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3:1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危机管理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2013年7月~2014年7月本院急诊外科收治的患者120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60例。对照组男26例,女34例,年龄21~75岁,平均年龄(34.5±5.6)岁。观察组男27例,女33例,年龄20~76岁,平均年龄(34.6±5.7)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护理过程中不实施危机管理。观察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实施危机管理。危机管理的内容包括环境管理、危机意识、危机预案、危机管理机制、危机处理、危机处理总结等。
1.3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危机事件发生情况、危机抢救成功情况、患者护理满意度、患者病历书写规范情况等。护理满意度评价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为25项,每项0~4分不等,总分为100分,如果患者在抢救治疗中,出现抢救失败、死亡,则直接记为0分。总分≥95分为非常满意,80~94分为满意,<79分为不满意。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例数×100%。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1.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危机事件发生率为3.33%(2/60),对照组危机事件发生率为20.00%(12/60),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抢救成功率为96.67%(58/60),对照组为83.33%(50/60),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病历书写正确率为100.00%(60/60),对照组为88.33%(50/60),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98.33%(59/60),对照组为81.67%(49/60),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在临床护理中,危机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其主要是针对临床护理中各种多发的危险事件进行评估、预防等制定处理预案和措施,进而提高患者的临床护理满意度,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危险事件的发生。针对本文急诊外科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危机管理进行分析,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为患者提供良好的诊治环境。急诊科接收的患者病情一般属于危重症,针对这类患者,医院可以开展先诊疗再付费的服务模式,将服务流程优化,将抢救生命放在第一位,让患者在第一时间内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为患者提供良好的诊治环境,提高抢救质量和抢救成功率。②提高护理人员危机意识。定期对急诊科的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开展讲座等,加强护理人员护理过程中的危机意识,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了解患者的病情以及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③加强制度管理。在对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正确传达患者的医嘱,并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患者病历的书写,其中针对危重症患者,在抢救治疗后,需要补充病历。加强制度管理,保证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的每一个动作必须符合要求和护理标准。④制定危机管理机制。在护理过程中,制定危机管理小组,针对急诊外科以往遇到的危机因素和危机事件,制定危机预案,规范护理中危机事件的处理流程,对患者的危机管理、护理情况等进行安全检查。⑤制定危机事件处理预案。在临床护理的过程中,提前对患者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进行预测,然后制定危机预案,保证在患者发生危机事件时候,可以及时、妥善的处理。⑥危机处理。在护理过程中,患者发生危机事件,立刻根据患者的危机类型,按照危机预案进行处理,如果患者发生的危机事件不在危机预案范围内,及时通知医生,并同时实施抢救处理。在患者危机处理之后,对相关工作进行总结,将危机管理、临床护理中存在的不足等进行总结,避免在以后的工作中再出现。在以上这些危机管理内容中,还需要建立危机公关,针对临床诊治、护理中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处理,将危机管理中的相关制度和体系进行完善,增强护理护理人员的危机预警意识,在临床护理中,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心理护理等。本文针对患者实施危机管理,危机事件发生率较低,抢救成功率非常高,患者的病历全部书写正确、规范、合格,而且护理满意度也非常的高。
4结语
从专业角度来说，公共危机是社会生活中突然发生，对社会秩序产生严重影响，给社会造成严重损失的事件。政府与社会的常态化管理，并没有将公共危机囊括在内，针对此，需要政府与社会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应对。通常情况下，公共危机被分为两类，即自然灾害与人为因素引起的事件和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冲突和灾难。公共危机有以下几项特点：第一，突发性，在短时间内出其不意地发生；第二，危害性，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严重情况下还会影响社会发展；第三，不确定性，公共危机的发生并不是常态，且处于动态发展过程；第四，紧迫性，在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需要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如果延迟，将会造成严重损失；第五，双从性的结果，一旦发生公共危机，不仅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还会增加不安定因素。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相应的体制，将有利于完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在我国，普遍将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看作在特定情况下，运用信息管理理论、技术、方法及手段，收集、分析、组织公共危机信息，为危机管理提供解决方案的过程。实行危机信息管理，必须在全过程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处理并利用好取得的信息，以提高危机管理效率与决策的准确性。危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可以为社会公共管理部门提供准确、快速、经过科学分析的信息。因此，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在社会和谐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危机信息管理要以信息管理支持危机管理为基本原则，从中可以看出，危机信息管理开始从危机管理与信息管理中分离出来，逐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逐步成为危机管理核心。
2加强政府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措施
目前，政府公共危机信息管理还存在较多不足，如缺乏信息预警机制，政府信息法制建设落后等。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政府公共危机信息管理。
2.1完善信息预警机制
当前，我国各级信息机构危机信息监测、信息收集能力与预警能力相对而言较为薄弱。这主要是因为危机信息监测、预警与收集工作制度不完善，信息监测技术和方法相对落后。针对此种情况，需要采取相应解决措施。首先，要建立激励机制。激励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强化政府部门服务人民的意识；其次，开发新技术和信息预警方法；最后，提高信息人员鉴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完善信息预警机制，有利于在危机信息处理过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注危机信息源头，做好调查与访问工作。
2.2扩大政府信息公开途径
政府是危机信息管理的主体，要加强危机信息管理，应当扩大信息公开途径。首先，在应用传统形式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将两者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把传统公开方式与现代化技术手段，如互联网、电子邮件等相结合，保证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其次，建立健全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部门要逐步建立新闻发言人与相关部门和地区的责任问责制度。如果新闻发言人在发言时公布不准确的信息，或故意隐瞒真实信息，相关部门要追究其法律责任，以保障信息公开透明化。最后，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从目前发展形势来看，第三部门对政府部门与社会的影响逐步扩大。因此，在公共危机信息管理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优势。
2.3建立健全国际化信息沟通与合作机制
在社会形态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国家化形式也发生改变。目前，任何一次大型公共危机都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灾难。在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过程中，各方依赖性进一步加大。因此，政府部门要以全球化眼光看待公共危机，与国际组织在危机信息管理方面进行扩展合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积极争取国际性与区域性组织在人员、教育与资金方面的支持，加强与国际组织间的沟通，通过协商建立合作机制。
3结语
台湾历史博物馆充分认识到博物馆存在危机，不能回避现实中的危机。正视博物馆存在危机是进行危机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将难以树立长远的危机意识、形成科学的危机观念，博物馆的危机管理也自然成为天方夜谭。史博馆认识到博物馆存在的危机与其它公共场所的危机并无很大的区别，若无危机意识与危机管理机制，有朝一日大祸临近，势必造成无法弥补的惨痛局面。[4]因此，史博馆认为有效开展危机管理，建立博物馆危机管理机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博物馆危机的来源国立历史博物馆对危机的认识首先是针对博物馆危机的来源及危害对象，将本馆面临的危机分为文物类、人员类、馆舍类、营运类和其他类等五种类型。每一类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形如下表所示。史博馆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形中，因政治冲突或战争、地震、洪涝、火灾等引发的危机发生的概率较小，但危机发生后对博物馆造成的影响较大。展品损毁或遗失、参观者发生意外伤病、馆内发生的争吵甚至肢体冲突、临时停电、媒体负面报道等对博物馆来说可能是较为常见的危机事件。但由于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特殊性，如果处置不当，极易成为对博物馆带来重大损失或灾害的源头，所以史博馆将其列为常态性的危机项目在危机管理中予以重点关注。
