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9 16:20:0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合资”是实现混合所有制的主要方式。随着关注度的增加，有关混合所有制的概念逐渐明确。所谓“混合”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现在的争议主要有两个，一是股权比例，是否国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一定要占据主导地位，是否一定是私人投资、政府控制？二是“明股暗债”的问题，即民营企业提供资金但不占股份，如果这样则达不到改善公司治理的目的。所以，混合所有制的难点在于具体如何实施，允许民营资本控股到什么程度？由于这两个原因，不少民企倾向于“等等看”。
但债务沉重、盈利水平低、投资重复、机构臃肿等原因促使国有企业寻求引进新的活力。“混合”不易，但已经开始，中信、光大等国有独资企业已经在为股份制做准备。民营企业注资国企的行动也已经开始，正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的中石化正与京东、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进行接触。通过与民企合作，中石化既能实现融资，又能激发企业竞争力。按照混合所有制的战略设想，股权多元化改革后，部分国有企业可以成为整体上市的公众公司。中石化计划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后，将分拆销售公司并完成上市。这也是最理想的国民资本“混合”路径。
混合所有制的实施还需在实践中摸索。虽然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有相当基础，根据国资委的统计，目前央企及其子公司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数量，已经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2%。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遇到了不少挑战。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无论央企还是地方国企，都还没有做好让渡企业控制权的准备，它们的底线只是出售一小部分股份，或者撬动更大的资本。
最近新华都收购云南白药股权官司败诉，这一案例能够为混合所有制实施提供些启示。首先，国企现有治理结构对“混合”的排斥。云南白药可以划归竞争性国有资本，引入民营资本本来是最为正常不过的事，但是结局惨淡。究其原因，云南白药的第二大股东是红塔集团，红塔集团的母公司中国烟草反对新华都的股权收购。可见，如果不能建立上下共识，混合所有制在执行过程中会处处掣肘。所以，即使民营资本和地方国企谈妥了“混合”，具体的操作也会受很多场外因素的影响。有时因素太多，民企连告状的主体都难以确定。
其次，“明股暗债”或者“股转债”成为国有企业的首选。由于国有资本处于强势地位，民营资本的利益和话语权往往得不到保障。根据媒体的调查，陈发树的22亿元现金，三年只从云南白药拿到了750多万元的利息。原来说好的股份，现在却变成了借款。很多国有企业也是这样，一旦结束经营惨淡的局面，盈利能力获得改善，往往就会选择“股转债”。
一、产业投资基金的兴起与民营资本准入问题
(一)产业投资基金的兴起产业投资基金(亦称私募股权基金,简称产业基金、私募基金)已与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并称的全球四大金融支柱。美国自l999年起,产业投资基金在资产总量上成为最大的金融产品,取代了商业银行资产总量第一的地位。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私募基金的年回报率平均是12•7%,而纳斯达克、道琼斯等平均收益率只是7%左右,私募基金的投资从长期来看实际上比股市的投资回报高将近1倍,其迅猛发展之势和优良的投资机会为世人关注。近年来的金融创新将国外的私募股权基金以产业投资基金的形式展现在国人面前,活跃在这一领域的基本上多为前来试水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尽管相应的法规还未正式颁布,中国第一只真正意义上以人民币募集资金的本土产业投资基金———渤海基金的获准注册,已牵动起各地产业投资基金申报的热潮。除了若干以投资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形式活动的私募股权基金之外,据报道已有上百家上规模的产业投资基金申请正在排队候签。
(二)产业投资基金为民营经济带来机遇产业投资基金的兴起,为民营经济以较大的规模进入金融领域,进而实现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提供了契机。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不仅在现有的不甚通畅的银企信贷间接融资渠道和改制上市直接融资渠道之外,又增加了一条更适合高成长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而且为有实力的大型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拓展带来了机遇。近些年来,民营经济介入金融资本虽然在入股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兴办民营担保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方面崭露头角,但远不如参与或发起产业投资基金所能够形成的规模效应。因为在剧烈市场竞争中通过不断的产业创新成长起来的民营资本,与产业投资基金私募的实质性特征和市场化营运的本质要求以及规模化发展趋势十分吻合,而这些特质也正是产业投资基金和民营经济所共同需要的。(三)民营资本的产业投资基金准入问题境外资本在我国组建产业投资基金已经获得合法身份,民营资本进入境内组建的产业投资基金的前景还不明朗。在《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讨论稿中,规定产业投资基金只能向五类特定的机构投资者进行私募。五类特定机构投资者主体指的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及社会保障基金或企业年金进行投资的法人受托机构或投资管理人,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企事业单位,发改委规定的其他特定机构投资者。这里特定的机构投资者中,除了最后一类为发改委留了一个开放性的审批口子之外,其他几类明确没有包括民营企业。讨论稿强调的是特定机构投资者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特性,民营资本虽然在第二类的金融机构投资者中已有介入,但分量轻微。
股份制银行和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中民营资本举足轻重,这里的“其他金融机构”却并未予以明确。民营资本的产业准入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国际上通行的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对象的划分都是在投资实践中自然形成,不会有我国现在这样由政府部门人为地划分为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并由此制定出相应的管理框架规定准入对象。在人们一般的理解中,创业投资多是与风险投资联系在一起的,多是成功几率较小的风险项目,所以政府鼓励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而产业投资人们多理解为垄断性行业或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收益相对稳定可靠,就只能由国有资本独揽。且不论这种明显地对民营经济不公平的产业准入政策是否决策合理和它背后可能导致的寻租现象,就是从资金运用和项目效率上看也是不可取的。政府对产业投资基金的行业进入设置门槛和自身的强力介入,为国有资本配套一系列扶持政策,都可以理解。但对于一个经过试点和实践,境外资本都可以进入的投资领域,实在没有必要再以投资者的经济成分定取舍了。投资者的投资实力、经营能力、营运纪录,以及能否接受相应法规的监督管理,应该是更可取的门槛取舍标识。其实,产业投资基金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性的实业投资,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大中型建设项目或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产业投资基金是金融市场改革推出的金融创新产品,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政策调控工具。初生的产业投资基金亟需政府的扶持引导,这与民营资本的介入并行不悖,而且它的成长壮大还要依赖以民营为主导的市场化运作。
二、产业投资基金募集及其风险性投资实质
(一)产业投资基金实质的考察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在国外通称为创业投资基金(VentureCapitalFund,简称VC)和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EquityFund,简称PE),是一种向特定投资者(通常是机构投资者)以私募方式筹集资金,主要对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集合投资方式。产业投资基金采用公司制、信托制或有限合伙制等形式,投资的目的是基于企业的潜在价值,通过投资推动企业发展,并在合适的时机通过企业上市、转让股权或股份回购等退出方式实现资本增值收益。根据目标企业所处阶段不同,可以将产业投资基金分为种子期或早期基金、成长期基金、重组基金等。早期阶段的为创业投资基金,成长或重组阶段的为私募股权基金。
在我国的金融投资实践中,由于一直是将创投资与在高技术创新、新商业模式领域运作的风险投资联系在一起,而产业投资基金在目前就只是指的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私募股权基金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通过信托计划形成的契约型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二是国家发改委特批的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比如天津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三是各类以投资公司名义出现的、与私募股权基金运作方式相同的投资机构,只是这第三种并没有纳入基金的法律监管范围。如果不包括各类投资公司形式的机构,私募股权基金就包含有信托契约型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和公司型的产业投资基金两种形式。我国信托契约型的私募股权基金基本上都是活跃在证券市场的证券投资基金,只有公司型的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投资于实业领域,这样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实际上是包含证券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而我们现在理解的产业投资基金其实就是投资于实业的公司型产业基金,也有人称为实业投资基金。不论国内外的产业投资基金在形式上有何区别,或是我国产业投资基金概念界定如何模糊,它们都它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实质性特征,那就是私募性的实业投资。
