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36:1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工业发展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目前，标准化工作的进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橡塑机械行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围绕“精密、节能、高效”的要求，在橡塑机械组合结构、专用化、系列化、标准化、微型化、大型化、个性化、智能化方向开发出多种新装置与新设备。例如：东华机械有限公司研发出了新一代全电机注塑机，该机型采用国内首创伺服混合动力油膜增压锁模，将全电机和直压机的优点融合于一身，具有锁模力闭环精密控制，超稳定及超高响应速度，节能效果好等优点；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开发出的MicroP-ower15/10微型注塑机能够生产一种仅重0.003g的医疗用夹子；震雄集团开发的SU-PERMASTER超霸二板大型注塑机，突破了传统“二板半”的设计方案，实现了“真二板”设计，可大幅减少钢材用量，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减少了钢材从矿石到冶炼，再到零件加工成型等一系列过程中的能耗和污染；阿博格ALLROUNDERS系列注塑机采用模块化与标准化的结构可同每个注塑任务精确的匹配，通过多个可选的液压和电动扩展级别、多种带有精确级别划分的锁模和注塑单元来实现个性化、经济性的配置。特别指出的是企业在落实GB/T25157国家标准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中国塑机产品安全性能，大幅度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的同时也提升了科技创新水平。在CHINAPLAS2013中国国际橡塑展上，各种和安全便捷生产相关的新技术，比如机器人技术、远程控制技术、可视化操作技术等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成为业界展示的热点技术。自动化技术可以确保机器的各种安全功能可靠执行，使人员远离危险状态。自动化技术广泛应用于机械产品以保障机械安全是一个发展方向，是机械本质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机械设备在安全方面还是主要采用简单的机械式防护，随着安全标准的推进和社会对安全生产的重视，未来的自动化技术将会有更大发展。
2标准化促进竞争力提升
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标准作为创新技术产业化、市场化的关键环节，成为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保障产业利益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进入21世纪，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研究制定了本国的标准化战略，标准化由日常工作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主要发达国家的标准化战略的核心是控制争夺国际标准战略制高点。争夺的重点领域是公益、高技术、制造业、服务等领域的标准化。以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日本和加拿大战略为例，依据他们的国际标准竞争策略的重点领域（见表3）来分析他们的战略定位。通过表3可以看出，他们重视公益领域的标准化，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重视高技术领域的标准化，确保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特色，争取有利竞争条件；寻找竞争空白点，先声夺人。通过以上分析，又可以归纳出标准化战略的目的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我国橡塑机械行业与标准化战略紧密相联，加大了市场的开拓，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扩大，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根据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国内注塑机的生产厂家已超过2000家，产量占到全球的60%，2011年我国注塑机等主要塑机产品进口数量13704台，同比减少8%，出口数量达51665台，同比增长16%，出口金额约14.6亿美元，同比增长28%。2011年以来设备出口呈现许多可喜的现象，以往的靠低价取胜、出口模式单一等问题，正在全面改进；以标准化为保障，向国际标准接轨，突破了国际贸易壁垒；由过去增加塑机出口数量的方式，向提高塑料机械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档次、提高经济效益转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塑料机械产品增多，具有高效节能优势的产品增多。在国内市场由于中国注塑机行业在高端、精密机型技术安全技术等方面的不断进步，注塑机自给能力得到加强，进口量有所下降，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也逐渐增加。国内青岛海尔集团等多家家电企业都曾表示由于国内注塑机技术发展较快，近几年主要针对国内注塑机企业进行招标。
由此可见，标准与标准化虽没有生产设备、原材料、产品等那样直观，但标准化“软”因素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企业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科技创新、提升竞争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企业赢得产品定位和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在标准化推进过程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一点是大多数地方主管部门和企业没有知识产权管理职能，尚未认识到开展标准化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一些企业执行标准不到位，出现“上热下凉”的状况。在执行标准方面，东华机械有限公司走在了前面。2009年初，公司最高决策层不惜投入大量资源确立要达到“双标”的开发目标：行业内率先全面采用国家GB22530—2008《橡胶塑料注射成型机安全要求》，率先全面通过《塑料注射成型机能耗检测和等级评定的规范》。2010年1月～3月，国家塑料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专家组对东华机械有限公司注塑机产品按“双标”检测。经检测，东华机械有限公司所有系列的注塑机产品均符合国家GB22530，“Se绿箭系列伺服节能注塑机”2800T以下各型号产品达到国家一级能耗标准。东华机械因此也成为塑机行业内第一家全面采用强标，及全行业系列化（Se）最大吨位范围（60T~2800T）注塑机获得一级能耗认证（亦是惟一一家能在2000T以上获得一级能耗认证）的企业。在2013年，东华机械有限公司3050JSe~4000JSe及以下机型均也达到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级能耗水平，进一步扩大了系列范围。
3结束语
（一）立足韩国特色合理选择重点发展的高技术产业上世纪80年代，韩国国内传统产业原有的比较优势在逐渐丧失，韩国政府也必然将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以提高韩国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韩国政府在划定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范围时，充分考虑本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阶段特点。80—90年代期间，韩国政府依据上述原则，在考虑现阶段韩国产业技术水平与未来发展的需要时，将尖端电子信息产业、半导体产业、液晶显示器（LCD）产业、机械电子产业、新材料产业、精密化工产业、遗传工程产业、光学产业、尖端纺织产业、航空产业、尖端汽车产业等11类产业定为韩国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二）多方位投入大力支持产业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第一，扩大政府在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上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对基础科学与产业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投资，使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2.1%提高到1996年的3.4%的水平；增加对提高技术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的资金支援；对高科技领域国家重大课题的共同研究增加政府支出在“国产机械购入基金”及“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中的份额。第二，为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提供税收及融资等政策上的优惠。调整民间企业技术开发准备金的保留额度；允许民间企业在国外发行可转换债券，以增强引进高科技设备的能力，并鼓励企业在发达国家设立高科技研究机构或购买高科技企业；放宽高科技设备进口减免关税的适用范围，并扩大研究开发用品的租税减免范围。第三，完善政府对于产业技术研发的扶持体制。制定高技术产业领域的长期综合计划，并不断调整完善；增设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并鼓励它们积极参与大型课题的研究、开发工作，成为高科技产业大型、长期课题的共同研究中心；加强对中小企业高科技产业部门的应用研究与地方企业研究的支援；大力加强高科技情报资源的搜集，创建技术情报市场。
（三）设立多种专项基金全方位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由主要支持和培育大企业集团，转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重，出台了《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等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同时，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财政政策方面。政府每年确定并告示中小企业系列化行业与品目，并为有关企业提供特别信用保证和税收减免。并建立中小企业创业支援制度，实施《中小企业创立补助法》、《中小企业产品购买促进法》等。金融支持方面。韩国财政经济部、产业资源部等12个政府部门设立了91种政策性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韩国政府于1961年8月设立中小企业银行，作为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建立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
（四）高度重视产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长期以来，韩国政府就高度重视产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根据不同时期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不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一是注重技术工人培养与在职员工的职业培训，先后制定实施了《职业训练特别措施法》、《国家技术资格法》和《职业训练基本法》等一列政策法案。二是不断加大高级科技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韩国政府提出“技术立国”、“教育立国”的口号，加大了对高级科技人才培养的支持。先后制定了《科学技术振兴方案》，《面向21世纪的智力韩国》（BrainKorea21）高等教育改革计划等政策法案。
（五）政府大量投入支持信息产业发展韩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信息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诸多信息产业领域甚至已超过发达国家，这与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扶持信息产业，政府与企业良性互动推出有效的产业发展创新战略和扶持政策。韩国政府极为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在半导体、计算机通信技术和新媒体服务技术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2009年和2011年为了提高数据利用效率，韩国政府连续推出《云计算全而振兴计划》和《云计算扩散和加强竞争力战略》，共投入31164亿韩元。
