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8-05 05:41:2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经济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1可视化效果图1中分别给出了利用三种不同的分析工具对相同的社会经济重心轨迹进行分析的结果。其中图1(a)为原始轨迹的显示结果；图1(b)为传统方向玫瑰图方法的可视化结果；图1(c)为本文中的语义方向玫瑰图。语义方向玫瑰图将社会经济重心轨迹各自对应的经济属性作为语义信息与全局轨迹方向玫瑰图的方法相结合，以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在语义方向玫瑰图中每个词的位置代表了该经济属性对应的重心轨迹在该方向区间内移动的距离大小即移动模式的显著性。同时，词汇的字体大小与该经济重心移动的显著性也成正比。因此，在图中词的位置离中心越远，字体越大，代表该经济属性所代表的经济重心轨迹在该方向上移动的模式越显著。对比图1中三种不同方法的实验结果可知：1）语义方向玫瑰图可从语义的角度对社会经济重心轨迹进行统计分析，最终直接以语义信息代表经济重心在图上表达。因此，语义方向玫瑰图给使用者提供了一种更直观更易理解的分析方法。2）语义方向玫瑰图从整体角度上看可反映经济重心轨迹的全局移动特性。同时，图中单个词汇又能反映其所代表的单条重心轨迹的显著移动模式，从而能更直接更全面的传递出经济重心轨迹的显著移动模式的信息。
1.2形式化定义语义方向玫瑰图是基于带有语义信息的重心轨迹Pj进行统计分析的，语义重心轨迹以式(1)的形式表达。式中n是轨迹上的采样点数，(xi,yi,ti,wj)表示的是在ti时刻移动物体状态；xi,yi为重心轨迹的空间位置信息；wj为语义信息，即轨迹所代表重心的经济属性名，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量”等。
2生成方法
根据带有语义信息的社会经济重心轨迹数据，按照上式(3)即可计算出八个方向区间内每个语义词汇的词频，得到每个词在图中显示的极坐标位置。一般情况下，由于轨迹数量较多，为了保证语义方向玫瑰图分析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可根据轨迹语义词汇的重要性即其所代表轨迹移动模式的显著性大小进行排序和筛选，仅对移动模式最为显著语义词汇进行分析和表达。此外，由于词汇之间难免会出现许多重叠部分，影响可视化效果。因此，最后还可图中的词汇位置进行微调，以减少词与词的重叠碰撞。由此可知，语义方向图的生成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统计各个方向区间的词频；根据显著性对词汇排序和筛选；文字位置微调。接下来，本文将详细阐述语义方向图的生成过程。表1为实现语义方向玫瑰图的伪代码。
2.1统计各个方向区间词频先将[0°,360°]划分成8个等间隔的方向区间。根据式(5)确定轨迹Pj上的矢量kkkj,x,y,w所处的方向区间km。中[]代表取整数。2.2计算tf-idf并排序过滤在信息检索领域中，有研究人员提出了tf-idf的概念来衡量某一个词在整篇文档中的重要性[15]。在本文中，同样可以用tf-idf来词汇在语义方向图中的重要性。其中tf反映词代表轨迹移动模式在全局中的显著性，而idf则反映的是该词是否常见。由于各个方向的重要性实际上相同的，因此只考虑词频的距离值。其中，N和num分别代表所有方向区间的个数与所计算词出现的方向区间的个数。在取对数之后，idf的值能更好的表达一个词出现的区间越少，则这个词越重要的特点。此外，在idf的基础上加1是为了处理idf等于0的情况。从上式(6)中可看出，tf-idf值越大，表示这个词越有意义越重要，其代表的轨迹移动模式显著性越强。计算出各区间内各个词的tf-idf后，即可根据tf-idf值的大小在每个方向区间中选择出tf-idf最大的若干个词汇进行显示。此外，若数据在纵轴上出现小指聚集或有异常值的情况下，可以对纵向的R轴进行了一个如下式(7)的指数变换，以保证语义方向图的效果更好。式中R和R’分别为变换前后的纵轴距离值。下图2(a)即经过指数变换之后的可视化结果。
2.3文字位置微调为了提高空间利用率以及可视化显示效果，很多研究词云的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避免词汇重叠。例如，FernandaB.Viégas使用了一种随机贪婪算法，即每次给与其他词重叠的词移动一个新位置，直至不再重叠，实现逐步逼近最优解的过程[16]。本文即通过这种类似的贪婪算法解决词与词之间相互重叠的问题。以下为实现文字位置微调的贪婪算法的基本流程：（1）碰撞检测首先依次对一个词与其他所有词进行碰撞检测。若检测得该词与另一个词有重叠时，则进行下一步；若与其他所有词都无重叠，则对下一个词进行判断。检测碰撞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检测两个词的外接矩形是否相交。（2）位置随机微调若某两个词有碰撞，则随机选择其中一个，并对这个词的位置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进行随机的调整，包括角度和距离两个方面。其中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一，在进行调整时，其距离和角度的移动步长应该是在某一个范围内的随机值，不能太大。此外，对于字体较大即较移动模式较显著的词，其移动幅度应较小，尽量保持其原有的分布；第二，在微调的过程中，不能移出词汇所在区间范围。（3）循环至无碰撞或终止在完成对一个词的移动后，返回第一步检测碰撞，直至所有的词都不发生重叠的现象。在实际过程中，多数情况下很难找到最优解，即所有词都不重叠，特别是当显示的词数量较多时。因此，此处可以限制一个合理的循环次数。当循环了足够多的次数或者所有词都不重叠时，终止循环。
3应用研究
3.1数据来源与实验工具本文以1985年到2004年间我国大陆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客运量、医疗机构数、就业人口等40项经济指标的重心轨迹数据为例，利用语义方向玫瑰图的方法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得到的语义方向玫瑰图，发现隐含于经济重心轨迹数据中的显著移动模式，反映出在所研究时间段内研究区域内部各项经济指标重心的整体移动特征以及模式显著的单项经济指标重心移动特征。该实例应用数据来自统计局经济年鉴。本文中实现的分析工具和探索性分析方法都是由Python编程语言实现。其中主要用到python中专门用于绘图的matplotlib库。
3.2实验结果如图2(a)与2(b)为该实例应用进行文字位置微调前后的语义方向玫瑰图。结果表明：1）从整体模式上看，移动角度在[0°,90°]以及[180°,270°]之间的轨迹多，频率高，由此计算所得这两个区间内语义词汇的词频矢量中的r值较大，所以区间内词汇字体较大，颜色较深，即轨迹移动模式较显著。图上大部分语义词汇集中于东北与西南两方向上，即1985年到2004年间我国各项经济指标主要在东北、西南方向上移动。这主要与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政策颁布初期我国整体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向西南和东部聚集，但之后该趋势明显减弱，开始向东北方向扩散有关[17]。2）从单项经济指标移动模式来看，轨迹在某一方向区间移动的距离越长，即词频矢量中的r值越大，在图中就表现为词汇所处位置离中心越远，字体越大，颜色也越深，说明其往该方向上移动的模式越显著。由此可见，图中反映的重心轨迹移动模式最为显著的经济属性为客运量、卫生机构数、集体企业以及油料产量。在1985年至2004年间全国客运量重心显著往北方移动，这是由于北京是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交通便利，与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紧密，流动人口多，且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和天津的旅游业发展迅速[18]；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上海、江浙及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和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19]，引起集体企业重心向东聚集；而且，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地位提升后，人口也随之增多，必然导致东部地区卫生机构数的增加；而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油料产量重心主要向西南方向移动，与该时间段内西部大开发政策带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的情况一致，且在全国范围内，西部地区经济地位仍然较低，因此农业在其经济产业中占主导地位[20]。