它们都是通过私募形式,集合社会资本,达到一定的规模,原则上是在实业领域对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投资者按照其出资份额分享投资收益,承担投资风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即同时设计出退出机制,以便在一定时期后通过上市、转让或回购等方式,出售已增值的股权获取利益。投资选择在项目判断上失误,或资金进入后项目经营失败,及其投资迟迟无法退出变现,基金的风险性实质即会凸显出来。产业投资基金的私募形式是相对公募形式而言的。公募基金(Publicoffering)向非特定的的投资者募集,必须强调其公众的资信背景,因而在规模上有较大的规定要求,需要多一些的审批环节和信息的披露,监管的加强也增强了基金的公众资信,加大了社会一般的公众投资者的信任程度,投资风险相对减少一些,但其营运效率和效益自然也会大打折扣。私募基金则不同,它所应对的监管相对要宽松得多。既然是私募它就必然带有资本主体的盈利诉求,产业投资基金高投入、高回报和高风险的特征表露得更为强烈,实现资本安全和增值的宗旨及市场竞争的生存压力,逼迫它的营运必须更加灵活高效,更加遵循资本运行的游戏规则、贴近市场、寻求机会,以自行承担和刻意规避市场的所有风险。
(二)产业投资基金的风险识别既然在产业投资基金在本质上无异于风险性的投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又为什么都对产业投资基金寄予殷切的厚望?主观上看,他们把产业投资基金看成为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一个来源、经济调控的一种政策工具和结构调整的外生动力。他们期望在建设资金来源上以产业投资基金来帮助缓解资金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填补资金缺口,减轻财政负担,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在宏观调控上运用产业投资基金作为调控的经济手段,扶持主导产业的建设发展,促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宏观经济的协调控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利用产业投资基金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改造和调整现有的产业体系,提高地方或产业的资本和技术结构。客观上看,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发展的条件已逐渐成熟。近年来在政策法规上颁布了《信托法》,修改了《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合伙企业法》,证券市场实行的全流通改革,基本消除了各类私募性质的产业投资基金设立与运作的法律障碍。在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建设方面,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大型国有企业和有实力的民营企业都希望介入产业投资基金。基金的低成本融资和资本集聚迅速,加之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以及自主创新带来企业良好的投资价值,都使得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具备一定实力的机构投资者跃跃欲试。产业投资基金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机会和良好的盈利前景,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它的发展条件还并不是十分完善,特别是刚刚在境内兴起和众多正在蕴酿中的以官方主导为背景的产业投资基金,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与市场机会伴随而来的诸多风险。
三、民营资本介入与产业投资基金风险化解
(一)境内产业投资基金创新的不断探索我国境内产业投资基金的探索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首家经人总行批准的淄博基金于1992年成立,此后各地批准设立的近百只各类基金涌现出来。这些基金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型的背景,规模都比较小,最大的才5•81亿元人民币,最小的仅1000万元人民币。在当时房地产热、股票热、期货热、产权热等浪潮的推动下,一些地方和部门受利益驱动纷纷介入投资基金,但对投资基金又缺乏正确的认识,使得基金设立和运作过程都缺乏规范。基金在运作上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市场定位不明,绝大部分搏杀于证券市场,基金债券化和股票化。由于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以及法律监管缺失等原因,基金运作与管理的风险频频发生,致使我国初期的产业投资基金大多偃旗息鼓。当时境内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热潮中成立的香港中银国际的中银中国基金,规模为1亿美元,最后基金净值也是所剩无几。
在随后境内基金的整顿改造中,这些“老基金”有的清盘退出,有的自生自灭,有的转变为“新基金”,包括直接规范为证券投资基金或转为产业投资基金。这样才有部分基金投向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关键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等我国亟需资金发展的产业。但境内真正意义的产业投资基金直至近年才出现,2006年天津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成为一个标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出台设立境外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以吸引外资和分散产业投资基金风险,引进观摩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操作规范。该办法规定,只有达到规模以上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才能设立中国产业投资基金。我国正式提出和探讨产业投资基金应该是由此开始,但由于当时的投资环境远不如现在,成长性企业的素质和资本市场的发育都有待提升,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并不容易,以至于当时投资“中国概念”的境外私募股权基金以失败的居多。这种状况直到近年大的环境改变才随之改观,一大批境外产业投资基金开始活跃在中国的资本市场。
(二)民营资本介入金融领域的成功尝试金融领域在国内一向是国营的垄断性领域,这个盈利高、扩张快的行业,对进入企业的资产规模与质量、持续经营能力和管理人员素质都有较高的要求。金融改革创新使这一领域的准入管制有所松动,境外资本已捷足先登,许多大型民营企业也早已注意到金融行业的高投资回报率,正在谋求进入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金融领域的民营资本在股份制银行进展顺利,其中在民生银行已经占到55%的股份,在浙商银行已占到85%的股份。截至2005年底,在11家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中,民营资本已经占有12%的股份,11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的民营资本已经将近1/3,农村商业银行民营资本已经占到56%,农村的合作银行民营资本到了32%。据报道希望集团的刘永好投在民生银行里的资金已经有了10倍以上的回报。创业投资及其金融服务一直是个高风险领域,一般的民营资本不会轻易涉入。早期启动的创投和担保企业大多为政府主导以国有资本组建起来,实际经营起来业绩平平,有的甚至步履维艰。但就在这样一个政策性很强、前景不明朗的高风险领域,深圳民营的中科智担保公司以5000万人民币起家,用7年时间,实现资本金美金担保额超过300亿人民币,资本金从5000万扩展到约20亿人民币,成为全国最大的担保公司和国内第一家外资进入的担保公司。在产业投资基金方面,尽管相关法规尚未出台,政策不太明朗,敏锐的民营资本已经以投资公司的形式涉足试水了。日前由多家大型民营企业发起,经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组建的世华联合投资公司,将其业务方向锁定为产业股权投资,以区别于直接进入风险投资和证券投资。它将挑选中国的成长型企业投资,具体委托于专业的中科招商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来操作打理,采取所谓“主业+基金”模式,在保持主业经营优势的前提下避免企业多元化投资风险。宣称在5年后做到1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世华联合投资公司,事实上成为中国首家以公司型发起设立,而以契约委托型运营的民营产业投资基金。
(三)产业投资基金风险化解的制度安排监管部门之所以在产业投资基金准入问题上的态度还不明朗,主要还是对民营资本存有某些风险上的顾虑。其一是规模问题。产业投资基金主要由大型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认购,国家通过必要的审核,在开始阶段来选择试点行业和地点。民营资本一般规模都不大,可以考虑组建小型的直接股权投资基金,而这在目前是作为不用实行审批制的创业投资基金来运作的。其二是信用问题。直到现在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特别是中小企业家民营企业报告体系的建设还困难重重,民营资本形成和构成的特殊性,使其在信息披露和监管等方面要复杂得多。其三是法律规范约束问题。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律规范约束,我国的私募基金尤其是契约型私募基金在运作中往往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民间甚至有一些不法分子以此形式非法集资、非法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归结到一点就是基金的安全问题,乃至由此引发的金融动荡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实际上,政府主导的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和资金运用中的系统风险同样不同程度的存在。
国有企业权责不明,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监管不到位,对市场反应不敏感,还要不时服务于上方非经营性的任务目标,资金运用效益自然低下。有人披露国家这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投资的项目至少60%或70%都没有形成效益。相反民营资本如果是如此投资效益那就是不可想象的。产业投资基金本质上具有风险投资的特点,它的高风险和高回报特点决定了在制度安排上,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商业化运作,必须强调基金投向决策的高度敏锐决断、基金绩效与操作者个人利益的高度关联。由国家财政或政府主导背景的国有资本组建起来的产业投资基金或投资公司,在企业运行机制上显然满足不了规范的制度约束。更何况我国加入WTO以后,按照有关条款的要求,政府的有关资金在涉及到市场竞争的企业活动中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民营资本背景的投资实体,撇开它先天的一些不足,在国情的熟悉和适应程度、经营灵活程度与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以及经营决策效率和内部人控制风险等方面,都具有政府主导的国有资本投资实体难以比拟的优势。随着自身的进步成熟和社会法规监管的完善,民营资本的一些先天不足也将会不断地得以改善。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具有强烈的政府干预色彩,政府的本意是引导和推进金融领域的创新更快更稳地开展起来。超级秘书网
在4月的全国书博会上，几家具备规模的出版集团，比如中国出版集团，包括几家大学出版社等占据了大半江山。而同时，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民营中小出版图书不甘寂寞。