（二）对博物馆危机特征的认识史博馆对博物馆危机特征的认识源于本馆危机管理工作的实际和其它领域危机的特征。对危机的特征作出以下定性描述：博物馆危机具有多源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威胁性、阶段性、紧迫性、双效性的特征。[6]多源性是指博物馆危机通常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突发性指博物馆危机往往发生于突然之间，发生后常令人措手不及、疲于应对。不确定性一方面指无法准确预测博物馆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危机类型，另一方面指危机发生后的发展演变趋势和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威胁性意指危机可能会对博物馆的馆舍、藏品、形象、美誉度和其它资产产生破坏、造成威胁。阶段性指博物馆危机的发生按照危机演变的周期一般会出现潜伏期、爆发期、处理期、善后恢复期四个阶段。紧迫性指危机一旦发生，形势十分紧迫，博物馆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处理与应对。双效性是指博物馆危机既可能是真正的危险或灾害，也可能是转机；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处理得宜可能转化为一次发展机会，给博物馆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博物馆危机具备以上特征，史博馆认识到博物馆危机的严重性和对危机进行管理的必要性。同时，也意识到对博物馆危机的管理不能采取正常体制下的管理，而必须诉诸非常手段进行非常态的管理，即需要建立博物馆危机管理机制。
二、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危机管理
史博馆对博物馆的危机管理从理论层面上形成了相对系统的认识，并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危机管理经验。下面分别从博物馆危机的预防与模拟训练、博物馆危机的等级设定、博物馆危机的应对方法与处理程序三个方面对史博馆危机管理的认识与经验进行分析。
（一）博物馆危机的预防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有“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危”的危机防范思想。史博馆充分认识到危机防范的重要性，强调能够在危机预防阶段通过一定的防范措施将危机止于未发为危机管理的上策。为此，在危机预防阶段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博物馆危机的预防性管理。具体包括成立博物馆危机管理小组、进行博物馆危机的调查、预测博物馆可能出现的危机、建立危机预警系统、拟定各项应变计划、危机处理的模拟训练。1.成立博物馆危机管理小组：由一位副馆长作为召集人组建危机管理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各业务部门主管和安全维护部门的负责人。根据实际需要，小组每年召开一到两次专门会议，审定博物馆危机事项及等级，讨论博物馆运作情形及面临的风险因素。危机管理小组下设警戒组、疏散组、救灾组、通讯组、医护组、公关组几个权责分明的任务编组。其中，警戒组负责安全、现场秩序维护、馆内交通协调；疏散组负责观众及员工疏散等事宜；救灾组负责抢救馆内发生的灾害、防止灾害扩大及物品器材搬运与供应；通讯组负责通报及保障危机信息传递的畅通；医护组负责医疗护理及馆内伤病者的急救；公关组负责对社会公众与媒体进行沟通和危机信息的，重新塑造博物馆形象。2.进行博物馆危机的调查：博物馆各部门按照本部门职责范围对馆内风险因素进行调查，审慎考虑，列举各种可能发生的危机，交危机管理小组进行整合。3.预测博物馆可能出现的危机：危机管理小组就可能发生的危机事项运用头脑风暴法定期分析并作出评估，根据史博馆危机管理等级表预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及影响程度。4.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危机管理小组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分类逐项拟出预警方法与预警标准，并作成危机预警系统。5.拟定各项应变计划：危机管理小组就可能发生的危机事项逐项讨论，应不厌其烦，依各种发生可能逐项研究，拟定应变方法与计划，形成书面的危机预案。以博物馆发生火灾或爆炸危机为例，史博馆的预案要点及处理程序如下：（1）立即通知相关人员（包括救灾组、保安、现场值班人员）关闭电源，疏散参观者，拨打火警电话，同时自行组织扑救。（2）立即通知博物馆秘书室及相关组室主任，按相关程序向上级领导通报。（3）紧急召开危机处理会议，分组采取危机应变措施，全力展开危机处理。（4）由公关组危机信息，减少社会公众与媒体的揣测和负面评价。各项应变计划和应急预案被写入博物馆危机处理手册中，发放到每一个馆员手中，使一般馆员也能清楚危机应变及处理的要点。此外，史博馆对已拟定的危机应变措施每年评估一次，并进行不断修正，力求周全。6.危机处理的模拟训练：史博馆认为在危机预防中仅有危机应变计划与应急预案是远远不够的。面对危机的突然发生，馆员若缺乏实战状态下的模拟训练，临场必然会手忙脚乱、无所适从。若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只有靠平时的危机处理模拟训练。史博馆在这方面的做法是：（1）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博物馆危机应变讲座，加强馆员的危机意识与应变处理能力，培养各部门共同参与处理危机的协同性与对相关器材的熟悉度。（2）危机管理小组每年就系统整体或具体某项危机举行讨论会一到两次，讨论内容包括博物馆潜在风险、馆内硬件设备、危机发生后的人员分工、处理程序及方法、沟通渠道等。讨论后结合每年的实际选择项目进行模拟演练，对演练过程进行全程记录，以备改善。（3）由危机管理小组责成硬件总务组人员定期测试馆内设备，对馆内各项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检查，保持设备的机动性。（4）模拟演练后认真评估、检讨演练中的不足和出现的问题，逐步对照改进，不断完善，并将成果作成简报，适时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二）博物馆危机的等级设定为明确每类具体危机对博物馆的威胁与影响，以便采取妥善应对政策，博物馆危机管理小组应将所有危机项目在危机压力表上予以标示，制订危机等级。危机压力表是在台湾诸多领域应用较多的评估危机影响值和发生率的方法。该表为以十字形坐标，纵轴代表危机影响值，横轴表示危机发生率。决定危机影响值得因素包括：危机扩大的可能性；危机能否成为公共性问题；影响组织正常运作的情况；危及决策者及组织形象的程度；损害组织利益的程度等。危机发生率可根据发生的可能性分为没有发生的可能性、不常发生到一定发生等几种情况，可分别用数字1到10表示。纵横相交的区域依次以红色、橙色、黄色和绿色标识，以此区分危机的等级。[7]这是台湾社会较为通用的评估压力的方法。据此，史博馆制定了符合本馆实际的危机管理等级表（如下表所示）。以英文字母代表危机影响程度，其中A代表轻微影响，B代表有影响，C代表严重影响，D代表影响非常严重。危机发生率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中1表示很少发生，2表示偶尔发生，3表示常发生，4表示经常发生。[8]不同类型的具体危机按照属性在表中标识其对应位置，并据危机的影响程度和发生率将危机等级标记于危机事件前，作为危机处理时的参考依据。
1.突发公共事件往往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突发公共事件的不确定性、严重性和多发性决定了危机就在我们身边时刻潜伏着，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尤其在当今，环境越来越开放、信息资讯越来越发达、人们的活动范围更广，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愈加频繁，相互依存度愈加高，公共危机事件一旦发生，就可能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这就迫切需要对此予以重视，进行危机管理，最大可能阻止危机的发生，最大限度减少危机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共性决定了危机管理的主体必须是政府。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共性决定了此类危机和其他组织面临的危机不同，它涉及的是社会公众。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执掌国家行政权力的机构———政府，对此责无旁贷。虽然危机的最终解决需要社会诸多力量的参与，但政府必须是主导和核心。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需要政府部署方案，组织协调各个机构，调动各方力量，实施各种措施，尽快尽可能降低危机的破坏力。
3.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对政府而言是考验，也是契机。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还不健全，职能不清、多头管理现象时有发生，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缺乏有效的应急、预警和善后措施。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政府能否迅速做出反应，在最短时间内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危机扩散，对危机的负面影响进行有效遏制，这些都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政府一旦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就可以针对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对危机的发生进行预测，了解其起因、特点、类型等基本要素，然后制定科学的应对措施。危机发生时，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将事件化解，从而彰显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另外，政府也可以从危机管理中找到现有管理制度和方法的不足，尽快加以弥补和完善，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契机。
二、政府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的对策
1.树立和强化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危机管理的起点，培养危机意识是危机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云:“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树立和强化危机意识不仅可以增强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敏感度，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危机的发生和扩散。对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要进行危机意识教育，这种教育不仅是居安思危意识的强化，还应该包含应对危机事件的各种技能培训。通过教育和培训，加强队伍的危机管理能力培养，并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将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危机意识、应对危机的知识和能力作为政府危机管理系统中一个重要环节来抓。除此之外，还应积极开展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和职业训练，适时地组织“突发公共事件模拟”活动，通过紧急生动的情境教育来提高政府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