二、对我国的启示
（一）适时调整产业政策取向与政策工具选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要让市场的作用更充分的发挥出来，尽可能地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在政策措施的选择时，应更多选择诱导型手段，更少采用审批限制类手段；更多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少去替代市场选择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
（二）政企良好互动及时调整与优化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应良好互动，政府尤其应尊重企业与企业家的选择，顺应市场与企业的选择。产业政策不仅是引导企业创新，更重要的是不限制企业创新，按照市场规律要求顺应企业发展，促进企业间竞争，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支持信息产业的发展现今世界正孕育着新一轮技术革命，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下，应把信息产业作为产业转型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正处于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应在关键环节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不仅重视研发投入，更要重视基础研究支持，为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成果储备。
（四）完善职业教育体制，大力培养产业技术人才一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支持产业技术工人的培养；二是加快产业科技人才的培养，鼓励和促进学校与企业技术应用相结合的现代制造技术教育，培养专业化的技术人才；三是鼓励高校与应用技术研究机构紧密结合培养实用型创新人才。
1.世界涂料工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1.1生产、消费现状
1997年世界涂料总产量约2200万乙价值600亿美元。
世界各国按1997年涂料产量排序，美国第一，为517万t；日本第二，为208.2万t；德国第三，为198.7万t；我国第四，为165．8万t。
按销售业绩排序，1999年占全球涂料业务60％的前十位涂料生产商依次为：AkzoNobel；ICI；Sherwin-Williams；DuPont；PPG；BASF；关西涂料；日本涂料；Valspar；RPM。
1998年全球共约销售涂料2218万t，预计到2003年将增长到2445万t。市场容量以美洲最大，占36.7％；其次是欧洲，占29.4％；亚大地区居第三，占24.1％。就1998～2003年的年均增长率而论，亚大地区居首，为2.5％；美洲为2％；欧洲为1.5％。世界涂料市场分布及其增长情况见表2。
1.2技术进展
在世纪之交，国外涂料工业正处于一个技术进步的重要时期。环保法规的强化，推动了涂料产品结构的调整：传统溶剂型涂料逐渐减少，高性能、低污染涂料快速增长；限制铅、铬、锌等重金属颜料在涂料中的应用，促进了低毒性颜料的开发；有机锡防污剂的限制使用，促进了无锡低毒长效防污涂料的开发；激烈的军备竞赛又刺激了隐形涂料等特殊性能专用产品的发展。
所谓高性能涂料，是指技术性能、使用性能和施工注能更好的涂料品种。其中包括：要求装饰性、鲜映性接近工艺品的轿车面漆；耐腐蚀性极优，具有10年以上保护期的重防腐蚀涂料；耐候性、耐久性达15年的氟碳树脂外墙涂料；电子产业、高新技术要求配套的各种涂料；塑料及橡胶制品涂料；各种功能性涂料如无锡自清洗防污涂料；防静电涂料、防火涂料、大气净化用光催化涂料、零VOC水乳胶涂料、幻觉色彩涂料；等等。
低污染涂料主要指环境适应性好的涂料，包括水性涂料，无溶剂涂料，粉未涂料，高固体分涂料，辐射固化涂料等。其中，以乳胶漆为代表的水性涂料已占涂料总量的55％，水性工业涂料已占工业涂料总量的26％，而且仍呈增长之势。为适应高性能低污染的发展方向，国外通过各种方法对树脂改性，不断推出水性树脂，氟碳树脂，硅树脂，高固体分树脂，超细无机填料，各种低毒高装饰耐候性颜料，水性涂料专用原材料等。
国外涂料生产企业不仅致力于涂料技术本身的提高，还特别重视涂料施工技术的发展，尤其对于OEM涂料施工（在线涂料涂装）的研究投入了巨额经费，远远超过对涂料产品生产本身的投入，做到了涂料技术开发与施工技术研究的紧密结合。如日本关西涂料公司研究所，就装备有能实车涂装的电泳槽（容积20m3），可大大缩短产业研发的周期，但运行费用是很可观的。
1.3发展趋势
1.3.1向集团化、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涂料工业发展的最显著特点，是一些世界级的大公司通过相互收购、合资合作、技术转让等方式，使涂料生产向集团化、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以强化其在某一产品市场领域的竞争能力，从而达到全球化、合理化经营的目的。荷兰阿克苏公司与瑞典Nobel公司合并组建的Akzo一Nobel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涂料公司之一，最引人注目。阿克苏公司美国部分为集中力量发展其优势产品卷钢涂料（占世界市场的25％）和木器涂料等，将其汽车涂料业务转让给巴斯夫公司。日本涂料公司也一直想在卷钢涂料方面争取霸主地位，首先于1993年与英国Courtaulds集团以1:1股份合资建了一家卷钢涂料公司。该公司已购买了德国Mehnert＆Veeck公司（其卷钢涂料占德国卷钢涂料市场的40％）和瑞典卷钢涂料生产企业InternationaIFarg公司，并正计划进入法国和西班牙市场，希望在2000年前获得整个西欧卷钢涂料市场20％的份额。1996年全球涂料行业最大的兼并举动是美国Sherwin一Williams用8.3亿美元收购了美国ThpmpsonMinwaxHoldings。此举扩大了其在美国和英国的市场份额。1997年该公司又一连吃进智利（建筑涂料）和巴西（工业涂料）各一家涂料企业，进一步扩大了其在南美的事业。1997年，产销均居世界之首的ICI公司收购了波多黎各的SuperiorPaint。PPG也不甘示弱，一连收购了BASF的罐用涂料、美国一家高尔夫用品涂料／汽车修补涂料、意大利在南美的汽车涂
料、ICI公司在德国的特种涂料等业务。另外，该公司还以5.12亿美元购买了AkzoNobel公司在美国加州的PRCDesoto国际宇航涂料厂，同时购买了中等规模的意大利Bellaria粉未涂料制造公司。1998年，产量排名世界第二的AkzoNobel（荷兰）再创兼并之壮举，把排名世界第十的英国Courtaulds集团吃进，一跃而居世界首位。1999年，DuPont公司以19亿美元购买了德国Hoechst公司下属的Herberts子公司，使其涂料业务的销售额增加了15亿美元，达到38亿美元，一举成为全球第四大涂料公司和最大的汽车涂料供应商。
1.3.2重视环保，发展“绿色涂料”
传统的低固含量溶剂型涂料约含50％的有机溶剂。这些有机溶剂在涂料的制造及施工阶段排入大气，污染环境，危害人类健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要求保护自我生存空间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环保法规也越来越严格。美国已从“66法规”发展到现在的“1113法规”。该法规规定：建筑平光涂料的VOC在2001年降至100g/L，2008年降到50g/L；工业涂料的VOC已从1990年的420g/L降至1993年的340g/L，2000年将继续降至250g/L以下。日本也于1997年由日本涂料工业协会首次出台了室内建筑涂料标准（见表3）。
环保法规的加强，迫使世界各大涂料公司纷纷致力于节能低污染的水性涂料、粉未涂料、高固体分涂料和辐射固化涂料的开发应用。建筑涂料水性化已成必然趋势。工业涂料也正在向着水性涂料、粉未涂料、高固体分涂料和辐射固化涂料等方向发展。这一发展趋势可由表4看出。
.我国涂料工业现状
2.1生产、贸易及消费
据1995年工业普查，我国现有涂料生产企业4500多家，分属化工、轻工、建材、建筑、机械、交通、煤炭、文教等各部门，构筑了国有、三资、乡镇、个体等各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生产组织结构，形成我国涂料工业的“三足鼎立”之势：一是原化工部所属约110家涂料生产厂，年生产能力共计100万t；二是独资、合资企业200多家，年生产能力约100万t；三是4000多家分属建材、建筑、轻工、农业、交通、煤炭、文教等行业的涂料生产企业，以及个体、乡镇涂料企业，年生产能力共计约100多万t。独资、合资企业和国内较大规模的生产厂，市场定位为中高档产品；个体、乡镇等小企业一般以生产低档产品为主。
1998年，根据对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涂料企业的统计，18大类涂料的产量为121.82万乙建筑涂料产量为46.47万乙两项合计，总产量为168.29万6比1997年增长了1.5％。我国涂料总产量已脐身世界四强。18大类涂料中，产量最大的品种是醇酸树脂漆，其次是酚醛树脂漆。高档合成树脂涂料的比例达到70％左右。节能低污染涂料（水性涂料、粉未涂料、高固体分涂料、辐射固化涂料）的比例约为26％。涂料生产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迅速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地区。华东地区涂料产量最大，占全国总产量的43％，中南地区占25％，华北地区占12％，而东北、西南、西北地区所占比例不足20％。
1998年涂料进出口量分别为15.7万t（1.27亿美元）和7.4万t（1.18亿美元），进出口均以溶剂型涂料为主，但进口涂料水性比例高于出口涂料的水性比例。进口涂料溶剂型与水性比例分别为56.3％和43.7％，出口涂料溶剂型与水性比例分别为61.8％和38.2％。出口的主要品种是酚醛树脂涂料和化学改性天然树脂涂料等。出口去向主要是香港、朝鲜、俄罗斯、蒙古、缅甸、哈萨克斯但、吉尔吉斯等。进口的主要品种有聚酯树脂涂料、丙烯酸树脂涂料和其他合成树脂涂料等。进口来源主要是香港、台湾、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英国等。
1998年我国涂料表观消费量为176．6万t比1997年增长了0.7％。其中，建筑涂料约占45％，其余为工业涂料和特种涂料。建筑涂料中的高档乳胶漆用于大城市居民住宅内装修已成为时尚，功能性防火涂料和工业地坪涂料成为后起之秀。国内涂料消费市场正逐渐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其主要影响因素有：
①产品质量因素优质、高指标、功能性产品受欢迎。
②价格因素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价格不是影响涂料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消费者更注重产品质量及其使用性能。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价格还是起决定作用的。
③环保因素环保意识加强，民用（主要是室内用）环保型产品更受欢迎。
④广告、媒体的宣传因素广告对生活水平较高的消费群体有较大的引导作用。立邦漆就是最好的印证。
⑤企业信誉和名牌效应因素人们普遍认同信誉较好的国营大企业及其名牌产品。
2.2存在问题
2.2.1生产企业多，规模小，经济效益差
涂料生产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各地中小型涂料厂蜂拥而上，全国涂料生产企业已达4000多家。大部分企业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什么都生产，但什么都不精，没有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导致企业经济效益差，行业整体技术水平低。企业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很难与相关工业同步发展，更谈不上引导用户的消费需求。
2.2.2原料不配套
涂料生产涉及溶剂、树脂、颜料、助剂等数百种原料。涂料生产所用的一些大宗原料如金红石型钛白、甲醚化氨基树脂、叔碳酸乙烯酯、高档颜料及各种专用助剂等长期短缺。一些涂料专用原料规格少，质量差，严重影响引进装置的正常生产，也影响了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制。
2.2.3重复建设严重
以汽车涂料为例，仅在1994～1996年的三年间，日本关西涂料公司在我国沈阳、天津、湖南、重庆等四地，以相同的技术建立了四家汽车涂料合资生产厂。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是外国公司受益，我们国家受损。
2.2.4科研开发投入少
国外对涂料用树脂的研究非常重视，而我国涂料工业基础研究力量则很弱，往往只局限于配方的研究，对科研开发的投入仅占产品销售额的1.2％（国外一般为占5％～10％）。而且，国内涂料行业还存在着只重视生产环节而忽视施工应用研究的不良倾向，使得好产品得不到好的应用效果。产品售后技术服务也比较薄弱。
2.2.5涂料产品标准滞后
涂料产品标准的制定滞后于涂料品种的发展。我国涂料产品标准缺乏统一有效的监督管理手段，给假冒伪劣产品以可乘之机，扰乱了国内涂料市场，损害了国有涂料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民族工业形象。
2.2.6三废治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涂料行业三废主要来自涂料原料的生产、涂料的生产及涂料涂装过程。