而作为民营出版人的小赵，一边与书商接洽，也构思着下一部畅销小说的出版计划。他每天面对着大量的网络小说或青春小说，从中遴选着有网络人气又有看点的作品。之后，他与这些接触，寻找彼此的共同兴趣点。合作一旦敲定，他与原作者讨论，对一些细节做出修改，装帧设计的版式和封面等待着商榷。此后，他又旋即进入与营销人员对首发的候选书店，对媒体、销售策略等的讨论中。
他供职的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性质的书业公司。像磨铁这样的民营图书机构在全国已经迅速发展起来。此时，一些国有出版社也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向企业转变。市场真正成为出版竞争的风向标。
最近，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给予民营书业“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肯定。按照《意见》，非公有出版公司，即民营出版企业将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公司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开展国有民营联合运作的试点工作，逐步做到在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上，为非公有出版公司在图书策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
之后，这一动作有了更清晰的时间表，有关人士透露，“十?一”后民营书商有望申领书号。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经济研究室主任王利明表示，书号的申报方式有所改变，但是，从法规意义上，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出版行业，是对民营出版身份的一个肯定。
实际上，小赵所在的民营出版群体早已经开始了与国有出版社的合作。但是以前国家对民营资本开放不够，民营工作室要出书，就必须向出版社买书号。
小赵所在的磨铁从选题、策划到印制、发行都在独立运转。出版市场的优胜劣汰，使民营图书更侧重市场。小赵对作品的把握也往往从市场的角度开始，比如先对作品的市场价值进行估值，有多大的市场，针对哪类人群，再结合市场上的同类书籍，进行类比。从几年前的《草样年华》开始，磨铁初步定位在青春网络小说阵地。因为卓越的策划能力、灵敏的市场感觉，磨铁也开始从网络及青春题材延伸到更多领域。此时，图书市场的唯美小说、盗墓小说、历史小说“诸侯纷争”。与季羡林、庸签约，《明朝那些事儿》的出版使人们对国学重新瞩目。
改制前后，北京地区有不少民营出版工作室、民营版权机构、外国出版机构驻北京办事处等。市场上85％的畅销书都是由民营书业参与策划的。
北京曲一线图书策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东表示，出版关键是从受众的需要出发，及时捕捉到市场的需求。在教辅类图书方面，市场几近饱和。曲一线发现，之前研究的一些课题，挖掘得不够深入。市场上对高考脉络、趋势的综合分析也是空白。于是，曲一线突破了教辅书市场的重围。而对内容的重视， “教辅书的编写是科研，而不是拼凑”，使曲一线的市场不能复制。
业内人士表示，改制之前，出版社普遍眼光向上，要政策，要资源；今后，因为上游的资源与政策将逐步减少，需要向下看，向消费者看。
可是同时，市场对民营图书是双刃剑。一本书的一时畅销，因为市场的热捧，之后会屡见不鲜地出现续作、仿作、翻版甚至盗版。
今后的去路
目前，民营工作室一方面将产品卖给出版单位，取得报酬；与出版单位组建控股公司也是民营图书的一个出路，比如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北京公司。
有了一定“身份”的民营书业想要打破孤立无援的局面，就要向一定的规模发展。一些民营书店通过特约加盟和连锁经营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营销规模和市场份额，包括民营书业自身的横向联合、与国有书业的连锁加盟、与外资的合作，以及与其他流通渠道或经济成分的跨行业联合。
对于小赵所在的磨铁，与国有出版社间已进行业务层面的合作，即策划、组稿、编辑方面“联合运作”。民营出版人一方面从国有出版社得到书号以及系统资源，同时也因为自身的市场判断和策划为国有出版抛砖引玉。王利明表示，一些民营出版甚至成为国有出版社的“二编室”。随着政策的放宽，它们秘而不宣的合作浮出水面。如今资本层面的合作，包括“项目投资”和“股权投资”也进入现在的政策鼓励范围内。
前阶段长江出版集团和辽宁出版集团与民营合作试点；北京时代新经典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并购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实现民营书业之间并购。
资金不足、融资渠道不畅始终是制约民营书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因此民营书业要把积极开展资本经营放在重要的位置。出版改制势必将会给民营出版社提供充分发挥民营资本的优势，达到与国有资本平等的态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之前对媒体表示：“改制后，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合并，民营资本不可能拿到一家出版社的控股权，但是通过改制、身份的证明以及民营资本所具有的市场竞争力势必将超出改制前的生存状态。”
磨铁文化总策划沈浩波表示，现在事业单位也在向股份制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难免感到阵痛。民营出版工作室不怕改制后所带来的行业竞争，相反是期待接受市场竞争。
在内部管理上，民营出版工作室由于从其成立即以企业化组织形式存在，运行机制普遍比国有出版社更适应市场经济规则，比如高绩效的考核能力以及灵活的运作模式，都相对有优势。另外善于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使民营图书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在沈浩波看来，民营书业仍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人才储备以及管理的相对原始是使他困惑的难题。
【关键词】 国进民退;民营企业;发展策略
一、关于“国进民退”现象的概述
(一)“国进民退”的概念界定
“国进民退”是一个经济学语汇,用于表示某领域内国有资产的进入而民营资本被迫撤出的现象。狭义上,它表示国有经济在某些产业领域内市场份额的扩大,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缩小,甚至退出。从广义上讲,除上述狭义方面的内容外,还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者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市场内任何经济主体都有进或退的可能性,不管是在“国进”还是“国退”的情况下,对于我国民营企业来说,根据市场经济环境中主体地位的变化,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努力寻求自身发展,采取多种方式,以提高产品与商业模式的独特性与创新性为目标,是在任何年代、任何形势下不二的成功法则。
(二)我国的“国进民退”现象
2007年开始,中央推进收缩型宏观调控政策,资金链已经紧张的民营企业在2008年又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2009 年,为抵御经济危机,国家推出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加上之前的4万亿经济投资刺激计划,涉及范围之广、政策力度之大、决策效率之高,前所未有。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中小企业受益并不明显,甚至受到排挤和压制;4 万亿投资计划中,绝大部分是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民营企业几乎没有参与,这都导致了新一轮的“国进民退”现象的上演。如2008年中粮集团收购“蒙牛”;2009年民营企业的东星航空和鹰联航空被国营航空公司收购、重组,日照钢铁易主国企山东钢铁集团等。
二、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
(一)民营企业发展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民营资本一直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目前的发展状况却是,政府虽然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不断扩张、民营经济萎缩,对长期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造成了恶劣影响。我国现在是打着提高资本集中度、维护经济安全,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名义,排挤民间资本。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经济危机和“国进民退”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1.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中拥有绝对控制力,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国有资本在五大经济领域占有绝对的控制力:一是能源、资源、电信、电力、钢铁、航天等领域;二是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三是城市公用事业;四是银行、保险、证券,以及报纸杂志出版等;五是文教卫生医疗领域。民营资本所占比重较大的主要在轻工业制造业和日常生活服务业这两个领域。与仅发展了20多年的民营经济相比,国有经济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国”与“民”的现实总是存在于中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中国有资产数额最大、国有经济比重最大的国家这个现实国情基础上。
2.国有企业实力雄厚,民营企业发展受限。我国经济制度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支柱。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尽可能减少损失,稳固和强劲经济发展势头,国家更是重视国有企业的支柱作用。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我国多为中小型企业,本来实力就相对薄弱,加之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挫折,使得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倒闭。我国的社会经济性质和国情决定了,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不容乐观,面对国企的强大压力,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3.行政性垄断不断扩大,经济结构调整困难。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与行政性垄断得不到有效抑制是密切相关。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然而在行政性垄断广泛存在的背景下,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造成供求关系严重扭曲,资源环境压力日益突出,制约了经济结构的调整,甚至加剧了结构扭曲。如何有效抑制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民营企业面对的发展困境
