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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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雾霾治理框架可以发现，由政策向市场的转化是大的趋势。我国早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之前，便开始了对雾霾治理的立法工作，但从其效果上看雾霾情况持续加重，原因在于市场对污染产业的依赖大大削弱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因此运用市场手段的碳金融制度对雾霾治理具有特殊意义，且经过多年发展其已形成体系。
1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基础性
立法雾霾治理的碳金融法律制度以排放权的清晰界定为基础。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雾霾治理工作便已开始，197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但受到“”的影响其并未很好的落实，1979年我国开始试行《环境保护法》（1989年正式生效），1982年又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其26条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政府职责，以此为依据1987年我国专门制定了针对雾霾治理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从其内容上看，该法历经了1995年、2000年两次修改后充分借鉴了国际碳金融制度的排放权思想，将政府的监督职责转变为对雾霾污染源责任主体权利、义务及责任的清晰界定，具体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的目的在于界定雾霾治理的主体权利，从而可以有计划地控制乃至逐步减轻雾霾天气。雾霾产生的原因是有害气体的过度排放，因为大气作为公共产品难以界定其权利主体，因此利用市场机制对其的保护就面临着主体缺位的尴尬，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与工业的高度集中，即使污染源的浓度达标也无法抑制雾霾的进一步恶化，因此目前总的趋势是有针对性的将一些污染严重地区划定为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在这些地区由地方政府进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其实质是对大气这一公共物品权利主体的具体化，即由地方政府履行对大气的所有者职责。征收排污费制度与大气污染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相对应，明确了雾霾排放主体的具体义务。既然大气的权利主体被确定为地方政府，则市场主体具有排放权就是建立在其承担相关义务基础上的，排污费用的征收是科斯定理的实践，即通过市场手段对市场主体进行制约：一方面，对排污者而言排污费意味着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成本将抑制雾霾的排放促进生产者改进其生产；另一方面对国家而言排污费的收取目的在于治理雾霾天气，特别是当城市雾霾较为严重时所收取的费用不仅应该包括控制现有雾霾的费用，还应该包括改善空气整体质量的费用，用以弥补排污费征收之前市场主体对空气造成的污染。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是对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基于排放权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强制力保障。市场主体对大气使用的权利是基于政府对大气这一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地位而言，因此超标使用即意味着对所有权的侵害，与普通私权利相区别的是由于大气这一公共物品难以衡量其所有权的真正价值，因此此处并不包括普通民事责任中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而替代以行政处罚，从而体现出大气的公共物品属性。如果说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与征收排污费制度是以市场手段限制排放，则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就是当市场手段无效时的行政干预。
2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减缓性
立法治理雾霾的最终目的是消除雾霾，特别是在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雾霾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减缓性立法意味着碳金融制度中排放权的收紧是总的立法趋势。如果说碳金融的基础性立法着力于界定排放权的权利义务关系，则碳金融的减缓性立法不仅使排放权的创设与分配有了具体依据，更为未来碳金融业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包括三个层面：首先，以节能减排为手段的碳金融立法。节能减排是缓解雾霾最为直接的途径，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量有关节能减排的相关法规，其中既包括全国性质的，例如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关于印发2009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也包括地方性立法，例如《甘肃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沈阳市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山西省贯彻实施〈汽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暂行规定》《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从表面上看这些制度似乎与碳金融无关，但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存在，排放权才变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具有进行交易的价值。其次，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目的的碳金融立法。为了经济发展，中国替西方购买者承担了大量高污染型的制造业，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雾霾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无法避免的：“十一五”期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多项规定；“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又进一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多项规定；同时也包括各种地方性立法，例如《山东省六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导计划》等也相继出台，这些指导性意见的出台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对碳金融排放权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进行分配的具体依据。最后，以循环经济为指导思想的碳金融立法。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能源的污染，因此雾霾治理不仅仅是限制能源使用、提高能源利用，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绿色能源来替代现有能源，从根本上消除雾霾。21世纪开始我国对循环经济的立法逐步开始重视，2002年我国制定了《清洁生产促进法》，2005年我国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法》，根据该法规定各有关部门出台了大量配套规范，例如财政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发改委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之后2009年我国开始正式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其中第三章明确提出了实施减量化的排放权立法思想，为了配合该法的实施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些规定的出台为碳金融业务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说是对现有排放权模式的突破。
