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17 09:51:2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人文主义文学的特点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关键词：人文主义理念 中职语文教学 人文内涵 渗透策略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5（a）-0141-01
1 中职语文教育的人文内涵
语文学科浓缩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对于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所以重视语文教学，挖掘语文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并在教学过程中重视人文主义理念的渗透十分必要。语文教育本身所具有的人文内涵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两个方面。
（1）从中职语文教育的内容来看，语文教材的编写一直被教育部门高度重视，语文教育内容具有着广泛性，即包括哲学内容，也包括生活伦理等，将这些内容通过文字表现出来能够让学生通过语文教育内容感受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真实情感，如爱情、友情、亲情等，同时也能够让学生体会到高尚的精神与崇高的经济，如职业道德精神、奉献精神、爱国主义思想等，这对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具有着推动作用。另外，语文教育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教育，文字的华丽能够使学生体验到美的享受，对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发挥着重要作用。
（2）从中职语文教育的教育方法来看，语文教育活动并不仅仅是对语文知识的传授，而是呈现学生与教师互动的情景，在此过程中，学生通过提出疑问来理解教学内容，而教师则应当通过了解学生来强化语文教育针对性。语文教育并不能像理科教育一样使用公式化、机械化、工具化的教学方法，作为一门需要感悟的学科，只有通过学生与教师之间思想的碰撞才能够实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相比较中职学校中的专业课而言，语文并不会带给学生过大压力，所以学生也不必用应试教育的方法来应对语文学习，而可以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喜好以及兴趣来发展自身能力，这对于发挥学生主体性、能动性以及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2 人文主义理念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2.1 树立人文主义理念指导下的教学观念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树立以人文主义理念为指导的教学观念不仅有助于健全学生独立人格、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同时能够实现中职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语文教学活动的开展不仅要依靠课堂与教材，同时要向生活延伸，通过使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热情。教师在重视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同时要强化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从而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这是中职学校现代语文教育所突出的根本要求。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教育人和培养人来推动人的健康发展与全面发展，而不能对人以及人的发展造成约束与限制。当前中职学校中为了方便管理而在语文评价中采用量化考核，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虽然这种模式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但是实际上却容易引发学生反感并导致学生对语文教学产生厌倦。语文作为基础学科对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观以及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认识社会并对自身错误的行为与思想做出改变，所以重视强化中职学校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树立人文主义理念指导下的教学观念无论是对学生发展还是对与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都是十分必要的。
2.2 突出以人为本，构建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中职语文教学过程是一个学生与教师进行交互的过程，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当重视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在了解学生性格特点的基础上做到因材施教，并构建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这是中职语文教学中人文主义理念的重要体现与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承认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以及对同一问题的认知差异，当学生提出疑问时应当以探讨的形式来为学生解答，并将学生的疑问当做学生具有学习积极性的表现并鼓励这种表现。在教学方法确定方面，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需求和建议，从而确保学生学习兴趣以及学习积极性的调动。教师的言行对学生具有着较大的影响，所以教师在语文教学中也要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并通过观察学生来发现学生的优点和长处，并对学生进行鼓励，让学生将对教师的喜爱迁移到对语文教学的喜爱中。由此可见，突出以人为本，构建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重视与学生开展沟通与交流对于体现出中职语文教学中的人文主义理念以及提高中职语文教学质量而言具有着重要意义。
2.3 让中职语文教学贴近社会与生活
语文学科具有着广泛的内涵，它不仅具有人文性，同时也具有生活性，这种特点也决定了中职语文教学的空间可以向社会与生活做出无限的延伸。但是纵观当前我国中职学校的语文教学，教学空间普遍被局限于课堂之内，并且教学内容也被局限于教材与课本知识。而由于语文教学与实际生活相脱离，所以容易导致学生对语文教学心生厌倦，并使学校对语文教学缺乏足够重视。理学家朱熹在《观书有感》中的两句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用来诠释社会化与生活化的语文教学对提高中职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通过实现中职语文教学的社会化与生活化，可以体现出语文学科的人文精神，同时也能够让学生感悟到语文学科中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而实现中职语文教学的社会化与生活化，要求中职语文教学摆脱课堂空间和教材内容的限制，引导学生通过生活来感悟语文以及语文教学的重要性，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提高中职语文教学效率。为此，在中职语文教学目标以及教学方法的调整中，有必要将语文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生活以及将来的就业结合起来，让学生认识到语文知识与技能在生活以及工作中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在认识本质的基础上给予语文学习足够的重视。同时语文教学实现社会化和生活化的过程中要注重以下几个重点与难点：一是重视语言表达和应用文教学，实现学生表达能力与应用文写作能力的提高；二是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结合学生实际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三是转变观念，推动语文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就业的结合，这同时也是提高学生职业能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葛德均.语文教学呼唤人文性的回归[J].江海纵横，2009（3）.
[2] 严伟.试论中职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素养[J].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论坛，2008（2）.
[3] 杨天芬.论中职语文教学中人文精神的培育[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9）.