4结束语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一：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服务型企业信任关系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但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些服务型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对相关利益者的诚信，致使侵犯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鉴于此，本笔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探索服务型企业通过相关诚信战略构建与顾客的信任关系。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张力及范式反思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行政法角度来看，行政法的确发挥出了维护社会利益秩序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普遍存在着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擅自使用公共权力对个人利益造成侵害的不良现象。从经济法的角度透视社会利益，我们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利益的突出所针对的并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个人利益，其中，广大人民群众普遍高度关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就是最好的现实例子，尽管，从表面层次上来看，受众的群体就是既定的某一个消费人员，但是，从实际层面上来看，其实是保护了所有的消费者。而从法学学科角度来看，民事法律主要是保护与尊重个人利益秩序的体现，而在维护社会利益这一方面往往采取的是一种消极而被动的方式。由此可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一对辨证统一的概念，而并不是一对绝对包含或绝对分离的概念。另一方面是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法学界的重要学术论题，且受到了文学科领域的津津乐道。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社会利益的概念与国家利益的概念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且两者相互独立。比如，国家的国防建设除了为国家的安全利益提供了重要保障以外，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的公共安全得到了有效的维护。由此可见，尽管，社会利益的概念与国家利益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从利益诉求层面上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十分密切的，属于互相重合的两个概念。
二、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
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指的是以数学原理和经济学为重要依据，使不明确和抽象的社会利益变得细化和具体化，使其说服力和科学性得到有效加强。
（一）经济法中的利益分配法律规制
目前，政府采购法、预算法以及税法等具体的法律法规制度是我国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但是从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局面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有关政府采购的缺陷日益突显出来，政府的采购项目往往被大型企业垄断，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全国的房价一直趋高不下，使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一一暴露了出来；各个阶层之间的存在着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经济法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越来越突出。由此可见，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往往只注重自身的利益，希望获得利益的最大化，以此来完成某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且，由于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法律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从而在利益方面发生了诸多博弈行为。这些具体的法律法规明确指出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社会利益并不是唯一的保护对象，个人利益也同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保护对象。因此，要想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在经济法当中，就必须针对“利益分配”这一重要问题，积极采取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着重加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予以利益方面的保护。
（二）经济法中的利益分配经济学
通常情况下，在界定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的过程的当中，不仅需要将合法的法律界定包含在内，合理的经济界定也同样需要被包含在内。首先，对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进行界定是在各种利益冲突背景下产生的，如利益分配不公平和利益不对称等。除了可能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发生相互冲突的利益之外，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也同样可能会发生在社会利益与不同目标之间，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定量问题进行界定其实是在一定的衡量标准上选择和比较相互冲突的利益。同时，在经济法中，社会利益被看作是一种与社会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形态，这就需要人们认真考虑选择哪一种计量标准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通常情况下，采用的是社会福利函数来计量社会福利的增减问题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方式。另外，针对利益的平衡、协调与分配，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样发挥出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涉及到社会利益的公共决策中，与国外相比较，国内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领导意志，显得更加简单和片面，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更大范围的损害。其实，针对公共管理决策问题，其经济合理性的判断可以通过建立多标准的决策分析模型来实现，并且针对冲突利益的选择问题，一般来说，应该在全面深入地分析成本效益之后在进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保证判断的准确性，从而充分保证公共决策的科学性。
