阿格尔回避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反而则更注重从社会改良的层面上出发，从人的需求结构上来分析，在对人的解放过程中，他只说消除在消费领域中的异化行为，并没有像马克思主张的组织工人起来革命资产阶级统治，阿格尔提出的异化消费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消费现状的一种不满的态度，它的这种提法也只能算的上是种社会运动思潮，这种“在阶级对立和资产阶级国家暴力机关存在的前提下，单靠新社会运动本身而奢谈社会主义变革职能是个美好的愿望。”他对于异化消费的现象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减缓科技发展的步伐，减少科学技术在各领域的运用，使消费合理化，从而缓解生态危机。但是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不可能靠减缓技术革命前进的步伐来抑制消费解决生态危机，这种方法只能使生态危机陷入乌托邦的状态。
（二）异化消费理论对当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1）异化消费要转变为理性消费，推动我国绿色经济模式的建立
阿格尔的生态学学说中对异化消费理论的分析得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异化消费对生态危机的影响作用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如果不深度的研究异化消费与异化生产之间的关系，就会导致对资本主义消费实质的误解。所以，系统的研究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度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链条上的弊端，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个借鉴。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模式，我国要加强经济制度管理建设。放缓经济发展的步伐来治理生态问题，这是不现实的。一味的强调用消费来提高生产水平也是不可取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走一条绿色经济发展道路，倡导“适度消费“深度消费”“绿色消费”，“所谓的适度消费就是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消费，所谓的深度消费就是物尽其用，变废为宝的消费。”摒弃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消费模式，建设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消费模式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提出的课题，我们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高度，在促进经济发展合理化的条件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同时也应该重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人在自己生活的空间里达到自由发展和生存的状态了，那么整个社会才会有个安定和谐的环境。
论文摘要:主观价值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根源—反和微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本文还对主观价值理论的产生发展历程和理论缺陷进行了简要的探讨，并提出应该批判与借鉴主观价值论，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
主观价值观念，即效用价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与劳动价值思想同时出现。边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观价值论的哲学基础。17世纪英国的巴尔本就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效用决定。18世纪中叶，瑞士数学家伯努里提出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业与管理》中，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稀缺性而变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为边际分析开了先河。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效用，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供求关系，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意大利经济学家孔迪亚克在1778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提出了效用价值观，他认为价值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效用则是价值的源泉。孔迪亚克所谓的效用是消费者基于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可以说孔迪亚克是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开山鼻祖，孔迪亚克的这种经济思想迅速地传播到法、德、英等国，并得以深人和发展。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价值看成人们对产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不过，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30年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效用价值论仅缓慢发展。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经济学的衰落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刺激。英国的劳埃德被认为是明确以边际效用来说明价值决定的第一人。爱尔兰的朗菲尔德提出了边际成本和边际需求的概念。法国的古诺较多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并且是数理经济学的鼻祖。德国的屠能也使用了边际分析法，并对马歇尔产生重大影响。戈森被视为边际学派的直接先驱者。他1854年发表的《人类关系法则及人类行为规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规律(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主观价值理论体系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并独立地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效用价值论，该理论首先从价值理论开始，然后推进到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而引发了几乎整个西方经济理论的变革。他们认为价值具有主观性，从而把经济财货的价值归结为主观价值，并提出用主观价值(即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即购买力)来替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主观价值决定客观交换价值。奥地利学派在考察价值尺度或主观价值量的测定时，出了边际效用量决定财货价值的规律。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效用价值论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个边际效用学派都是在基数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效用理论。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区分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两个概念，并系统地提出了序数意义上的效用理论，即假设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序数来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理论“摆脱”了“主观感觉不可计量的批评”。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则标志着边际主义学说的完成。20世纪初边际学派已从异端和支流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价格论的创立可看作是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发展。马歇尔在其供求论基础上对各种相关的价值论进行了综合:他将效用价值论当作需求的基础，通过需求价格的引进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转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推导出需求曲线;将生产费用当作供给的基础，把实际生产费用看作是劳动的“反效用”和资本的“等待”的总和，通过货币生产费用的引入，在边际生产成本递减的基础上推导出供给曲线;然后，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后来，希克斯利用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并扩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而最终的集大成者是萨缪尔森。
二、主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根源
(一)主观价值论的政治根源
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主观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产生的政治根源。19世纪70年代，在政治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未能合理地解决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和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两大难题，已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并且最终全面崩溃，经济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而萨伊的客观效用价值论也已经不能满足大资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纪末，由于的广泛传播，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资产阶级急需一种和劳动完全脱钩的价值理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学派为代表，在理论内容上把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作为商品的价值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他们借助于当时的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将心理分析引人经济学研究领域，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所谓边际效用，按照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观念是: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或每增加消费一个单位商品或劳务时)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东西，商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一种主观效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边际革命”时期西方经济学乃至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继承了其辩护性的固有传统，表现在更加敌视和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定位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这样一来，商品的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资产者得到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经济学全部理论的基础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
