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1 17:09:1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财政政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通过相关措施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
农民的行政费用占据农民经济生活费用的很大一部分，所以要减轻农民的负担，首要前提是减少农民的行政费用支出。其次，民主选举也很重要，农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有一部原因也是因为没有好的领导者，民主决策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政府应该在每个农村实行民主选举的制度，通过民主选举推荐一个合适的领导者，为农民的经济问题出谋划策。另外，农村的税费征收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点，一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加上税费的征收，使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生活的经济压力，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政府应该加强税费改革，实行减免征收税费，为农民减轻一点生活负担。
（二）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持
加强农业扶持的方法有很多，政府应该提倡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通过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不但可以提高农民的劳动收入，还可以保护环境，保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政府也可以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来促进农业的发展，通过协调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完善。培养农业方面的优秀人才也很重要，国家欠缺的就是农业方面的优秀人才，政府可以大力培养农业方面的技术人才，让更多对农业感兴趣的人参与到农业发展中来，从而促进农业的稳定增长。
（三）实施财政补贴政策
政府要加强对粮食价格的控制，实施财政补贴政策来巩固农民的收入，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政府必须建立粮食保护制度控制粮食的价格。也可以通过财政方面的补贴，稳定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民日益发展的生活水平，将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销售到市场，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政府还可以实施合作医疗、社保等财政补贴政策，帮助农民尽快的脱离贫困生活。
二、经济转轨时期财政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首先，促进了农业的增长。据统计，近年来我国的农业发展状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国家和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使我国的农业领域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使得农田的灌溉面积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政府实施有效地财政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推动了农业的综合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农业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经过财政政策的实施，解决了我国农业方面的很多问题。农业的发展，保护了我国的生态环境，推动了农业的综合发展。农业的综合发展的提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耕地面积的增加，耕地面积的增加使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于农业研究中，通过技术方面的培养和研发不断扩大的粮食的产值，增加粮食的种植面积，促进农业的综合发展。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新的农业发展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农业发展制度，让更多的农民走进市场，优化了农业的产业结构，使农民的收入不断增长，给农民提供了发家致富的机会。最后，实现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贫困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大的，国家实行一系列的财政补贴制度，缩小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压力。为了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国家还实行了退耕还林政策，通过收购农民的土地，给予农民以经济上的扶持，既保护了环境，也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财政政策的实施缩小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不仅节省了很多的财力资源，也让更多的农民有了生活的希望，通过对农业不断地探索总结，实现了致富的梦想。
笔者以Branson等的模型为基础，在贸易品的生产中引入进口中间品变量，并沿袭Han的模型引入财政政策变量，同时考虑多边贸易流和宏观经济政策，货币当局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目标是保持贸易余额不变，从而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假设本国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生产2种商品:出口品X与非贸易品O。出口品的生产用到劳动L以及来自各个国家的进口中间品投入Fi(i=1，2，……，N)，非贸易品的生产只用到劳动L。本国从外国进口的商品包括中间品投入以及最终商品。本国进口中间品的价格、外国非贸易品的价格以及任意两外国间的双边名义汇率对于本国而言都是外生的。劳动力数量标准化为1，且劳动力市场是充分就业的。参数定义见表1。
(一)出口品市场出口品的供给取决于本国出口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其中，第i国对本国出口品的需求是本国出口到第i国的贸易品(以第i国货币计价)与第i国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函数。为了简便，假定所有国家对本国出口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都等于dx，并且本国出口品在所有国家的(本币)价格是相等的。式(4)表明出口品数量的变动是第三国实际汇率的变动、进口中间品价格有关项的变动以及本国实际汇率变动的函数。式(3)、式(4)与Branson等的差异在于:进口中间品的存在使得均衡价格及产出中多了进口中间品有关项这一项，这是因为本国生产需要从各国进口中间品投入，其通过生产成本影响出口品的价格及数量。其他条件不变，本国从第i国进口的中间品投入价格增加会导致出口品成本上升，从而使得出口品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出口品均衡价格上升、数量减少。
(二)进口市场本国从外国进口的商品分为两类:中间品投入以及最终商品。中间品投入用于本国出口品的生产，而最终商品用于国内消费。遵循Han的方法，引入财政政策变量，假定政府支出完全用于购买进口最终消费品和非贸易品。1．进口最终商品市场在此市场上，假设本国政府花费uG用于购买进口最终商品，其中G表示政府支出，u表示政府花在进口最终商品上的比例。第i国提供的最终商品供给为即进口最终商品均衡价格的变动是本国非贸易品价格的变动、本国实际汇率变动、第三国实际汇率变动、实际收入变动以及名义利率变动和政府支出变动的函数。将式(7)代入式(5)，可得进口最终商品的数量变动M^是本国实际汇率变动、第三国实际汇率变动以及其他弹性参数的函数。2．进口中间品市场进口中间品价格是外生给定的，数量则由出口品需求决定，二者的变化分别为
(三)非贸易品市场本国非贸易品的需求设定与进口最终商品类似，即其与非贸易品均衡价格的变动影响因素相同。若其他条件不变，进口中间品价格增加则会降低非贸易品均衡价格、增加非贸易品均衡数量。原因在于，进口中间品价格增加导致出口部门意愿劳动的需求减少、而非贸易品部门意愿劳动的需求不变，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最终导致实际工资降低、非贸易品部门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非贸易品部门的产出增加，进而降低了非贸易品均衡价格。