三、社会利益的法律实施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不管是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还是社会利益的定性问题，都可以在方法论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得到论证，那么，就必然需要存在“公益诉讼制度”这一能够使该利益得到充分实现的制度保障。从本质上来说，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指的是能够实现社会利益价值目标的法律界定。然而，一般情况下，人们在界定社会利益的内容和性质时，通常会涉及到许多衡量标准和价值判断，因而在判定社会利益的实质内涵方面往往是众说纷纭，而且对于界定结果的公平性通常存在着许多纷争，只有程序公平得以充分保证，才能够避免这些纷争的发生。《房地产管理法》和《环境保护法》等与社会利益的界定有着的密切联系的法规法规当中，针对社会利益问题的界定，几乎没有相关的程序性规范。虽然，目前已经将公益诉讼制度纳入进了《民事诉讼法》当中，但是，从具体的操作上来看，并没有给出详细的指导。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在程序设计方面的发展情况还十分不容乐观，但是，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不断加强，人们对于日渐增多的公益诉讼案件予以了高度重视，促使着人们重新认识去自身权益。近年来，在福建省和河南省发生了多起为避免国有财产流失，检察院以原告的身份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提出了公益诉讼的案件，这一举动无疑开启了我国对于公益诉讼模式的新思考。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经众人皆知的“王海打假”这一案件使得广大消费群体在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新认识上得到了大大增强。为什么可以将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种程序性的救济机制来实现社会利益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公益诉讼制度除了拥有了非常丰富的司法实践以外，而且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已经逐渐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在国内，并不是没有能够充分保证公益诉讼制度得到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而只是在如何选择诉讼代表人等某些关键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而且，尤其是在费用的负担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通常情况下，凡是涉及到公益诉讼的案件，往往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反驳对方的权利而向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所提起的，在诉讼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对于大多数弱势群体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这也正是制约公益诉讼积极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结语
（一）有效金融市场
在20世纪最经典的经济命题便是有效金融市场的提出，该命题得了了很多坚实的经验和证据的支持。金融市场指证券价格体现了获得信息变化影响的市场。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投资者，他们是理性的，合理评估证券的价值；而是如果某些投资者不理性，但是引文彼此随机进行交易，非理性的行为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证券的价格；三是特定的情况下，虽然非理性的投资者犯了错误，但是由于有理性的套利人，通过他们消除非理性人对价格的影响。但是作有效市场假说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设定，建立在假设人理性的基础上。因而在二十世纪末，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验。首先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完全理性便遭到了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是依据信息购买决定。其次一些金融学家研究得到人的金融行为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最后，理性的套利源于套利机制，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套利充满风险，作用局限。
（二）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金融人员的情感、态度等角度分析金融市场非有效性问题，修正有效市场理论的理性假设。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金融行为直接映射经济利益，反映行为者的认知方式、期望、收集信息和价值观念能力。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模型，讨论投资者如何决策和确立金融市场的实际价格。行为金融学将金融理论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但行为金融学能还不能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因为行为金融学存在很多不足，缺乏边界清晰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无法整体解释金融行为，对于有效市场的批判太极端，忽视了社会机制在非理性背后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金融行为都应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并受到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制度的塑造。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金融行为的影响。当然，行为金融学在反省批判经典金融理论，为进一步突破金融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在古典时代，马克思、齐美尔等学者便开始研究金融行为。但是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领域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大关系：银行角色、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关系；股票价格形成社会机制、金融投机集体行动、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投资选择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制定对于金融公司的合并行为影响；政府角色以及资本市场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金融行为上，经济社会学研究重点便是金融行为的研究，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不断深化。