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古典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很好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劳动价值论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资本主义己经向世人充分地证明了其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种种优越性。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来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光大。即如何搞好经济建设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人获得最大的产出(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一问题实际上又是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即社会对既定的资源量，企业(个人)对既定的资源量如何进行管理。要实现这一点，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而边际效用价值论可为这种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于是以理性经济人和资源稀缺性的假设为前提，研究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始终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标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它从需求和效用角度，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原则，研究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和产品在生产与配置中的最优数量和途径问题;从微观层次，通过对个人消费者、单个厂商的行为分析，寻求单个产品市场的均衡问题。 总之，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价值理论，从其发展、演变的轨迹看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劳动，以效用解释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西方庸俗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和辩护的特征。
三、对主观价值论的评价
(一)主观效用价值论的错误与缺陷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一笔抹杀了价值范畴的社会规定性和客观性，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性和剥削性。不仅被用来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色彩。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论体系中。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人对物品的效用(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观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为前提，其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价值由其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的市场价格是供求双方物品主观评价达到均衡的结果。效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主观的使用价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财富的效用到边际效用，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几点:(1)效用不能计量。效用价值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反了确定交换比例的原则。因为，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是消费者对物品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是千差万别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通常没有也不可能用基数或序数来计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无法计量的。(2)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因而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相应地，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现实情况表明，凡是参与交换的商品，都必须有明确的价格，不存在没有交换比例或价格的交换活动。但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却不能在交换中确定，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做出评价。至于边际效用，更要等到消费足够数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结果。但事实是，消费者在消费他通过交换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边际效用价值论将边际效用混同于商品价值的基础和实体，并以此错误的理论基础来证明其系统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这就使整个理论推理过程充满矛盾、混乱，使得“边际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走人了死胡同。
(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异化消费；虚假需要；消费批判；制度批判
生态学的消费价值观，是在对生态危机形成根源的深入分析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和中间桥梁，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政治制度联结起来，最终使对生态危机的批判转化成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勾画出了社会发展的新形态。
一
在生态学的理论体系中，“消费”作为联系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桥梁，构成了其理论演进的重要基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对异化消费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
西方生态学理论家认为，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因而使人们逐渐变得越来越依附于消费行为。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具体而言，人们在单调、乏味、无聊的工作中，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因而是不自由的。于是人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消费领域，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来补偿劳动中的这一不足。因为在消费领域里，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人可以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因而仿佛是自由的。在异化的条件下，消费变成了人们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幸福被等同于消费，幸福的大小则取决于消费物品的价值和数量。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消费成了一种病态行为，一种对物品的无度索取和占有。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都进入了人的消费范围，成为人的消费对象。然而诡异的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费更多、更新和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人们只能通过更高强度的异化劳动来获得更多的金钱，从而满足自己永元止境的欲求。因而，在当代，消费异化已成为各种异化的集合点：在经济上，它与劳动异化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为劳动异化得以继续存在并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政治上，它消解了人们的斗争意识，增加了人们对制度的合法性认同，从而支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
西方生态学理论家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无限生产、异化消费和虚假需要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无限生产是最初的推动力和源泉，虚假需要和异化消费既是其结果，又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形成新的推动力，它们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作为支撑，互相推动、交融并进，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生存的动力。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动力的推动下，为了防止生产出现“过剩”，维持资本的继续增殖，消费变成了新的生产力。消费成为生产和销售的唯一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地将奢侈品转化为“必需品”。此时的生产不但为利润而制造消费品，而且还必须同时为利润而创造需要。需要不再是源于人的内心，而是变成完全由外部制造出来的虚假的东西，消费成了需要满足的唯一方式，并变异为生产扩张的内在动力。