3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
近年来，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在我国发展迅速。交易性立法是雾霾排放权利清晰界定的体现，也是以市场机制治理雾霾的核心，随着联合国气候大会华沙会议的落幕，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以及广东、湖北等省先后根据当地的雾霾实际情况出台了有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地方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制度体系由此确立：首先，基于公权力展开的碳金融权利创设。与一般的金融权利基于民事权利而创设相区别，碳金融制度中的排放权交易不仅基于公权力而形成，且更加关注有关的公权力属性：一方面，其创设所依据的是各式雾霾治理的有关计划。另一方面，整个碳金融交易过程以对雾霾治理的监督为基础。其次，碳金融业务治理雾霾的市场构建。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开展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将建立交易所，实行会员制交易，包括自营会员与综合类会员，除了允许企业参与交易，同时允许个人参与。交易标的为相关排放权的配额，并鼓励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创新，交易方式为公开竞价，并引入传统证券交易的管理模式。最后，碳金融业务治理雾霾的监管制度。与一般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活动的监管相区别，发改委对碳金融的监管不仅涉及对金融交易的监督，同时涉及对相关主体遵守排放义务的监督，且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地方发改委的权力包括对碳排放的监测、对第三方机构与交易活动的核查等；市场主体的责任则包括未履行报告义务、未按规定接受核查、未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等；第三方机构的责任包括出具虚假、不实核查报告、核查报告存在重大错误、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或者被核查单位的商业秘密等；交易所的责任包括未按照规定公布交易信息、违反规定收取交易手续费、未建立并执行风险管理制度、未按照规定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等，由此可以看出碳金融实质上并非是纯粹的市场活动，而是以此为手段来替代政府以行政方式治理雾霾。
二碳金融制度的雾霾治理机制
排放权的价格属性如上文所述，碳金融制度既区别于纯粹的行政行为，也区别于普通的商事行为，若将其视为行政行为，则难以回避其交易特征，若将其视为商业行为，其中又不乏行政属性。碳金融业务纷繁复杂，虽然目前在国内仅仅局限于权利交易，但在欧洲、北美市场有关的衍生品已层出不穷，那么碳金融业务对于雾霾治理的逻辑起点又在于何处呢？笔者认为碳金融制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的行政治理行为，核心在于排放权的特殊属性，因为几乎所有的碳金融交易活动都是围绕着排放权这一基本权利而展开的。随着碳金融治理雾霾国际立法的推进与国内立法的发展，近年来有关排放权性质的分析正不断完善。基于早期的国际法视角，排放权被认为具有三种属性：环境权利，从权利标的上讲排放权的基础是大气这一自然资源；条约性权利，从权利形式方面讨论，其表现为《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协定；成员性权利，从权利主体的角度看，排放权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之间。随着碳金融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从国内法的角度看，我国学者认为排放权另具三种属性：金融权利，随着碳金融法律制度的发展，排放权的作用更多的体现为融资属性；发展性权利，从权利目的上看，其是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而诞生的权利；准物权，从权利设定的方式上看，由于碳排放权基于大气这一公共物品而产生，因此具有物权属性。而在发改委2010年出台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0年度报告》《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以及2013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华沙会议所议定的《<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CMP.9决定》②中更为注重的却是排放权的价格属性。
1排放权设立过程中的价格属性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有关排放权的设立实质上是国家之间在排放权价格之间的博弈。基于国家之间在国际公法上的平等地位，大气作为公共物品的有效利用是难以在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谁有权多使用谁又应该少使用如何确定？国际协议产生的目的在于以条约之效力在国家之间形成约束，但协议本身即是国家之间协商一致所形成的“合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例如美国作为污染排放大国虽然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全球也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因此真正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的并不是道德力量或是政治力量，而是价格机制，具体而言各国虽然都希望能够实现雾霾的治理，但排放权的产生却源于其价格属性：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相比，发达国家的高收入使其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优质环境，因此才会出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看似不公平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另一方面是对于雾霾的治理成本而言，随着发达国家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雾霾往往更多的源于发达国家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而治理悬浮于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成本要高于对其源头进行治理，但发展中国家本身又难以承受相关费用，因此才会有《京都议定书》中有关排放权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实施机制（JI）、排放权贸易机制（IET）以及绿色气候基金的安排。因此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并非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施舍或帮助，而是基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由价格机制所推动的环境治理活动。