新经济社会时代，格兰洛维特提出经济行动应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观点。这个观点作为核心假设，得到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保罗•迪玛吉奥和理查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学家组织开展研究新制度主义，探讨组织制度化结构、组织以及制度环境的关系等。从文化角度批判一切还原为成社会结构绝对主义倾向，将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当代的金融行为研究中较为明显的是综合性的研究。经研究全球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员的知识性以及关系性嵌入的问题，卡林和尤尔斯认为金融市场关注的交易行为主要涉及权利、金钱、债务以及风险等。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其实是相互分离的互动秩序，主要通过交易员之间全球性的沟通以及交流完成全球性的市场交易。它具有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和谈话语言的全球性的特征，反映全球金融市场以知识为基础，数字描述以及解释着通过屏幕介质表达出的全球市场情况。这种情况是价格信息的持续变化过程，是市场细节的不断被解释和更新过程。因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和关系嵌入，是金融活动嵌入到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交换信息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也是建构性以及构成性的。
三、在经济社会学中金融行为理论的扩展
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使金融市场的政策以及交易模式发生了变化。而政治以及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各国的金融市场被卷入全球经济治范畴，金融影响已经超过了其市场木身。在新经济社会背景下金融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联系紧密相连。借助新制度理论以及社会网络，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研究，银行全球化是一种组织现象，组织和决策者推动。因此金融行为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行动方式，以网络形式散开，借助社会的网络关系影响其他的企业。以证券股票以及期货市场为例研究，金融行为是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其交易过程包括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因素，是三方共同作用的成果。金融市场作为文化系统，绝不是简简单单地重复，他体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促使人们选择不同的交易，随着时间理解也会制度化。这种制度会逐渐发展成为金融行为的依据，同时金融文化随着金融行为在交易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和发展。
四、结束语
对于我国会计的未来走向问题，会计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引领作用。高等会计教育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会计人员的质量。近几年的供求信息显示，会计人才严重供过于求，现有的高校中，很多院校均设有会计专业。在培养会计人才方面，高校是一个主要的培养机构，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是，高校在培养会计人才方面却赶不上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步伐，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教育理念不完善
一直以来，很多高校在培养会计人才方面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他们认为培养人才就是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向他们传授知识，但是并不注重培养他们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与经济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在教学模式上，对于学生的培养采用统一的模式，并没有因人而异，忽视学生个性多样发展。在评定高校的会计教学质量时，一般都是根据高校的教授数量和博士点等进行评定。另外，高等会计教育普遍重视研究型人才，忽视应用型人才培养，这使得大家普遍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如果一个会计人员的学历越高，那么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教育人才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经济的发展，由于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这对会计人员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课程设置不规范
高校在设置会计课程体系时，对于相关的非专业的课程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基本上是作为课程中的选修课。不仅学校不重视，教师与学生也认为其无关紧要，除此之外，开设的课程之间没有什么协调性，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另外，在向学生讲授知识时，只是告诉学生业务的操作步骤，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学生只知道业务应该这样处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进入企业之后，完全无法满足工作岗位的要求。在会计教材方面，教材编写大部分章节都在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解释，而很少进行理论分析，这很难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
(三)不重视实习环节
在高校的会计教育中，都设置有实习环节，但是这个环节一般都是安排在学生将要毕业的时候进行，此时学生很难将精力完全投入在实习上，自然也就无法很好的将理论应用在实践中。此外，实习是在学校提供的实验室或者企业，一般只有这两种方式。近年来，很多高校都在扩招，所以学校的相关设备难以满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开始鼓励学生去企业进行锻炼。但是，学生去企业实习时，很多业务信息由于涉及到企业的商业机密，企业根本不会让学生去实际操作，所以学生的应用能力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提高。而且，很多会计专业教师实务操作能力不高，对财务软件也不是很了解，这对学生的实习效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四)教学模式落后单一