1.被国有资本挤出,难以得到国家财政扶持。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对濒临破产的企业伸出援手。在我国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基于行政干预的“地方国企央企化”、“民营企业国有化”现象,要求进一步强化行业垄断,这一现象构成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挤压。多数中央投资只是带动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很难参与其中,成为了旁观者。尽管国家相继出台了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现实情况与国家政策似乎成尴尬之态。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经济36条”)正式出台。2009年9月22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炉,又被称作“中小企业29条”。相较于“非公经济36条”的政策性,“中小企业29条”则更具针对性。然而,“非公经济36条”自2005年颁布至今,除了具有历史意义外,在现实中的落实则是显得苍白无力。
2.融资困难,金融创新不足,导致中国金融体系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严重缺乏。融资问题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尽管国家出台了鼓励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在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金融九条”中,直面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提出贷款要向中小企业倾斜等。但受到银行自身利益因素影响,落实还很不到位,越到基层,中小企业越难以感受到政策带来的积极作用。融资困难暴露出我国在经济整体结构、金融市场结构以及资金供求结构等方面的重重矛盾,正因为诸多难点集中一处,又互相交织,所以这个问题一旦进入到操作层面,就总是难以真正得到根治。2008年宏观调控从偏紧转变到放松,但无论国家政策是“松”还是“紧”,民营企业都同样面临融资难的问题。
3.税收负担较重,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税负重是民营企业的又一痛处。《中国民营经济税收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民营经济贡献税收收入7862亿元,同比增长25.7%。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3.6%,比2007年提高0.9个百分点。对此,《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中指出,结构性减税在当前危机下效果并不明显,建议实行普惠制减税,将增值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制仍实行内外两套税法,对外资企业优惠多,税负轻,对内资企业优惠少,税负重;同属内资企业,却是对大型国有企业优惠多,对中小民营企业优惠则较少。即便是现行企业所得税制规定,对利润较低的企业可实行优惠税率,但优惠税率仍然过高,使得不少应予扶持的中小民营企业得不到扶持照顾。
三、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策略
1.正视当前挑战,实现发展观念的转变。国有经济的垄断已成为影响民营企业投资欲望和融资能力的重要障碍。政府应处理好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关系,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逐步减少国有经济垄断领域,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空间。从发展大方向来说,国有资本应该进入到民营资本不愿意做和不能做的领域,利用自己强大的资本优势为民营企业搭建更好的产业链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国有带动民营的作用,联合起来与外资竞争,保护民族产业。
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大力推进招商引资。政府不应仅考虑到对国营企业的扶持,还应尽可能从民营企业的角度出发,减少对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的各种障碍,消除人为限制性因素,放宽民营经济的经营范围,在更多的领域允许民间资本的进入,使民营经济真正享受到市场经济下应有的国民待遇。在“国进民退”,国营企业大规模抢占市场,排斥民营企业的现实情况下,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服务业领域,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以拓宽民营企业的经营范围,扩大其增长空间。在招商引资中,政府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一切社会关系,挖掘一切资源潜力,放宽政策限制,大力吸引外来投资者来创业,做到本地民企与外地民企的很好联合,共同开发和利用资源,共享发展和管理经验,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3.民营企业应减少对外部制度的依赖,提高自身竞争力,走健康发展的道路。首先要树立人才意识,吸引和培养人才。民营企业管理者应该认识到,现在企业的发展讲求团队协作,企业要发展壮大,必须依靠人才的力量。民营企业应实施人才战略,建立和完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重视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开发和培养人才,为企业所用。其次民营企业家在面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时候,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不仅要学习市场经济只是及管理知识,还要积极投身去市场竞争实践中去,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要认清市场形势,树立开放竞争与合作的意识。再次民营企业要现在“国进”的形势下,抓住发展机遇,就必须要推进创新。一方面要创新企业制度与管理,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重构企业组织结构,使民营企业成为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民企要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断推进技术进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和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促进自身的发展。
“国进民退”单纯作为一种现象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国家政策和市场体制是否随之进行调整。“国退民进”的大背景下,如果市场机制并没有迅速跟进,为国有企业度身定做的制度没有被打破,加之民营企业先天性不足以及后天失调所导致的缺陷,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强硬政策下,民企发展举步维艰是不可避免的。从经济发展来看,“国进民退”本质上是一种退步。经济发展必须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国家应渐渐放手,让企业在竞争中学习竞争,尽量减少国有控制、国有干预,我国的企业才能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1]刘睿.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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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乐.预警“国进民退”[J].中国市场.2009(20)
[4]刑少文.新一轮“国进民退”之殇[J].南风窗.2009(4)
[5]王建国.试论民营企业发展的策略[J].经济师.2008(5)
[6]李红.民营企业的发展障碍与对策[J].商场现代化.2008(4)
[7]迟到,张磊.我国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9(2)
[8]琳,史凤阳.试论经济危机背景下民营企业发展动力机制[J].中国商界.2009(1)
［关键词］ 非流通股；净资产；证券市场
一、净资产是非流通股定价的基础
非流通股与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的交易市场由于交易的大宗性和不连续性而不存在庄家和散户，因而非流通股也就不会存在像流通股那样的庄散博弈定价机制。那么股权在非公开股权市场上的定价是不是符合成熟市场中的股权定价一般理论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还是在于监管当局对公开的股票市场的发行管制，禁止非流通股拆细交易，因而广大中小投资者被排除在非流通股交易之外，加之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实力对比悬殊等原因形成了非公开股权市场上股权供给远大于股权投资需求。
对国有资产定价而言，国资管理部门在国有股权委托人的虚拟性和人交易制度条件下不得不硬性规定国有股权定价的主要依据是净资产价值。这一定价原则在国有股权转让过程中因国家政策明文规定而成为唯一的定价基础。并且，在国有股权转让的示范效应和股权价格联动效应作用下，使得净资产定价原则成为风险投资市场和企业并购市场上的非国有股权交易的定价基础。
从国家国资委公布的相关规定来看，国资委对非上市国有企业改制中涉及的国有资产定价的意见是：“向非国有投资者转让国有产权的底价，或者以存量国有资产吸收非国有投资者投资时国有产权的折股价格，由依照有关规定批准国有企业改制和转让国有产权的单位决定。底价的确定主要依据资产评估的结果，同时要考虑产权交易市场的供求状况、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职工安置、引进先进技术等因素”。国资委对上市公司的非流通定价的原则是：“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价格在不低于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参考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表现合理定价。”
从国资委监管的角度上看，国资委在国有资产定价上只控制底限，只要转让价不低于净资产，具体实施就是买卖双方的市场行为，国资委并没有硬性规定。由于国资委在确定国有股转让定价时的权威性，因而每股净资产成为国退民进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定价方法，并且成为所有非流通股定价的主流方法。
二、净资产定价原则是国有资产转让的权宜之计与次优选择
虽然实践中以净资产定价是普遍现象，但是从股权市场上流行的观点来看，与国有股减持大辩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要求国有股按净资产流通，反对市场化减持国有股”的观点相反，在非公开股权市场上对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国有资产转让定价呼声最高的观点是让市场来定价。