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
从1350年开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标志着欧洲近代文化的新开端，而人文主义便成为了这一时期最强劲的社会思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一个以人文学科的研究与学术为基础，与基督教神学的人生观相对立，以人和人的现实生活为中心，以培养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人为理想，以促进和实现人类幸福的现实生活为目的。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说到，“当幻觉的纱幕一经扯碎，当对于自然的恐惧和对于书籍和传说的盲信一经克服时，就有无数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等待解决。当别的民族对自然仍淡然漠视的时候，整个民族却喜好研究自然和考察自然……意大利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自豪地在《神曲》中探索出对于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暗示和证明。”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核心是关于人的理论。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尖锐地批判了基督教对人的贬低和轻视，批判了宗教的“原罪”说、禁欲主义和以出身、等级论品质的传统观念，赞扬人在宇宙中的独特的、崇高的地位，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同时他们多方面地探讨了人性问题，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情感的合理性，重视人的现实的世俗生活，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追求一种幸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伟大的音乐家李斯特将《神曲》改编为钢琴曲，从那激昂的旋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强音；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通过《罗密欧与朱丽叶》表现当时人们对人本文由收集整理性和美好爱情追求；法国勃良第乐派的杜费开始将世俗音乐引入宗教弥撒中；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则对整个宗教社会，包括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方音乐的影响
在文艺复兴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而从音乐欣赏的角度说，音乐无论是在形式、内容以及理论体系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并得以迅速发展。继之而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文主义理论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对西方的现代音乐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音乐要和谐悦耳
音乐家廷克里说：“谐和与不谐和只能用耳朵来判断”，“我从来不相信天体和谐的现实的存在和可能的存在。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谁也不能说服我，使我相信：离开发音就不可能想象谐和的音是‘天体’的运动产生。”“我从来没有由于聆听它们、检验它们而不边得更为愉快，更能受到启发的了”。文艺复兴时的作曲家、理论家维森蒂诺也认为，一部作品必须“充满和谐”，“缺少谐和，便会乏味”，音乐作品必须“充满和谐”，“用谐和音使耳朵得到满足。
（二）音乐有了初步的分类
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方音乐的影响还表现在音乐服务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了初步的分类，即“上流社会的音乐，（musie reservation music in polite soeiety）、“卑微的，（cose basse，the humble things）、“喜剧性的，（cose buffoni）、还产生了“室内乐”与“教会音乐”区别。维森蒂诺称前者为室内唱的歌（da cantare in camera），后者为教堂唱的歌（da cantare in chiesa）。
（三）人们对音乐的认识趋于客观
作曲家加福里于1496年说：“谐和就是悦耳的谐和相极端、相对比的声音由中间声部结合到一起的相应的音响。人们认为声乐音乐应当与它们所配的歌词充分结合，音乐不仅应当表现其曲调的外部特征，而且应表现歌曲的内容和意义，应加强音乐对歌词的表现力。由此可见，人们在这时对音乐谐和与否的标准己不再受宗教观念的束缚了，而真正以发挥人的本性为标准。
（四）民族风格音乐的兴起
文艺复兴全盛期和后期开始有了“民族性”音乐及世俗音乐中民族风格的兴起。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希伯来语等各个民族的言都有其本身的发声特点，而语音特点又影响着其本族的音乐，正因为语音特点的丰富多彩，所以各个民族的音乐也是各具特色、绚丽多彩的。
[论文摘要]希腊古典人文主义是在对人性的探究与思索中逐渐形成的，其内在的本质是对人的灵魂的塑造和对理性精神的培养，倡导一种在善之普遍性原则指导下的生活。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传统。它对精神迷失、“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一提起人文主义，人们总会想到文艺复兴，认为人文主义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文化思潮，甚至认为两者具有同一性，“这是每一本大学和中学教科书以及导游书中不断重复的陈词滥调。”就连一些哲学百科书在解释此条目时也写道：人文主义是于14世纪后半期发端于意大利，随即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成为近代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类似的表述无论是普通读本还是在严肃的学术出版物里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这种拦腰一截的方法不仅忽略了这一术语的历史性，更是在内涵和精神气质上使人文主义一词大为逊色。人文主义其实是起源于古代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它的主旨是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分析和探究，对人给予理性的教化和培养，对人们如何更好地生活给予精神指导。对古代希腊人来说，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个体公民的福祉取决于城邦的兴衰，城邦的兴衰取决于道德的兴衰，道德的兴衰取决于城邦公民灵魂之善恶。因此，希腊人文主义者全部激情的焦点在于对灵魂的塑造、对心灵的关切以及培养人的理性的高贵，以实现理性基础上的个人与自身、个人与城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古典人文主义的初衷是解决雅典城邦危机，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它确立了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原则，创立了一种理性精神的美。这种普遍性原则使希腊人文精神不仅属于希腊民族，而且成为了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持续。
一
希腊人文主义是在对人性的探究与思索中逐渐形成的，其对人性的基本理解是身与心、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其对人的基本理想和总的追求是塑造身心俱美的人，既是世俗的，又是神圣的：是“具有躯体的精神”和“精神化了的感官性”的和谐统一。这项宏伟事业的起点是荷马，终点是希腊古典时代辉煌的“三哲”。