在涂料用树脂的生产过程中，有少量的挥发性有机物逃逸到大气中。如在生产氨基树脂时，有一定量的甲醛（3％左右）挥发；在生产酚醛、环氧等树脂时，要产生一定量的废水。
涂料生产过程中，由于含大量有机溶剂的产品还很多，必然会有溶剂挥发到大气中。传统防锈涂料含有铅、铬、锌等重金属盐，如使用不当，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涂料施工中，特别是涂料烘烤固化过程中，有数十万吨有机溶剂挥发到大气中，严重污染环境。另外，市场上销售的聚氨酯涂料，游离单体异氰酸酯含量严重超标，施工时散发到大气中，污染环境，危害人类健康。
3.我国涂料工业的发展对策
根据我国涂料工业的发展现状及相关工业的发展要求，并借鉴世界涂料工业的技术进展和发展趋势，21世纪，我国涂料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大力发展高性能、低污染的涂料品种，并促进涂料生产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3.1调整产品结构
一是逐渐淘汰落后工艺、落后设备和品质低劣的产品如低档建筑涂料聚乙烯醇水玻璃内墙涂料（106）、聚乙烯醇缩甲醛涂料（107）、淀粉涂料、纤维素改性淀粉涂料等产品。
二是大力发展高档合成树脂涂料，使高档合成树脂涂料的比例由目前的70％，提高到2005年的80％。
三是大力发展节能低污染的水性涂料、高固体分涂料、粉未涂料、无溶剂涂料和辐射固化涂料。在建筑涂料中，提高乳胶涂料比例，到2005年达到50％～60％。在工业制品涂料中，扩大水性涂料、高固体分涂料和粉未涂料的应用，到2005年，使水性涂料的比例达到15％，粉未涂料所占比例达到10％。实现这一目标，将使节能低污染涂料占涂料总产量的比例从目前的近30％，提高到2005年的40％。
四是改变我国国有企业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模式，建议国家制定鼓励提高专用涂料技术水平、淘汰性能低劣涂料产品的政策，使汽车、航空、集装箱、重防腐、高档家具等各类专用涂料和功能性涂料都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加强专业化生产，以此推动涂料工业产品结构的优化。
五是重视解决高档涂料用原料的供应问题。通过自主开发和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实现通用树脂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基础无机颜料、关键助剂实现国产化；提高原材料自给率，为改善涂料行业的产品结构创造条件。
3.2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逐步改造现有生产装置，提高自动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强度，改善操作环境。大宗产品生产实现设备大型化，高温树脂全面采用热媒加热系统。
3.3加强科研开发
重点突破对国民经济有较大影响的专用涂料的研究开发。
重点开发超耐候性（10年以上）建筑涂料，如有机硅、有机氟及其改性的丙烯酸酯类乳胶涂料；加快汽车涂料水性化、系列化研究，以轿车漆为重点，主攻高装饰、低污染轿车漆，发展水性化、高固体分、无溶剂以
及金属闪光漆和高鲜映度等品种；开发防腐时效在15年以上的桥梁和船舶用防腐蚀涂料；开发具有特殊功能的防火涂料、隔音涂料、耐高温涂料、隔热涂料等；开发低能耗高性能的各类脂肪族和芳香族聚氨酯涂料及环氧树脂涂料。使汽车涂料、船舶涂料、集装箱涂料、建筑涂料、防腐涂料等方面的生产技术水平达到发达国家90年代初期的水平，基本上能够满足相关行业的发展要求。
3.4环境保护并加大执法力度
目前，我国涂料在施工时，有数十万吨的溶剂挥发到大气中。溶剂挥发是继汽车尾气排放及烟雾漂尘之后的第三大空气污染源。建议国家尽快制定“涂料生产及施工环境保护法规”，限制挥发性有机物在涂料中的使用量，并禁止生产和使用VOC含量较高的涂料品种。具体治理措施如下：
（1）制定VOC限量法规，在民用涂料中，VOC含量不得超过250g/L。
（2）大力开发应用无重金属的防锈颜料，如三聚磷酸铝、磷酸锌、云母氧化铁等防锈颜料，替代传统有毒的红丹、铬黄等铅铬系防锈颜料，并逐步制定和实施重金属颜料的限定法规。
（3）高度重视聚氨酯涂料中游离异氰酸酯单体严重超标问题，加紧研究开发降低游离单体含量的技术。
3.5优化企业结构，加强专业化生产
为提高全行业的经济效益和稳定产品质量，要积极鼓励、引导企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树脂生产专业化、涂料生产专业化、色浆生产专业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规模化生产。
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为确保民族工业的兴盛，增强国内产品的竞争力，要集中力量扶优扶强，并通过必要的和有益的优化重组，使各类专用涂料的主要生产企业在规模、品种、质量等方面形成行业优势，带动行业向前发展，并与国外产品相抗衡。
3.6改进、完善涂料统计方法
多年来我国涂料一直沿袭只按成膜物统计的方法，不利于掌握技术发展水平和产品流向。国外涂料工业普遍采用按用途及产品状态（粉未、溶剂、水性等）并结合成膜物类型统计的方法，仅凭涂料统计表，就能了解涂料的消费构成和技术发展水平。我国涂料统计也要向这个方向转变。具体实施方法是先由国家制定产品分类标准，再引导企业据此统计并上报本厂涂料产品。
3.7修订涂料产品质量标准
建议修订我国涂料产品质量标准，并加大执法力度，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规范市场秩序，避免资源浪费，有效地促进涂料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3.8继续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随着我国涉外经济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投资环境会越来越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还将继续贯彻下去。国家为逐渐扭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态势，将制定出外商在华投资地区导向性政策，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这也将成为我国政府加快中西部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涂料行业要与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保持一致，创造条件，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吸收投资，并向中西部倾斜，推动我国涂料工业的平衡发展。
由于投资高增长持续、劳动生产率增势减弱及技术管理效率提升缓慢，近年来工业资本产出效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依托资本数量增长推动工业增长的模式受到挑战。2002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1.5%，与同期工业增速基本持平。工业资本产出效率从2003年高点降至2010年的88.3%，降低13个百分点。我国工业资本高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高资本回报率带来的拉动作用和高储蓄率产生的推动作用，但两个方面下降压力均在增大。一方面，工业资本回报率强劲增长是工业企业扩大投资的重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转轨背景下工业资本回报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到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达到最低点，之后则一路攀升。1998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总利润率由1.7%提高至26.8%，同期工业资本也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两者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提高，资本回报水平已成为市场主体投资决策的重要风向标。
目前，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已超过日本,并逼近美国制造业回报率的水平。不可否认，深化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和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劳动生产率增长以及资本运营效率改善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以来工业资本回报率上升与工业资本产出效率趋降形成明显的反向走势，显示存在产出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的现象。当前要素市场不健全导致要素价格存在扭曲，资金、土地等要素成本受到一定程度低估，资源环境外部负效应未充分内部化，显性资本回报率可能由于存在隐性补贴而被高估。如果部分不合理的成本收益得到纠偏，势必会降低现实的工业资本回报率水平，工业资本增速以及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也将随之降低。另一方面，储蓄率持续上升为工业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供给。近年来受扶养比下降及其他相关因素影响，我国总储蓄率持续增长。1998—2011年期间，由38.2%上升至52.7%，期间储蓄率增长与工业资本增长也同样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显示了高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储蓄率高低无公认的标准可以做出准确判断，但未来继续增长的确面临压力。当前，我国总储蓄率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遥遥领先，2011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3.4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22.6个百分点。当前，居民储蓄约占总储蓄的50%，企业和政府储蓄分别约占40%和10%。根据国际经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将有所提高而储蓄率会随之下降；如果我国工业投资的隐性补贴减少、国企分红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则企业和国家的储蓄率也将随之下降。
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趋于弱化，结构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低成本劳动力资源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并且随着工业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素质改善及技术进步，工业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和大规模下岗分流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力数量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尤其是1996年到2001年间，工业从业人员出现连续下降。但“减员增效”改革却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1991年到2001年，工业从业人员数量年均下降1.2%，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由15.1%下降至11.5%；而相应工业劳动生产率（不变价）则年均增长高达14.7%。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开放条件下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断发挥，工业就业人员恢复增长态势；尽管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因素仍然驱动劳动生产率继续提升，但由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趋缓，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02年到2011年，工业就业年均增长4.2%，工业就业占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由11.5%上升到16.4%；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7%，增速比之前10年下降了一半还多。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工业增长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依赖程度有所提高。我国工业就业数量增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2000年到2011年，非农领域就业增加与全国劳动供给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之和基本相当。这一时期，估计转移到非农领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一半左右成为工业就业人员。未来上述两个方面均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空间已十分有限。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见顶后将持续下降，预计劳动人口绝对量也将在2015年见顶后下降，到2020年将降至2011年前后的水平。