对国有资产转让和折股的“底价的确定依据是资产评估结果”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和官员提出国有资产转让应该在过程公平的条件下，实现市场化定价。他们认为评估值由会计账面价值计算得出，它不会等于国有资产的内在价值（真实价值）,不会得到市场的认可。因此，以评估值作为国有资产转让的底价阻碍了国有资产的流动。为打消人们对市场成交价远低于评估值和净资产的会计账面价值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他们提出两点理由：一是通过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保证了交易行为的过程公平与程序公正，而过程公平将保证国有资产转让与退出的实质公平，因而市场化定价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二是提出所谓“冰棍原理”，即如果国有资本不能迅速退出竞争性行业，那么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所造成的经营亏损会使国有资产像冰棍一样，时间越长融化得越多。因而，应该“树立国有资产只有流动才能保值的观念”，实行国有资产市场化定价以推动国有资产流动。
应该说在当前的国有经济调整中，频繁出现的不规范现象说明过程公平做的还很不够。推行过程公平有利于纠正或减缓国有企业改制过程的透明度不高，存在暗箱操作以及改制过程中发生的内外勾结、隐匿转移、侵占私吞国有资产的违纪违法行为。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如果国资委放任以实现退出为目标的市场化定价，那么供大于求的市场因素很可能造成国有资本转让的市场价格远低于其内在价值。因而，在当前国有资本退出的市场环境中，推行市场化定价的实质是在过程公平的名义下，将原来掠夺国有资产的违纪违法行为转变成攫取国有资产的合法程序。
我们认为“冰棍原理”只能说明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而不能证明在当前条件下实行市场化定价的公平性。以交易的程序公正和过程公平保证交易价格的实质性公平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
1. 交易发生在竞争性市场内。在充分竞争的资本市场中，市场价格就是对资产的内在价值的最好估计，买方的竞争保证市场价格至少是买方对资产价值的最大估计，从而实现资产的优化配置。因而在竞争性市场中的程序公正能保证实质性公正。但是当前国有资本退出市场的买方市场特征明显。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如果国有资产的持有人为实现退出而推出竞争性的市场化定价，则定价基础不再取决于交易双方对国有资产盈利能力或内在价值的估计，而仅取决于买方（民营企业与外资）的资本实力及投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由买方的资本实力和投资意愿决定的市场价格将远低于资产的内在价值。
2. 交易主体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能力。当对方出价低于自己的保留价格（底价）时，交易者有能力行使终止交易的权利。由于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主体虚拟性，国有资本退出不满足这个条件。所有者的虚拟性使国有资产的转让只能依赖人进行，而人目标的多重性使之在国资退出时很难与所有者的目标保持一致。所有者的虚拟性又使所有者无法有效地约束人行为以减少成本。在这种条件下，推行所谓过程公平的市场化定价，会使在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已经存在的委托问题由于以下原因在国资退出中表现得更加突出：（1）国有资产转让的人强调会计信息的无效性，极大地增强了委托人和人之间，以及各级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2）强调会计信息的无效性，将导致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指标无法成为国资转让过程中的考核指标，这一做法降低甚至取消了委托人对人的约束机制；（3）在缺乏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各级人与委托人之间的效用函数不一致问题更加突出；（4）委托人的虚拟性，使之无法觉察市场交易价格的不公平性，或者即使觉察也无能为力。过程公平保证实质公平的两个条件，在国有经济调整中一个也不能满足，这使得以过程公平无法保证国有资产转让的实质性公平。因而，在竞争性国资退出市场建立之前，推行国资退出的市场化定价虽有过程公平之名，却无公平之实。
综上所述，国有资产按评估值定价存在严重的缺陷——资产的内在价值本质上是无法评估的。由会计的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导出的资产评估值往往使优质资产的内在价值高于其评估值，因而按评估值转让表面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实际却是国有资产流失；劣质资产的内在价值低于评估值，因而按评估值定价将无法实现转让，国有资产将在经营性亏损中流失。但是，放弃评估值定价的实质是在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没有设定保留价格的条件下，放弃对人的约束，由此将造成更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这可能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现阶段没有取消国有资产评估定价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快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竞争性的国有资本退出市场。
三、非流通股定价与证券市场计划经济监管的关系
我们知道非流通股按净资产定价只是迫于国有企业改制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形势的次优选择。如果监管当局能够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允许非流通股拆细出售，那么一般中小投资者就可以受让非流通股权，从而有利于形成竞争性的股权市场。从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来说，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国际上最为通行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方式——国有股份发行（share issue privatization, sip）无法在国内的国有经济调整中运用，因而，国有资本退出只能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由于中小投资者无力整体受让国有企业产权，而且非上市股权投资机构（如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没有合法便利的筹资渠道去募集股权资本，所以我国的国有资本退出市场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资金的主要提供者——社会公众投资者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参与国有企业重组的投资者只有民营资本和外资，而他们在总体上又不具备承接国资退出的实力和愿望。这使得国有资本退出难成为必然，国有资本也就无法按内在价值转让了。因而，要使非流通股能够按照内在价值进行交易就必须放松对股票市场的发行管制，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以期建立竞争性股权交易市场。
主要参考文献
［1］ 约翰·内利斯. 转轨国家如何进行国企改革［j］. 世界银行转轨通讯，2002，(1):48-63.
［2］ 王曙光.中国经济转轨中的金融自由化［j］. 经济科学，2003，(5): 69-78.
关键词:公用事业改革市场化民营化
公用事业改革问题在近两年多来讨论的很多,有研究者认为民营化是公用事业变革的世界潮流,中国也应当走这条路。笔者不能苟同。
公用事业改革的市场化依据
传统理论认为类似公用事业等自然垄断领域是需要政府控制而不能通过市场经营的。这些领域通常具有收益的非排斥性和边际消费成本为零的特点。非排斥性是指面对同一消费品,一个人的享受不会影响也无法排斥另一个人享受;边际消费成本为零是指在一定界限内,增加一定数量的消费者享受公共产品的益处无需增加任何成本。非排斥性使得公共产品无法通过等价交换机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联系;边际消费成本为零则使得,如果对公共品采取市场方式进行供应,就会限制产品效益的最大发挥,背离经济原则。
然而,上述情形中市场之所以无法发挥作用,只是因为产权无法界定或界定成本过高,凡是无法明确界定产权的领域都是无法或不宜引入市场机制的。市场机制的根本要求是等价交换,交换的内容是产权,交换价格是人们对权力的评价,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权力的最佳利用。因此,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没有产权界定就无法进行交换。自然垄断性产品之所以无法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是因为产权不明或产权不能确定使得价格机制失去了对交易产品进行合理定价的作用,无法实现对等的权利交换。事实上这些行业并非完全无法界定产权,有的是可以界定产权的,问题是产权界定的成本可能太高,结果无论从社会还是从个人来看都不经济。一般说的市场失灵,与其说是市场缺陷还不如说是市场运行条件不成熟。也就是说,只要能创作出界定产权的经济办法,从理论上讲所有事项都可以交给市场去完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组织机构的变化,一方面削弱了自然垄断的程度和范围,另一方面创造了新的竞争领域,如路网的建造维护和运输服务的提供、电网建设和电力的生产、通信网的建设运营与信息服务提供商的服务等均可以分开进行,使这些以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经济活动,具有了竞争的性质和特点,为多元化的企业进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使原来的一些公共物品越来越多地成为准公共物品,可以通过“产权界定”和价格机制来实现其消费的可分割性,排除不付费者的“搭便车”现象。例如通讯技术的进步,使电视收视付费成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公用物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责任者与生产者的分离,即政府有责任组织相关设施的生产,但不一定亲自建设和运营,可以交由市场完成。与此同时,技术发展也使公共物品的产权实施成本降低。所以,许多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具有了某种程度市场竞争的条件,且现有营运及管理模式日渐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求,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效率。
市场化与民营化的区别
“化”是指一种发展趋势,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营化应当可以理解为在某个领域民营资本逐步进入并最终成为主体或占据支配地位。民营化的支持者认为,民营化可以更好地引入市场竞争,提高公用事业领域经营效率。笔者认为,放开大门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公用事业领域从事经营和民营化是有根本区别的,公用事业改革的实质是市场化而非民营化。造成误区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市场化的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有些确实是懂市场化,但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有意对市场化进行曲解。曲解跟误解是不一样的。
毫无疑问,民营资本参与公用事业建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一则大量民营资本的进入将会解决资金不足、产品或服务短缺问题。二则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或竞争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提高效率,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然而,民营资本进入虽有助于市场化形成,但决不是唯一的路径。