2.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政府进行危机管理必须依法进行，将危机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和危机相关的公共事务，完备的法律制度也是政府实施危机管理的有力保障。虽然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一些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防震减灾法》和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传染病防治法》等，但这些法律法规通常只针对某一危机事件，大多只明确了单一部门的职责，目前还未形成一套完备的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为使政府危机管理能够有法可依，我国政府必须加快构建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法律体系，确保政府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危机管理的法治化不仅可以提高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还可以让社会公众依照相关的法律程序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以确保危机管理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可以体现在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在立法方面，应该针对所有可能出现的突发公共事件制定一套统一协调、具有可操作性的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使政府危机管理行为做到有法可依。在此基础上，还要制定和完善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专门法律法规，并在这一套法律法规中，对危机的等级划分、危机管理的原则、应急预案的编制、政府职责、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机构的协调等问题都要予以明确。在执法方面，应该建立危机管理执法监督体系，对危机管理进行有效的监督评价。政府行为得到有效监督，从而实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
3.建立政府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危机的预防比危机的解决更为重要。建立有效的危机预警机制可以使政府事先对潜在的各类突发危机事件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做好应急准备，并尽可能制定最佳的应对策略。如果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及时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社会就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可以避免对人们精神上的伤害。从经济性和有效性两方面来说，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前的预警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选择。政府应建立并不断完善危机发生的预警与监控系统，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源头和各种风险因素进行定期确认、分析、评估和监控，最大限度地预估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制定本地区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提醒相关组织机构做好积极的应对准备，提高危机处理能力，让公众对危机有正确的认识，减少对危机的恐慌，把对危机的被动回应转变为对危机的主动管理。
4.构建危机管理的协调联动机制。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政府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但政府力量不是万能的，还需要联合其他组织机构的力量来共同应对。为了更好地整合有限的资源，提供更有效的危机管理措施，要建立起“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分工负责、其他组织积极参与”的危机管理协调联动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应该包括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指挥决策机构、职能组织、信息管理系统、综合协调机构和辅助组织等。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具体运作中，以政府为主导和核心，对其他组织机构进行部署，明确各个组织的权责、对人员进行合理安排，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确保各部门、各地区在危机来临时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危机。
草根。新闻媒体在传播危机信息时具有的草根性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所谓的草根是大众化的、平民化的，媒体的传播对象不只是政府，更多的是普通受众。一般而言，在传统媒体传播中，危机信息是单向的，是具有“后仰性质”的传播方式。随着新闻媒体发展，其传播方式也逐渐转变为“前倾性质”的传播方式。此外，新闻媒体为广大受众提供了更广阔的信息传播与接收空间，将危机事件透明化。2008年汶川地震，新闻媒体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将灾区信息传递给广大受众，不仅让受众了解到灾区的现状，并且也帮助灾区在短时间内收到全国各地的赈灾款项与赈灾物品。
二、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介入分析
全媒体通过提供多种方式和多种层次的各种传播形态来满足受众的需求，使得受众获得更及时、更多角度、更多听觉和视觉满足的媒体体验。在法制社会中，新闻媒体成了社会政治因素与社会势力的主要表现形式，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中，成了主要监督工具。新闻媒体介入公共危机管理，在传播信息、传递知识、反映社会舆情的同时，也成了大众交流与讨论的主要平台，对公共危机管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1.及时反映社会舆论，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舆论在无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力量，无论是对社会的发展还是政府的管理都产生相应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重视新闻媒体，并且在制定规章制度、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从新闻媒体报道的角度出发。但是，由于我国政府掌握的资源有限，面对的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利用资源则离不开新闻媒体。新闻媒体能够将局部比较典型的事件及时转移到公共问题中，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反映社会舆论，让政府将比较分散的、潜在的公众意愿上传，从而在短时间内转化成比较明确的政策需求。
2.及时传递危机知识，促进对大众的教育
新闻媒体能够及时传递危机知识，加强教育，开阔视野。根据新闻媒体的三大功能，可以得知新闻媒体具有文化传递的主要功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将危机知识及时传递给大众。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新闻媒体在及时传递危机信息的同时，也在短时间内传递危机知识，部分新闻节目邀请权威专家，为大众解答地震发生的原因，地震发生之后造成的影响，并讲解地震来临时的自我保护方法。因此，新闻媒体具有教育功能，教育形式多样，教育内容丰富，不仅可以提高大众对学习的兴趣，也从根本上增强了大众对公共危机的认识与理解。
3.新闻媒体介入提升政府形象
从政府的角度分析，公共危机可能是灾难，也可能是转机，在发生危机之后，政府及时对危机处理政策、危机处理策略进行调整。新闻媒体的传播渠道具有可靠性、有效性，大众利用新闻媒体能够及时了解政府制定的危机应对策略，并将自己的意见及时反馈给政府。因此，新闻媒体的积极介入能够加深民众对政府的了解，提升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此外，新闻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为公共危机管理奠定物质基础，引导受众积极支持公共危机管理工作。
4.新闻媒体介入成为缓解公共危机的主要手段
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涵盖信息量大，影响范围广，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剖析。从非典时期的全民行动引发的思考，再到总理为民工追工资等等，均体现出新闻媒体对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作用。此外，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在经新闻媒体报道之后，能够及时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广大受众，促进政府及时解决公共危机事件。因此，从整体角度分析，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不仅是化解危机的实施者，并且也是促进我国传媒发展的主要动力与载体。
三、结语
①潜伏期。处于此时期的图书馆在表面上丝毫看不出有任何问题，其运转也正常，但是其内部却隐匿着危机致因，这个时期图书馆的危机是隐性的，危机因子正在不断积累、壮大。②危机征兆期。这个时期，危机已显露出一些细小的征兆。绝大多数的图书馆危机事件发生之前或多或少的都有些许征兆，但人们也要意识到，有个别的危机在其发生之前是没有什么较为显现的预兆的，比如说地震等现在还很难预测到的自然灾害。③全面爆发期。这个时期的危机表现为显性。④恢复期。这个时期，图书馆各项工作慢慢走向正轨。上一次危机如果没有得以妥善处理，将有残存致因，与此同时，新的危机致因也在孕育，图书馆也相应地进入下一个危机的潜伏期。⑤转机总结期。这一时期，图书馆的危机又从显性变为隐性。总而言之，在危机处于可控时期，就应该迅速加以预控;在危机爆发之时，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危机加以有效控制，将危机影响降至最低。
2图书馆危机管理动态分析
图书馆危机管理分为危机的事前管理、危机的事中管理和危机的事后管理三个阶段。笔者认为，在图书馆危机管理中，最重要的是在危机发生之前对其实施有效管理，即图书馆危机事前管理，它是对图书馆内潜伏的危机致因和发展的趋势所进行的一系列诊断、预控等管理活动。在这个时期，危机致因处在隐性阶段，图书馆的运行还算正常，因此较难察觉。这需要图书馆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具备危机意识，挖掘出潜在的危机致因，从而率先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把危机消灭在潜伏期中，否则，危机致因由量变达到质变，就会从危机潜伏期、征兆期转为危机爆发期。当危机爆发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应对危机。当危机得到一定的控制之后，就进入到了危机的恢复期、转机期。图书馆应该从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日后图书馆危机管理工作的开展。
3图书馆危机管理机制构建
3．1图书馆危机事前管理
图书馆危机的事前管理主要是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即危机的预防和危机的管理准备。作为整个危机管理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其目的是为了有效地预防危机情况的产生。古人云:“智者见于未萌。”预防危机的发生比解决危机更重要。因为在危机产生破坏力之前消除其根源，可以节省大量因处理危机产生的人力、物力、财力损耗。从一定程度上说，危机的事前管理就是图书馆危机管理工作的全部。所以，人们要高度重视图书馆危机事前管理，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危机的预防和危机的管理准备工作。
3．1．1树立危机管理意识，加强人文精神建设。
客观存在是图书馆危机的自然属性。人们只有在日常的图书馆管理工作中树立起危机管理意识，不管是物质层面也好，精神层面也好，做足准备，才能更好地预防和应对危机事件。缺乏危机管理意识可能造成本该可以预防的危机事件因某个触发机制而爆发，本该可以从容应对并将损失降至最低的危机事件处理糟糕，损毁自身形象，给图书馆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3．1．2成立危机管理小组。