盲诗人荷马无疑是希腊人文主义之父。令诗人永垂不朽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古代希腊被看成是智慧的宝库，“所有城邦都把它当作学校教育的基础”。荷马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至8世纪，上承希腊米诺斯一迈锡尼古风时代的爱琴文明，下启希腊黄金时代的雅典文明。荷马是当时许多游弋在希腊各地的行吟诗人之一，之所以至今依然不朽，在于他把各种各样的传说、神话，通过自己富有诗意的想象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别林斯基写道：“荷马的艺术才能是座熔炉，通过它，民间故事、诗歌和诗的片断的粗矿石炼成了纯金。”荷马生活在人类的早期，人类文明的生长时期，也是希腊个性形成阶段，崇尚的是自然主义，精神生命呈现出“青春的新鲜、欢欣的状况”。荷马笔下的希腊人生命纯朴、热烈、奔放而自由，在自然的天性中尽情享受生命的愉悦。史诗中那些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整日宴饮。直到日落时分”，“宴会上还有阿波罗持有的漂亮的七弦琴和用美妙歌声相和的文艺女神们。”荷马对躯体的健美、相貌的俊俏、欢宴的场景、感官的享乐真是不惜笔墨不加掩饰，史诗充分展示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无拘无束。荷马不愧为是人性美的讴歌者、颂扬者和倡导者。
荷马的人文主义集中体现在神人关系上。荷马的诸神既有神的特性，又与人同形同性，有人间的喜怒哀乐，有时很难区分到底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还是希腊凡间的人。也许这正是诗人的理想，要按照神的样子塑造人：既有人性的丰满与热烈，又具有神的力量与克制。在荷马这里，神愈近人，人更像神；神与人同乐，人与神共欢。但拨开人神共舞的场面上的热闹，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本能与理智的较量。荷马史诗中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元素是希腊人不竭的泉源，“希腊世界生息在荷马这个元素里，就像人类生息在空气里一样。”但荷马的人文主义更关心的是人的自然本性，在这一时期，人类理性刚刚走出襁褓，只显露出微弱之光，非得借助神力才能唤醒。作为深刻影响欧洲文明传统的希腊古典人文主义，不是仅由希腊的神话、诗歌、悲剧来完成的，荣誉的花冠更应属于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
二
希腊历史进入古典时代的标志是希波战争的胜利。任何战争的胜利本身都是值得欢庆的。希波战争的胜利对于希腊的伟大意义除了在于其结果决定希腊人是做奴隶还是做主人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影响——成功抵制了东方专制政体向西方推进，“使亚细亚的原则失掉了一切力量”，从而“挽救了文化和精神的权力”。此后希腊，特别是雅典，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希腊人文主义的理性智慧诞生在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鼎盛时期，完成于雅典城邦由强盛转为危机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典人文主义的发明者、完成者、完善者。
众所周知，希腊文化一转而至于哲学便开出了异常绚丽的花朵。荷马以来的希腊文化到了苏格拉底时生了转向。荷马为希腊人发明了一个神的世系，要在神性中发现人的理性，这种理性往往表现为“神异奇迹”。任何文明的起源首先是宗教，希腊也不例外。荷马史诗中的神成百上千，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处处是求神问卦、请求神谕的记载。处在文明早期的希腊人对鬼神显灵之类的事情是很在行的，“只有苏格拉底不受它们的吸引，因为他深知科学和艺术不是神异事迹的产物，而智慧也决不是在秘密之中。真实的科学宁肯说是在公开的意识里。”苏格拉底把视线从神界转向了人事。“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尊敬。正如西塞罗所说，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人文主义者不断反复要求的就是，哲学要成为人生的学校，致力于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由于专注于人事，对人事的关心，苏格拉底不但实现了由神界向人界的转向，更进一步地完成了对人的本身的转向，即关注点由人的外在的感性对象转为内在性的灵魂。希腊人生命力的勃勃生机决定了他们从来就不是禁欲主义者，希腊的古风流韵即使是苏格拉底也不能免俗。他对俊美的面容、矫健的躯体也会投以惊羡的目光，但他认为惟有高贵的灵魂才会使人尽善尽美。苏格拉底确立了一个原则，灵魂的善对于人来说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善?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善。什么是美德?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为帮助雅典人获得关于美德的知识，获得精神的启蒙与教养，苏格拉底确立了一种方法：诘问。他不知疲倦地行走于街市，向所遇到的任何人——无论是贵族还是鞋匠——不断地询问、讨论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什么是谨慎，什么是鲁莽。他认为，“对这类问题有知识的人是有价值的。善良的，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则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奴隶”。诘问方法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不仅仅使人做有道德的事情，还要使人知道什么是道德，为什么这样做就是道德的。比如说，中国孔子之学教人以伦常，君臣关系位于五伦之首。这炉火纯青的君臣理论如果到了苏格拉底的手里，他就会向他的讨论对象诘问：为什么要忠君尊王?因为人有君臣之伦。再问：如果君臣之伦为人之本性，是否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必有君臣之伦?显然不是。人类社会莫不有父子夫妻，莫不有长幼朋友，这才是人类天赋的关系。苏格拉底就是在这种诘问中让对方反思其行为的依据。孔子是教人做什么。苏格拉底是教人为什么要这样做。黑格尔高度赞扬苏格拉底“是道德的发明者”，“苏格拉底以前的雅典人是伦理的人，而不是道德的人；他们曾经做了对他们的情况说是合理的事，却未曾反思到、不认识他们是优秀的人。道德将反思与伦理相结合，它要去认识这是善的，那是不善的。伦理是朴素的，与反思相结合的伦理才是道德。”伦理是风俗、习惯、训诫、神谕或上帝的箴言。在伦理的状态下。个体行为也许是道德的，但却意识不到。伦理是直觉，而道德是个体意识的自觉，是理性的指引。在理性状态下，个体知道什么是善恶美丑。如果理性意识到行为的恶则会放弃，避免恶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苏格拉底在乐此不疲的追问中，促进了被问者自我意识的形成，增长了理性思维的水平。
苏格拉底为了雅典人能过上有德行的幸福生活(灵魂的善才是幸福)耗尽了一生的激情和智慧。就在对他执行死刑的时候，他还在教诲人们不要只专注于尽力获取金钱、名声和荣誉而不注意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他劝谕人们不要“把实际利益看得高于精神和道德的良好状态”。苏格拉底是道地的人文主义者，他用他的思想和行为铸就了西方理性的典范、人格的楷模——“一个恬静的、虔诚的道德形象”。希腊精神在苏格拉底这里发生的转向同时也是世界精神的转折点。此后，理性精神像基因一般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和精神的传统里，尽管时代不同会给出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未来时现到的问题是什么，“在原则上、基本的特征上都已包含在古代的学问里了。”