目前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到2011年我国劳动参与率由83.2%下降至78.4%，仍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在就业门槛提高、社会保障提升等因素影响下仍有继续下降的可能。劳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下降将共同导致劳动力供给总量在2015年之前见顶趋降。这样，工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将主要依靠非工业部门尤其是农业就业向工业转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和成本正不断提高。截止到2011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仍有2.6亿人左右，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4.8%。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重普遍在10%以下，如果未来农业就业占比下降到20%以下,将最多有1亿人左右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而当前农村劳动力结构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可供转移的年轻劳动力已较为有限。2011年，40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占农业从业人员的63.8%。近年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正在降低。1998年到2007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均每年新增900万人左右；2007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平均每年新增仅600万人左右，年均新增量比前十年减少了约300万人。而且，转移劳动力的成本也不断提高。2007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工资年均增长16.4%，增速比2003年到2006年大幅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综合判断，未来十年工业劳动力供给数量增速将比之前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同时，劳动力结构性供需矛盾也日渐突出。一是年轻劳动力供给更趋紧张。2011年，20—39岁的年轻就业人员占制造业就业的60.3%，而20—3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仅为44.8%；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在2010年见顶，未来将会以快于劳动人口的速度下降，预计到2015年和2020年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将分别减少1200万人和2500万人。二是劳动力技能错配现象也有所加剧。过去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增加了6倍多，但同期职业技术学校年毕业生人数却小幅增长1.3倍。教育体系与人才需求间错配产生了低端和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提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无疑将有益于劳动力素质的长期提升，但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制约了潜在人力资源向现实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弱化了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加剧了劳动力供需矛盾。
三、技术进步难度和风险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明显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工业间接利用国外技术的重要途径。1997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年均增长27%，占世界的比重由0.9%大幅提高到6.9%，成为直接技术引进大国。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GDP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11年比1993年的最高点下降了3个百分点。随着工业发展水平的继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正趋减弱。随着引进数量的增加，技术引进步伐开始趋缓，2002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年均增速（5年移动平均）已由40%以上下降至20%以下；同时，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相当于GDP的比率由2005年的0.24%降至2011年的0.2%。显示随着我国技术位势提高，进一步直接引进技术的成本和难度有所加大。当前，工业企业的外部直接技术来源呈现由国际主导向多元化转换趋势，技术进步方式由跟随引进向自主创新转换将加大技术进步的难度和风险。2000年到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引进费用与购买国内技术之比由9.3倍下降至2倍，与国内消化吸收费用之比由13.5倍下降至2.5倍。
当前我国工业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动力明显不足。近年来工业企业研发强度增长明显慢于全社会增长，且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也并不十分明显。考虑到全社会R&D支出还包括其他支出，工业企业研发支出更能直接反映工业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1996年到2012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由0.57%提高到1.98%，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为2.14%）；但同期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由0.5%提高0.93%。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强度相当于美国和日本2008年水平的比重已分别达到71.1%和57.5%，但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仍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25.4%和24.8%。企业研发强度增长严重滞后，一方面，反映了全社会研发资源被较多地分配到非产业领域，对企业获取研发资源形成一定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反映产学研存在明显脱节，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间存在突出矛盾，技术创新资源潜力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实际创新能力。同时，尽管我国高技术产值和出口快速增长，但技术水平存在显著高估，出口产品中的劳动力要素仍然以非熟练工人为主。根据测算，我国制造业出口中所包含的非熟练工人是熟练工人的40倍以上。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体，多数国内企业在产业纵向分工中主要承担较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
四、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增大，资源环境后发劣势正在凸显
近年来，我国工业快速发展带动能源资源和环境成本不断增加。1990年到2011年，工业能耗总量年均增长6.4%，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分别年均增长9.5%和8.5%，均低于同期工业增速，显示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和污染排放强度有所降低。但是，近十年来由于工业结构呈现明显重型化趋势，带动工业能耗和污染增长明显加快。2001年到2011年，工业能耗年均增长8.4%，比前10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增长分别比前10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9.2个百分点和9.8个百分点，尤其是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增速显著高于同期工业增速，显示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强度有所攀升。当前工业成为我国主要能源资源消耗部门和污染物排放源，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的70%左右，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分别占全国的85%和40%左右。能源资源和环境损耗使我国工业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出现明显上升趋势。2000年到2011年，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5.3%上升到8.4%，其中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曾一度达到10%以上。据估算，工业资源环境损耗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9.4%提高15%左右。显然，能源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对我国工业高速增长起到重要助推作用。资源环境成本偏高助推工业增长一定程度偏离了理性规模，资源环境约束成为我国相比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显著后发劣势。我国工业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
目前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分别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的1.5倍、2.7倍和1.6倍；我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强度相当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5倍左右。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甚至也明显高于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当前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已相当可观，未来继续增长的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煤炭、铁矿石和铝土矿等资源消费量已分别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资源性产品进口量持续增加，原油、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铁矿石、铜精矿超过60%。而且工业污染导致的环境风险逐渐增大，水体、土壤和大气的累积性环境污染不断显现，近年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对资源环境高损耗型的工业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未来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生活环境要求将越来越高，国际上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大势所趋。在能源资源约束日渐增强的条件下，尽力降低能耗污染强度成为未来工业发展面临的必然选择，具体需要依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两种途径。结构调整要求降低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而这些产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收入增长弹性；技术进步则要求企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无疑将会因提高成本而降低回报。无论哪种途径都难免会对工业增长产生很大抑制作用。