由于经费短缺，我国的图书馆大都未能建立独立的、专职的危机管理部门。一个退而求其次的解决办法便是由图书馆里的某一位领导负责图书馆危机管理工作，赋予其相应的权力，即可以从图书馆中调取有危机管理方面经验的人才组成危机管理小组，并做好人员分工工作与沟通交流工作。危机管理小组的建立有利于相关方面的机构、个人、群体加强交流与沟通，保证信息渠道的高度畅通，可以更好地应对图书馆危机事件。此外，图书馆还应制定危机小组的绩效考核与评价制度，对于在危机管理中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于表现较差的甚至失责的人员进行相应的惩罚。
3．1．3调查潜在的危机致因。
图书馆危机的产生大都是潜匿的危机因子达到爆发临界点，由某个触发机制触发而造成的。只有在平时的管理中，全面、主动地去调查并发现图书馆里潜在的危机致因，详尽、细致地评价所有危机因素转换成危机的可能性和对图书馆的影响等，才能更好地做到危机预防，避免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做好调查评估危机致因的工作，可以为接下来的建立危机应急及恢复预案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1．4建立危机预警系统。
危机预警系统是指组织为了能在危机来临之前，尽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危机苗头，建立一套能感应危机来临的信号，并判断这些信号与危机之间关系的系统，通过不断地对危机源、危机预兆监控，从而在各种信号显示危机将要来临时及时地向组织或个人发出警报，提醒组织或个人对危机采取行动。危机预警系统由危机监测子系统、危机评估子系统、危机预报子系统构成。此外，构建危机预警系统的过程中，要对其预警正确率进行监察，以便及时进行改善。
3．2图书馆危机事中管理
3．2．1做好危机控制工作。
毫无疑问，果断的决策在危机控制过程中十分重要。在时间紧迫、千钧一发的危机状态下，危机管理者所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危机管理者要想有效地控制危机，就必须按照“以人为本”和“有所取舍”的原则指导危机的控制工作。但在时间紧急的情形下，危机控制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危机发生时，在场所有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在过后也要优先弥补读者的物质及精神上的损失。此外，图书馆也要对危机管理小组进行实时监控。危机管理小组各成员在危机控制的过程中要保留好相关日志等信息，以便分析、核查，指导危机管理策略的动态调整。
3．2．2做好危机处理工作。
假如危机控制工作失败，危机就很有可能迅速扩大，全面升级恶化，那么，图书馆就陷入了全面危机中。这时，危机管理工作也须适时作出调整，由危机管理小组的局部活动转变为图书馆全员参与状态。①进行危机的初步调查评估。可临时成立调查评估小组，进行危机现场的勘察、询问工作，弄清楚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等问题，对危机事件所酿成的后果进行准确、细致的评估，确定危机类型与破坏范围的大小。②迅速启动危机应急预案。若此类危机正好属于之前编制的预案中的类型，就应第一时间按照预案的内容展开危机处理工作。
3．2．3做好危机跟踪监控工作。
因某些危机具有持续性，所以它们有时不会完全消亡，很可能死灰复燃。这就要求人们做好危机跟踪监控工作，当其有可能再度爆发或以新的形态出现时，能够从容应对，妥善处理。
3．3图书馆危机事后管理
危机事后管理是图书馆危机管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危机处理阶段的延伸。危机事后管理工作的成败，决定着图书馆的形象。
3．3．1危机善后。
经过危机管理前两个阶段的共同努力，危机事态得以控制，图书馆危机最终被消除。然而，图书馆危机事件导致图书馆相关群体出现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失常状态，这种失常状态可能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须对相关情况继续跟踪、反馈，以确保危机事件得到实质性的妥善解决。如果只是在表面做工作，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如2002年巴金赠书流失事件在时隔三年之后的2005年11月又重新被媒体关注，这与当时国家图书馆仅仅从协调各方面关系入手进行表面的危机处理工作，没有做好实质性善后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3．3．2危机管理评估。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学科
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学科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体制化保障。它一方面是学者们赖以界定自己学术活动范围和限度，以及专业活动合法性的依据，另一方面在学科内部对从事于该学科的研究者起着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作用，从而使同一学科的学术活动具有某种共同性，形成某种“研究传统”或“学术共同体”，并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有效对话。[1]无论是高等院校的教学，还是通常的学术研究活动，都是以学科为基本的建制而展开的。可以说，学科已成为一幢幢分门别类的知识大厦的基石。
在近来的中国哲学界[2]，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始至今所产生的汗牛充栋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丰富成果，都有失去学科保障，从而在该学科失去原有的价值和意义的危险。中国哲学学科基石是否稳固，成为学科内部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哲学界的许多研究者纷纷就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并试图化解目前存在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中国有无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或者从中国哲学学界自身的立场来看，将问题置换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诸如此类的疑问困扰着中国哲学界。如果我们不能对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有力的回答和有说服力的说明，我们就无法对我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的意义做出合理解释，也无法说服我们自己继续开展这种学术活动的根据。因而，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同时也是学术活动的意义危机和从业者的信心危机。由于“中国哲学”又和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西文化的对话等一系列非常宏大的意义体系相关，所以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又是一个在人文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问题。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相关的讨论意见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探讨合法性危机出现的特点、意义以及可能的回应方式。
一、追源――历史性的错误
“中国哲学”的存在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中国本无“哲学”一词，自古也无“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中国人所使用的“哲学”一词是晚清时期的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引入中国的，而日本人对该词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用“哲学”这两个汉字对应西文的“philosophy”。可以说，在中国谈论“哲学”，完全是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一个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
引入西方的学术，与中国固有学术或中国当代学术进行会通，并不一定就发生类似“中国哲学”的历史性“错误”。在黄遵宪的时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家，他们常使用“学术”、“思想”等字眼，来进行中西哲学的会通。虽然他们中有人也表示反感“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是“中国思想之痼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大都走的是一条“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融汇中西并发展中学的道路。中国人刚开始大规模接触和移译西学，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只好用中学来格西学之义，“缘附”之类的毛病是在所难免的。先生“开风气之先”地撰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和中国到底能否建立一个“中国哲学”学科的问题就产生了，并开始发生本文所说的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错误性后果。
受过良好的美国实用哲学以及现代学术的训练，在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时，他是非常严谨的。他的严谨体现在明晰的定义、严谨的学科规范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三个方面。由以上三者，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写一了部上卷，但却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经典范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个典范。由于这个典范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赘述。
所确立的这个经典范式本身或许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西方有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来重新规划（甚至取代）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从思想史上看，这个问题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辩的一个结果。从东西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当时不如说是相遇）来看，是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全球化，以及东方弱势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从当时学术界的心态来说，这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等民族自强的一种反映：对于别人有的，要么我们原本就有，要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要么我们将来也一定要有。别人有哲学，我们也有哲学。别人有哲学史，我们也一定要有哲学史。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就应运诞生了，并从此就开始了以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史料的学科史和学术史。这正如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的先生所说的，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重困难，一是汉学的工夫，也就是国学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学的训练，而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这里，不再是过去的学者们所熟悉的“汉宋兼宗”，作为古论思维代表的义理之学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训诂的汉学相对，而是“汉学”、“西洋哲学”的“兼治”，西洋哲学已取代“宋学”成为指导思想和方法，因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3]