(四)货币市场实际货币需求是实际收入与名义利率的函数。
二、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的计算
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均衡的条件下，假定政府的目标是保持贸易余额不变，据此求解最优权重。式(21)表明在垂直贸易方式下，本国实际汇率变动不仅与外国实际汇率变动以及本国财政支出变动有关，而且与进口中间品项(J^i+q^Ii－q^N)有关。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本国从第i国进口的中间品价格发生单位变化，则会改变贸易余额，其变动为Γ3i单位。为了保持贸易余额不变，e的变动应为wTBIi单位。而第i国货币贬值1单位，将会恶化贸易余额(Γ2i+Γ3i)单位。为了弥补第i国货币贬值影响，保持贸易余额不变，e应升值(或贬值)(wTBi+wTBIi)单位。当政府增加1单位支出购买进口最终商品时，贸易余额同样会恶化，此时本国货币应升值(或贬值)Z1单位。式(22)右边比式(21)少了进口中间品有关项以及G^项，而式(23)右边比式(21)少了进口中间品有关项。这是因为Branson等是在最终商品贸易模式下求解最优货币篮子权重，且未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与Han模型的差异在于:在出口品生产中引入进口中间品变量，考虑垂直贸易对一篮子货币权重的影响，贸易品生产函数式(1)、非贸易品生产函数式(11)均出现了pfi。在这些假设下得到式(21)，表明在垂直贸易模式下，进口中间品会通过贸易品成本的变化影响生产要素(劳动)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配置，从而影响贸易品、非贸易品的均衡价格及数量，进而影响到本国实际收入，最终对最优货币权重产生影响。因此，当pfi发生变化时，为了维持贸易余额不变，本国实际汇率应相应改变wTBIi，尽管第i国实际汇率与政府支出未发生任何变化。式(21)中wTBi是保持贸易余额不变的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Z1则是e针对政府购买变动的最佳反应。
三、实证分析
以中国经济为例，实证分析垂直贸易、财政政策对篮子货币的影响。
(一)模型建立与数据选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资料，2006年～2012年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分别是欧盟、美国和日本。依据方程式(21)提供的实际汇率、进口中间品和政府购买之间的内在关系，将美国设定为基准国，实证分析模型设定。表示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的非贸易品价格，qIEU、qIJP表示中国从欧盟、日本进口的中间品投入价格(对应国货币计价)，JEU、JJP表示欧盟与美国、日本与美国的双边汇率(间接标价法)，e表示1单位美元等于多少单位人民币。因此RCN表示中国实际汇率，REU、RJP分别表示欧盟、日本的实际汇率，RIEU、RIJP分别表示欧盟、日本的中间品有关项。由于各国的非贸易品价格没有现成的数据，本文根据Engel的方法，将消费者价格指数中的服务价格指数作为非贸易品价格。由于未找到日本的服务价格指数，故用日本服务业的生产者价格指数(serivesproducerpriceindices，SPPI)作为替代。中间品价格使用出口价格指数替代。笔者选取2005年7月至2014年3月为样本期，数据为月度数据。中国的名义政府购买支出、服务价格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美国、欧盟(18国)的服务价格指数分别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本的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2010=100)来源于日本央行。服务价格指数的原始数据除中国外，都是以2010年为基期。中国的服务价格指数是以上月为基期。欧盟(18国)、日本的出口价格指数分别来源于欧洲统计局与日本央行，二者均以2010为基期。美国的出口价格指数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以2000年为基期。美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和中国的服务价格指数均换算成2010为基期。中国的实质政府购买支出通过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减得到，使用X12进行季节性调整。数据处理采用Eview6．0软件。
(二)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各个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进行ADF(augmented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但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在该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的，即为I(1)。
(三)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模型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均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上述6个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说明经济变量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四)基于VECM的分析1．模型简介Granger定理提出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具有误差修正模型的表达形成存在。根据这个定理得出VECM的一般表达式。其中，αECMt－1为向量误差修正项，即分量之间的协整方程反映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而整个VEC模型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及变量滞后期的短期波动对当前变量的短期波动Δyt的影响。VECM的系数α则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力度。因此，VCEM用于考量经济系统中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及短期关系。式(27)及式(28)中［］均表示t值。协整方程表明:中国实际汇率、欧盟实际汇率、日本实际汇率、欧盟中间品有关项、日本中间品有关项以及中国政府购买这6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关系。在这种长期均衡关系中，lnREU、lnRJP的系数符号相反，说明欧盟实际汇率增加会导致中国实际汇率减少，而日本实际汇率增加会导致中国实际汇率增加。lnRIEU、LnRIJP的系数符号也相反。政府购买支出(lnG)增加会导致中国实际汇率减少。协整方程反映了6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通过误差修正模型(ECM)，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变量之间的短期相互影响和协整经济变量之间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调整的动态过程。得到的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且统计是显著的，表明在每个时期内lnRCN的实际值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差距约有6．01%得到修正，lnRCN在受到短期干扰后能调整到长期均衡路径上，但是调整的速度较慢。从自身和其他变量的t统计量来看，在5%的置信水平滞后1期的自身、欧盟实际汇率、欧盟中间品有关项lnRIEU以及政府购买支出的影响显著，其他变量影响较弱。3．方差分解表3提供了中国实际汇率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实际汇率自身影响很大。在前5期，日本实际汇率对中国实际汇率的贡献率要大于欧盟实际汇率对中国实际汇率的贡献率，但以后各期，欧盟实际汇率对中国实际汇率的贡献率反而大于日本实际汇率对中国实际汇率的贡献率。这可能是因为初期日本距离中国较近，便于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但后期欧盟市场的广阔容量，使得距离的影响变得次要。随着预测长度的增加，中国实际汇率对欧盟实际汇率的变动更加敏感，这表明欧洲市场和亚洲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lnRIJP对中国实际汇率的贡献率非常小。政府购买对中国实际汇率的贡献率也随着预测长度的增加而变大。
四、结论