柏拉图沿着苏格拉底的方向继续前行。他是苏格拉底学说和思想的忠实记录人和继承人，并在继承中发展和超越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讨论城邦与人的关系时，重点认为城邦个体公民自身、个人灵魂的善和理性节制是城邦正义的基础。柏拉图的关注点首先在城邦本身，以城邦政治和伦理哲学为中心。哲学思想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城邦国家是古典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在古代希腊，城邦共同体是公民身份的基础，失去城邦身份，甚至不能称之为人。个人不能单独生活，不能单靠个体力量达到自足，因此城邦共同体的公共秩序和共同精神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城邦的正义对于个人的正义具有优先性。个人的正义是从城邦正义中教化养成而来的，即对个人的道德教化依赖于城邦制度本身的正义性。个人品质的好坏，个人德行的善恶，灵魂的高贵与卑贱端赖于城邦制度本身的优劣。这其实就是我们常常提起的一种现象：在一个好的制度里，坏人能变成好人；在一个坏的制度里，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什么是城邦的正义?在回答问题之前，柏拉图提出国家应具有三个美德：一是智慧，具有治理国家的才智，属于少数统治者；二是勇敢，属于有力量保卫国家的军人；三是节制，是对感望的控制，这一美德不像以上两种只限于一部分人，而是一切人应具有的美德。正义看起来似乎是第四个美德。但是它并不是以上三者之外的另一个美德，而是统摄节制、勇敢、智慧的力量。“无论何处，只要你发现了其他的美德，你必然会碰见正义本身也已经在那里。”这就是说，正义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关于外在的、单个的、具体的行为，而是自身内在的本质规定性。柏拉图认为，“真正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具体行为，而是关于内在的、正义本身的本质规定性。真正的善也不是一个一个善的行为，而是善的普遍原则，善的相。”“只有共相、理念、善是本质性的东西。”由于正义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关于内在的普遍性的规定，当一个具体的正义行为结束后，正义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依然存在，正义或善又是永恒的。因此，正义的总体特征是普遍的、单一的、永恒的。发现正义或善的普遍原则，即相，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超越。苏格拉底在永不停息的追问中，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正义或善，探究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但苏格拉底并没有给出答案，柏拉图完成了老师未竟的事业。
确立正义或善之普遍性原则也就是确立了城邦正义或善的普遍性标准，同时也为城邦确立了道德和价值方向。但是，怎样实现城邦的正义?节制、勇敢、智慧的品质从何而来?柏拉图认为：“除了来自个人而外城邦是无从得到这些品质的。”个人的这些品质又从何而来?这进一步的追问直逼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人的教化。教化就是在善之普遍性指导下，对人施以教育，培养与陶冶人之为人的性情，使其具有城邦所需的道德品质。教化是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对人的理性的培养和灵魂的塑造又是教化的核心。人文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使人完美不可缺少的更加内在更加深刻的精神修养。要塑造灵魂就要先认识灵魂。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另一个是人们用以感觉到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亦即种种满足和快乐的伙伴。”灵魂中的这两种品质既有较好的部分，也有较坏的部分，由此决定人既是“自己的主人”又是“自己的奴隶”。当较坏部分受较好部分控制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主人”。而当一个人的欲望在力量上超过了他的理智，就是“自己的奴隶”。柏拉图认为欲望是最大的外在敌人，一方面它占每个人灵魂最大部分，另一方面它最贪婪。真实的存在，即正义或善的“相”寄寓在灵魂的理性部分。是永恒的，最接近于上帝。教育的目的是训练培养人的灵魂的理智部分，使人具有理性力量去控制、支配人的感望，以防止感官的混乱影响灵魂的清澈。这正是柏拉图哲学的特点。他“把哲学的方向指向理智的、超感性的世界，并且把意识提高到精神的领域里”。在柏拉图看来，肉体及感性存在是暂时的、变动不居的、有死的，而灵魂是永恒的。但灵魂的永恒性不是自动产生的，只有当灵魂摆脱了外在欲望的诱惑，处于澄明、宁静的境界，灵魂的理性部分才能区分判断什么是正义与不义。才能认识把握真正的善和真理。灵魂通过精神而达到不朽。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古典人文思想的发明者、原创者。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哲学家对他产生了后裔般的依赖，连最反对他的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活跃于英国和美国的哲学家怀特海曾说过：“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如此评价，未免不包含哲学家个人的特殊偏好，但是谁也不会否认柏拉图的精神哲学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正因为这样，本文不打算把来自遥远马其顿的亚里士多德当作继续讨论的对象，尽管他是“古代世界最博学的人”，但这里重点是从原创意义上讨论古典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
三
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原则是理性，伦理原则是理性指引下的节制与适度，目的是社会的正义或善，终极意义是人的更幸福美好生活。在此我们能感受到古典人文主义最形而上的关注也就是为了形而下的目的。这意味着古典人文主义既指向哲学，也指向生活；它既是一种哲学精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些古代先贤不是隐居山林僻野的修道士，他们不做无聊的玄思与冥想。他们的思想是现实的、活生生的。黑格尔评价苏格拉底说“他的生活和他的哲学是一回事；他的哲学活动决不是脱离现实而退避到自由的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去的。”而柏拉图“归根到底是一个雅典人，这意味着他身上所有其他人类兴趣都要服从他对于政治的兴趣”。他们对灵魂和精神的迷恋，对普遍原则和一般概念的钟情，并不是为了满足于精神世界的概念游戏，而是要解决人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人文主义者强调对灵魂的诊疗和精神的教化并不是否认更不是弃绝感官的生活，也不是贬低生活本身的幸福快乐，只是认为有节制的、适度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生活。“有节制不在于把享乐减到最少，不在于有目的地保持头脑清醒和压抑欲望，而是一种意识的力量，这种意识能在过度的肉体享受中保持清醒。”我们不能以空洞虚伪的道德教条来设想希腊人。希腊人旺盛的生命力使他们从来不提倡更不崇尚禁欲主义。完美的人是感性的美与灵魂的善的结合，完美的生活是在禁欲和之间保持节制的适度。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墓前著名的演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希腊精神的中庸、节制与适度。他说：“我们爱‘美’，而不流于奢华和挥霍；我们喜欢哲学思想，而不趋于文弱和无为(因为一般人在‘思想’方面用心以后，每每远离‘实践，——离开公共的和普遍的活动)。我们勇敢活泼，然而这种勇气，没有使我们轻举妄动；其他国家的人民就不同了，尚武必致轻文；我们深知怎样去区别什么是舒服，什么是困难，然而我们从不逃避危险。”这是一种由教化而产生形成的道德的美、精神的美，实乃人文之美!