2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属性碳金融制度能够充分的发挥雾霾治理效能，建立在排放权的交易过程能够充分发挥价格属性的基础上。限制排放、环境补偿是排放权的价值属性，是其作为雾霾治理行政行为的表征，与之相区别排放权的价格属性则体现为受与雾霾污染相联系的各种市场供求因素的影响：首先，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受雾霾地理位置的影响而不断调整。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地理气候上的差异受雾霾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英国基于其海岛气候使其立法严于欧盟内部其他国家，从而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在排放权交易价格上产生差异；从我国国内法的角度看，排放权的设立也同样更具地区性色彩，相比于东部地区，西部、北部地区的雾霾不仅来源于工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有密切关联，因此在排放权的定价上会有明显差异。其次，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受本国工业水平发展的制约而不断波动。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各国基于工业发展水平的不同所承担的雾霾治理义务有所区别，发展中国家承担较少义务的结果是排放权价格的下降从而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从国内法的角度看，雾霾治理又是一个国家之间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发达国家不可能无限制的转移其污染产业，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接受污染产业，随着工业、经济差距的缩小，排放权价格将逐步趋同，而其过程则会受国际、国内双重因素的影响而波动。最后，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因公众雾霾意识的进步而趋向上涨。影响价格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市场预期，环境保护本身是一种道德观念，但如果污染影响其生活乃至威胁其健康就会演变为一种市场力量，近年来随着PM5指标的公开，公众对空气污染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可以预计随着空气污染的加剧与公众对雾霾问题的持续关注，排放权
3排放权制度完善过程中的价格属性
排放权制度完善过程中的价格属性体现为碳金融交易方式的创新对雾霾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的解决。碳金融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是建立在对排放权性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创新的排放权金融产品之间在价格上存在差异，但其目的在于使碳金融制度更好的适应实际的雾霾治理活动，从而促进雾霾治理方式趋向于多样化。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是各国之间排放权价格差异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排放权的价格差异也阻碍了这些协议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对排放权定价的放弃不仅造成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转移，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赖，而发达国家随着产业的转移同样导致其经济受到损害，由此新的以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碳金融制度就需要发展，例如针对发达国家汽车尾气的排放，农业生产燃烧的排放权衍生品，显然对于这些领域的排放权定价方式也会发生变更。从国内法的角度看，排放权的市场交易活动同样会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排放权将大气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纳入经济运行之中，这意味着企业原有的生产模式将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于排放权基于行政权力而创设，这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将被进一步提高，同时作为一种有限的、稀缺的自然资源，排放权的创设意味着企业之间资源争夺的加剧，很有可能引发对排放权这一资源的垄断，那么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排放权差别定价行为就显得十分必要。
4我国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制度完善
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就是培养适合社会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在培养金融人才的时候要考虑到现阶段及将来一段时间内金融机构所需要人才的特点，因此来制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案等。在盐城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与盐城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共同建立的实习实训基地就是根据数十家金融机构对人才需要和招聘情况进行培训的。
1.1对金融人才所需要的实践特点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对金融人才能力的要求主要是以下三方面的特点：金融（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市场开拓能力、人际沟通交流能力、金融投资分析能力等。除此之外，还要求金融从业人员必须具备货币银行学、证劵投资学、保险学、微观经济学、市场营销、管理心理和行为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还能够有前瞻性，有决断的投资胆识、良好的营销心理素质、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
1.2金融机构招聘人才的新要求
随着商业银行的网络化到来，一线银行营业部出现了诸如“网络导购员”、“电子银行柜员”等新岗位，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的出现则要求银行配备大量的“基层一线”话务员，技能训练，如点钞技能、客户关系管理、理财咨询等。一线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招聘的工作岗位往往是证券经纪营销岗位、客户理财岗位、投资分析岗位。在实践过程中工作岗位往往具有综合性，对金融人才各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主要是就需要营销人员具有市场开拓能力和人际沟通交流能力，但是对在投资分析方面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对于客户理财人员就需要具备人际沟通交流能力和投资分析能力；对证劵投资分析和投行业务人才就需要有很高的投资分析能力。金融专业要适应现代金融业务经营发展趋势，更好地体现“产学研相结合”的需要。
2金融法学教学内容探讨
2.1教学课程要有针对性