民经济进行反周期调节。舆论普遍认为，这笔巨额国债将对拉动经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人们对财政政策在此番启动经济过程中还能否有所作用仍是若有所盼：财政政策还有潜力可挖吗？就这个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著名财政专家、财政部财科所付所长贾康。贾康认为，在千亿元国债出台后，财政政策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仍然大有可为。
贴息杠杆“四两拨千斤”
说到财政政策，人们总会想到，我国中央财政手头拮据，地方财政也不堪重负。因此，靠财政直接出钱不现实，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也不经济。那么能不能运用杠杆作用和市场经济下的趋利规律，寻找一个靠财政政策四两
拨千斤的办法呢？贾康提出，财政贴息在引导社会投资上便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所谓财政贴息，即财政只代为支付部分（特别情况下也可是全部）贷款利息，由项目本身负责贷款本金和其余利息的偿付。这样可以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和协调引导，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影响其他投资主体的行为。贾康举例说：如果金融机构年贷款利率水平为10％，某一基础设施项目需要资金100亿元，却只能承担5％的年利率，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原理，它无法从商业性贷款渠道得到所需资金。但若由财政承担另外5％的年利息，对于贷款方来说，便可以得到10％的一般利率，从而愿意向项目提供资金。这样财政不仅有效地支持了该项目的建设，而且用5％的贴息资金引导了相当于100％的社会资金的使用方向，杠杆效应高达20倍。在同一个例子中，即使财政作全额贴息，也是以10亿元预算内资金拉动引致了100亿元的社会资金流入重点建设项目。这样事半功倍的措施，财政何乐而不为呢？据估计，当前我国约有近10万亿元的社会资金。投资需求之所以不足，并非缺乏资金来源，而是缺少有效的引导机制。财政运用贴息方式进行政策性融资，第一，并未对原已十分紧张的预算内财力施加更大的压力，只是将原有资金的使用方式由直接投入变为财政贴息，可行性强；第二，时滞期限短，项目确立后可立刻付诸实施，对社会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近乎立竿见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杠杆作用明显，其效用放大倍数等于1/贴息率。贴息资金通过政策性优惠、弥补项目直接经济效益方面的缺陷，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是政策性融资的有效工具。
减税不行可以减负
在当前企业效益滑坡、库存增加的情况下，一些人提出“减税”的主张，贾康认为，在我国目前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仍应注意财政收入的增长，减税总体上操作余地不大。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财政不断减税让利，财政占GNP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1994年以来的新体制虽然阻止了“两个比重”的下降，但尚未有明显上升。因而中央财政的困境没有缓解。从财政收入按项目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出，各项税收仍是财政收入的主体，但近年来预算外收入增长很快，从1993年相当于财政总收入的32．9％发展为1996年的52．6％，当年甚至超过了中央财政收入。这些预算外收入分布面广，数额巨大，挤占并侵蚀了税基，其中相当一部分处于财政监控范围之外，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益，并引起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宏观调控需要必要的财力作为后盾，从目前财政实力和宏观税负看，并没有什么减税的余地。并且我们仍应努力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漏税，保证财力增长。同时，我们应进一步规范预算外收支，使“费”、“税”合理归位，坚决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某些收费标准，减轻企业、居民（特别是农民）的负担。
国债发行尚有余力
继1000亿元国债之后，财政在发行国债上还有没有潜力可挖？
贾康认为如果妥善解决债务依存度与债务负担率之间的矛盾，国债规律仍又以扩大。
他说，目前我国实施国债政策的最大矛盾是两个衔量指标间存在严重的冲突。一是债务依存度，它反映一国的财政支出中有多少是由举债支持的，即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财政支出额。根据各国实际经验，这一指标应控制在15％－20％之间为宜。而我国却已大大超过了这一范围，特别是在举债还债完全由中央负担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已高达50％以上，似乎已没有继续发债的余地。二是债务负担率，它衡量一个国家承受债
务的潜力，等于当期国债余额/当年GDP。国际上通常认为这一指标不应超过45％－50％。而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不仅远远未达到这一警戒线，也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水平低得多，目前仅为7％左右。就此看，似乎国债规模可以进一步扩大并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分析这一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GDP中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而且国债平均期限太短。现实的经济情况要求我国的国债规模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因此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是，适度扩增国债规模必须纳入“提高两个比重、振兴国家财政”的统一部署之中，并相应优化国债的期限结构和品种结构。财政应抓住目前金融机构连续降息的有利时机，增加中长期国债的发行，降低国债筹资成本，充分挖掘社会资金为国家建设所用。财政可以面
对不同的应债人发行专门用于国家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种国债、金融债券，同时积极稳妥地增发外债。
推动外贸，财政大有可为
贾康建议，我国外贸出口速度不断滑落，财政政策应考虑采取必要的短期应变措施，并将其与长期财税对策衔接起来：进一步适当而较平缓地提高出口退税率。
提高出口退税率必然要受到目前国家财力的制约，也要面临将来是否可以继续的困扰。因此，提高出口退税率必须全面考虑，审慎决策。在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具体选择上，需主要把握如下几个因素：第一，
出口产品在我国
历年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或者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第二，出口产品的主要销售地区为欧美国家。东南亚和日本由于本币贬值，需求大幅萎缩，即使将出口这一地区的产品提高退税率，意义也不会很大。第三，出口产品具有产业关联度高，对出口退税依赖性大的特点。这类产品倘若不提高退税率，便有失去市场并发生较大连续反应的危险。
加快退税的进度，简化退税程序。近年来，拖欠出口企业应退税款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退税不能足额及时到位，加大企业利息负担，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退税时滞成为导致出口企业亏损的原因之一。在多方筹集退税
资金仍不能及时退税的情况下，应对国家确需重点支持的外贸企业贷款实行贴息。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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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
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3、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近几年有止跌上升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急剧下降阶段，从1979年的13.6%降到1985年的7.7%。这一时期由于农村普遍实现，农业持续大发展，国家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第二阶段：1985—1991年缓慢上升阶段，1991年达到10.26%。第三阶段：1991—2006年缓慢下降阶段，除1998年和2004年的小幅增加外，大致呈下降趋势。1998年的上升是由于1997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泛滥，国家发行国债加大对长江和淮河的投资。2004年的上升是由于农业连续多年滑坡，国家重视“三农问题”。