古典人文主义既热爱生活，更崇尚理性。身与心、灵与肉、理智与情感在这里处在理性支配下的和谐状态，是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和谐统一。古典精神所包含的这两个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希腊文明诞生之后，西方人一直在希腊人的影子中思考。
希腊化时代的罗马全面吸收希腊文化的各个方面，从政体制度到艺术作品。似乎要把整个希腊搬过去。但是罗马人不得希腊文化的精神要领。他们有技术，却没有科学精神；他们引进艺术品，但缺乏艺术精神。在希腊的神话、史诗、悲剧、雕塑等文学艺术中对美的描绘与讴歌是永不衰竭的主题，但希腊哲学的理性智慧告诉人们这些美虽然是必需的，惟有灵魂的善才是最高的美。在罗马，由于没有一个精神世界的普遍原则，希腊的美在这里剥去了神圣的一面，走向了它的反面——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当罗马足够强大之后，整个帝国陷入了庸俗的物欲与之中。灵魂被感官享乐所腐蚀。道德自然是无暇顾及了。“纲纪逐渐废弛，道德可以说先是倾斜。继而愈加下滑。”财富没有精神的指引，必然带来更大的贪婪。“泛滥的逸乐带来了因奢靡、而毁灭自身与毁灭一切的欲望。”罗马在穷奢极欲中耗尽了旺盛的精力，导致的第一个结果是帝国自身的灭亡，第二个结果是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报复。对此海涅似乎有些幸灾乐祸，他写道：在这罗马人的世界里，肉身已变得如此肆无忌惮，看来需要基督教的戒律，来使它就范。吃了一顿特利马尔奇翁的盛宴之后，是需要一次基督教似的饥饿疗法的。
基督教的本质精神是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起源于东方的文化，基督教得以从精神上征服西方人，与它对希腊哲学的妥协密切相关。从希腊哲学中寻找思想根基与理论支撑，从而实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链接，完成了基督教的西方化。柏拉图的灵肉二元论为基督教提供了有力的信仰依据。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统治基督教800年，如果说基督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柏拉图主义并不为过。但基督教把柏拉图灵魂哲学推向了极端，把灵肉对立无限夸大到灵肉撕裂的程度。认为肉体欲望是一切邪恶的渊薮，灵魂被拯救的唯一出路是弃绝尘世的一切欲念。肉体越是被压抑越是受尽磨难就越接近上帝，灵魂就越能得救。希腊哲学的理性智慧表现为灵肉二元对立中的和谐统一，基督教则把它绝对对立化，把谦卑、压抑、弃绝世俗欲望当作人类最高品质，实质上与希腊精神格格不入。
文艺复兴把人从上帝的世界中解放了出来，重新确立了人的世俗地位，充分肯定人的世俗欲望和感性追求，明确提出要“回归古代”、“回归人性”。“那时候人们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就摆脱了上千年来的压迫；特别是艺术家们，似乎觉得基督教的恶魔已从胸膛上滚走，就重又自由呼吸了；他们热忱地投向希腊欢快的大海。”古代希腊文化中所包含的感性化原则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又得以重现。在雕塑与绘画中张扬人体的力量与俊美，在文学作品中用粗俗不堪的语言描写之欢，以对抗基督教对肉体的扭曲、丑化与诅咒。文艺复兴对消解神权、确立人权、重建人的价值与尊严以及对思想束缚的解放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文艺复兴的主题是人，并打着回归古代希腊的旗号，后来人们认为文艺复兴就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但本文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古典人文主义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其一。表现领域不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文学艺术是同一回事，主要表现在文学、诗歌、雕塑、绘画等领域，而古典人文主义是希腊哲学的产物。其二，内涵与精神特质不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针对上帝的绝对权威提出的，其核心是从神权到人权，从神性到人性。它是一个解神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凸显人的世俗性诉求。人不再为上帝而活着，活着也不再是为死后的世界做准备，应该尽情享受和追求此生的尘世的快乐。因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特质是世俗的、感性的，至少不是那么节制。与此相反，希腊古典人文主义推崇理性生活，教化的目的是把人从纷繁复杂乱象丛生的感性世界提升到心灵的世界，以达到理性的高度，其精神气质是理性的节制、中庸与宁静。
正因为激发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是古代文学艺术在视觉上的美感，而不是哲学的真理，使这场运动显得有些轻浮和不节制，没有真正重建理性的权威，欧洲人决定再一次向古代希腊世界寻找模范和灵感，这就是启蒙运动。什么是启蒙?康德回答说：启蒙就是理性的苏醒。从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到它的辉煌的顶峰康德，理性一直致力于解决人类的道德和社会问题。从精神特质上看，启蒙人文主义最接近希腊古典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理性在近代科学的加盟下，把希腊的理性精神推向了绝对的权威，导致了理性主义的专制。从此，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发生了根本转折，从人文理性与价值理性转向了科技理性与工具理性。科技不断挤占人文空间，从前的人文主义者为塑造全面的人而主张的通才教育在近代开始分科化、专门化，这一价值观念的转向持续影响到今天，而且愈演愈烈。当科学开始物化，运用于生产。变为技术，而技术又与商业“合谋”，这个世界真是天翻地覆了。科技主义必然导致两大后果。一是人与自然的异化。在科技理性支配下，人自以为变得无所不能，对自然肆意掠夺，必然导致自然的报复。今天。天灾人祸此起彼伏，气候变暖、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以及核威胁，足以让人生活在对未来可能造成的惊天浩劫的惊恐、忧虑与不安之中。二是人与自身的异化。由于科技与商业共谋，科技不断生产财富，商业不断制造消费和制造新的欲望，人们对身外之物的不断占有和永无止境的追求必然导致心灵空疏、人性阻塞、精神无家可归。财富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幸福的感觉却越来越少。这让人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美好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一、《圣诞颂歌》的主要内容
《圣诞颂歌》以一个富有但冷漠无情的吝啬鬼斯克鲁奇为主人公，讲述了圣诞之夜的精灵造访如何使他产生了人性转变。斯克鲁奇很有钱，却很自私、冷漠，他无视员工的感受，不舍得为员工们的炉子里加煤取暖。他认为侄子好意邀请他去参加圣诞夜晚会是在占他的便宜，而恶言拒绝。就连社会活动家恳请富有的他施舍一些圣诞食物给那些衣食无着的穷人，都被他无情地回绝了。