首先,市场化就是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不排除任何国有的成分,也不排除任何民营或外资的成分,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原则:一定要界定政府、投资人或者是运营者,或者是消费者的责权和义务的关系,只要把权力和义务划分清楚就是市场化。市场化一定要转变原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有些人比成父子关系,就是没有一个清楚的责任和权力,只要把父子关系改变成合同关系,实际上就是市场化的基本特征。
其次,一些学者主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公用事业的模式,在我国实行公用事业民营化。但他们忽略了西方国家公用事业领域实行私有化或民营化是在国有资本占有相当比重的前提下进行的。事实上,时至今日那些国家公用事业领域国有资本仍占有很大比重,而相反现在我们的开放程度超过了美国、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再次,目前公用事业经营效率低的原因是因袭了旧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的模式,政企不分,没有进行真正意义的企业化经营,而不是国有资本太多,也不意味着国有企业一定低效率。大量的事实表明,国有企业一旦完成制度更新、机制转变,也将成为充满活力、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改革提升其竞争力,在公用事业领域应当也能做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问题,不在于有多少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或民营化程度有多高,而在于有多少企业真正建立了符合现代企业标准的权力制衡制度。
民营化的消极影响
民营化期望通过促进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并非十分可靠。因为公用事业本身的自然垄断性,民营化往往只能改动“经营”而无法改变“垄断”这种经营方式——民营化的结果只是将垄断权由政府交给私人组织。如果缺乏健全的监管体制,民营经济控制公共事业就极有可能造成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这种危害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争夺政府授予特许权和签订承包合同阶段的腐败问题;二是合同签订之后公共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数量短缺、质量低劣和价格不公平问题;三是不履行普遍服务义务,或者提供歧视。由于诸如自来水、电力等公用事业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小,经营者完全可能通过任意提高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一旦政府介入实行价格监管,有可能造成企业因不能满足其利润目标而选择放弃或提供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不能过分相信政府对私人企业进行监管、引导的能力和有效性,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本身的缺陷,二是私人企业对政府调控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以及反应能力。一个典型案例是,2005年5月,香港东区海底隧道(东隧)不顾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强烈反对,坚持自五月份开始对公路隧道收费大幅加价超过六成,由此引发社会各界对香港过海隧道车流量将会更加分布不均的担忧,以及公用事业民营化模式利弊得失的重新思考。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膨胀,许多城市近年来相继有大量公用事业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所谓“民营化”模式进行运营。如采用BOT方式建设的深圳梧桐山隧道,专营商对隧道的高额收费早已成为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深圳市政府急于收回隧道经营权,但是专营商却抛出高价令政府难以接受,在多年谈判未果的情况下,深圳市政府只得于2005年兴建梧桐山新隧道解决交通瓶颈,但却很可能面临新旧隧道车流量不均、资源浪费的新问题。
关键词：公用事业改革市场化民营化
公用事业改革问题在近两年多来讨论的很多，有研究者认为民营化是公用事业变革的世界潮流，中国也应当走这条路。笔者不能苟同。
公用事业改革的市场化依据
传统理论认为类似公用事业等自然垄断领域是需要政府控制而不能通过市场经营的。这些领域通常具有收益的非排斥性和边际消费成本为零的特点。非排斥性是指面对同一消费品，一个人的享受不会影响也无法排斥另一个人享受；边际消费成本为零是指在一定界限内，增加一定数量的消费者享受公共产品的益处无需增加任何成本。非排斥性使得公共产品无法通过等价交换机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联系；边际消费成本为零则使得，如果对公共品采取市场方式进行供应，就会限制产品效益的最大发挥，背离经济原则。
然而，上述情形中市场之所以无法发挥作用，只是因为产权无法界定或界定成本过高，凡是无法明确界定产权的领域都是无法或不宜引入市场机制的。市场机制的根本要求是等价交换，交换的内容是产权，交换价格是人们对权力的评价，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权力的最佳利用。因此，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没有产权界定就无法进行交换。自然垄断性产品之所以无法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是因为产权不明或产权不能确定使得价格机制失去了对交易产品进行合理定价的作用，无法实现对等的权利交换。事实上这些行业并非完全无法界定产权，有的是可以界定产权的，问题是产权界定的成本可能太高，结果无论从社会还是从个人来看都不经济。一般说的市场失灵，与其说是市场缺陷还不如说是市场运行条件不成熟。也就是说，只要能创作出界定产权的经济办法，从理论上讲所有事项都可以交给市场去完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组织机构的变化，一方面削弱了自然垄断的程度和范围，另一方面创造了新的竞争领域，如路网的建造维护和运输服务的提供、电网建设和电力的生产、通信网的建设运营与信息服务提供商的服务等均可以分开进行，使这些以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经济活动，具有了竞争的性质和特点，为多元化的企业进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使原来的一些公共物品越来越多地成为准公共物品，可以通过“产权界定”和价格机制来实现其消费的可分割性，排除不付费者的“搭便车”现象。例如通讯技术的进步，使电视收视付费成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公用物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责任者与生产者的分离，即政府有责任组织相关设施的生产，但不一定亲自建设和运营，可以交由市场完成。与此同时，技术发展也使公共物品的产权实施成本降低。所以，许多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具有了某种程度市场竞争的条件，且现有营运及管理模式日渐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求，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效率。
市场化与民营化的区别
“化”是指一种发展趋势，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营化应当可以理解为在某个领域民营资本逐步进入并最终成为主体或占据支配地位。民营化的支持者认为，民营化可以更好地引入市场竞争，提高公用事业领域经营效率。笔者认为，放开大门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公用事业领域从事经营和民营化是有根本区别的，公用事业改革的实质是市场化而非民营化。造成误区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市场化的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有些确实是懂市场化，但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有意对市场化进行曲解。曲解跟误解是不一样的。
毫无疑问，民营资本参与公用事业建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一则大量民营资本的进入将会解决资金不足、产品或服务短缺问题。二则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或竞争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提高效率，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然而，民营资本进入虽有助于市场化形成，但决不是唯一的路径。
首先，市场化就是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不排除任何国有的成分，也不排除任何民营或外资的成分，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原则：一定要界定政府、投资人或者是运营者，或者是消费者的责权和义务的关系，只要把权力和义务划分清楚就是市场化。市场化一定要转变原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有些人比成父子关系，就是没有一个清楚的责任和权力，只要把父子关系改变成合同关系，实际上就是市场化的基本特征。
其次，一些学者主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公用事业的模式，在我国实行公用事业民营化。但他们忽略了西方国家公用事业领域实行私有化或民营化是在国有资本占有相当比重的前提下进行的。事实上，时至今日那些国家公用事业领域国有资本仍占有很大比重，而相反现在我们的开放程度超过了美国、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再次，目前公用事业经营效率低的原因是因袭了旧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的模式，政企不分，没有进行真正意义的企业化经营，而不是国有资本太多，也不意味着国有企业一定低效率。大量的事实表明，国有企业一旦完成制度更新、机制转变，也将成为充满活力、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改革提升其竞争力，在公用事业领域应当也能做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问题，不在于有多少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或民营化程度有多高，而在于有多少企业真正建立了符合现代企业标准的权力制衡制度。
民营化的消极影响