4、从合法合规性来看，相关支农要求常得不到有效落实
从国内的法律来看，《农业法》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落实。1993年《农业法》施行以来的有关情况见图1和图4。从图4可知，实施《农业法》以来，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总体水平的法律要求基本实现，只有1999年例外。1993—2006年的14年中，有9年是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法定要求，特别是1999年财政支农增长幅度为负，所占比例竟高达64.3%；只有5年达到法定要求，所占比例仅为35.7%。1996—1998年3年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实现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的：由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与淮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特殊情况，国家通过发行大量国债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长江和淮河治理的投资；2004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2006年是2005年超低反弹，且财政支农增长幅度的稳定性也差一些。总体来看，《农业法》的一部分要求落实较好，而另外一部分要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从国际惯例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措施远远没有达到WTO协议的规定。在WTO协议框架下，“黄箱”的支持比例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我们国家不到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没有很好利用“黄箱政策”的条款，更没有充分有效利用“绿箱政策”。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如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其不会对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协议根本不限制“绿箱政策”。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完全不用担心与国际规则相矛盾，应大胆根据我国的农业实际需要和财力来安排支农资金。
二、结构：明显不尽合理，亟需较大改善
1、从内部结构来看，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明显不合理
目前财政支农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都明显不合理，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结构的基本情况见图5。
财政支农最大的一项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为68%，所占比例太高。而其两个部分结构也极不合理，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用于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比重大，增长速度很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如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专项经费等支出比重较小，增长缓慢。
财政支农第二大项是农业建设基本支出，占24%，所占比例不高，其中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又占绝大多数，而用于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投资非常少，所占财政支农比例大致为10%。“七五”时期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59.6%，“八五”时期为63.1%，“九五”时期为63.4%，实际上这些投资是全社会都收益，与农业直接生产关系不大。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绝对数额很小，所占比例过低。2000—2006年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增长最快的七年，只有99.30亿元，此期间农村人均每年科技三项费用仅为0.26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会更少。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约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一般是60%～80%，而我国目前不足40%。要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推广支持力度。
2、从变化趋势来看，财政支农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完善
我国财政支农的结构变化见表1。从表1可知，我国支援农村支出及事业费规模急剧扩大，但其比例增加更为迅速，从50年代的35%一直增加到80年代的68%，增加了近一倍，之后如此高比例继续稳定，1950—2006年的平均值高达66%。但农业建设基本支出比例却从50年代的49%减少到80年代的23%，之后基本保持此低比例，1950—2006年的平均值仅为26%。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逐步上升，从“六五”时期的53.8%上升到“九五”时期的63.4%，上升幅度惊人。而与农业直接相关的投入比例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与公共财政的要求和农村实际的需要背道而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基本演变是：1950—1962年没有，1963—1967年有一点，而1968—1970年又取消，之后逐渐增多，1950—2006年总共才171.4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1950—1980年期间，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较大、比例较高，农村救济费用规模增大但是比例减少，1984—2005年则没有，2006年突增330.88亿元。总之，从纵向的各个时期相比，财政支农结构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但是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财政支农的结构性问题容易被规模不断增大所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引起人们和国家的足够重视，这恰恰是严重影响财政支农作用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
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规模，充分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
一方面，依照《农业法》的要求，应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结合国际惯例，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在国家财力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支农幅度并保证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应依据市场原则创新财政支农方式，采用补助、贴息、担保、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效应、杠杆效应、放大效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形成支农资金多元化、多渠道的新格局。