在生态学者中，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异化消费与异化需要的是莱斯。他在其著名的《满足的极限》一书中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观点，尖锐地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把需要的满足等同于无休止的消费的观念。莱斯认为，我们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看作是生态相互作用的更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需要被系统地导向了商品消费领域。人们在快速变化的商品和服务中不断地重新定义他们的需要，并且用不断增长的消费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并最终将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然而，数量众多的新商品，在承诺满足需要的同时也相对从前的商品提升了不满足的感觉。需求和商品之间快速的相互作用带给个人的是一系列持续变化的满足和不满足感。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被经济层面上激增的财富与个人层面上的匮乏的体验之间的永恒矛盾所困扰。无论多么勤勉地或多么成功地寻找到不断增长的资源和能源的供应，也不能解决这一矛盾。”总之，对商品的疯狂消费并没有使人变得更快乐，反而变得更痛苦和迷惑。因此，他强调，对于这种传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在消费领域以外的其他活动领域如生产领域中寻找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本·阿格尔认为，理解社会变革运动背后的、在解决严重制度危机过程中产生的基本原理来说，需求理论是必不可少的。而所谓的异化消费的特征就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关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为了不断刺激人们去消费，资本借助了广告这一强有力的工具，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同时人们则把需要的满足几乎完全等同于了消费。然而，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但无止境的物质王国则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能源和物质资源的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永远过着物质丰裕的生活的期望必然会破灭，而这又将促使人们审视自我的需求和价值观，反思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于是，变革的力量将在这种被阿格尔称之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中应运而生。
总之，生态学以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消费现象及其后果的批判为基础，通过揭示生产、消费、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最终找到了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将消费批判纳入到了其制度批判的体系之中。
二
生态学者之所以重视对消费问题的研究，不仅因为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通过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大大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而这正是生态学研究和批判的重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对消费的控制过程及其造成的社会和生态后果，他们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从而将消费批判与制度批判结合起来。这也成为了生态学与其他西方绿色政治思潮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
他们认为，异化消费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曾出现，它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危机普遍实行干预和调控的背景下产生的。资本主义已设法将经济危机的趋势转移到消费领域，正是通过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从而延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首先，无限生产与异化消费互相促进，通过大量消耗商品和服务，为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这正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为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福斯特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其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为了实用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由市场力量所产生的那些虚浮的消费需要。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利润增长和扩张需要，厂家不断制造出新奇的物品和服务，并通过广告和文化灌输等手段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不断地消费，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赖性，稳固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次，消费异化掩盖了社会的差别和矛盾，瓦解了人们的斗志，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这是异化消费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现代主体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是他的需求还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都是由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结构性地规定了的。因而，人们一旦陷入了物质至上的“虚假需要”，便会把自身的需求与商品体系“一体化”。这种一体化集中表现为“需求的一体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大量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现在它成功地把这种需求转化为普通人自身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变成了个人本能的需求。这种需求的一体化又产生了利益的一体化，一旦个人把自己的需求与商品体系结合在一起，他们便不再能否定这一体系，因为这无异于否定自身，这样他就彻底失去了挑战既定社会秩序的能力。这一动态过程使现代资产阶级找到了新的统治合法性依据，统治者通过向个人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不仅使统治者、资本家过着丰裕的生活，而且使工人和他们享受着看起来同样的产品和服务，工人阶级在平等的假象中被同化和融合了，对这个制度的反抗要求消失了，统治者通过对消费实行控制成功地延长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寿命。
然而，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冲突。在生态学者看来，生产的无限增长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预示着人类资源极限的快速到来，以及生存环境的无可逆转的破坏。因为消费经济是以现代工业和技术为发展基础的，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无止境的物质欲求，它专注于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不断地向“自然界”透支，其结果是人类将为维持这种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环境、能源和生态后果支付必要的代价。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经济无限增长模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它们便因此成为了资产阶级极力倡导的“理想类型”，从发达国家辐射到发展中国家，进而成为了全球所公认的最佳发展模式。“不消费就衰退”成为了当今社会似乎无懈可击的道德逻辑，消费甚至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一项公民义务。然而，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今世界，充其量只占全球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的原料、能源及其它资源占世界产量的4/5，如果把这些国家所具有的人均资源、能源消费水平推广到全球所有居民，将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压力，以至于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因此，“正是在发达国家中被不同程度地制度化，并通过经济高压和意识形态灌输在其它国家被提升为普遍理想的高集约市场秩序的社会实践，要为对地球上可利用资源的严重剥夺负责；为依赖于能源密集型的农业而生活的人类现在的生存状况而负责；为向生态圈排人大量的有毒物质而负责。”
由此可见，生态学一直主张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因而要克服这种异化和危机就必须粉碎这种逻辑本身。他们立足于的立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特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双重矛盾，其中第二重矛盾是指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必然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但是自然界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这就意味着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受到生态制约，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生态上具有不可持续性。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则用“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来说明这种必然性。“物质变换裂缝”就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掠夺式生产方式，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福斯特更加明确地肯定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本·阿格尔则通过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变化，来揭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阿格尔指出当代资产阶级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商品，并控制和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使人们沉溺于商品消费之中，从而维系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进而产生生态问题。