我国会计教学模式还比较落后，一般只是简单的向学生灌输理论，很少在理论讲解中引入案例教学，学生在纯理论的环境下很难有效的分析和思考问题，相应的，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就得不到很大的提高，这种教学模式与经济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尽管有一部分高校也重视案例教学，但是收集的资料没有针对性，在这种情况下，案例教学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很多教师并没有在企业的实际工作经验，无法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给学生传授知识。
二、我国高等会计教育改革的对策
现在的高等会计教育应该在教育理念、目标等方面有所突破，使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应该转变观念去看待高等会计教育的新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树立新的会计教育观念
我国高等教育应当逐步的与国际接轨，加强国际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会计教育走向国际化也预示着对会计教育资源要重新进行整合与调整，会计教师要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并开拓自己的知识面，对于相关的学科知识都要做到有所了解。高等教育应该树立一种观念，那就是终身教育，这样才能跟上经济变化的步伐。教师在传授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其职业道德教育，并逐渐培养其养成自主学习以及思考的习惯，这是很重要的技能。只有这样，高等会计教育改革才能收到一定的成效，所培养的人才才是企业真正需要的。培养高素质的会计专业人才，要转变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注重向其传授学习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保持课程设置的适应性、先进性
在高等会计教育的课程设置中，专业必修课所占的比重过大，应该突出培养学生的能力，由于经济环境在变化，相应的对会计人员的能力要求也在发生着变化，应该据其对教学计划加以调整。在会计信息化环境下，应将信息技术结合到相关课程中，使学生具备科技整合的能力。在基础课程中，要设置经济管理类课程，使学生具备一些经济管理知识;除此之外，设置法学类课程也是很有必要的，让学生具备一些法律意识。在此基础上，适时补充新课程，以保证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加强实习指导
在高等会计教育中，理论和实践教育是两大重要环节。但我国高等会计教育实习环节相对薄弱，所以应该在这方面予以加强。具体来说，在会计专业学生入学后，可以适当的向其介绍各种会计账证，让其对会计行业有一个整体印象，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除此之外，有针对性地设置阶段性的单项业务实习，这样不但能及时巩固理论知识，还能使学生更全面地接触会计实务。
(四)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教学手段
前面在阐述高等会计教育存在的问题时已经提到过，人才培养目标对会计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高等会计教育的目标，应定位在培养能解决各种会计问题的复合型人才上，同时，在专业人才目标培养的定位上，做到各有侧重，界限清晰。由于信息技术的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不能满足需求，在授课过程中使用多媒体手段逐渐的受到教师和学生的青睐，应在教课过程中多设计会计教学案例，提高学生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传统教学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培养的会计人才不能很好的满足企业的需求，所以迫切的需要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革。在课件设计上加强教学设计，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自主的进行学习。要强化案例和实训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由于会计属于应用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是很关键的。因此，应让会计教师接触会计实际工作，将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会计人才引进来，将会计教师送到企业进行培训。除此之外，搜集整理有代表性的案例资料，将其编写进教材，鼓励教师不断进取，编写出高水平、高质量的会计教材，而且这些会计教材还要与实际结合的比较紧密。此外，会计学的技术性、操作性很完善，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教学手段在多样化的同时，也要保证教学的质量，只有这样，先进的科学手段才能真正服务于会计教育。高等会计教育，除了应培养高层次会计人才外，还应为众多的中小企业培养动手能力强的一般会计人才。我国中小企业会计制度建设不是很强，这对其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信息将渗透到经济管理的各个层面。不懂得会计知识，想要很好的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是很难的。
(五)加强高等会计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
在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高等会计教育面临多种挑战，这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会计教育的水平如果想有所提升，教师的知识层次和水平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可以将一些会计理论水平较高，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整合进教育系统，这是培养适应经济发展的会计人才的宝贵财富。培训现有会计教师的理论知识，并将其派到企业进行锻炼。
三、结论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闻；编采工作
随着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日常生活与信息传播中，人们对新闻信息的获取需求也相应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导致新闻媒体行业的工作环境以及工作对象均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因此，媒体工作人员在新闻信息编采中的实际操作也需求进行变革改进，这对于新闻媒体行业的发展来讲，充满着机遇和挑战。在社会主义经济环境下，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如何开展编采工作，成为提升媒体品牌影响力以及市场竞争力的关键[1]。下文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编采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对其今后发展进行分析研究，以供参考。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闻编采工作及其现状分析