根据人才培养不同能力层次的要求，就需要我们对课程教学内容要重新组织安排，分基础性的章节、专业性的章节和备选性的章节。基础性的章节强调通用知识和技能，比如金融法的基本要求和内容等。这就要求所有学生都能够熟悉内容，掌握基础性知识。而专业性的章节需要按照实际操作岗位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要求进行编排，一般相对专业的知识需要学生必须熟练掌握，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律制度和业务、商业银行法律制度和业务、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和业务、证劵法律制度、保险法律制度、信托法律制度、金融担保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和融资租赁法律制度等。在备选性的章节的课程教学中，只要求学生了解这些教学内容，如资本市场法律制度、货币管理和货币政策法律制度和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等。
2.2合理调整金融法教学内容的权重比例关系
在指导教学的时候，我们需要本着基本原则进行，就是要把金融法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的权重比例关系进行合理规划。集体要求就是基础性的章节原理和理论只需占到总课时的25%就可以，而作为备选性的章节教学内容，尽量采取引导自学的教学方式，应占到总课时的15%，而专业性的章节教学内容多而且重要，要增加各种实训手段，应占到总教学课时的60%。
3金融法学合理教学方式探讨
3.1可以采用多种实践教学模式来进行有机组合
在金融法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改变以往单一的案例讲解模式，可采用课程实训和专业特点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进行讲解。实训和专业特色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课程实训包含在理论讲解过程中，可采用金融案例教学和软件模拟，通过案例评析，或进行操作软件的阶段性模拟，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概念、程序等常识性的知识，课程实训目标比较单一，针对性强，在课程理论教学过程中进行，教学的效果能即时体现。专业特色实训属于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是结合金融专业不同的岗位职责要求进行的训练。可按照金融流程中的不同岗位特点，安排学生到相关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里进行实习，通过实践与自已的职业能力挂钩，既可以巩固所学的金融法知识，也可以打通课程学习与实际操作的通道。
3.2深化案例教学，采用参与式模式教学
金融法学的案例编写一定要真实可信，关注每个知识点的细节，讲具体案例的同时也要生动，不能只是罗列一堆事例、数据。采用真实案例时，教师必须考虑到与所学的金融法知识相切合，这样才能让学生认真地对待案例，认真地思考和分析这些事例和数据。采取参与式的案例教学是深化案例教学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案例如果仅仅是由老师讲评，学生在听，没有互动，则达不到培养大学生应用能力的目的。可提倡学生来思考和分析，老师来做点评的教学模式。由于学生在案例分析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学生会自觉地思考、运用自己所学习的金融法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并自觉关注金融法新的发展动向，从而真正提高学生对金融法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的理解应用能力、实践与操作能力。
3.3加强金融法学课程实践教学与社会实践的教学相衔接
学校和老师应该加强和实践单位的联系，实现校企联合指导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机会。由实践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课程指导老师或者辅导员。教师在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过程时，还可以布置与课程相关的金融学研究课题，由辅导师和学生共同完成该课题的研究，这样学生在研究过程中也能参与到实践中，能够深入了解系统学习，能够提高学生金融法学的专业水平。
4结语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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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王松奇：《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趋势；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监管法，当其参加整个国际社会金融活动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该国金融法律监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O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O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美国暴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主体的全面性。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
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金融监管的主体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在新的金融危机下，美国新的改革方案中，财政部建议设立按揭贷款监督委员会、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行为监管机构，这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张，力图填补过去监管部门之间衔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的建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必须在确保此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监管体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的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
3．监管对象的新趋势——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国在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拟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成立按揭发放委员会，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撤销存贷监管机构，由美联储监督支付与结算，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等等。