虽然说所树立的经典范式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但本人确实是大手笔，说得很是中肯，有着深厚的“汉学”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鉴和仿照西方哲学的学科规范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另一方面在对中国哲学史的讲述中，则更多地照顾到中国学术本身的特点和内容，较多地采用汉学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读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发觉其中非常平实的行文风格，他更多地是以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解古代的学问，而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史料，当然一些附会也是免不了的。在对中国哲学史料的解释上，紧随其后而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冯友兰先生[4]，则有显著不同。冯友兰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学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5]冯友兰的哲学史实践也是依照这个主张来操作的，例如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用柏拉图的“理念说”来解释朱熹的“理一分殊”等[6]，这种解释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哲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港台学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会以儒学、佛学为主的中学与以康德哲学为主的西学时，也创造了一套相当有影响的儒学话语系统和中国哲学范式，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台的一些治中国哲学的学者心目中，只有一种“西方哲学”，那就是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中国哲学”，那就是经由牟宗三诠释的“陆王心学”。当这代学人饱读了西学，再把西学来格中学之义时，由此，又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典范：以不断变化着的西方哲学来演绎中国哲学史料，于是，学者们开始谈论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庄子，竟然讨论朱熹的“理”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诸如此类的可怪之论。“通过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诠释，传统不是愈来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来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学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功能部门，它使人们不是愈来愈亲近传统，而是愈来愈疏远它。”[7]在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面对和处理的无疑是中国的史料，然而对这些史料用西方的种种观念诠释时，我们所获得的所谓中国哲学史，究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运用史，还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我们是靠近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是远离了她，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8]。
这些苦心经营中国哲学的前辈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所创立的范式的影响是深远的。被誉为韩国东洋哲学第一人的学界前辈柳承国教授在回忆牟宗三、冯友兰等人的学术影响时说：“他们的影响很大，是当时亚洲哲学研究的先驱。不管现在人们对他们的学术如何评价，但可以说，当时比他们更好的没有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他们在介绍亚细亚学术文化时所说的，人们是绝对信从。其中，冯友兰是名声最高的。”[9]当然，我们并不能指责前辈学者们走错了路，因为他们作为学科的领路人，同时也是探路者，在无现成的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学术背景，他们从跨文化的视野出发，来探讨所谓“中国哲学”问题，在今天看来，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可以说只是文化际的比较哲学而已。
二、辨惑――中国有无哲学
既然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那么就不免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依傍西方哲学而建立起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0]如果问得再直接一点，可以说，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史）呢？”对于这个问题，冯友兰的态度是，“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11]牟宗三先生在其以“中国有没有哲学”为题的演讲中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12]根据这样的哲学定义，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13]冯友兰与牟宗三各自的回答，代表了此后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或标尺，来“发现”中国的“哲学”；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特殊性出发，（当然是以“哲学”作为通名来使用为前提的[14]），强调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性。这两种方式都属于“中国有哲学”的论证方式，但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是各有所侧重而已。
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界，“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例如，张立文[15]、李宗桂[16]二教授近来都明确地发问并作了解答。“中国有无哲学”这一涉及学科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界需要重新加以“证明”，加以“澄清”，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在当今的时代，虽然我们从传统虚无主义的极端中逐渐走出（当然，这种虚无主义仍然很令人感到担忧和可怕），但业已放松了“强国保种”的生存压力而可能保有一种平和的文化心态的文化人，则不能不对事实上已经断裂的文化传统发自肺腑的悲鸣。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情绪称作文化民族主义，那么它和中国哲学学科之所以发生关联，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学科在传续中国文化传统的功能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对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从业者们来说不无讽刺而又应当认真加以关注的是，这样的批评不仅来自于学科内部，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学科的外部，尤其是来自于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人们已习惯将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习惯于通过对哲学的把握来理解整个文化的精神，而目前的中国哲学史未能提供给人们一种有效的通达传统的路径。
重提学科问题的第二个背景是中国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除了受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影响至深的一部分人对民族文化的断裂表现出麻木不仁和幸灾乐祸外，我们大多数人都深刻地经历了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那令人心痛的切割。中国哲学界的前辈们并不乏“传薪”之外还要“传火”的自觉。传薪，亦即传学；传火，亦即传道。无论是冯友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17]，还是牟宗三等人的“花果飘零”心态下主张的“返本开新”，都有着传道传火的自觉。然而世事毕竟不尽如人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并用政治的一元化来规范哲学创造与哲学活动的一元化。哲学的发展权成为政治权力的专利和特殊待遇。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界，自觉努力实现从哲学史家向哲学家转变的，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界一种日益多见的理论诉求。和合学、心灵哲学、中国经典解释学等，都已逐渐浮出水面。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思维，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已开始得到中国哲学界的确认，而这一点却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重提中国哲学学科问题的第三个背景来自于西方哲学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变化对中国学界的影响。黑格尔曾经武断地断定中国人的思维是主体“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是主体与客体的直接合一，因而将中国人的思想排除在哲学史之外[18]。现代的海德格尔把“哲学”理解为西方传统上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概念思维”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而将中国人以“非概念思维”或“诗性思维”为特征的论说系统称作“思想”。海氏本人很推崇东方的“思想”，企图借鉴东方的“思想”以克服西方“概念思维”的“形而上学”。2001年9月，德里达在他的中国之旅中与中国学者对话，明确地说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19]德里达的说法在许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如果说民族主义在哲学上的表现，我们可称之为“哲学民族主义”的话，那么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这种类似黑格尔的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专名使用的方式，同样激起了中国哲学界的哲学民族主义，虽然德里达声明：他的说法“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20]。这种哲学民族主义的产生同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期望着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有哲学还是有思想，都需要从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来做出说明。中国哲学界已经厌烦了围绕着西方哲学的“指挥棒”来转。