(一)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闻编采。纵观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断突破，成为大趋势。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与提升，对于国内各项事业的新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综合国力与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推动作用下，新闻采编事业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其发展空间与发展速度也是十分乐观。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发展，新闻事业不断发展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挑战，与传统新闻采编工作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环境下的新闻采编工作方式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人们对于新闻媒体信息传播需求也出现了不同，因此，新闻传播中如果仍然采用传统的新闻采编工作模式，必然会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排斥，最终会面临被淘汰的局面。(二)新闻编采工作的现状问题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编采工作被新的传播思想和理念影响，同时在这种新传播思想与理念方式的影响下，也意味着新闻编采工作的模式需要进行改革，一旦新闻编采工作模式改革滞后，就会出现一定的麻烦和困难，意味着被市场淘汰。对于新闻工作人员来讲，为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闻采编与发展，不仅需要转变自身的知识理念，满足当前环境及受众对新闻传播的需求，同时在新闻编采中还应以端正的工作态度和作用，积极参与到新闻编采工作中，进而促进新闻编采工作的发展提升。1.新闻编采工作人员知识结构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传统的新闻传播及编采思想理念已经逐渐不能满足当前受众及新闻传播的需求，而为了满足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新闻传播的思想模式，就需要新闻编采工作人员在做好编采工作的同时，通过传播的新闻内容改变大众对传统新闻媒体及形式的理解，坚定新闻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影响。要满足这一条件，就需要新闻媒体工作者不断的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提升业务能力水平，进而在编采工作中才能够通过对新闻信息的有效加工，传播出去并形成一定的影响。综合当前的新闻编采市场，新闻编采工作者知识结构不完善，新闻传播消息模式单一、缺乏深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普遍存在的问题[2]。2.新闻编采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有待提升。对于新闻媒体以及有关行业来讲，市场经济环境下，它的竞争力发展与提升主要取决于新闻信息编采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的高低，新闻编采工作人员综合素质以及业务能力越高，其所在的新闻品牌的传播影响也就越大。当前的新闻媒体工作环境下，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新闻编采工作者，虽然编采工作经验上十分丰富，但是在系统性的新闻专业能力方面仍有欠缺，而有着系统性的新闻视野与知识储备的年轻人，在新闻编采工作经验方面十分不足，这就导致新闻编采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以及业务水平相对较低。针对这种情况，如果在新闻编采工作开展，两类工作人员能够相互协作、合理分工，将对新闻事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编采工作的发展思路
根据上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编采工作开展现状的分析，为解决新闻编采工作人员知识结构不完善与整体业务能力有待提升问题，促进新闻事业的更大发展，应注意通过以下两点进行改进提升。(一)加大对新闻编采工作人员的培训，提升其业务能力和素质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品牌影响直接取决于新闻编采人员，新闻编采人员业务能力与综合素质高，新闻产品的质量也就比较高，传播所产生的影响自然比较深远，形成的品牌影响也就比较大，反之则会导致新闻失去影响，受到大众的排斥。因此，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事业的发展提升，其关键就是提升新闻编采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素质水平。这就要求新闻编采工作开展中，要不断加强对编采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文字表达能力，同时积极鼓舞工作进行业务开拓尝试，进而不断提升新闻产品的质量，提高新闻品牌影响。此外，还应注意对新闻编采工作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培训，有效促进新闻工作与市场经济环境的相统一，促进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更高发展，使其在新闻编采工作开展中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态度。(二)坚持“编采分开”的新闻编采工作制度。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编采工作中存在这新闻编采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素质水平不均衡情况，拥有丰富新闻采编工作实践经验的老工作者，在新闻知识结构与思想理念上与现代传播环境存在一定差距，而拥有丰富知识储备以及新的传播思想理念的年轻新闻编采工作者，具体工作开展中缺乏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从而导致整个新闻采编工作团队的效率低下，整体水平不够高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为确保工作能力及情况不同人员，其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发挥，同时确保新闻产品的质量效果，就可以采用编采分开的工作制度，对当前的新闻编采工作进行完善，在两者的协作分工下，编辑一些有质量的新闻信息，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闻编采运作模式，促进新闻事业发展提升。当前，新闻编采工作开展，很多媒体单位对于新闻传播就采取了编采分开的专业化工作制度[3]，一方面不仅能够提升新闻编采工作的专业化水平，通过有效的分工协作，生产出具有较高质量的产品，另一方面还能够促进新闻产品生产能力提升，在有效调动编采工作人员积极性基础上，不断生产出新的、拥有高效质量的新闻产品，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大众需求。
三、结语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新闻事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其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对于新闻媒体行业来讲，就需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既要有效把握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机遇，同时又要勇敢面对它所带来的挑战，努力转变新闻编采工作思想与模式，迎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环境，进而生产出高效、高质的新闻产品，满足市场环境与大众的新闻需求，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
作者:衣学 单位:山东省威海日报社
参考文献：
[1]王润海.略谈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闻伦理[J].中国集体经济，2010(04)：142-143.