2、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首先，扭转支援农村生产中农林水利等部门的事业费过高现象。如果扣除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直接用于支农支出资金所占财政支农支出总额比例是很低的，这些部门的事业费过高导致支农支出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农业较快发展。建议把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从财政支农支出中划出去，使项目含义名副其实，更为科学合理。其次，加大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改变带有全社会普遍受益性质的水利工程、林业生态等建设占比重较大而直接用于农业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占比重较小的局面。最后，尽快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财政长期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摘要】国际粮价的飞涨引发了对我国农业发展等问题的广泛讨论，而财政支农是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最重要渠道，因此有必要对财政支农的情况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加，但是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从多方面来看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对策建议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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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到2020年中国经济将比2000年翻两番。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及时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刚刚结束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在“十一五”末实现单位GDP的能耗水平比“十五”末下降20%。在这样的战略部署下，能源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即中国的能源基础能否支撑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目标？中国能否保证能源可持续供应及国家整体的能源安全？公共财政政策在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应发挥什么作用？这是我们应当深入思考、认真回答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
1、能源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现实中的能源短缺问题也越来越严峻。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环境保护和大众健康的重要因素，也是国民经济的生命线。中国近年来已出现能源供需紧张、资源约束加强的现象；从长远看，如不采取适当措施，能源约束问题将会更加突出。中央适时提出科学的发展观以及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大决策，为我国未来确立了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2、落实中央重大战略决策，需要我们制订科学的能源发展战略。已有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还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需要中国在新的发展时期实施“保证供应、节能优先、环境友好、市场推动”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节能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并重，同时要发展可再生能源，以此实现“以能源消费增长翻一番，支持国民经济增长翻两番”的中国2020年能源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3、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的有力推动。能源是国家战略性物资，保障能源安全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解决不了中国的能源问题。为此，需要政府按照市场经济通行的经济管理和公共管理方式，制订适当的正向激励政策与逆向的限制措施，促使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目标落到实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方面是能源出现了局部的供应紧张，另一方面却表现为能源开采、使用、管理上的损失浪费和低效，突出表现是在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现实下，存在着严重的能源浪费现象，使得整体的能源效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能源效率低下与我国现实的能源利用技术水平较低有关，同时也与我国能源节约意识淡薄、政府公共管理缺乏有效引导与制约有关。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推动、引导与制约。
4、财税政策对实现能源发展战略极其重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政府的各种政策组合中，财税政策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有效地发挥财政预算、国债投入、财政贴息、担保、政府采购、税收优惠、限制性税收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的杠杆作用，将其作用范围延伸到能源的生产、转换、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发挥其最佳的政策效应，以此解决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能源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5、新的能源形势需要公共财政体制与财税政策不断更新、调整、完善，做到“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先后出台过一些关于能源方面的财税政策。随着1992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1994年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和转型经济环境下制订的财税政策不是不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就是被取消或“名存实亡”，没有在解决能源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现行的一些政策，相当部分已经明显不能适用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与完善。在总结、评价以往财税政策的基础上，在新的政策制度环境下，如何围绕着上述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研究出台一些新的财税政策，已迫在眉睫。
（一）财政支农投入不足
1.财政支出中支农投入的比例趋于下降
2.国家财政性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远低于农业GDP在整个GDP中的比重
3.国家财政性支农支出中农业、农民的直接受益份额偏少
从总量上看，国家财政支农投入不足；进一步对国家财政支农投入的结构进行分析，仅有的这些财政支农资金也并未全部用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首先，当前预算内财政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等项，其中的“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各级农口行政事业单位事业经费开支，名义上属于支农支出但实际上大部分却流向了城市。其次，一些财政支农项目支出，如：江海堤防、南水北调、防洪防汛等，其受益对象包括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但支出却全部列在支农资金中。再次，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扶持农业科技推广、产业化、乡镇企业、农产品流通等来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虽然有针对性强、效率高、便于管理等优点，但实际操作中，大量资金却因此流向了科研院所、工业企业、农业管理部门（七站八所）等，农业、农民直接收益的份额很少。另外，财政支农补贴对象和环节也存在错位。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实施财政支持的重点是粮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基本的政策措施是通过价格手段和财政补贴方式来调节农产品供求关系，并保障农民收入增长。但现有的政策执行机制一方面使政府陷入永无止境财政补贴“黑洞”，每年仅粮食企业的亏损就有上千亿元，另一方面使政府的农业政策效应难以实现，大量财政补贴的受益者是庞大臃肿的农产品（粮棉）流通部门，农民的受益非常有限。