二、西方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银监会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监管法律能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金融监管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构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地方，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的内容重叠更为严重，还有部分法规和规章因未及时修订己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内容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努力构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已经从分业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外资金融构大量地涌入我国，又加快了金融经营方式转轨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监管主体制度。监管当局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一些业务难免会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如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时，保监会对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风险就无法监管。
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三家机构要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但备忘录并不能解决三家地位平等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问题。随着国际混业趋势的发展，如何使国内金融业与国际趋势接轨，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稳定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统一监管功能的国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职能，在行政上统一接受金管局领导。金管局的职责对外代表国家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处理信息共享和监管职责交叉事宜。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经营引起的跨行业监管中的分工合作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1.1制度供给主体的影响因素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不协调的制度原因主要在于供给主体不同。制度供给主体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有效组织是经济完善制度的关键，因为组织会以创新的角度去实现自身的目标，达到利益最大化。但是现阶段许多金融组织产权关系模糊不清，以农村信用社为例，它作为农业银行的基层结构，在所有者权益或者亏算方面，很难界定由谁享受或承担，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社员进行入股以及得到的分红与以往的存款及所得利息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导致社员的产权没有独立性。个人也是金融制度中的主体，但由于农户在改革中没有太多发言权，这就使金融制度创新受到很大阻力。另外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主体国家，很多时候所提供的金融制度并不适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比如农村信用社由省级政府管理。在面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压力的情况时，国家可能为短期利益最大化，牺牲农村经济利益。所以在进行制度供给时，以国家作为金融制度改革的唯一主体，很容易与农村金融与经济实际情况脱轨，出现不协调的情况。
1.2制度变迁模式的影响因素
制度变迁模式主要包括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制度。前者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制度模式，农村金融与经济的不协调很大程度是政府强制供给的结果。这种制度模式下信息具有滞后性，是创新率以及有效性低的表现，受到外部因素环境影响时，很容易造成农村经济瘫痪的情况，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系模式下经这种制度模式被广为使用。另外一种诱致性制度一般指企业或个人自行组织和实行，经过国家确认的制度模式，制度的弹性有效率比较高，创新成本比较低。改革开放以后，诱致性制度模式开始用于城乡企业之中，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制度以政府行为为主导，农村经济主体缺乏自主性，如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等。因此在金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1.3制度创新环境的影响
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制度的创新环境为前提，创新环境中最有效的制度便是创新激励制，农村金融体制与经济制度创新不协调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金融制度中缺乏激励机制。现阶段国家的金融管制一直比较严格，尤其对民间金融不认可，因为它没有法律地位，所以经常以打击的手段将其抹杀，导致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性。另外对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需要太多的成本，新制度体系代替旧制度过程中，会影响到很多政府部门以及金融组织的利益，所以在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下，制度的创新改革很难得到支持。同时农户的创新能力也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农民的实际话语权，所以在金融制度完善过程中很难发挥作用。
2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不协调发展的制度分析
2.1信用制度分析
制约金融发展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信用，但农村经济中，金融信用体系一直不够完善，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现阶段农村的企业信用体系与个人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金融机构很难对企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做出信用的评估。另外农村获取消息的渠道过于狭窄，经济信息开放的程度很低，企业及个人在信息量掌握方面都很欠缺。同时金融机构也无法合理地分析农村企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
2.2法律制度的分析
从一定程度上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主体在法律法规体系中缺乏制度保障，如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等。金融债券方面很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使农村金融机构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严重阻碍了金融机构的发展。
2.3监管制度的分析