五、结语
【论文摘要】早期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热点，江南早期工业化作为一个区域性的问题研究是从李伯重先生开始的，且已硕果双累。本文从宏观入手探讨这一问题，首先对“江南早期工业化”概念作一概述，抵制“萌芽说”和“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从与英国模式的对比中重.点阐述其发生发展的前景，并最终得出结论，即江南早期工业化在再生产理论的普遍规律下不可能走向近代工业化。
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直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由于这种变化发生在工业化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beforeIn-dustrialization)，以区别于近代工业化。而一般所说的工业化，指的只是近代工业化，其含义是大力发展(近代)工业，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经济变革，因此，作为近代工业化标志的工业革命，通常被视为“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由于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所以，对早期工业化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也理应占有特殊地位。
一
工业化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过程，不是凭空发生的。工业化最初出现在西欧，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展逐渐波及世界各地。在工业化由欧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中，西方的确起了重大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只是被动地等待着西方的“冲击”而后作出“回应”，其工业化进程开始的基础并非一片空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非西方地区的工业化，绝非完全由西方所创造。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实现工业化，主要取决于内因而非外因。因此，工业化不能“克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实现工业化，主要取决于该国(或地区)以往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基础。
“江南早期工业化”的观点最早由李伯重提出酗，这里，“江南”的地域范围指的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直隶州所组成的地区。这一地区亦称为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首先，这个地区同属于太湖水系，纵横交错的水路网络将此八府一州连成一整体。其次，明清时期，这个地区已具有几个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在这些城市中，苏州处于突出地位。它不仅位于太湖水系中央，而且也处于此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江南运河的中段，成为江南水路交通网的中心。最后，明清时该八府一州已形成了一种具有核心—边缘关系的地域分化结构。苏州不仅是江南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是最大的工业城市，其人口和财富的集中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无与伦比。在其周围，由南京、杭州、松江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核心区。此核心区内集中了这八府一州的大多数城镇、人口与工商业。而在此核心区外的其他部分(主要是太湖西的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在城市化、人口密度和工商业繁荣程度等方面均逊于核心区内的部分，并在经济上依附于后者，属于边缘地带。而且，这个经济区辐射功能远不止于该地区，以苏州为例:作为最大的商业城市，苏州及其近郊集中了全国最大的稻米、棉布、丝绸、木材等市场，其商业辐射到全国大多数地方。无怪施坚雅认为苏州是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惟一拥有全国性经济中心地位的城市，其经济腹地可以说延伸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而事实上，不仅这些大城市，就是江南一些专业化的市镇，贸易范围也往往越过上述边界。
综上所述，早期工业化是一个地区性的历史现象，必须以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某些工业部门虽然也有可能发展起来并达到相当的规模(如闽广沿海一些地方的造船业)，但这个发展就不一定能使该地区出现早期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南地区，由于其内部经济联系极为紧密，又最早接触工业化，因此，对其发展前景作一番探讨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江南近代工业化发生于19世纪后期，最早的近代工业，是洋务派在中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军火工业和少数民用工业。这些工业主要集中于上海，也即江南新的经济中心。虽然此时的近代工业规模很小，但从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却有重要意义。江南近代工业化的真正进程，实际也是肇端于此。此外，就江南经济的发展而言，1850年是一分界线。在1850年以后，江南成为战争的主战场。多年战乱使江南人口减少过半，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也受到空前巨大的打击。因此，就把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的下限放在战乱前的1850年。其始发时期，按照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大致是明朝嘉靖、万历时期。网也就是说，江南早期工业化大约始于明嘉靖中后期，终于清道光年间，约300年。这300年，也是许多学者历来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
二
那么在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是否会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化?
乍一看，这个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在许多人心目中，这是一个毋庸讨论的问题。持萌芽说的学者都相信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与近代早期西欧相似的发展道路，所以才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且像西欧国家一样，最终发展到近代工业化。中国没有走上该道路，这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导致了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中断。这种看法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再讨论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对于许多学者来说自然是一个十分奇怪的问题。可这个问题却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以英国模式作为参照，因为它成功体现了工业革命从早期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转变的过程。早期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转变的实质，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即生产资料的生产迅速扩大(表现为重工业的快速成长)，导致它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在英国，以煤铁工业为主干的重工业急剧发展，使得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最重要的产业部门。而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情况，与英国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形成了一种“超轻结构”。随着江南工业的发展，这种畸形结构还日益加剧。可见，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江南就可以和英国一样朝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前进，显然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与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那些普遍规律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
在明清工业研究中，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江南工业发展前景的问题。在这里，涉及到对它的评价。李伯重曾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当然，不能否认，“萌芽说”研究打破了自黑格尔以来盛行于西方的“中国停滞”论及其变种(如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系统”之说等)，和上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流行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束缚，使得我们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过去的历史，并把研究重心放到中国自身，而不是将近代中国经济的变化归之于外部因素。但这是一种先验性的研究方法，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是从英国模式出发来研究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以证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必然像英国那样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由于该理论是把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视为英国经验在江南土地上的重复，就会忽视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真正特点。过去认为英国模式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即早期资本主义必定导致近代的资本主义，如今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说:“任何对工业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主要的原因。……单单用经济因素不能说明这个或其他任何历史事件。这里没有超乎相互依赖的可变因素之上的其他独立的不变因素。这里只有相互联结的可变因素，其复杂性深不可测。”两闪可见，把工业革命的发生视为历史的必然是不对的。三
既然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并非明清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其前景究竟是什么?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要了解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受到什么制约?是否有极限?