（二）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不足
从微观上讲，国家财政对农民的分配就是农民享受到的公共产品。从这个角度看，农民承受的非国民待遇更为明显。实际上，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一直未将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完全纳入制度内考虑。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仍然是人民公社时期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延续。这种极不完善的制度外供给体制造成了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格局的三大问题：一般的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缺失及农民为享受仅有的公共产品付出的代价极不合理。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2.农村社会保障缺失
在社会保障方面，城市里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三条保障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在农村，长期以来一直施行的是以土地代社保的政策，但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特点，决定了这一制度的保障程度极低，仅仅是基本解决了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在设计上并未将农村人口的生、老、病、死等考虑进去。而就是这样一种低水平、不完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实际执行中仍然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由于现行农村土地名义上属集体所有，但由于集体利益的实际代表者的缺位，所有权归属不清，侵占农民土地的事件层出不穷。同时，近年来国家通过减持部分国有资产来弥补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而我国强大的工业化体系的建立是通过长期掠取农业剩余来完成的，这部分国有资产的积累仅仅用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对农民也是极不公平的。
3.农民为公共产品付出的代价不合理
二、调整财政分配格局，促进“三农”问题解决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新世纪前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为此，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公共财政更加突出的是财政的公共性，即财政活动是为了满足全社会每个公民的公共需要，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调节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使之符合社会公平或公正的目标[5].在这样的背景下，及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显然是势在必行。
（一）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集中体现，财政支持是对“三农”最直接的支持。要扭转国民收入和财政资金分配中轻视农业、农村、农民的局面，最关键的是要尽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稳定增加财政支农投入。
1.确保财政支农投入的稳定增长
必须充分认识到，农业生产的根本特点和农产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农业是存在市场失灵的经济领域。而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财政支出的界定就是以市场是否失灵为依据，财政支农支出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而稳定增长。不仅如此，为了体现“三农”的优先位置，还必须使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其它支出的增长速度。
2.拓展支农资金来源渠道
除了直接投入，财政还要积极发挥资金的引导作用，以拓宽农业投资渠道，增辟新的农业投资来源。政府可以通过贴息、担保、政策优惠等方式以及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收益”的原则，引导并刺激银行信贷资金、外资、民资、工商资本投入农业，提高农业投资的吸引力。政府要制造一个政策环境，明确政府鼓励投资的领域，如生产经营性领域、应用科学领域中的竞争性项目，列出具体目录和补贴、优惠、奖励的办法等，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
3.明确支农投入的重点
在财政支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资金投向应该是农业和农村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具体来说，支农的重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因为它是农业稳定发展、高效运转的重要物质保证；二是加大农业科研的投入，因为它是增加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手段，也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三是支持涉农服务体系的建设，因为它是实现农业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基础和平台。
4.改革支农资金投入方式
为了使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政府的支持，财政支农资金要尽量减少间接的和对中间环节的补贴，积极探索对农民直接支持的各种有效补贴办法，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以收入补贴、生产补贴、救补贴为主要方式的财政支农资金直接补贴模式。
（二）改变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的农村歧视，追求社会公平
公共财政制度的目标之一就是追求社会公平，而我国目前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恰恰没有给农民及其子女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因此，实现公平，关键是建设农村的公共财政体系，使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公民可享受到大体相同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1.通过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从制度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无论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还是农民支付的成本过高，都与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称有关。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全面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改变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村歧视，这其实也是为工农协调发展奠定财政基础。一要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根据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变化情况，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范围，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和支付能力的同时，兼顾县、乡级财政收入状况；改革省以下的财政体制，逐步将地方税种进行分类，合理划分地方各级财政收入的范围，确保乡镇一级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二是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要相互适应。凡属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供给；凡属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也要明确划分，并保证相应的经费来源。三是建立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的作用就是使财政体制具有平衡地区间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能力。目前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是建立在基数法分配的基础上的，不利于有效调节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公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另外，专项补助透明度不高，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必须在重新划分收入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因素法为基础的科学、规范的，以平衡各地人均财力为重点的转移支付制度。