农村的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很多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是为内部利益以及监管权利服务的，忽视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利益，另外现阶段的正规监管机构以及非正规的金融监管机构都缺乏健全的规范体系，大多以无序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导致监管不能真正落到实处，农村金融方面问题日趋增多。
2.4中介制度的分析
当前农村金融业务主要体现在企业和个人的贷款方面，很多个体企业中存在做假账、虚假报税等现象，导致金融机构很难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对个人贷款用方面也难把握，加之中介机构的虚假审计信息频频出现等，使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受到很大阻碍。
3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不协调发展的措施
3.1建立健全信用体系
农村金融体制的完善需要加强企业与个人的信息统计，并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储存与传递，保证金融机构与金融需求者的信息沟通。此外必须要采取责任制与奖惩制，使每个部门严格执法，减少金融生活中的失信现象。
3.2创造农村金融法律环境
现阶段农村企业及个人必须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将自身融入新的经济体制模式下。法律法规体系需要不断完善，明确企业和个人的权利、义务及利益。同时农村信贷金融机构也需要不断健全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3.3完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与中介制度
农村金融监管方式需要逐步调整，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以现代化方式和理念进行金融管理，主动采取风险控制与防范的措施，将监管工作做到透明化，使监管制度更加完善。此外对于农村金融的中介机构，需要逐渐转变意识，使整个行业向市场化以及竞争化方向迈进，以相关的政策规范引导中介机构提高服务水平。同时要多引进发达国家的金融管理经验及组织形式，完善农村金融中介制度。
4结论
建构主义是认知心理学派中的一个分支，其认为知识由个体通过自身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构建，即个体通过个人经历和与环境的互动逐步建立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学习是一个主动处理信息的过程，不是由教师把知识简单地传递给学生，而是由学生自己建构知识的过程。建构主义非常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的参与及体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理想的学习环境应包含四个部分：情境、协作、交流与意义建构。学习者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显然，基于这样的观点，建构主义反对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要求营造适当的情境让学生在体验与协作中学习，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构建知识。建构主义非常强调情境在学生知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情境教学法便是把建构主义理论应用到实际教学中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认为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发展。从建构主义理想学习环境的四个组成部分看，情境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方法都有所不同。从两者的对比可以看出，情景教学法对教学的要求都是直接针对当前金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能更好地适应教学需要。
二、基于建构主义的金融学情境教学法实施路径与途径
（一）金融学情境教学法实施路径
首先，营造良好的教学情境。在教学中，创设有利于学生建构意义的情境是最重要的环节。教学情境必须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教师可以在教学开始时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真实的问题情境，使教学围绕该问题情境进行，让学生产生学习的愿望。教师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把最近发生的新事物、新观点融入课堂，创设合适的意境。其次，协助学生自主性学习。教师要给学生思考的余地和动手的机会。学生知识的获得和能力的培养必须经其自身在一定的情境中通过体验和操作实现，教师只能起协作的作用，不能代替学生自身的参与。为了传授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教师应该协助学生亲身体验和完成从知识和技能的“接触”到“理解”再到“掌握”的全过程。再次，参与学生互动交流。交流是教师协作学生学习和帮助学生意义建构的重要环节，对于推进学生的学习进程是至关重要的手段。通过交流，可以在互动中提高学生参与学习体验的积极性，教师可以发现学生学习体验中的问题，学生也可以获得教师的指导和协助，从而最终帮助学生达到意义建构的目标。最后，促进学生意义建构。意义建构是教学过程的最终目标，其建构的意义是指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就金融学来说，就是要帮助学生对自己切身体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较熟练的运用。学生由于受自身能力所限，不一定马上能把情境体验中获得的知识进行意义建构，教师这时可以深入浅出，通过一些直观的方法与途径，诠释这些金融知识的内涵，帮助学生达到知识内化和意义建构的目标。
（二）金融学情境教学法实施途径
1．通过提问方式组织情境教学
教师可以以提问的方式把学生带到实际情境中去感受和体验问题，使学生对课程内容发生兴趣。问题出现后，教师的教学内容和进程就可以围绕该问题展开。教师可以进一步采用设问、反问等形式来启发学生思考，在师生的互动交流中帮助学生识别问题和解决问题。以金融风险管理课程为例，教师可以提出下面几个问题：金融机构主要面临哪些风险？房价的下跌会给银行带来什么风险？金融机构如何应对这些风险？通过这些问题，把学生引入风险管理的情境中，引导学生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2．引入案例讨论开展情境教学
教学中引入案例可以避免理论知识的枯燥无味和营造一个生动活跃的学习情境，增强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和解决问题的乐趣。教师可以在案例分析开始时，把学生分成3－5人的讨论小组，让小组成员就案例展开讨论，不事先下结论，在小组讨论中活跃气氛和培养思维。小组讨论结束后，各小组向大家综合展示讨论结果，包括讨论过程回顾、学习感悟等。以公司金融课程为例，教师在讲授兼并收购、投融资决策等内容时，可以利用一些公司案例让学生分组讨论，这样往往比单纯讲授理论效果好。
3．利用多媒体开展情境教学
多媒体技术能使抽象问题形象化，增加信息量，便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运用。教师利用多媒体开展教学可以化静为动，寓教于乐，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当前在线教育发展迅速，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上的在线教育资源，如示范课件、纪录片、财经视频等。以本科金融学课程为例，教师在讲授相关内容时可以穿插播放央视大型纪录片《货币》和热播财经节目《财经郎眼》中的相关片断。学生对这些视频很感兴趣，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消化课堂教学内容。
4．通过金融实验室模拟与仿真训练