民营化期望通过促进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并非十分可靠。因为公用事业本身的自然垄断性，民营化往往只能改动“经营”而无法改变“垄断”这种经营方式——民营化的结果只是将垄断权由政府交给私人组织。如果缺乏健全的监管体制，民营经济控制公共事业就极有可能造成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这种危害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争夺政府授予特许权和签订承包合同阶段的腐败问题；二是合同签订之后公共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数量短缺、质量低劣和价格不公平问题；三是不履行普遍服务义务，或者提供歧视。由于诸如自来水、电力等公用事业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小，经营者完全可能通过任意提高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一旦政府介入实行价格监管，有可能造成企业因不能满足其利润目标而选择放弃或提供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不能过分相信政府对私人企业进行监管、引导的能力和有效性，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本身的缺陷，二是私人企业对政府调控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以及反应能力。一个典型案例是，2005年5月，香港东区海底隧道(东隧)不顾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强烈反对，坚持自五月份开始对公路隧道收费大幅加价超过六成，由此引发社会各界对香港过海隧道车流量将会更加分布不均的担忧，以及公用事业民营化模式利弊得失的重新思考。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膨胀，许多城市近年来相继有大量公用事业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所谓“民营化”模式进行运营。如采用BOT方式建设的深圳梧桐山隧道，专营商对隧道的高额收费早已成为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深圳市政府急于收回隧道经营权，但是专营商却抛出高价令政府难以接受，在多年谈判未果的情况下，深圳市政府只得于2005年兴建梧桐山新隧道解决交通瓶颈，但却很可能面临新旧隧道车流量不均、资源浪费的新问题。
敏感的经济界人士嗅到了先机：文化产业将进入战略性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或许在未来十年，它将取代房地产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文化确实到了该大发展、大繁荣的时候了。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十三亿人民对文化的巨大需求，按理来说应该孕育出强盛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恰恰是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短板。
美国凭借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在价值观传播上形成了全球的文化霸主地位，我国文化产业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与美国都相距较远。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发展文化产业潜力巨大，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文化产业发展任重道远，当前阻碍文化大发展的桎梏尚未扫除，文化大发展依然困难重重。
作为文化名城的北京，汇聚了国内最丰富的文化资源。早在2008年，北京市政府就正式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创产业的战略，并率先出台了一系列文创产业的扶持政策。
“十一五”期间，北京文创产业迅猛发展，增加值从2005年的674.1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697.7亿元，现价增长152%，比全市GDP增幅高48.5个百分点，占全市GDP 比重达12%，成为服务业中的第三大支柱产业。
虽然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但北京文创产业的发展与其所拥有的丰厚文化资源相比，在产出规模、产出结构和产出质量等方面，难以令人满意。尤其是结构上呈现的问题，着实令人深思。
我们通过对2009年、2010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创产业收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九大领域中，最能体现创意性和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领域收入占比较小（前三项合计仅为16%左右），而且发展速度缓慢，远落后于整体的平均增速，
2010年，北京文化艺术领域收入与2009年相比出现了负增长，增长率为-4.35%（其中国有增长率为-8.12%，民营为-5.2%），在九大领域中增速倒数第一；新闻出版领域增长率为10.26%，倒数第二；广播影视领域增长率为12.16%，倒数第三。与整个文化产业超过20%的增长率相比，这三个行业增速缓慢。
与之相反，那些文化相关性较弱的领域，如软件、网络与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及其他辅助服务等领域，收入占比较大（三项合计将近70%），而且发展速度较快：2010年软件、网络与计算机服务行业增速为22.61%；广告会展增速为24.91%；其他辅助服务更是达到了32.94%的高增长率。
耐人寻味的是：那些文化性较强的行业，几乎都为国有资本所垄断。由于文化资源集中在国资手里，最终造成了国有、民营在这些领域发展缓慢的“双输”局面。而那些文化性较弱的行业，市场开放性较好，民营资本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行业出现各种经济成分皆快速增长的态势。
这样的情况不得不引人深思。记者在对文化企业的走访和调研中发现，在文化性强的行业，虽然民营企业在内容创意上占优势，但由于文化、金融等资源占有方面的弱势，长期处于比较艰难的发展状态，最终导致内容产业青黄不接、精品缺位。
事实上，只有在那些文化性强的相关领域形成开放竞争的行业环境，内容创意产业才能得到大发展；只有这些文化性强的行业得到大发展，一个城市才能形成很强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这是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核心。
“创意在民间”。一位著名的文化专家指出，我国民间早就拥有让文化软实力走出去的潜质。中国文化大发展，关键在于如何使民间的力量能在一个开放包容的环境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自觉与创新。
一个特殊行业和
一群另类商人
一部作品带活了一座城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2009年末，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大秦帝国》播出后，《大秦帝国》同名小说出现热销；到古都西安旅游人数明显增长，突破了5000万人次，是历年最高；随着随后几部的创作紧锣密鼓，“大秦系列产品”也呼之欲出，舞台剧、遗址公园、影视基地、网络游戏、连环画丛书，由此延伸的秦文化全产业链将逐步形成。
在这些辉煌面前，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部多达六册的鸿篇巨制面世，作者孙皓辉前后花了16年时间；仅写作就费时8年。他辞掉工作，隐居海南专事写作，忍受孤独、精神和经济上的多重压力，最终才有这部旷世奇作的问世。
“出精品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文化学者周宣臣对记者说，当前社会的浮夸之风无疑不利于需要沉心静气的文化创作。
2007年，厅堂版《牡丹亭》发起人王翔巧妙地借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的东风，应时推出同样青春风格的“厅堂版”《牡丹亭》。“600年粮仓与600年昆曲结合”的卖点以及对应现代人观看习惯的缩减版，让《牡丹亭》很快成为北京高档文化演出的一个亮点，至今已经演出近500场。
从投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项目：巨额的租赁及修缮费，以及日常运营费，直到四年后的今天，也才基本做到现金流的平衡。要想收回当初的投资，还需要有一个更长的过程。
因为喜欢古文化，热爱昆曲，漫长的投资回收期对王翔来说就不会显得那么难捱了。在他看来，文化这个行业很特殊，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有一群喜欢文化的人，真正懂文化的人，带着诚意去寻找过去的文脉和文化，并基于对当代生活的深刻理解，才能做好传承和发展。
北京天龙源文化投资公司董事长史晨源是一个文化人，原先经营着一个盈利能力不错的温泉度假村。赚钱后，他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打造一台精品大型主题演出。与其他民营公司为租场地犯愁不同的是，他的 “圣水观音”拥有自己的的演出场地――剧场就建在温泉度假村内。
当演出与温泉出现冲突时，史晨源最终选择关闭了温泉业务，专心做演出。并追加9000多万人民币的投资进行各种硬件改造，使得可以容纳近三千人的演出场地尽善尽美。
即便演出场地不用花钱租，史晨源为硬件所投的9000多万元完全收回投资，也得等到5年以后了。据记者了解，像天龙源这样大投入的情况在演出行业只是少数，更多的公司还是采取租赁的形式减少投入规模。
“做文化并不暴利，它需要专业人士作专业的运营，投资回报期比较长。” 史晨源指出，在目前投机盛行的环境中，大资金很少愿意介入真正的文化项目。“但是没有大的长期投入，想出大的品牌是很难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民营出版商的例子，以便进一步了解这个特殊的行业和这个行业里的特殊从业人群。
29岁就已经是一家大型国有出版社最年轻的副社长，张业宏如果不辞职创业，原可不必生活得这么辛苦。
2009年，他以10万元起家成立蜜蜂出版，专做文化艺术类有收藏价值的图书出版，从创意入手。18个月后的2011年6月，当初的10万元已经能撬动3000万码洋，实现资产总额已经超过630万，净利润中大多数来自于创意所得。如今蜜蜂出版每年出版图书近200种，在专业图书市场上已经相当于国内中小型出版社的规模了。
蜜蜂可以说是在出版资源处于国有垄断下，民营资本顽强生长的一个最好样本。
当前出版行业资源主要掌握在国有出版社手里，民营企业生存空间极为有限。整个产业链中，只有内容策划环节主要以民营企业或专业机构为主，通过文化创意等方式向各大出版社提供内容服务，并收取固定的稿酬或按图书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版税。
目前民营出版产品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教辅图书、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虽然体量不大，掌握的资源也较少，但是他们满怀活力和发展冲动，在一些最具价值的创意领域显示了很强的生命力，日积月累便也形成了独有的高文化积累。
由于民营出版公司掌握了最有价值的创意环节，一批民营书商正在崛起。在专业出版领域甚至还出现了“国退民进”的状况：无论是企业个体还是产业总量，民营公司的实力都大于国有出版；近年来，大众出版领域崛起一批1-5亿元的民营公司，而国有单个大出版社单纯大众出版的实力很少有超过2亿元的。
据一家大众类图书经销商反映，从供货商数量来看，他们的业务中，国有出版与民营出版的比例是55:45；而从产品销量来看，国有与民营之比可能是30：70，甚至20：80。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文化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产业，第一，做文化的人需要耐得住寂寞，创意从来不是流水线能够打出来的，它需要资金的持续投入，更需要心灵的悉心酿造；第二，需要有大批喜欢文化的人长时间耕耘。创意的迸发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没有长时期的孕育，很难打造令人震撼的作品出现；第三，文化绝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它的投资回收期很长；第四，一个成功的文化产品能产生巨大的爆发式增长，不仅能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也是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