过去圣诞之精灵、现在圣诞之精灵和未来圣诞之精灵这三个圣诞精灵在那个圣诞之夜接连造访了斯克鲁奇的幻梦。过去圣诞之精灵把他带到了失落已久的欢乐童年时光中，有关爱备至的姐姐，有善良仁慈的老板，展现了大家开心地在圣诞夜一起跳舞，一起聚餐的欢乐景象。现在圣诞之精灵把他带到了他现在的一个生活清苦职员鲍勃的家庭圣诞晚宴中，由于自己给职员薪给过薄，他家的圣诞节既没有礼物互赠，也没有火鸡可吃，但每个家庭成员看起来却很幸福。未来圣诞之灵把他带到了他孤苦无依的晚年时代，他老病在床，连圣诞节都没有任何亲朋来问候。他的心灵被触动了，他怀念自己快乐的童年，对自己现在的自私、冷漠、孜孜于利感到憎恶，他后悔自己堕落成一个冷酷寡情的老板。他发现他对待其他人如何，其他人也会如何对待他，给予别人快乐才会使自己更快乐。这些幻梦唤醒他的人性的善的一面，而他的自私和冷漠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醒来圣诞节到了，圣诞节钟声敲响，他的人性彻底改变了。上班迟到的员工鲍勃以为斯克鲁奇会大发雷霆，可斯克鲁奇却破天荒地祝他圣诞快乐，还要给他加薪，还要给炉子加煤。然后他又送了一只大火鸡给鲍勃。随后，他又第一次破例亲自去拜访了自己的侄子，他走在大街上，融入了节庆的人群，与所有人互道Merry Christmas，这使斯克鲁奇感到了久违的快乐。从此，他成了一个乐善好施、慈祥友善的老者。
二、《圣诞颂歌》中的人文精神体现
在《圣诞颂歌》中，富商斯克鲁奇一直把金钱放在自己人生的第一位，对自己的员工和亲朋极其冷漠，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但是，圣诞前夜造访的三个圣诞精灵给他带来的幻象，最终使他的人性发生重大改变。他改变了对金钱的看法，改变了对员工和亲朋的态度，使自己变成了一个新人，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狄更斯的人文主义精神。
狄更斯将斯克鲁奇置身于宗教文化浓郁的氛围之中。在《圣诞颂歌》中，狄更斯一直把主角斯克鲁奇置身于西方宗教文化之中。斯克鲁奇在《圣诞颂歌》中的首次出场就是参加他从前的生意伙伴杰马立的葬礼，当主持葬礼的牧师依惯例向前来参加葬礼的富商斯克鲁奇索要手续费的时候，他很不高兴地丢下了两枚硬币的可怜数目，并发牢骚说硬币也是钱呀，狄更斯借庄严肃穆的教堂环境生动地衬托出了斯克鲁奇那唯金钱第一主义的大吝啬鬼形象。后来狄更斯又把斯克鲁奇的人性转变安排在西方的传统节日圣诞节这一天。作品体现了人文精神浓厚的各个圣诞情节，并虚幻出了符合工业时代神话的三个圣诞精灵造访，将幻象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由于这三个圣诞精灵的启示，斯克鲁奇才重新开始审视自己对金钱和人生的态度，才真正明白了金钱与快乐和亲情的和谐关系，才使他的人性一夜之间发生根本的改变。狄更斯把斯克鲁奇的人性变化置于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之中是具有深远的象征性和隐喻性的，无形中透射出一种极其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小说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自私、冷漠、孜孜于利的富有吝啬鬼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更深层次的人的内心世界，反映了人类个体的情感需要和人性的向善趋势，期盼人文主义精神照耀人的内心世界。
狄更斯的这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呈现出怪诞和夸张的特点，这尤其体现在斯克鲁奇的人性思考与转变的过程中。斯克鲁奇虽然很富有，但是他极其自私、冷漠，吝啬，没有人性的温情，毫无亲情可言。对职员极其尖刻，对穷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施舍，是一个没有人文关怀的角色。作品通过穿越时空的手法，巧妙地把幻境与生活结合起来，构成了奇异瑰丽的景象。在三个圣诞精灵的引导下，斯克鲁奇回顾了快乐的过去，反观了自私可憎的现在和遥望了痛苦万分的未来，这一过程唤醒了斯克鲁奇人性中那善良、仁慈、宽容和同情，一夜之间彻底击碎了他现有的自私、冷漠、缺乏温情的人性缺陷。在穿梭于自己人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幻境时，斯克鲁奇终于彻悟了，他摒弃了受人憎恶的人性缺陷，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从此之后变得乐善好施、慈祥友善，充满了温情，实现了真正的灵魂的还乡。这一过程充分展示出了怪诞、夸张的文学艺术特点。并且，这种怪诞和夸张的表现并非简单的戏谑，而是把极为深刻、严肃的思想精神内涵纳入到戏谑的表达过程中，怪诞和夸张只是宣扬作者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反对拜金主义的手段。狄更斯的这一极其吸引读者的艺术表现手段，既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人文主义共鸣，同时也反映了作品的深刻内涵，使小说产生了无限的艺术感染力。
三、《圣诞颂歌》的人文价值
《圣诞颂歌》这部小说不仅是狄更斯奉献给读者的圣诞礼物，更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首先，它对人性的真善美进行了热情的歌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文主义精神。
《圣诞颂歌》大力宣扬了仁慈、宽恕、博爱的圣诞精神，因为人文主义思想极其浓厚而备受读者们的喜爱和推崇。《圣诞颂歌》这部小说的精髓就在于它热情地讴歌了人性中最美好的方面，通篇都洋溢着发人深省的人文主义精神，告诫人们要常怀一颗仁慈、善良、感恩之心，宽厚待人，懂得给予。在当今拜金主义倾向严重的社会中，《圣诞颂歌》中所体现的人文主义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告诫人们要常常反省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摆正金钱在生活中的位置，处理好金钱与幸福的关系，鼓励人们要摒弃自私和冷漠的缺陷，培养宽厚待人、仁慈善良和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真诚地把爱心播撒到世界的每个地方，让每个人身边都充满爱的光芒。狄更斯在《圣诞颂歌》中指出要相信人道和正义，与人为善，善行必将会有好报，而平时行恶终将遭到上帝的惩罚。这些无不投射出狄更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他还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从这方面来看，狄更斯的《圣诞颂歌》真的是一曲歌颂人性真善美的人文主义作品。
其次，《圣诞颂歌》猛烈批判和讽刺了人性中邪恶的方面。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一、人文与人文精神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Humanitas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humanitas以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二、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学问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日本人用这个词表示西方分科的学问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相对应，这个理解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界所接受。1915年，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刊物取名为《科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科学”一词成了science的定译。[4]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那么古典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在我看来就是“自由－科学”。