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其推动力量也不止一种，但是最主要的，应当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因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高度的重视和很好的总结，因此也被称为“斯密动力”(theSmithianDynamies)。这种推动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就是指国内市场贸易。据证实，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是惊人的。与英国相比，至少在绝对规模上，明清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国市场要更大。不仅如此，由于明清江南是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在这个帝国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从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中获得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优势。近代早期的英国则为强邻虎视，大部分殖民地又远在万里之外，为保卫本土与争夺殖民地，不得不一次次地与荷兰、西班牙、法国等强敌血战。因此，英国在从殖民市场获得重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为保卫这个市场付出代价。从此意义上来说，虽然江南没有殖民地，但是江南从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中所能享受到的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可能更大，也更有保证。此外，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的形成。而在这个贸易圈中，江南也处于中心地位。由于这种地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江南逐渐成为附加值高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由于东亚地区此时正处于一个经济加速成长的时代，因此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推动的江南早期工业化，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远未达到其发展的极限。
那么，如果没有西方人侵，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就必定不会发展成为近代工业化了吗?答案是“机会很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密动力无法导致工业革命。欧洲发现了新大陆，便获得了一笔横财，而英国人则得到了其中最好的北美，这笔横财使英国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但英国不仅仅依靠它，而且靠世界史上空前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相反江南由于缺乏煤铁资源，也就无法出现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也就无法发展到近代工业化。
江南在早期工业化方面曾有出色的表现，从而使江南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这个早期工业化虽没有导致自发的近代工业化，但是它毕竟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基础，到了20世纪30年代，江南已是亚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纺织工业中心之一。在整个20世纪，它一直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火车头的角色。如今中国经济腾飞引起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中，它又站在大潮前沿，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江南工业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表现，虽与其在明清时期的经历有天渊之别，但若仔细寻去，仍能看到二者间的承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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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造林地的及时清理
将造林地上的灌木、杂草及采伐剩余物清理掉是造林整地翻垦土壤前的工序。清理方法主要有：全面清理、带状清理、块状清理、割除清理、火烧清理及化学药剂清理等。
1.2选择合适的整地方式和方法
整地方式可分为局部整地和全面整地。局部整地是翻垦造林地的一部分土壤的整地方式，包括块状整地和带状整地。块状整地是将土地分成块状的翻垦造林的方法；带状整地是将土地呈长条状翻垦林地的方法。全面整地是翻垦全部的造林的土壤，此法主要用于平坦地区。平原地区造林整地的方法主要有坑状、块状及高台等；山地应用的造林整地方法有穴状、块状及鱼鳞坑等。
2造林方法的选择
2.1直接播种法
就是把树木种子直接播种在林地进行造林的方法。此方法种植的效率高，适合于面积较大、容易施工的造林地。直播造林法主要有：块状播种法、穴播法、条播法及撒播法等。
2.2繁殖造林法
利用现有林业资源的树木的干、枝、根部等部位生根发芽，来繁殖新的树木，进行造林。此法技术简单，容易操作，树木成活率高，小树生长较快，缩短了生长周期，并能保持母树的原有的优良性状。
2.3移栽造林法
将种子繁育的树苗直接进行移栽，并种植在所要造林的区域。此法造林效率也较高。但移栽后由于幼苗对环境会产生不适应，因此要加强管护。
3保护林业资源的手段
3.1建立相关的林业资源保护机制
相关部门应该从实际出发，增强林业资源保护工作中的高效性与持续性，增强林业资源保护工作的实时有效的进行，颁布相关林业资源保护政策及相关制度，以满足林业资源保护的多样性。
3.2加大对林区资源控制的力度
发展林权改革政策，努力发展家庭承包、转包、出租、转卖、对换及招标等。对责任山等要及时关注，加快开展林区经济操控，掌握林业地域规划的实施，关注国家林业森林控制规则的改革，创建产权清除、政府公司分离、实施责任与权力和效益共同发展的林业资源控制方式。
3.3正确控制和利用林业资源
林业资源的控制和利用，与人类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必须从实际出发，重视林业资源的保护控制工作，做好林业资源的监查，加强林业资源管理机制。努力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趋势，重点检测和控制林业资源的创新，为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3.4加大科技的使用，加快科学化林业资源的进程
我国目前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一些新研发的林木品种也处于多元化的状态，林业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因此，要坚持以“科技兴林”的原则，大力发展适合市场的新品种，以科学为支撑，实现林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3.5落实对外开放的政策
我国是人口大国，对木制品的需求量也很大，林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将大幅度的影响到以木材为主的企业的经济效益。通过对外开放，从国外引进木材，可以缓解林业资源利用的压力，使林地中的树木开采和种植达到平稳的状态，从而可以维护自然环境，保证生态系统的平衡。
3.6增强林业人才的运用
林业人才的利用，可以为林业资源创造更大的价值。林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与林业人才的开发是分不开的。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可以有效地进行林业规划和整合，改良林业的不足，促进林业的优化和发展。而且采用新型的人才，还能够改观林业的发展状况，保证林业资源的稳定，为发展市场提供新的力量，提升林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达到林业合理开发利用的目的。
4结束语
1.企业的发展模式存在不足
目前，有很多企业的管理方式都是模仿一些较为成功的企业，而没有建立自身的管理模式，也没有创新的意识，所以导致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立足之地，不仅影响其长久的发展，也影响其企业的经济利益。企业工商管理的基础是知识理论，所以在企业管理中不能忽视工商管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在企业管理中，应加强企业知识与科学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2.企业管理目标不明确
由于企业只顾追求产品给其带来的经济利益，所以忽视了企业自身的管理目标及其企业文化的宣传。但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改变，企业工商管理的要求也随之革新，要求企业不仅要为了利益而生产，还需考虑其具备的社会责任，并要有担当。将党的科学指导思想与企业生产有机结合起来，使企业不仅实现利益的收效，还能承担国家的社会责任。所以企业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是不可以的，要严格构建并实行国家企业管理的思想。
3.企业品牌化意识不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企业间的管理与约束性也随之减弱，造成地域间产品样式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所以就需要企业应加强其自身的管理模式，并考虑其产品的样式及结构的革新。并为了能够在激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占用稳固的地位，企业应考虑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以此来增强企业自身的地位及效益。但有很多企业只顾眼前的利益，不考虑品牌的设计与维权，大量的生产与销售，只为一时的收效，从而忽视了品牌对其效益的影响。
4.企业经营模式适应性不强
目前在大多数企业中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只顾大量的生产产品，而不提高本企业产品的创新与改造，并形成了盲目生产的形式，而忽略了市场的需求，从而忽视了市场需求与企业生产模式相结合的有效使用。而且，企业市场部不能将最新的市场需求情况及时的上报，造成企业无法适应性的跟随市场的脚步，从而导致其生产的产品无法销售，造成货品积压，不仅占用仓库位置也浪费了原材料。同时，企业对目前较为便捷的物流货运形式认识不够，也严重影响了其产品发货的速度。因此，使企业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占据一席之地。
二、工商管理未来发展方向分析
1.知识管理成为企业核心内容
在企业工商管理中，应加强对企业员工知识的管理与培训；并适时在实践中总结企业的管理知识，然后将其运用到企业管理中。用这种形式来加强员工间的团结，并增强员工的责任心与自尊心，以此来加快企业的发展，实现知识时代的企业文化，并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地位。
2.组织结构的变革
在企业工商管理中，应该加强员工理论知识与实践生产相结合使用的原则，避免其“纸上谈兵”的现象出现，使员工学以致用。并加强企业产品的生产和更新改进，创造其自身的产品品牌，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及收益。同时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变革，适当的改变原有的一对多的层级管理模式，逐渐变革成扁平式多对多的结构模式，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3、企业价值多样化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其自身良好的区位优势，并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从而抓住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率先进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而与此相对，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还存在着众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地区，传统农区就是这一类地区的主体。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如果这种区域发展失调的状况不能及时得到改善，势必将严重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动态均衡，进而制约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如何根据传统农区的自身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选择科学可行的发展路径，以加快这类区域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社会上的全面转型，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1.1选题意义
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我国现阶段传统农区的发展路径问题也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大都以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模型为基础，将资本与技术视为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又极力推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作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竭力强调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此外，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给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寻找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经济增长的途径，但它在如何发现这种比较优势方面，以及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如何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问题方面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此外，从国内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大部分研究二元经济转型的学者都是从整个国家出发来研究转型与增长问题，缺乏对国家内部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即使有也很少能站在欠发达区域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就不容易发现影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型与发展的真正原因，自然也就很难为这些地区寻找到一条具有较大实际操作价值的具体发展路径。因此，本文认为，如果能在综合利用这些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有关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工业化与转型发展的分析框架，从而给传统农区如何启动工业化、如何转型，两者的步骤与次序以及整个过程中的动力机制问题都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应该说在理论上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1.2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工业化与农业关系问题的阐述，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轮))中认为，农业是被动的、附属的部门，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工业，农业部门只是起着输送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之后，美国的拉尼斯和费景汉对此作了补充，海亚密和拉坦则全面地分析论证了工业化对农业的各方面影响，他们认为，工业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也许比对产品市场的影响更加显著，工业发展增加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工业专业化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新知识应用的结果，使工业部门生产的现代农业投入，如化肥、机械的成本不断降低。不断发展的工业经济还通过提高支持农业研究的能力，扶持农村普通教育和生产技能教育的能力，支持发展更有效的交通和通讯系统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为农村服务的自然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能力，从而对农业生产率提高作出贡献。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分割的工业化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传统农业的改造，在农村单一经营条件下，工业的发展也未获得稳定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在整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屏弱的传统农业与高速推进的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成为整个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所以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村工业化之路。因为，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农业的稳定发展有巨大作用。农村工业是从农业里土生土长出来的，农业是农村工业的母体，而农村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推动了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物质等方面支持农业，成了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阐述，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切实可行的路子应该是走自然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生物技术现代化和机械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农业现代化技术相结合，机械工具以及半机械工具和手工工具相结合的道路，采取高就业、低成本的技术路线。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以农民富裕，缩小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手段、现代物质技术装备武装农业为支柱，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工业和小城镇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等途径，在国家对农业实施有效保护政策和协调工农业顺利发展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型，逐步把传统农业建设成为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基础产业，提高农业综合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工农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