2.建立起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相适应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应按照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原则，通过财政分配的适当倾斜，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居民、进城打工的农民以及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其社会保障资金由国家、单位、个人三方面共同负担；纯农户的社会保障资金可以采取国家、个人共同负担的模式，但国家负担的比例应该比城市要适当高一点。考虑到农村生活水平与城市的差距，对农村人口的保障的标准可以比城市低一些，但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必须尽快建立起来。
3.统一城乡税制
改变农民享受公共产品的不公平，另一个应该采取的举措是统一城乡税制，取消农业税，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公平一致的税制体系。统一城乡税制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征收农产品增值税。农产品增值税对农业生产者来说，可以通过价格将税收的实际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并将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资料所含的增值额得到部分抵扣，提高初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来说，可以以17%的税率抵扣进项税额，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农业加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农产品征收增值税，只对进入流通环节的农产品征收，不进入流通环节的农产品一律免收。由于当前农村主要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主，对这些小农户征收增值税数量较小、税源分散、征收成本很大，因此对面广量大的小农经营免于征收，同时对他们购买的农用生产资料也不实行抵扣。而种养大户或农业企业，账目规范的，应当征收增值税，同时也允许他们对所购买的农用生产资料进行抵扣。二是征收农民个人所得税。对农民承包经营所得扣除一定的费用标准后，征收个人所得税。由于目前农业承包经营的所得相当低下，所以绝大多数承包经营的农民将不负担个人所得税，不会因此增加负担。只有少数特种种植、养殖，收入高出费用扣除标准的农民才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调节农村行业差别和农产收入悬殊的问题。
「参考文献
[2] 江苏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三农问题解决[J].调研世界，2003，（4）。
[3] 刘保平，秦国民。试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现状、问题与改革[J].甘肃社会科学，2003，（2）。
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调整财政支出和税收来影响国民经济，使其达到理想状态的宏观经济政策基于政策力度和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也称抑制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通货膨胀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减少财政支出和增加税收。积极财政政策也称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是刺激总需求财政政策。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时使用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中性的财政政策就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紧缩也不扩张，是指通过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以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从理论上分析主要包括财政政策的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和制度约束三个方面，其中需求效应包括一般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供给效应则体现于税收和支出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影响以及企业生产成本的短期和长期性影响上，财政政策的制度约束是指政策时滞、政治因素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财政政策的制度性效应。
二、本次实施积极财政的特点
(一)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巨大超出意料
2008年中国第一至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这是中国GDP增幅近十年来首次降至个位数，其中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速跌至9.O%，GDP呈现回落趋势[3]。由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急剧变化，使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这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2008年1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3792.4亿元，比去年同月下降3.1%。其中，中央本级财政收人2040.94亿元，同比下降8.4%。这是数年来从未有过的下滑数字。事实上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下降是从2008年7月份就开始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显现，甚至还有继续下滑的趋势对此中央政府果断决策，由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
(二)2008年始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
1.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