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活力的创造活动也给中国学人以很大的刺激，他们不仅想学习西方人的哲学或思想，还想进一步“奢望”一下，使中国哲学或思想也获得西方哲学或思想那样的生机和活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哲学界又开始就“中国有无哲学”问题进行“辨惑”工作。人们大体上仍是结合着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方式来证明中国有哲学的。从普遍性证明出发，人们或者力证中国哲学中有许多与西方哲学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或元素，或者给出一个哲学的普遍性定义（这个定义显然是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兼容性的），然后证明中国哲学也符合这个定义（这种证明实际上在给出定义时就已经暗含着了）。从特殊性出发，人们认为哲学具有不同的形态，中国哲学具有中国哲学的形态，不能用西方哲学的特殊形式来判定中国有无哲学[21]，而中国学人应当重视中国哲学的形态特殊性，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和范式[22]。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就意味着中西哲学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思想系统，但又各有其特殊性。例如从事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张士英教授[23]和从事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俞宣孟教授所作的解答[24]。他们的回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能否化解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呢？我个人认为，这些探索是必要的，而非是充要的。
三、危机――中国哲学是否可能
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表象上看，是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与解答着眼于过去，即中国“哲学”的“史”。我们向更深层的方向考察，并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话，这个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中国哲学能否发展、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相互联结的问题。
首先，既然所谓的“中国哲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传统学术以及传统的学科分类，那么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延续这个“错误”？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之前，冯友兰先生对这个问题曾提出两种方案供大家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严格地筛选中国义理学史料，而获得“中国哲学史”；一是不必理会西方哲学，中国义理学我行我素，而获得“中国义理学史”。[25]当然，能否以义理之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或“思想”的统称也是成问题的。对于第一种选择，几乎成了中国哲学界相当普遍的一种选择；对于第二种选择，现今也有人赞同，认为中国没有“狭义的哲学”，不如称作“中学”或“中国的古学”。[26]也有学者不赞同此种态度，认为这种“自我放弃、退出、拒绝”“哲学”的做法，“既不合现代学科分类的时宜，亦迁就了西方哲学中心主义”。[27]实际上，当我们按照西方哲学家的指引，以“思想”来定义中国的理论思维时，又不免入“中国有无思想”的窠臼。“思想”在这里又有着特殊的含义，并非我们日常语言所说的“思想”一词的含义。海德格尔等人“发现”了东方的“思想”对于克治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以及作为后果之一的“科学”或“科技主义”的弊病的意义，“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种‘思想’的一些古老传统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帮助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呢？我们之中有谁竟可对此作出断言吗？”[28]中国传统的复杂性就象西方传统的复杂性，而海德格尔将东方思想理想化，与我们惯常将西方思想理想化一样，都有着价值取向与解释维度上的一厢情愿。海德格尔虽然略通老庄，然而对于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恐怕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不仅有“思想”，而且有“哲学”。当然，张祥龙先生主张退出“哲学”，并不等于放弃“哲学”，因为在他看来，这里作为西方哲学专名使用的“哲学”，已经被置换为“思想”了。无论是主张“哲学”，还是主张“思想”，当然无损于中国理论思维的历史存在，但却能够影响到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学科建制、范式和未来发展方向。
陈来教授认为，在冯友兰提供的两个选择之外，事实上人们在实践着第三个选择：即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而事实上是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9]俞宣孟则否定了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认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哲学本身究竟是什么。”[30]张立文先生主张“根据中国哲学的特点，给（中国）哲学作出自己的规定。”他认为可以这样来表述中国哲学：“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31]这个定义可能受到朱熹的启发，《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朱熹认为，“一阴一阳”并不是“道”，而“所以一阴一阳者”才是“道”。这个定义与、牟宗三等更早的前辈学人对于哲学的定义有所不同，不再立足于哲学的普遍性，而是立足于哲学的特殊性，亦即“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定义。
“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不可能是中国的理论思维，而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在这个学科下得到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面对这个问题，也许较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定于一尊，让所有人走一条路。我们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妨让人们各抒己见和各持己见，按自己认定的路走下去，使我们在整体上拥有着开放性和丰富性。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人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许我们在探索中，逐渐形成新的学术传统。这样的传统或许还不止一个。
其次，无论是用“哲学”还是用“思想”来界定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这种形上的思考传统即使从先秦诸子算起，也已二千余年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其历史也有将近一百年了，它已形成了自身的一个传统，虽然我们对这个传统有着许多不满意。这二千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的形上传统，能否流入现代之中，成为我们迈向未来的文化资源，取决于中国哲学是否能够发展，能否展现生命活力。冯友兰先生很发人深省地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张立文先生又益之以“自己讲”。由“照着讲”和“接着讲”，出现了承续宋明理学的程（二程）朱（熹）道学（也称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张（载）王（夫之）气学三系的现代“三新学”：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由“自己讲”，出现了不限于承续诸子之一家的“和合学”，此外，“新仁学”、“境界哲学”、“心灵哲学”、“现代新墨学”等学派或新的哲学学说已在形成之中。
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内部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三种“讲法”。其中，“自己讲”是“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根本。如果不能“自己讲”，没有依据传统而又在回应当代的哲学课题中超越传统的现代哲学理论作支撑，我们就无法很好地“接着讲”和“照着讲”。一味向西方寻找理论工具，“接着讲”与“照着讲”的结果，却使我们陷于究竟是“接着谁讲”和“照着谁讲”的迷惑。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实质上说，是当代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力和自身创造性的危机。
再次，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在学科上着重体现为方法论危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落实中国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解决的途径可能有三条：一是向西方寻找，援西入东，“以夷治夏”。这是人们所惯用的一种方法。例如主张用现象学方法来会通中学的张祥龙很坦率地说出：“我自认还没有那样的能力，能够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让华夏的古文献自己说出新话语，获得当代的新生命。”[32]他努力尝试让“中国思想完全可能走一条既受到西方思想深刻影响，而又复兴自己的非形而上学思想的道路。”[33]二是从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中寻找方法，例如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弟子陈淳《北溪字义》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范畴解释学方法，从范畴分析、范畴与范畴联结而成的逻辑结构分析入手，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义蕴。[34]现在“逻辑结构分析法”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常用的一种方法。最近张立文先生又提出了“和合方法”。[35]一些学者也擅长用“汉学”的方法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走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进路。只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史学研究应当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否则达不到哲学史应有的深度。[36]汤一介教授最近提出建立中国经典解释学，恢复经典解释传统，在“我注六经”中使“六经注我”，从而恢复经典的活力。三是在借鉴中西和会通中西中，可能出现的新的创新性的哲学方法。同样，我们对此三条路也应抱有一种多元开放的态度，分头探索。三种道路无疑都会各有短长，各有所蔽，但却可以为我们提更多的选择。
四、展望――中国哲学的生生之路
“危机”往往与“机遇”和“转机”相连。中国哲学能否通过在化解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机遇中，出现某种好的转机呢？