三
关于如何消除人的异化(包括异化劳动、异化需要和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问题，生态学认为，只有从生产和消费(需要)两方面入手，从经济运行和制度框架两个层面着眼，通过社会结构变革和价值观重塑的双重变革，创造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和人的异化问题。
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着重论述了这种摆脱异化和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尽管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人的多方面能力的发挥与人的真正满足和幸福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人的多方面的能力完全可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根本用不着非要由过分专门化的商品和服务来提供。因此，我们需要把注意力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创造出一种能促进人们在其中直接参与与满足自己需要有关活动的环境。他主张通过非等级制的、以全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结构来组织劳动，使每个人在自由和自主的条件下决定自己的需要，使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全面实现，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真正满足具有丰富的意义，由此实现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方式的彻底变革。
在制度层面，他通过批判地分析穆勒的“稳态国家”思想和伊利奇的“交往社会”等传统替代方案，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替代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即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是减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求的因素的重要地位和把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的能源及物质减到最低限度。”他同时强调，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有力的动态阶段重新改变社会政策，使其抛弃幸福的量的标准，而采用质的标准；它并不总是以增长、稳定或下降的经济形势为特征，而更迫切的是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使满足需求的问题不再被完全看作是消费活动的功能。在这个社会中，有一系列消除贫困的相关政策，不会让人们回到过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环境中去；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商品和市场交换，只是消费不再是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人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拥有选择权；在这个社会中，仍然需要科学技术并享受其成果，只是科学技术也由集中化、垄断化的使用方式走向分散化。
阿格尔则明确指出，“生态学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过度生产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来克服；过度消费将用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劳动(这种劳动是小规模的、民主管理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劳动)的办法来克服。”他认为变革的希望就蕴含在“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中，这种辩证法指的是：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他特别指出，“这一过程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1)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这种情况将需要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3)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我们称为‘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人们将不再把这种劳动看作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而可以在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和价值。
阿格尔进一步提出，要用“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管理”等具体措施来克服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他指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用于技术(生产)过程又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他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两个相伴而生的概念，“凡在有技术分散化形成小规模技术的地方，劳动过程的民主化都起因于工业组织的非官僚化。离开了一个就没有另一个。”另外，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和工人自治的经验的考察，阿格尔提出应把强加的资本主义控制转变为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他进而提出小规模、非官僚化、集体组织的生产将成为目的本身，而这些只有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具有必要性程度的非官僚化)的制度下才能实现，从而最终将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双重目标与传统的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目标联系起来，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内容；现实思考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积淀而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剖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于经济危机发生根源的阐述。另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做出全面解答，并在此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同时，马克思还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实质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其危机实质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一种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社会生产出的产品并没有被广大劳动人民消化吸收，而是显得过剩，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实质上留有大量剩余，继而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第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体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发尖锐，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认为，第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在当代世界经济关系中，危机的这两种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现实性形式，货币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并凸显为经济危机的新特征。回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路，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封建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危机的两种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出现了买和卖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原来相统一的 W-G 和G-W之间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种种事例表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的经济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在其它形式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形成波及范围较大的危机。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想要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第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过去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其表现形式与现在有所不同，或轻或重，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具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全球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大众所看到的现象依然是商品的大量滞销，闲置的生产资料，企业、银行、商场的倒闭和破产以及激增的失业人员。伴随着这些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秩序极度混乱，股票市场、证券交易等方面受到巨大威胁。这些现象背后显现出来的本质依旧是相对于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生产过剩，即生产的相对过剩。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思考