中央决定从2008年11月末启动1000个亿资金，提出在2010年末投人40000资金，拉动经济增长。1000亿元投资主要投放到六个领域：一是用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安排了100亿元；二是用于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340亿元，占到了1000亿元的1/3；三是用于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250亿元；四是用于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安排了130亿元；五是用于加快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安排了120亿元；六是用于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安排了60亿元，这些投资都在2008年年底全部下达。本次中央政府增加的投资，首先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灾区恢复重建。支持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快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安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相信我国有能力渡过这次危机，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因为我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比如，外汇储备现在是19000亿，支付能力应该说是世界最强，2007年中国GDP到了25万亿；中国完全有能力做这些事情。政府在扩大需求方面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基础设施投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支持地震灾区尽快恢复重建城乡居民住房，加快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恢复重建，搞好生态恢复和环境整治等。
2.扩大内需的组合拳
本次加大投入是一个组合拳。这次中央提出十大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扩大国内需求，通过扩大需求来保持整个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既有基础设施投资，又有民生投资，比如保障性的安居工程、廉租房。要完善加快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体系的建设，要完善我们基层的医疗卫生体系，可以使农民小病不出乡，使我们城市的每一个人都能有方便就医的机会，改善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时又能解决现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还有将会加大教育上的投资，比如说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初中学校校舍的投资，对乡村文化设施也会加大投人。所以大家的生活质量将会得到一个较大的提高，同时又能解决大家未来一个支出预期。
3.减税让利给企业与个人
本次积极财政政策提出，加快推进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①国家决定从2009年1月1日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在销项税额中抵扣。②相应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及其征收率，对小规模纳税人上缴的增值税，由现行的6%降到3%。③促进企业投资和扩大内需。继续执行好2008年下半年先后出台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降低住房交易税费等政策措施，增加居民消费需求。④研究取消和停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⑤完善并落实出口退税率调整政策，在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自2008年l2月113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取消了部分钢材、化工品和粮食的出口关税，降低部分化肥出口关税并调整征税方式，对个别产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大力支持出口增长。
4.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
促进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和城乡低收人群体收人，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粮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补贴标准，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续支持做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工作。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实施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逐步提高并落实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促进企业全面落实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制度。
5.增收节支以及加大投入资金的监管
①增收节支。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背景下，以减税和增支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势必加大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对此，要抓好增收节支工作，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坚决制止和严厉打击偷骗税等违法活动。强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对各项税收和非税收入，努力做到依法征管、应收尽收。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一般性开支，严格控制“人、车、会和网络、招待”等支出增长，严格控制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坚决制止各种铺张浪费。②对投入的资金加大监管。2008年11月已经投出1000亿资金，加强监管增加检查力量势在必行。加大检查力度，切实搞好项目建设的监督检查工作。对中央新增投资稽察的重点，包括工作落实，审批投向，项目进度，资金使用，建设程序，工程质量等，以确保财政资金取得良好效果。
三、对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预测
在当今世界金融动荡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降至2%以下，我国依然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始终有强劲的增长惯性。本次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上次经验的基础上出台的，并且在政策的系统性和着力点方面，比之前更宽泛，力度也更大。并且这次政策的重点比上一次更丰富，开始就把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民生事项等通盘做了考虑，且我们的市场条件比那个时候更有所完善和发展，因此，可以预见我国此次积极财政政策将会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经济在未来两年内将会稳定发展，并产生以下积极效应：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将会有效地推动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从而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②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对廉租住房建设的支持将有力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唇民在住房方面的压力将大大减轻。③关于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的各项政策和工作安排将会加快灾后重建工程，有助干受灾地区的经济恢复和灾区人民正常生活的恢复。④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具体措施，不仅有利于提升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启动内需，刺激消费，扶根本上引导国民经济逐渐步入内需推动的内源型良性循环轨道，而且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从而逐步实现社会平衡发展。⑤通过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将不仅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压力，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而且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