这幅图景或许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最真实处境：当创意人士坐在工作室里潜心创作的时候，门口徘徊着的是等待政绩的官员或者着急获取回报的投资家。
“文化这个行业呼唤那些有责任心、有追求的文化人，这样的文化人潜心创作才能出精品。”文化学者周宣臣称，无论是政府还是投资人，都需要认清这个行业的本质。
戴着镣铐跳舞
因资金链断裂，号称中国最大的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面临倒闭。
这一消息在网上商城步步紧逼、实体书店节节败退的大背景下并不显得突兀；可是，当把这则消息和“全国上下文化大发展”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时，它又显得颇为触目惊心。
据说，在消息见报后，厦门政府专门成立了“光合作用企业重组协调小组”，多家企业家也有意向光合作用注资。但记者采访的某专家表示，“光合作用”这样的企业命运应该更多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像新华书店那样一视同仁对待民营书店，不歧视，不袒护，维护好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民营书店自有它的前途。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北京的几个文化性较强的行业中，混合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而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单纯的所有制企业发展速度均较慢。2010年文化艺术行业中，混合经济增长率为22.97%，同年国有和民营均为负增长，其中国有增长率为-8.12%，民营为-5.2%。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呢？
上述专家指出，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目前文化资源过多集中在政府或国有资本手里，由于缺乏竞争机制，这些资源运营效率低下，有的资源甚至荒废”。民营企业虽然有很强的发展冲动，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即便是那些被国有企业荒废的资源，他们也很难够着，只能望洋兴叹。
以2010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创企业收入为例：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这三类处于文化核心位置的行业，国有资本占比分别为81.5%、72.6%、70.1%；而同期民营分别只占4.9%、8.2%、3.5%！
“混合所有制企业则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和效率的对接。因此，当民企和国企均出现负增长时，它们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速。”该专家表示，如果能逐步放开各种限制，取消横亘在民营企业面前的森严壁垒，使这些资源得到有效对接，则一定能够促进文化繁荣。
文化资源拥有的不对称，使得民资在发展中遭遇许多尴尬。即便是在市场开放程度相对较高，民营与国有各领的的电视剧行业也是如此。
某电视制作公司老总告诉记者，“在政策限定和行业壁垒面前，民营企业发展，就像带着镣铐跳舞。”
虽然这几年市场上最受追捧的电视剧80%为民营公司出品，在电视剧产业链中，最具话语权的不是上游的编剧或制作，而是下游的电视台。“目前国内电视剧90%以上的收入都是通过向电视台销售来实现的。”电视台都是国有的，电视剧发行价格主要取决于电视台的购买和播出需求。因此，要想有好的发行，那些民营制作公司都必须与电视台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反之则难以生存和发展。
一般来说，品牌电视制作公司为了加速公司资金周转、缓解资金压力，在电视剧摄制阶段就通过协议的方式将未来电视剧的版权（主要是播映权）提前销售给电视台，一般在预售时可回笼50%的资金甚至更高。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除非制作公司和电视台领导有着比较好的个人关系，或者把发行交给与电视台有着很深人脉关系的发行公司做。
当然，有些制作公司也在走“联合经营”的捷径，与电视台进行深度合作：让电视台从剧本策划阶段就开始介入，以前期投资或买断的方式把控购剧前端。
“现在好的电视剧毛利率水平基本在30%左右。”他告诉记者，如果和电视台关系不错，能够进入黄金时段播出，毛利水平会略高于平均水平，非黄金时段播出的一般电视剧则低很多，有的甚至不能盈利。
如影随形的生存压力使得民营制作公司不仅需要剧本上下功夫，还要在与电视台搞好关系上下功夫。
“好关系和好剧本一样重要。”
出版行业的垄断显然比电视剧行业又高出了许多。
国有出版社一般拥有较多的政策资源，除了拥有象征出版权的书号，还有税收优惠，以及国家和地方的保护，如教材出版和租型，各种名目的政府出版，各地也将多销版本书作为考核当地新华书店的重要指标。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有出版社的利润来源，总体可分为五大部分：一是各种教材，二是系统教辅，三是与民营公司合作出版，四是党政用书与政府项目，五是自带经费的出版，还有少量的自主策划图书。这些利润来源中，很多利润的获得都与专有出版权和政策保护密切相关，其中教材与教辅利润就占约70%-80%份额。
因为有政策保护和书号资源，国有出版社一旦成立，纵使经营再糟糕，也没有一家倒闭或破产。除了政府给予的资源和项目，最差的出版社，只要有书号，他们也可以靠自助出书和买卖书号生存，生存状态稳定而持久。
民营出版公司的状态则是产业内，体制外。北京主流的民营出版公司，大多是从90年代开始从事出版，21世纪之后正式注册的出版公司，也就是说，目前经营时间最长的民营出版企业，也才10余年。此外还有大量随时进入随时准备退出的小公司。
这些公司没有出版权，也几乎没有什么政策资源，活跃的领域也多是市场竞争较为竞争的地方，比如市场化教辅和大众出版领域，或者其他更具创新精神的领域。他们的利润大部分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的，市场化利润约占民营书业利润95%以上。据说即使是最优秀的民营企业，也只是三五年风水轮流转，经营风险很大。
“由于政策壁垒的限制，同样出版一本书，民营成本要比国有高很多。”张业宏表示，其实进入出版行业的民营公司都有意愿做好书，但残酷的生存压力逼得他们只能先找产品研发费低的作品维持生计。“即使他们想做高文化积累的项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文化资源需要从政府和国企手里释放出来。” 王翔告诉记者，《牡丹亭》的成功模式其实是可以复制的，这也是他们一直致力的事情。但由于符合他们定位的演出场所都在政府手里，跟政府谈这样的合作太难了。
文化繁荣呼唤“文化资本”
一个月前，宋庄“第七届文化艺术节”盛大开幕。借着“文化改革”的东风，这个早已声名远播的文化产业集聚区有了更远大的抱负。在画家栗宪庭看来，宋庄也许将来会成功，但那并不会是属于文化艺术的成功，只属于地产的辉煌。
这个北京郊区普通的村庄因为艺术家们的聚集，变成了中国社会一个罕见的自发形成的当代艺术群落，并且为当地政府和农民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栗宪庭看来，今天的宋庄已经不再是艺术的宋庄了，不管是众多潦倒的画家、村民还是政府，都更相信资本的力量。一个又一个大项目落户，宋庄的土地飞速增值，使得他最初希望通过政府与在宋庄的基层组织合作，建立一个良性艺术产业环境的实验最终灰飞烟灭。
“不关心艺术创作，心不在艺术上，必然不会成功。”政府要政绩、村民要效益，当艺术遭遇生存，宋庄的艺术变得苍白无力了。
这是文化与资本的急利性相遇的尴尬。
文化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投入，但这个资本必须有文化资本的属性：它要懂得文化，起码尊重文化，它不能急功近利，它追求的是合理的投资回报率，没有暴利的奢望，甚而至于，它有一种期望文化精品出现的冲动⋯⋯
在当前“快速发展、快速挣钱”的大环境下，要找这样的资本与文化对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目前涌入文化领域的投资大军，投机者众，沉下心做事者寡。” 北京龙凤之邦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小童认为，当前很多打着文化旗号落地的项目，其实并不是文化项目；而真正的文化项目，资本鲜有问津。
马小童告诉记者，几年前她从事一个跨文化的培训项目，面临资金瓶颈，四处找钱，几乎每见一个人都要解释自己公司所作的事，就是为走进中国的外企员工进行中国文化的普及与培训，让他们准确地理解中华文化，以便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当地的工作和生活。
很多投资人初听都表现出浓厚兴趣，但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每次培训课只能收几十美元之后，都笑着摇头走了。
“都认为这是个好事，但谁会为挣这种辛苦小钱投资呢？”
文化这个行当，没钱做不了，有钱没文化也做不了；一般来说，这个行业不是一个暴利行业，而且往往需要一个长期投入才能获取回报。目前国内的资本均较为投机，他们往往需要短期内获得丰厚回报，这使得文化与资本的对接出现比较大的障碍。
缺乏“文化资本”，文化产业大发展就有些遥不可及了。
显然，如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投资领域，成为真正的“文化资本”，政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政府在文化管理上恐怕需要具有更为开放和包容的胸怀，让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在获取文化资源上处于比较公平的地位，以便于营造一种更加宽松的文化发展环境，让民营资本对文化产业有稳定的政策预期，这样社会资本才会放心进来。
其次，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购买者和提供者，需要向民营文化企业释放市场，让民营企业有更多从事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创作的机会。
“市场供给往往比资本供给更有效。” 张业宏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正在做一个文化主题的动漫制作项目，“这个项目已经列为文化部的项目，但却是以国有出版社的名义接的，虽然我们能干，但没有资格。”
“政府有必要制定文化的精品战略。”周宣臣指出，社会是浮躁的，资本也是浮躁的，但政府不能浮躁。政府拟应做一些引导，采取一些政策支持措施，鼓励那些真正潜心于精品文化艺术创作的项目。
此外，针对文化与资本对接的障碍，政府需要创新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
记者了解到，文化企业大多是轻资产公司，一般没有固定资产抵押，这使得他们在获取银行贷款时遭遇种种困难。虽然目前已有银行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或版权质押贷款，但真正通过银行评审的企业凤毛麟角。由于第三方独立的评估机构的大量缺位，使得银行和企业之间的通道不通畅，银行在执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不得不需要企业提供反担保，而这种现状在短期之内很难解决。
“比较有效的做法是成立文化企业贷款担保的风险补偿金。”某商业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门的老总表示，银行资金比较适合文化企业对资金的要求，关键是如何降低银行对文化企业的信贷风险。政府成立风险补偿金，可帮助担保公司和银行适当降低担保条件，让信贷资金以市场化的手段向更多文化企业项目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