首先，关于哲学还是思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究竟有无哲学，或者中国究竟是有哲学，还是有思想，不仅仅限于一个学术争论的话题，还是一个话语权力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和文化居于全球优势地位或强势地位时，中国学者的声音往往湮没在西方哲学家的断言之中，西方哲学家的意见很快地全球化为普遍性的主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或许不必执著于哲学抑或思想的争论。就学科角度而言，既然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东方文化相遇而产生的一个“错误”，但“哲学”已成为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共名”，人们已经习惯于不仅用它来标示西方的哲学，而且来表示世界各文明体中的相应的内容。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现在东、西方哲学界所应做的，应该是自觉地从世界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实出发，来重新界定“哲学”的内涵，以使“哲学”这一共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宗教学界，“中国有无宗教”成了类似的学术讼案。一些西方学者坚持从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发，认定中国没有宗教，而只有哲学（这回倒是承认中国有哲学了）。西方宗教学家依据于基督教经验的宗教概念，无法涵盖诸如佛教这样的东方宗教，然而把诸如佛教等东方宗教排斥在宗教之外又显然是荒唐的，于是不少西方宗教学家积极修正他们的宗教概念，以期使它能够涵盖世界宗教。[37]那么西方的哲学界也应该积极地向西方宗教学界学习，改变自身的固执姿态，改变局限于西方文化经验的狭隘性。就中国哲学学科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来界定哲学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来确定中国哲学的概念。
其次，关于中学与西学。就学科范式、方法和话语系统方面来说，中国哲学学科先天地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中西哲学的关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保持一种多元化的探索方式，我们可以继续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文本，也可以“在参照西方哲学和相对独立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38]，试图“找到一条比较靠近中学，借鉴而不依傍西学的理解之路，从而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智慧桥梁”。[39]在这里，我们切忌范式的单一化。
同时，在我们着手以某种现成范式去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之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反思这种范式能否兑现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可以完全抛开解答“中国有无哲学”的比较哲学研究方式，而是努力尝试确立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多元哲学之一元的独立性，使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有特性从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入现代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史家们的工作，就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思维，去向现代人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因此，探索主要依据中国哲学自身的资源来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和话语系统，是更为基础性和本原性的工作。
在中西哲学之间，一些学者还强调中西哲学的“会通”。从目前学界的实践来看，这种会通带有强烈的单面性，即总体上是以西方哲学来辅助理解中国哲学，并且是让中国学界通过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哲学，而不是使西方学界通过这种会通来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也许一些学者的本意在于为中西哲学找到一个具有共同点的对话平台，然而西方哲学界又有几人能够读懂汉语哲学界的文本，又有几个重视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论说？令中国哲学界尴尬的是，似乎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发反而无法理解中国哲学的意蕴，要想理解中国哲学，反而要借助于西方哲学。在今后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或会通中，我们可以继续这种“以西解中”的事业，但不要轻易地、武断地否定“以中解中”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是无法回到古典文本的原语言和语境中去，但我们仍然可以用现代的中文语言和中国语境去重新解读古典文本。此外，在中国哲学的世界化问题上也不能一相情愿，用西方思想来诠释中国哲学只能是让西方学者初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便宜法门”，但西方人真正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那么他就必须学汉语，通古文，设身处地地试图用中国传统思维来进行思考，以图理解中国的古典文本。
再次，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汉学家或中国哲学史专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像叔本华一样对中国哲学进行解说以建立某种意义体系，也不妨碍他把中国哲学理想化而有所取用和有所发挥。关键之处在于无论是叔本华还是海德格尔，无论他们如何憧憬东方，都能“援东入西”，并能够“化东为西”，在借鉴和融会中继续西方哲学的传统或形成新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界无疑有许多东西要向西方哲学界学习，但最根本也最首要的，还是努力培养西方哲学界那种活跃的创造力，相较而言，近几十年的中国哲学仿佛是犯了“贫血症”，自我更新和自我调节的功能非常孱弱。
中国哲学的继续发展，曾经是许多中国哲学大师对于未来的期望。例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都做过充满期待的展望。张岱年说：“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了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40]这些话虽写于前一个世纪的上半叶，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来说，仍具有着昭示作用。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中国哲学界的情况似乎有了好的转机，一些主要依据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新的“中国哲学”开始渐渐由潜入显，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中国哲学界的努力，中国传统哲学必将获得她的当代形态，我们也许可以乐观地预告，一个中国本土哲学自主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41]或许哲学界将来从学科上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将是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学科。“中国哲学”指中国当代的哲学，它既包括当代的“中国的哲学”，也包括“哲学在中国”，而且是“哲学在当代中国”。“中国哲学史”则是关于从传统到现当代的中国哲学的历史。或许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将来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和传统具有相当重要影响的，很可能就来自于当代的“中国哲学”。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把“哲学史”变成“当代史”，也只有在开发和利用中，使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由可能的文化资源，成为现实的文化资源。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从当前的整个中国学界来看，人们无论是从研究传统上还是从学术心态上都还未对中国传统哲学获得其当代形态而成为“中国哲学”做好准备。
注释：
[1]本文参阅了知识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如（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利》，三联书店，1999年3月版；（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英）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著，鲁旭东译：《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2]本文在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继续发展的意义使用“中国哲学”一词。
[3]：《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同上。
[4]关于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典范意义，请参阅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其中的第13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已有详论。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6]可参阅拙文：《理一分殊新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7]拙著：《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作者自序。
[8]参阅景海峰：《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
[9]彭永捷：《柳承国教授访谈录》，《原道》第7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另见《东亚文化研究》第1辑，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10]金岳霖：《审查报告二》，《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4页。
[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4页。
[13]同上书，第4页。
[14]同上书，第1页。
[15]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16]李锦全、冯达文主编：《中国哲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
[17]冯友兰先生于1988年2月写就并直到去逝一直挂在书房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见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第十五章《〈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冯友兰的终极关怀》，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42页。
[1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5～99页。
[19]《是哲学，还是思想――王元化谈与德里达对话》，《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13日。
[20]同上。
[21]李宗桂：《中国哲学初步》导论。
[2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三章“本体论与中国哲学的道”。