【关键词】金融风险;规避措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稳定是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石。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和各金融机构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金融风险的种类越来越多,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复杂,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是急待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为此,我们应在吸取国内外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挥我国自身的优势,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保证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1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社会信用制度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意识的淡薄,银行为了追求利润,不惜降低放贷标准,这一点我国金融机构应引以为戒。金融机构要加强内部员工金融伦理道德教育,加强普通公民的金融风险意识教育,使其认识到金融风险会对自身及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从而有意识地避免风险,做一个稳健的参与人和投资人。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尽快制定金融法律的实施细则,逐步形成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金融法制环境,依法实施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审批和市场退出管理。同时,应积极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等级制度,通过社会信用机构建立起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档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缺失行为进行记录,从而对其获得资金产生一定的限制,对企业和个人形成软约束。[1]
2加强监管
市场不是万能的,监管极必要且起着重要作用。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多个环节都存在着监管缺失,这对我国来说是重要警示。应扩大监管范围,完善监管体系;通过央行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企业的定期沟通联系制度,加强三大监管机构之间协调监管能力、信息交流共享能力和共同行动能力;构建一个为各监管机构共用的金融信息平台,实现风险监测的电子化、规范化、程序化,从而强化联合监管体系、修复以往存在着的不能很好处理大量信息的缺陷。同时,我国金融监管的政策措施必须具有现实可行性,尽快地对这些属于“过多、过死”的政策法规作调整,否则金融监管的严肃性就会遭到破坏,违法违规就会成为正常现象。[2]
3建立完善我国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建立银行风险预警系统,适时掌握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积累程度,预测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为防止或化解金融风险提供科学依据。设立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主体的内部风险监管制度、授权授信制度、信贷风险与金融交易风险制度,采用定量的方法定期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等级进行测评,并按照风险等级进行经济决策和业务管理。
4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
加快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建立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规范发展我国股票市场,要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改善上市公司整体结构,健全上市公司自我约束机制,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同时,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要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完善债券管理体制、市场化发行机制和发债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加快形成集中监管、互通互联的债券市场。通过债券市场的发展,增加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相应减少企业对银行资金的间接融资需求,从而分散银行信贷风险,弱化银行体系的金融脆弱性。此外,还应大力发展各种票据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改变我国金融风险相对集中于银行体系的现象。[3]
5推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控制化解不良资产,强化信贷管理控制
强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调整银行资产结构。适当增加高流动性资产,大力发展商业票据业务,通过贴现再贴现等来增强银行资金铁流动性,促使资产负债期限结构趋于对称。
另一方面更要积极采取措施化解不良资产,增强商业银行自求资金平衡的能力。首先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不良资产的善后补救工作,对以前担保手续不够规范的要及时进行规范。其次,加大不良贷款的清收力度,积极探索多元化、市场化、批量化处置不良贷款的新渠道,加快不良贷款的处理进程。
强化信贷管理机制。应改革信贷管理制度,建立有利于贷款有效投放的机制,实行贷款审贷部门分离,按照“集中有度,审批及时”的原则,在明确信贷风险责任的前提下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要提高信贷准人条件,加大贷款营销力度,将信贷资金投向信誉好、效益高、有市场的企业。[4]要进一步完善责任追究制度,不但要继续加大对违规贷款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力度,而且要逐步扩大责任追究范围。
6规范政府行为
政府应准确定位、有所作为,减少对金融市场的不当干预,制定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完善金融机构的退出制度;创新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要完善中介机构职责,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7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建立符合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健全有效的制衡机制,建立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强化基础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尤其是国有银行的改革应按照现代产权理论的要求引入现代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将利润约束目标变为其经营的首要目标。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把国有独资银行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8循序渐进地进行资本项目开放