2008年，一定是会被载入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的一年。这一年，美国首先爆发次贷危机（即次级房贷危机）。随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地爆发，并且经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传播逐渐波及世界其它各国，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的疲软。这场经济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截至到目前，这次危机仍然是国际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首先，在美国社会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差较大的问题，而社会中的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这部分人需要安家的房屋，同时需要购入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导致其购买力匮乏。其次，社会范围内，大部分过剩的房产资源需要售卖，信贷中介在此时发挥作用，将购买者与购买物联系起来。此时，金融机构充当了无担保的中介。但是由于社会购买能力无法满足房产的过剩消费，加上货币链条的中断，最终导致美国信用危机的爆发，不但冲击了国际金融领域，还冲击了国际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从这场危机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在这部书中找到了自己想到的答案，并为降低危机的可能性后果努力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国家，我国在2008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如何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更好的解决危机后的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一，缩孝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正义，提高社会实体购买力。这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点之一，因为只有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由此引起的问题；第二，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来解决，整个金融业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出口依赖。我国是一个出口依赖略显严重的国家，这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对我国的冲击巨大，所以，只有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才能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平稳度过，免受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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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观；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根源
自然观指出人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与自然界是内在统一的，自然、人、社会是有机整体发展的，并认为违背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对抗的认识论根源，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与自然关系逐渐异化。从自然观来看我国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种种现象，可以总结以下几种根源：
一、认识论根源
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认识论方面理解，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古代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可见古代人没有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思想，当然也就不会把自然当作异己的客体去加以征服。马克思自然观也主张，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自然、社会是共同发展的。当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过度膨胀，导致了一系列的自然生态问题，这就反映了主体和客体的严重分离。
一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有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在于其主体主义预设，即认为可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划分为主体和客体，而人是宇宙间仅有的主体，其它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灵性、毫无神秘性可言的客体。”从这一点出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居于核心地位，自然则被看作是可以恣意利用的人类附属物。远古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很多自然现象人们都不能解释，所以在价值观念上就表现为自然崇拜。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支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规模越来越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人对自然的关系也由对自然的崇拜转变成对自然的占有。
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随着科学技术迅速进入生产领域，大工业第一次大规模地、富有创造性地实现了人与机器作用的结合，使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不断推进。科学技术使人类感受到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实惠，从而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推崇备至。于是科学文化占据了人类文化的中心，而人文文化的阵地逐步陷落，“唯科学主义”思想逐渐突起。其实，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也正因为科学文化的支配与人文文化的缺失，使人类丧失了自己的人文精神，变得心灵空虚、陷入了机械、世俗、实用、唯利可图的思维。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改革开放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对经济政策做了极端化、片面化的理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肆虐，基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不断加深，阻碍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二、经济根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劳动异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同自己相对的异己世界的关系。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一切手段掠夺自然，使有限的自然资源更加紧张，进一步加剧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一是经济效益的推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都在尽可能地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处在优先地位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首先，经济总量发展迅速。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其次，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1950年只有62亿元，同时，以2008年为例，该年突破了6万亿元大关，2008年底达到1946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由此可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尽可能地对自然开发和消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我们生态环境的恶化。
[关键词] 全球化 阻力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利益，也催生了全球价值理念：平等、尊重、互利。但是，现实的全球化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和推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化，在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病灶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了全球。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过去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倾向与市场需求增长有限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那么，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是什么呢？