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持续农业、即集约农作、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关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问题的阐述，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城市的发展主要是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聚集，表现为城市规模膨胀、数量增加，即城市的外延扩大。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城镇化就是非农化、即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农业人口转化为农业人口的过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出路在于城镇化。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除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运用现代常规技术、尖端技术与我国传统优秀技术相结合外，特别强调要采取工程建设的方式，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同时，应在继续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则对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提出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的提倡与推行，不仅在20世纪末、而且在21世纪都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所需巨额资金难以落实，现有城市吸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城市隐蔽失业较为严重。因此，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与中国的国情难以相符，超前性太大，可操作性太小。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农业现代化在实现生产条件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向生产技术、经营体制、管理方法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转移。中国农业现代化应是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综合考虑、全面发展。因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农民福利，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四化”联动，同步推进，互相促进。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农村工业化是动力，农村城市化是载体。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大效益的统一。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生产、生活与生态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阐述，国内理论界一致认为，其内涵和实质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去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
1.3研究框架与方法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传统农区概念的界定含糊不清，本文首先运用了经济学及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指标，对传统农区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分布作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本文所确定的研究方法，就是为达到研究目的所采取的基本手段的复杂性，本文准备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研究。
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现状评估
2.1研究区域的选择与界定
我们首先明确一下传统农区的概念。简单地讲，本文所要研究的传统农区主要是指那些地形以平原为主，经济以农业（主要为种植业）为主，人口以农民为主的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西部。这些地区大都身处内陆，缺乏可供开采加工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人口众多但思想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依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从具体地理位置上看，根据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河北和河南境内太行山伏牛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北的地区；大别山和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苏北和淮北地区；山东省境内京沪铁路以西地区以及纵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中部的广大地区。实际上也就是东北、华北和黄淮三大平原的全部”。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是指“便于组织、计划、协调、控制经济活动而以整体加以考虑的，并考虑行政区划基础上的一定的空间范围”，“实际使用时常以行政区划界限为界线”。
2.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评估
现阶段，传统农区要想顺利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的转型，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情况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就目前来讲，通过劳动力外向转移来带动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失为一条这样的道路。正如前文所述，传统农区人多地少，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且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自然经济时期，再加上这些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一般都严重滞后，无法有效地就地消化、吸收农业领域大量冗余的劳动力，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地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劳动力剩余问题是传统农区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转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归根到底，一切发展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实现农民增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等一系列目标。为了对本文的研究对象—传统农区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现状有一个更为清晰、直观的认识，我们下面利用数学建模中的常用方法之一—AHP层次分析法，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指标评价体系，从而对传统农区（以河南为例）当前的农业人口压力程度作出一个相对科学的评估，这样在后面的分析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才能更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在人口自身压力的衡量方面，我们选取农业人口比重、文盲率以及近几年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等三项指标作为代表，这些指标虽不能立即对改变当地人口压力的大小，但却有着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也列入考察行列
3博弈因素分析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渐成规模。诚然，这种域际间的流动给落后地区的农民带来了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劳动力输出区并没有由此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进而走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将“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这种发展机制的前后阶段很好地衔接起来，通俗地讲，也就是没有将“富民”成功地转化为“富区”。那么，制约这种转化得以实现的障碍因素都有哪些呢？
3.1思维方式与理念
思维模式过于保守，小富即安，是很多传统农区农民的共同特征之一。一般来讲，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愿意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地出去打工；而一旦被迫外出之后，又通常会满足于每月的几百元钱，不思图作更进一步的发展规划。务工收入的绝大部分一般也都是用于建房等传统的家庭支出项目上，这就对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不了多大的带动作用，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最终目标。因此，改造传统农区劳动者的思维固式是推行整个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这一方面需要农民自身解放思想，敢于走出两亩薄田去谋生，敢于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接受冲击和洗礼，敢于有意识地积累创业的资金与经验，敢于把有限的务工收入投入到创业、扩大再生产中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尤其是通过培训、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农民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观念和小农意识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观念并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归根到底，一个地区的发展还是要靠人的发展，只要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传统经济社会的转型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对那些劳动力大量流入的发达地区来讲，也需要改变自己长久以来的固定思维模式与思想观念，这主要体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上，即很多岗位都存在着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大部分农民工只能从事那些苦、脏、累的工作，而很难有机会进入有前途的职位空间，这对务工者的成长是很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劳动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3.2制度环境与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传统农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人员思想观念保守，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小富即安，缺乏长远的发展目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年年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外出招商引资，签订的投资协议也不少，但往往能落到实处的不多，能在投资地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就更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制度环境太差，不利于企业的成长。传统农区吸引外出人员回乡创业，虽说能够避免一部分交易成本的产生，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环境建设的问题，不能切实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不必要的协调成本，传统农区就无法真正走上拥有自生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方面，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力度，是传统农区政府应该着重抓好的主要工作之一。其次，户籍制度也是限制“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机制发挥作用的障碍因素之一。所谓工业化、城镇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大量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由农村转向城镇，但中国当前的户籍制度却并没有给这种转变创造多么有利的条件，相反还制约着它的顺利实现。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城乡户籍制度已经开始有所松动，并带来了明显的积极性效果，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渐成规模的“民工潮”就是最好的例证，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说也是功不可没的。但也不可否认，户籍制度方面的改革还很不彻底，城市户口依旧还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融入现代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再次，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传统农区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我国目前实行的还是土地国有化政策，土地交易市场还很不完善。据调查，由于在外务工的多为农户中的主要劳动力，剩余在家的则多是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之类，俗称“386061”部队，这些人的劳动能力较差，因此大量的农田只能以极低的价格转包给别人，还有的甚至干脆处于抛荒状态，从而给我国本来就比较紧张的耕地资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但如果土地能够比较顺畅地合法交易流转的话，一来可以使外出农户免除后顾之忧，并获得一部分创业启动资金，二来也可以推动农业的产业化、集中化与现代化经营。当然，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件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政策法规、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农区工业化博弈的选择
4.1传统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与调整方向
传统农区主要分布于我国中部、东北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我国大宗农副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传统农区具有明显的要素察赋、经济活动等方面的特征。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包括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对内其功能表现为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对外表现为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中扮演着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角色。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以河南省为例，2006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为:21:48:31，尽管第一产业比重在过去20多年中降低了20个百分点，但仍然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具有显著的农业大省特征;河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61%，高于全国10多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5.8%，比全国平均人口低10多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明显偏低。从工业内部结构看，一是工业经济总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总量仍偏小;二是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初加工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三是工业化程度低，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四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滞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农区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导向原则及农区实际，显然，目前农区产业结构调整仍处于资源导向阶段，亦即立足本地优势资源，不断提升产业层次，走有区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4.2工业化内涵辨析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工业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所替代。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20%以下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这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n”型变化。