资本项目开放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弥补储蓄缺口,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但亚洲金融危机证明,国内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和完善的治理结构,否则很可能会引起国内的金融危机。我国将逐步放松外汇管制,并最终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只有当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稳定并适应国际变化之时,当中央银行调控能力成熟之际,才有条件实施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自由兑换。
参考文献
[1]毛远信.《探讨我国金融风险的规避与化解》[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4):32~32
[2]胡茂才.《WTO背景下我国金融风险问题探讨》[J].财政金融2008(6):45~45
作者：李焕平 林瑜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中心支行
小微企业风险状况及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可行性分析
贷款一般采取按季度、按月、按年度一次性还清等方式，州内小型金融机构特别重视风险防范。如：敦化市江南村镇银行在07年成立初期，贷款程序简便松散，产生了一些风险贷款。问题暴露后，该行规范和整顿内部贷款程序，深入企业进行摸底，采取追加抵押物、增加担保等方式来保障贷款安全性，并且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实行密切跟踪，有效化解了风险。据了解，该行目前对小微企业的1270万贷款中没有不良。由于采取了针对性防范措施，目前州内金融机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大都降到了百分之一以下。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体系大中型银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尽管小型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数量在逐渐增加，但在银行体系中仍然处于非主流。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性银行的存款市场占比为77％，贷款市场占比为80％。如果扣除信托投资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财务公司等机构的存贷款，地方性小型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在20％以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近日撰文指出：“现有间接融资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只有加快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差异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才能有效改进间接融资体系结构”。综上所述，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是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主力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是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关键。首先，大型金融机构的信贷重点在大企业、大项目、大城市。2011年延边州的新增贷款是2010年的1.6倍，但工、农、中、建、交五家大银行新增贷款与同期新增存款的比例仅为23.08%；而地方性金融机构农村商业银行2011年新增部分的存贷比为35.58%，比五家大银行高出12.5个百分点。规模更小的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的小微企业贷款与新增存款的存贷比则还要高。第二，国家支持小微企业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容易受到商业银行经营战略的影响。因为商业银行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只有在国家产业政策与银行经营目标一致的情况下，政策效果才会被放大，而相反就会递减。在现行管理体制下，这项基本法则不应也不会被违背。大银行的经营战略制定权在总行，而只有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定位权在当地。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就成为支持地方小微企业发展的一条必然途径。
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是要对现行中小银行准入政策做出进一步调整。包括发展社会出资、风险自担的城市社区银行；修改村镇银行的市场准入管理办法，调整监管政策，使村镇银行得到较快发展；拓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渠道，并统一制定小贷公司的监管标准和风险管控要求，增加小贷公司的贷款能力；合理界定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二是要解决县域金融监管能力不足问题。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必须加强外部监管，尤其是充实县域的监管力量。目前县域金融监管缺失不仅表现在保监会、证监会等机构的缺失，也不仅仅表现在银监机构人手只有两到三人，还表现在人民银行县（市）支行有很长的一段时期没有进行行业监管，而且目前人员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都不尽合理。对“两管理、两综合、一保护”工作适应性还不是很强，监管能力培育还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县域监管力量不足会增加将来发展县域中小型金融机构面临的行业风险。需要提早采取针对性措施，如：加快保险、证券等的监管机构向地市城市延伸，将相关管理职能委托县域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等。同时要充实县市人民银行人力资源，在招用行员、增加编制等方面统筹安排，不断提升基层监管机构的履职能力。三是要对中小型金融机构在财政税收政策等方面予以重点扶持。延边州珲春市某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收入税负率高达24.77%，远远高于投资者的回报率，如果要实现金融支持小微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应当给予中小型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以适当额度的免税和风险补偿。四是要根据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实际情况，做适当的信贷政策调整。2011年国家出台支持小微企业“国9条”后，各部委也先后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但是这些信贷优惠政策多为指导性意见，缺少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如对小微企业信贷审批条件及准入门槛的规定并未出现实质性放松、对小微企业抵押担保的相关规定也未松绑。将来应在风险可控条件下简化小微企业贷款审批程序，杜绝不合理收费。目前贷款发放前的咨询费、评估费、担保费等等名目的收费对小微企业而言是沉重的负担，也使许多小微企业对贷款望而却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