关键词：合同市场内生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关键词适时制/作业/作业成本/成本动因/作业成本观
一、作业会计产生的社会背景
当代高科技的蓬勃发展，可称之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它为当今世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电子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生产高度的电脑化、自动化，使得产品生产从订货开始，直到设计、制造、销售等所有阶段所使用的各种自动化系统综合成一个整体，由电脑统一调控，这些为生产经营管理进行革命性的变革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并使各国制造企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适应这一变化，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和推行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思想——适时生产系统（JustintimeProductionSystem——JIT），简称适时制。所谓适时制，其涵义是指以必要的劳动，确保在必要的时间内按必要的数量生产必要的产品，亦即以需求带动生产和采购，以期达到杜绝浪费、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的目的。其与传统生产系统的不同在于，传统生产系统是生产推动系统，即企业只按计划安排生产，其产品在某生产工序完工后，即转入后一生产工序继续加工，而不管后者的确切需要量是多少。这种由前向后推动式的生产系统，使前面的生产工序居于主导地位，而后面的生产工序只是被动地接受前一生产工序转移下来的加工对象，这就必然会造成生产经营环节的不直接，其结果必然导致大量的材料、在产品、半成品的存在。而JIT是一种“需求拉动”的生产系统，即由后向前拉动式的生产系统，企业根据顾客订货所提出的有关数量、质量和交货时间等特定要求来安排生产任务，以最终满足客户需求为起点，由后向前进行逐步推移来安排生产任务，前一生产工序只能按后一生产工序所要求的有关数量、质量和交货时间等特定要求来组织生产，它要求企业材料适时到达生产现场，前一生产程序的半成品适时送达后一生产程序，产成品适时送达给顾客，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无须建立库存储备，实现“零存货”的目标。可见，JIT要求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能紧密地协调配合，准确无误地进行运转，使之达到高的效益和效率。
JIT影响着企业采购及制造过程的方方面面，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的质量和数量，以及生产设备等硬件的布置。与传统的标准成本制度不同，JIT在确定了与生产成本有关的成本动因后，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何改进设计的作业，而不是如何增加成本因素，其发挥功能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和能否确定不增殖的作业（NotAddedValueActity），JIT在制造组织中的应用，要求主要成本动因易于确认，从而减少不增殖作业。但是，传统的成本管理会计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于是作业会计应运而生，并随着适时制的发展而发展。
二、作业会计的基本概念
为了正确理解和应用作业会计，需要了解其基本理论知识，即它不同于传统成本会计的部分。这套理论由以下基本概念组成。
1.“作业”和“作业成本”概念。
作业是企业提品或劳务过程中的各个工作程序或工作环节，也即是所消耗的人力、技术、原材料、方法和环境的集合体。产品生产过程由作业构成，生产过程中的消耗表现为作业消耗，即作业成本。企业的作业种类繁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有些作业使每一单位产品都受益，与产品量成比例变动；有些作业与产品的材料处理、机器加工无关而与产品产量有关。有些作业与某种产品相关而与产品产量及批数无关。
2.“作业链”和与之相关联的“价值链”概念。
在作业管理观念下，企业的经营被看作是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材料消耗作业、工时消耗作业及制造费用作业三条平等而又相互交织的作业链构成。
价值链是分析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它紧紧地与服务于顾客要求的“作业链”相关联。按照作业会计的原理，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于是就有下述关系：每完成一项作业就消耗一定量的资源，同时又有一定价值量和产出转移到下一个作业，照此逐步接转下去，直至最后一个步骤将产品提供给顾客。作业的转移同时伴随价值的转移，最终产品是全部作业的集合，同时也表现为全部作业的价值集合。因此也可以说，作业链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价值链的形成过程。
作业形成价值，但并非所有的作业都增加转移给顾客的价值。有些作业可以增加转移给顾客的价值，称为增加价值的作业；有些作业则不能增加转移给顾客的价值，称为不增加价值的作业，或浪费作业。企业管理就是要以作业管理为核心，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对于增加价值的作业，尽可能提高其运作效率，减少其资源消耗。
3.“成本动因”概念。
成本动因是指引起成本发生的作业或因素，成本动因驱动成本，发生的成本按成本动因进行分配。作业成本计算中，成本动因为作业，发生的成本按作业的消耗量进行分配。
4.“作业成本观”概念。
作业成本制下，成本费用的发生被视作与作业相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费用消耗表现为作业的费用消耗，产品成本由作业成本构成。作业成本计算的基本思路是：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成本，生产费用应根据其产生的原因汇集到作业，计算出作业成本，再按产品生产所消耗的作业，将作业成本计入产品成本。按这一思路，作业成本计算既可计算出产品成本以满足损益计算的要求，又可计算出作业成本以满足作业管理的要求。它比传统成本计算方式下成本分解标准更多、更具体，其计算的产品成本更为准确，对决策更为有用。
5.作业、资源与顾客关系。