也就是说，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6]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2），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 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 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中世纪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教神学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我们应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种科学形态的神学：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9]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0]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11]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 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善 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四、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
我们在第二节指出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学所造就的科学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搞清楚，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20]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22]。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腊的基因总在顽强的发挥作用。我们确实可以隐约从近代科学史中看出一条理性论的主线，这些主线上的科学巨匠们总是更多的偏爱数学理性的内在力量。他们中杰出的一位，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23]，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24]。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25]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26]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27]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给出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28]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9]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所谓的“自我出版检查制度”是空前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是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争，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持有与此相反的原则。他们自己就是极端自由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军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国际舞台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从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变得害怕科学向前发展了。写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实验失败。”[30]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
五、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关系：分裂与合流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激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这个词组的用意并不是想阐明科学本质上就是人文――就象我们在第一二节所阐明的那样――而是说，人文也是一种象近代科学那样的“力量型”的学问，借以在科学时代合法地谋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谈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时心中想的，正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严重的文理分科现象。这种分科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没有象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分科化、专门化和专家化与教育理念有关，凡重专才教育，则专科化倾向较严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则专科化倾向就比较淡化。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正象许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内部标准，也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能够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皇家学会的干事长胡克为学会草拟的章程时写道：“皇家学会的职责是：通过实验改进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艺、制造业、实用机械、工程和发明的知识，同时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32]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的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无犹豫的牺牲后者。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体现在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特别是当这种人文传统不合技术理性的逻辑时。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乐观主义。在唯人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为了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技术理性广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互确认。这种相互确认并不简单是人作为目的，技术作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这里混成一体，因为技术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确立为价值中心的唯一根据和保证。许多技术批判主义者批评技术的发展违背了人性的目标，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其实，“技术违背了人性”，却不见得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因为正是唯人主义本身推动了技术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倾向。唯人主义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