[23]张士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4]同上书，跋。
[25]请参阅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附录《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
[26]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第190页。
[27]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28]M.Heidegge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P.25。译文转引自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526页。
[29]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第355页。
[30]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122页。
[31]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32]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序。
[33]同上书，第307页。
[34]一些学者误以为范畴解释完全是模仿西方哲学，实质上是不了解中国的范畴解释传统。参见俞学孟：《本体论研究》，第123－124页。
[35]张立文：《和合方法的诠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6]拙文：《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1997年7月31日。
[37]请参见刘述先：《论宗教的超越与内在》，收入《儒家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波兰）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写作缘起”，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
[38]洪修平、白欲晓：《在借鉴中深化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光明日报》2002年5月21日。
[39]拙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信贷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收益来源,信贷风险也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在当前形势下,商业银行必须强化信贷风险管理,保证信贷资产业务的健康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成因,并提出在金融危机下治理信贷风险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金融危机信贷风险
信贷风险,主要是指银行贷放出去的款项,借款人到期不能偿还而形成逾期、呆滞或呆账,使银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信贷风险管理是当前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如何准确把握和有效防化信贷风险,确保金融安全,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在强化信贷风险管理,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上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信贷资产质量明显提高。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金融产权制度改革、经营管理的授权操作与内控自律制度建设的严重不协调,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贷风险控制理念和行为偏差,以致信贷资产不良率还处于高位运行。在金融不断对外开放的今天,如何加强信贷风险的管理便成了银行能否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作者结合多年工作经验,从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成因着手,提出了治理信贷风险的相关措施。
1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面临的主要风险现况
分析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是加强信贷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包括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其中内部风险起主导作用,并决定外部风险。
1.1内部风险
1.1.1素质风险。是指因信贷人员个人素质原因导致的信贷风险,信贷人员个人素质包括业务素质和品德素质两个方面。业务素质偏低的信贷员一般很难对一笔贷款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使贷款的风险增大;品德素质较差的信贷人员则容易导致、以贷谋私的道德风险。
1.1.2程序风险。信贷审批程序复杂往往使得贷款风险变得不易控制,有时甚至加大风险。
1.1.3管理风险。贷后管理是信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贷后管理能否落实到位是贷款能否正常收回的关键。从现行管理机制看,贷后管理仍不同程度存在流于形式、走过场或不到位的现象,给贷款的安全回收带来了一定的隐患。
1.1.4政策风险。每一种信贷业务的开办和发展都以相应的信贷政策作为前提,但在现实中,信贷业务有时很难与信贷政策变化相适应。
1.2外部风险
1.2.1经营风险。对于借款人来说,一旦银行贷款到手,主动权就转移到借款人这边,贷款使用和归还主要由借款人把握,贷款银行既不能参与借款人的经营管理,更不能干预其经营决策。借款人经营上的风险将直接影响银行贷款的安全,从而导致银行贷款的风险。
1.2.2中介风险。一些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为了眼前利益或某些不正当收益,会为借款人出具不真实的报告,隐瞒借款人的财务状况问题。这种做法使贷款银行在不真实资料的误导之下错误地发放贷款,造成较大的潜在风险。
1.2.3行政风险。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虽然在人事、行政、业务上不受当地政府管理,但并不等于不受当地政府影响,有时受影响的程度还比较大。
1.2.4诚信风险。借款人还贷意愿与其法定代表的个人品德有关,还贷能力强的借款人还贷意愿不一定强;还贷能力弱的借款人,还贷意愿不一定差。
2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形成的原因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成因主要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2.1银行自身原因
2.1.1信贷管理机制不健全。就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而言,贷款的审批和发放主要凭借个人主观意愿,无论是贷前调查还是贷时审查,都缺少科学而完整的客观评价以及完善的贷后检查工作。贷款资金发放后,银行极少就企业对贷款资金的使用状况及企业的重大经营管理决策等进行必要的检查、监督和参与。这种只“放”不“问”的做法必然导致逾期、呆滞、呆账贷款的增多。另外,信贷员的责、权、利与贷款质量不挂钩,缺乏明确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
2.1.2信贷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我国商业银行在进行企业信用分析时,采用定性方法者较多,缺乏系统科学的定量分析。信用风险分析主要停留在传统的比例分析阶段,缺乏在统计分析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方法基础上的信用风险量化测量工具,如缺乏对企业违约风险分析模型、企业破产失败预警模型等科学定量模型的开发和使用。对企业信用等级的评定也主要是由各个银行自己进行,评级的主观性强。另外,我国商业银行的电子化起步较晚,很多银行缺乏关于企业完整信息的数据库。
2.1.3缺乏高素质人才。当前,信贷管理工作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对于高素质人才的要求是:既懂银行业务,又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既有深厚、渊博的经济、金融、法律知识,又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既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又要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
2.2外部环境因素——金融环境影响
2.2.1微观经济不景气,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直接影响到银行贷款资产的安全。据统计,去年某省国有、乡镇集体企业中的困难企业面达到55%,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50.8%,其结果必然会相应地影响到银行的贷款资产质量。近年来,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也是银行不良贷款不断增加的一个直接原因。
2.2.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是银行信贷风险扩大的又一重要因素。由于企业破产失业救济制度没有完善起来,因而银行贷款风险无法直接分散和转移。企业与社会的问题没有解决,直接导致企业把生产所需资金的缺口留给银行贷款解决,形成贷款风险压力。企业保险制度不健全,使银行无法保全贷款资产的安全性,增加了损失的概率。
2.2.3法律制度约束不力,同样是银行贷款风险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时间尚短,不论是公民或企业的法律意识,还是国家的立法、执法,都不尽如人意。银行常常在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受到挫折。
2.2.4社会信用监督机制不健全,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由于我国目前缺乏一套完善的社会信用监督机制,逃债者得不到法律和社会的制裁,廉价的逃债成本成为企业逃债的直接原因。造假、欺诈、逃债、赖债等现象层出不穷,使得我国金融市场的诚信资源遭到了非道德主义的侵袭,社会信用出现了严重的滑坡和流失,信用已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3商业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对策
3.1加强内控机制建设
努力实现从粗放管理向规范集约管理转变,树立风险与收益相平衡,风险与资本相匹配的理念。全面落实风险责任追究制度,强化管理层和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逐级签订风险责任书,从内部构筑有效的“信贷风险防火墙”。
3.2健全我国的信用体系
对于商业银行,假如借贷者的信用意识增强,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就会减小,可以降低借款者违约的概率,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从根本上提高了商业银行控制信贷风险的能力。
3.3规范信贷操作流程
规范的信贷业务操作制度一般包括贷前调查、贷款审批和贷后管理三个部分。将信贷业务“三查”制度细化升级,以客户现金流量分析和客户还贷能力的判断、预测为信用风险度量尺度。保证信贷业务高速度、高效益、高质量发展。
3.4建立科学快速的信贷风险识别预警机制
建立科学的信贷风险预警体系,有助于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风险判断表面化和风险反应滞后的状况,加强信贷风险搜索的系统性和准确性,提高信贷风险分析的技术含量。
3.5开展科学的贷款组合管理
投资多样化和分散化可以减少各种贷款的相关性,使风险贷款组合的总风险最小。最常用的方式是放款数量分散化和授信对象多样化,即银行应尽量避免大额贷款,增加小额贷款,从而把贷款给更多的人。依据概率分析的结果,分散贷款的平均值越接均值,风险的可能性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