C.G.克拉克根据威廉•配第的观点，依据若干国家一定时期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的统计资料，得出如下结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人们在传统意义上对工业化的理解，仅指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即与农业化时代相对的工业化时代。它是指18世纪下半叶，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历史性发展过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的，引起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标志着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一个新飞跃的开端;另一方面，工业化不仅是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即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就物质生产领域而言，工业化包括工业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工业化，正如张培刚同志所言:工业化“可以表明以往两个世纪中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变化，而且将工业发展和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简言之，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国内外有关专家还根据工业化对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大的方面，提出了衡量工业化的标准。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工业化社会可用产值(或增加值)标准和劳动力标准来共同衡量。标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农业增加值比重;标准之二:从事非农产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超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标准，称其己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如果两者都不满足，称其还处于农业化社会;如果满足其中之一，称其进入了半工业化社会。权威专家还认为，工业化不只是工业部门的事情，而是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事情。工业发展的重点在“工”，工业化的重点在“化”。化者，乃变革、改进、创新之意，是某个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含义是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使一切非工业生产方式转化为工业生产方式;将国民经济中原来独立于工业之外的经济活动，纳入工业发展的轨道;使一切不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和经济运行机制适应工业发展。现代工业将自给自足的农业“化”为现代市场农业，将大部分农村居民“化”为市民，将传统农业文明“化”为现代工业文明，是工业化的真谛。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早年曾提出了广义的工业化定义，认为工业化不但包括制造业、而且包括农村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内的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并认为农业的生产函数或要素组合方式的进步也是一种工业化进程的表现形式。这个定义的意义在于，对于传统农业大国而言，尤其是中国，单纯以非农业的份额大小来衡量工业化的进程，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原有的工业化国家，而这个定义却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农业的份额偏大，但农业的技术水平很高，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国可以单纯的发展农业成忽视工业部门份额的扩大，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即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等过程，工业部门的扩大是个必然的结果，但也不排除一些发展农业生产非常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和国家可以以农业为主。其实这个定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于政策的制定而言，追求工业化并不是单纯追求非农业或工业的比重的上升，非农业就业人口或工业就业人口的比重的上升，农业的工业化也是工业化过程是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而其农业又对于国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也曾撰文指出，科学的农村工业化定义应该是把农村的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和农产品等，大量地吸纳到工业生产的循环过程中去。由于国民经济是高度复杂的整体，而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无法完全认识经济发展内在的复杂联系，无法顾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内在比例关系，割裂了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使得我国的工业发展与工业化严重脱节，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形成了有“工”无“化”的格局。相比较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和贡献而言，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明显薄弱。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一“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一“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4.3农区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区别与联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理论界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概念。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农业产业化》一文中，把农业产业化定义为“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以此为指导，我国农业及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和优化，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但理论与实践的结果也表明，农业产业化远非农村工业化，它着重解决的是如何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而较少涉及产业升级问题。农业产业化是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一是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通过利益纽带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二是在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上，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三是在生产经营目的上，提高产业化组织整体经营利润，使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得到提高，逐渐形成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农区工业化则是农区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并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为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能充分发挥效能，使农民能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农业的同时，由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托市场，依托农村小城镇，发展农村现代工业，使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力占到农村总劳力的绝大部分，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农村基本实现城镇化，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城市水平。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内涵、组织形式、经营体制都还很不完善，还不能说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更低，即使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也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离农区工业化也还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路要走。就农业产业化自身而言，也只是仅仅强调了“产业化经营”这个微观层次概念的研究和实践，而距离宏观层次的农业产业化还相差甚远。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但是，两者之间还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具有相同的经营规则。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都是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
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无从谈起。因此，农业产业化与农工业化都要按照市场经济的经营规则进行经营。其次，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样，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就很难有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区工业化的重要途径。第三，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仅仅依靠农业产业化是不够的。其实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链条的拉长，农业产业化必然会走向农区工业化，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继续。总之，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区别，但更重要的，它们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和互动的。农业产业化是农区工业化的基础，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延续，农区经济发展是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和最终目的。离开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性作用，试图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农区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同样，离开农区工业化的带动作用，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也是不可能的。由以上分析可知，传统农区加快推进工业化，是加快本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尽快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的首要选择。结合区位优势、产业结构特点和发展基础，传统农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应使工业化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甚至包括城镇化)相结合，以避免有“工”无“化”、工农割裂的局面再次出现。综观世界不同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都曾有过一场农业革命，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在农业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后者出现了城镇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使得工业化难以为继。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带来了农业现代化(尤其是农业环境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又有效解决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基于以上分析，认为，传统农区在调整产业结构、选择工业化发展路径时，应着眼于工业化与推进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相结合，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期达到用工业化解决农区农业比重过大问题，用城镇化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用农业现代化解决农业的效益问题的结果。
5对策与建议
1、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
从前面的计量分析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看，第三产业不仅是现代国家经济结构的主体，也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即使在所谓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是这样，这就一方面对工业化的推进形成制约，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传统农区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空间与居住间的扩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促使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从而为传统农区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社型创造有利的条件。
2、加大对传统农区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增加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
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是改造传统农区农民封闭落后的小农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导致思想不够开放，不敢轻易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几亩薄田外出闯荡谋生。一旦他们的文化素质上去了，了解的信息增多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综合权衡利弊之后打消原先的顾虑，勇敢地离开土地到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去谋生。此外，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知识、技术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传统农区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高素质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对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再次，转移后的劳动力究竟能否迅速积累起必要的资金与能力，从而实现由单纯的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身份转变，最终带动整个传统农区的工业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也需要有非凡的魄力与开放的思想作保证，而这又是离不开对教育层次的要求。据统计，目前传统农区农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到8年，而一个人的收入与其所受的教育是成幂指数增长的，这就导致了农民祖祖辈辈都无法摆脱窘困的生活，因此教育对传统农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讲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因为教育收益滞后性的存在，农民往往不舍得大力投资，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合理加以引导。除了义务教育不可松懈之外，加大对农民技能培训的力度也是提高传统农区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但会有利于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更有利于城市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3、拓宽就业渠道，注重后期转变，引导整个发展机制逐步稳妥地推进
即使在信息流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不对称的现象依然存在，处于相对封闭、闭塞环境中的传统农区农民更是深刻感受到有效信息的匮乏。据调查，目前绝大部分外向流动的农民所利用的信息途径都是亲友、同乡等所谓“人带人”的传统信息机制，效率可想而知，政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的特殊地位，充分发挥在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优势，及时将外界的有效信息传达给农民，并根据用人单位的需要加以适当的教育培训，从而保证前期流转的顺利进行。此外，在引导外出劳动力“智力回流、返乡创业”阶段，也需要政府把握好合适的回流时机，选择好合适的回流对象，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要切实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一些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从而为企业在传统农区的生存成长、发展壮大创造最适宜的制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