作业会计把成本看成是：“增殖作业”和“不增殖作业”的函数，并以“顾客价值”作为衡量增殖与否的最高标准。作业会计关注那些导致成本增加和使成本复杂化的因素，揭示在产品之间分配间接成本的不合理、不均衡因素。作业会计的宗旨就是利用具体而细致的作业信息，提高增殖作业的效率，力避无效作业。在评价作业的同时，还要评价资源的实际利用和需要利用的一致性，减少资源的不必要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的效果。在评价指标上，作业会计除保留了那些有用的财务指标外，还引进了许多非财务指标，诸如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市场占有率、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管理等。
三、作业成本计算及其程序和处理过程
作业成本计算是一个以作业为基础的科学信息系统，贯穿于作业管理的始终。它和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的不同，在于它从以“产品”为中心转移到以“作业”为中心上来，通过对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改进“增加价值作业”以及提供有用信息，从而促使有关的损失、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作业成本计算法使产品成本分配有技术依据，能直接归属于有关产品的成本比重大大增加，而按照人为的标准间接地分配于有关产品的成本比重缩减到最低限度，使得产品成本尽可能与产品实际成本接近，提高了成本计算的相对正确性。
作业会计程序与传统成本程序的根本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1）成本库是作业而不是产品成本中心；（2）将作业成本分配到产品中去的基础是成本动因，这一点在传统成本制度下是没有的，或者说还没有定义过作业和成本动因。作业会计首先要确认费用单位从事了什么作业，计算每种作业所发生的成本，然后，以产品对这些作业的需求为基础，经过原材料、燃料和人力资源转换为产品的过程，将成本追踪到产品。
根据以上作业会计程序，可将作业成本计算的过程具体划分为以下三步：
1.确认主要作业，划分作业中心。一个作业中心即是生产程序的一个部分，作为作业成本计算，首先要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主要作业加以确认，作为作业中心，以便按作业中心汇集费用，披露成本信息，便于管理当局控制作业，评估业绩。
2.将归集起来的投入成本或资源分配到每一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库中。成本库是指以某一成本动因解释其成本变动的成本。成本库按作业中心设置，每个成本库所代表的是它那个作业中心的作业所引发的成本。为简化计算，可将同质作业的成本库合并为同质成本库。同质成本库是指可以用一项共同的成本动因解释其成本变动的成本。同质作业引发的成本可以合并分配以减少计算工作。这一步骤的计算反映了作业成本计算的一项基本原则，作业量决定资源的耗费量，资源的耗费量与作业直接相关，成本应按作业进行汇集。
3.将各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分配到最终产出（产品、劳务或顾客）。成本计算最终要计算出产品成本，在作业成本制下，产品成本由作业成本构成，汇集的作业成本按各产品消耗的作业量的比例分配，计算出各产品的作业成本，确定各产品成本。这一步骤反映了作业成本计算的另一原则，产品消耗作业，产品产出量的多少决定着作业的耗用量。
对于作业会计的计算举例如下：某部门负责原材料及零部件的存货控制，该部门全年的总成本为500000元，主要为人力成本。该部门共有员工12人，6人负责管理外购零部件，3人负责管理原材料，还有3人负责将原材料和零部件分配到车间。这三项作业的成本分配过程如下：
1.将总成本分配到各个作业中心。其成本动因是作业人数，以此为基础得出每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如下：
人均成本＝500000÷12＝125000÷3（元）
接受外购零配件作业的成本＝6×125000÷3＝250000（元）
接受原材料作业的成本＝3×125000÷3＝125000（元）
分配存货作业的成本＝3×125000÷3＝125000（元）
2.将作业成本分配到产品中去。其成本动因是收货和发货的次数。已知企业今年外购零件25000批，原材料10000批，共生产5000批产品，则可计算单位作业成本如下：
接受外购零部件的单位作业成本＝250000÷25000＝10（元）
接收原材料的单位作业成本＝125000÷10000＝12.5（元）
分配外购零部件的单位作业成本＝125000÷5000＝25（元）
3.已知企业今年生产A产品1000件，全部A产品由10条生产线装配而成，共耗用外购零部件200批、原材料50批，A产品应分配的存货控制间接费用为：
（200×10）＋（50×12.5＋25×10）＝2875（元）
单位产品应负担的间接费用＝2875÷1000＝2.875（元／件）
假如企业全年共耗用400000小时，其中A产品耗用1000小时，则在传统成本制下：
A产品应分配的间接费用＝500000÷400000×1000＝1250（元）
单位产品应负担的间接费用＝1250÷1000＝1.25（元／件）
以作业为基础的分配结果2.88元／件与以工时为基础的分配结果1.25元／件发生了230％的成本差异。这说明产量低、复杂程度高的产品所负担的存货间接费用在传统成本制下被少计了很多。
四、作业会计对成本管理的影响及应用
由上例，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成本制下，产量高、复杂程度低的产品成本往往高于其实际发生成本：产量低、复杂程度高的产品成本往往低于其实际发生成本。而作业会计可以提供“相对准确”的成本信息。此外，还可提供“相对准确”的毛利信息，它认为企业20％的高产量产品，其毛利占全部毛利的80％，60％的高产量产品其毛利占全部毛利的99％，其余40％的产品只为企业创造1％的毛利。
作业会计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广，许多企业纷纷采纳这一务实技术，利用作业会计提供的“相对准确”的信息，可以改进原有成本会计的许多不足。
1.改进企业战略决策。由于作业会计对间接成本不是均衡地在产品间进行分配，因而有助于改进产品定价决策，并为是否停产老产品、引进新产品和指导销售提供准确的信息，此外，还有助于对竞争对手“价格”——“产量决策”作出适当的反映。
2.改进存货估价。作业会计通过较好的提示成本因果关系，能较准确地确定各产品的单位成本和存货成本。
3.改进定价决策。管理当局通过作业会计对那些产品规格特殊且无明显市价规则、价格弹性也低的产品，可以提高其价格水平；对产量高、复杂程度低的产品应顺应市场竞争的需要，降低售价，扩大市场占有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