一是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通过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弱点，如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扩展到全世界。出于应对来自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攫取高额利润的需要，跨国公司一方面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实现了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了产品供给和利润增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为扩大市场份额，增强竞争能力，往往排挤竞争对手。这时，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它们的活动舞台是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与经济全球化相匹配的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或全球治理模式，还不能像―国国内那样有效控制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全球性金融投机活动。无法遏止跨国经济所带来的种种不良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导致整个世界市场在无政府状态下畸形发展。跨国公司具有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必然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产生矛盾，其结果必然造成全球范围生产的盲目性和世界范围有效需求的不足，产生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二是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为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竞争驱使着资本家疯狂地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发达国家在绝大多数产品上的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加大对全球劳工、中心国家加大对国家的剥削力度，使许多国家陷入相对或绝对贫困状态，这种全球贫富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人类的整体消费能力和市场容量远远赶不上全球规模的生产扩张速度和能力。出现了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由上可见，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被扩展到了全球范围。而这一扩展所导致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负面影响表现在：
1.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全球化导致科技的共享，国际经济互补性减弱。部分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增长，国际经济竞争性相对加强,于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2.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正如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的：“在发达国家享尽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然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3.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恶化。资本主义与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以市场为基础、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永远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在全球化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他们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立在这些国家。典型的事例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2001 年，布什政府为了维护本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与消费，使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产生这一全球性危机的总根源。
全球化的上述负面影响的存在，使得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试图加以抵制、克服。那么，人们找到的对策是什么呢？面对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找到的办法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恶化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流行。贸易保护主义是全球化的经济阻力，极端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政治阻力，文化原教旨主义是全球化的文化阻力。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阻力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致。
综上所述，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被全球化了，并成为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阻力的根源。
全球化的进程表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没有也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得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达到极限，也将使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资本主义最大的敌人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其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的基本矛盾，它必然走向死亡，被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正如美国研究世界体系的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将成为过去，它的特定的历史体系将不再存在。……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人类剥削形式，在它后面，世界便回复到较为稳定的形式。”
参考文献：
[1]韩源等:全球化阻力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8期
【论文摘要】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的工业社会对消费的控制，从而产生了消费伦理问题。本文将对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科学技术根源与消费的当代启示以及如何构建合理的社会消费理念进行初步的探索。
作为西方的代表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典型，马尔库塞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而消费伦理是马尔库塞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上，他关于消费的论述是非常经典的，对于当代有不可缺少的借鉴作用。
1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思想
前工业社会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物质财富匾乏，因此马尔库塞认为，为了文明的进化不受干扰和破坏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必要的压抑。在这点上，马尔库塞是赞同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的财富，当代西方社会借助广告等大众传媒，在全社会的宣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制造新的消费需要，使人民沉醉于商品消费中。因此，也给现今社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他们为了追求这种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从而产生了伦理问题，消费不从人的利益出发，追求更大的财富的拥有，采取一些非法行为的方式去满足自己最大的需求，从而给消费也产生负面影响。
2马尔库塞消费伦理的科学技术根源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当代工业社会是靠高生产和高消费来维持其存在。无论物质产品的需要和精神产品的需求都遭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都处于资本主义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上，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工具，并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技术造成了发达工业的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这些方式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但同时又激起了人们更高的物质需求，使人们处于一种永恒化状态，迫使人们不断去追求更高更新的物质需求。
消费伦理是指消费活动本身的正当性和消费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消费伦理教育是指通过观念，舆论和制度的形式促使消费主体进行合理消费的正当消费。我们可以根据消费主体来归属消费行为的责任问题，在消费伦理教育方式上，我们把它细分观念培养观念培养，舆论谴责，制度惩罚三种。
消费主体不同，消费活动的责任就不同。根据不同主体，我们把消费责任分成政府消费责任，企业消费责任和个体消费责任。目前学术界关于消费伦理或消费责任的讨论，多半是向个体提出消费行为的正当诉求，其实这是一种不全面的思考方式。无论是根据数据还是根据经验来判断，政府和企业的消费行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都远远超过个体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消费伦理中的消费伦理观念以节约为基本范畴，但强调的主要应是资源节约。资源主要指那些给生态环境造成压力的物质资源，例如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在人们的消费过程中，占用自然资源的多寡不尽相同，有些占用得多，有些占用得少。传统的节约观没有具体区分消费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占用的不同情况，以致加剧了经济和伦理的紧张关系。要将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经济统一起来，就要在消费伦理观念上教育人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受，鼓励和引导人们使用占用自然资源少的消费方式。
3消费伦理的当代启示
从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中，他的理论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不会必然带来人生幸福。在一个全面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它至多能带给人的精神上的愉悦。他的理论还说明，发展虽然以物质财富为基础，但只有当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资本生活需要，人类才能异化的消费和重占有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而且真正意义的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