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六、弘扬科学精神：两种思路
【关键词】堂吉诃德 哈姆莱特 比较 不同 共同
14世纪—16世纪，欧洲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它是在西欧出现的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就像礼炮一样，它灿烂而轰动，它的闪耀、它的美在人们心中划上了深刻的痕迹，对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世纪文学的稍微沉寂之后又掀起了新一潮的朵朵浪花。
时势造就英雄。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高举的人文主义的旗帜被搬上舞台，两位巨人踏着时代的脉搏而闻名。他们就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英国的莎士比亚两位文学大师。他们是伟大的，他们被世人称颂，直到现在，甚至是未来。他们的神笔造就了世界名著《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的问世。
《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位五十多岁、瘦骨嶙峋的糟老头儿。因为沉迷于骑士小说，竟幻想着自己就是骑士。三次外出游历，怀抱着为人间除尽一切不平的理想。最后从幻想中醒来，却因过度抑郁而逝去。《哈姆莱特》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王子，在得知父亲离开之后，从学校回到城堡，被鬼魂告知父亲是被叔父害死而承担着为父复仇的重担。因自己的犹豫、延宕一直迟迟未杀害叔父。最后被设计与别人决斗，身中剧毒的最后时刻将国王刺死，自己也随风飘逝了。
可以说堂吉诃德是一位脱离实际、耽于幻想、富于理想、执着的没落阶级的喜剧典型。他沉迷于幻想，拿个充满幻想性的比喻来说，他就是一颗疯狂的石头。有着沉迷小说的疯狂和游历行为的疯狂。他也像一个石头，那么坚硬、坚强与执着。小石头在前进到大海的途中，刚开始时是那么地坚强，不让自己被现实的河水磨去自己的棱角，但最后却还是像石子，被打磨得无棱无角。而哈姆莱特则是一位重思想、轻行动、忧郁延宕的理想破灭的人文主义典型。他就生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中，是真实地演绎着自己生活的悲欢离合。他不存在幻想性的比喻，他是十足的延宕王子。
当疯狂的石头遇上延宕的王子，将他们进行比较，有着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包含着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四要素，这两部文学巨著也不例外。拿世界来说，诞生在文艺复兴这个大时代的温床上，《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体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两位主人公也代表了人文主义者，在他们身上绽放着人文主义的光辉。同时，它们是由不同作者而作，两位作者的生活阅历、生活体验、思想水平、文化素养和写作习惯不一样；它们也有着不一样的经历的读者。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的形象就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个性更能突显鲜明的人物形象。两位主人公更多的是不同。
在行动方面，两位主人公有着明显的差别。堂吉诃德被称为“行动的巨人”，而哈姆莱特则被称为“行动的矮子”。堂吉诃德在深陷骑士小说、不能自拔并幻想做一名游侠骑士，去闯荡江湖的时候，就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找到曾祖父遗留下来的盔甲，擦掉锈斑，并进行修补。护脸的面罩做了再做，直到满意为止。行动上的三次半夜离家出游也是很好的证明。第一次出游，制止农夫殴打男孩；第二次，与风车大战；第三次，与狮子大战。这些，都是行动，是实实在在的、是惊天动地的行动。对于哈姆莱特，这一点就大大削弱了。他在鬼魂那里得知父亲离去的原因，同时也立下誓言为父亲报仇， 可在接受任务之后，仍然迟迟不付诸行动，表现为行动上的“矮”。在叔父祷告时，就可以在他背后夺了他的命，可他却没有抓住这个良机。
在思想方面，堂吉诃德因沉迷于骑士小说而耽于幻想。虽然他在清醒的时候能够很有条理地认识事物，而且还很有道理，但小说中的他大多是不清醒的。他的思想已被疯狂所蒙蔽。他错把风车当巨人；错把两群奔跑的羊群当两国军队；错把脸盆当宝贝头盔；无法识破公爵夫妇的捉弄，自己骑着的木马明明原地不动，硬说已经上天了。他沉迷于小说如此之深，以至于完全按照小说里的情节来看待现实生活发生的一切事情，不存在自己的理性思维。而哈姆莱特刚刚相反，他被称为“思想的巨人”。他的思想就如同松了闸的洪水，一泻千里而不可收拾，也冲毁了农田。他思考着女人的脆弱，思考着叔父的阴险与狡诈，思考着人的丑陋，思考着人世间的丑恶与陈腐，思考着生与死。他的思想是如此的有逻辑、丰富而且深刻。
共性也是存在的。两个形象有着共同的东西。
从时代背景来看。同是以文艺复兴为背景，在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的身上都显现了人文主义影子。在前面说过，堂吉诃德以人为本，主张个性解放，个人自由。而在早期的哈姆莱特思想里，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对人作出了高度赞美，肯定了人的价值。虽然后期残酷的现实让哈姆莱特认为人并不是那么圣洁、那么美好，相反，人的在失去理性规范后会产生无穷的恶，社会也趋于“混乱”，但这些也是哈姆莱特对人文主义关于人的价值而引起的思考，认为过分的个性解放就会导致罪恶。
从理想方面，两位主人公其实都充满了理想，只是后来，理想全破灭了。堂吉诃德怀有为人间扫不平、行侠仗义等理想，并一直为之奋斗。待第三次游侠归来，郁闷成疾，头脑清醒了，那个游侠骑士的梦想也不再了。哈姆莱特在威登堡大学看到人世间的美好，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期待，但回到丹麦，发现这个世界已“颠倒混乱”，人们恶梦不断，自己的理想也随之破碎。
同一个时代让他们有着共性、有共同点，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故事让他们又有着不同之处。但不同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些同与不同，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两位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蒋承勇《外国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M]，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