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0 16:19:0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国政治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教化；审美；社会功用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着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但从整个古代的中国文学来看，还是更强调“质”这种内容上的教化作用，这种对内容上的凸显，使得形式上受到过一定的影响，即使在一些时期和流派，“文”的形式被加以重视，但“文”始终没有占主体地位。而相对于古代的西方来说，在“文”与“质”，这种内容与形式来说，形式的重视更成为了一个主要方面，对在艺术方面的成为其主要特点，从《伊利亚特》和《奥德休斯》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和欧利比德斯的《特洛伊妇女》，都是运用着写作的形式，艺术的方式，来取胜的。这些作品在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运用都体现着“人”的性格而不是“神”的性格，而对人的教化作用确是没有显现出来。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写的那样，把一切诗人与艺术家赶出理想国，在他看来文艺作品亵渎神灵，丑化英雄人物，并且使谎言夹杂其中，而这种对“人”的描写，更会滋养人的，使人心灵中低劣的部分显现出来。
按照俞可平的说法,民主是个大概念,民主是个好东西,老百姓能真切感受到。如27年,国务院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信息公开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但民主这个好东西却又容易产生一系列问题,似乎民主对东方社会来说,有其独特的地方。一方面,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中,强大的行政机构往往形成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强控制,由于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民主政治往往会诉诸于民粹主义,对底层民众寄托无限希望。另一方面东方社会权力高度整合且法制精神不成熟,民主也可能成为多数人对少数人实施专断的工具,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造成少数人权利的受损。因此对的民主颂扬必须建立在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和警惕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宣扬民主、扩大政治参与也可能给现存政权造成破坏和威胁。西方学者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研究中,针对社会转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民主过剩”“参与危机”“参与爆炸”等一类概念。如亨廷顿、阿尔蒙德等人认为,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加会使社会挫折感增加,这种挫折感会使人们向政府提出各种要求,并希望通过政治参与的扩大来满足这些要求;而当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低,公民通过合法渠道进行利益表达不充分时,再由于公民具有的民主的素质与实际操作技能水平有差距时,现有政治秩序很有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参与的急剧增加将引发政治参与的无序,而无序的政治参与又一定会阻碍社会发展与进步,破坏社会和谐。
由上观之,对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来说,民主确系意味着诸多进步,但也需谨慎应对民主化之后产生的问题和挑战,一步不慎可能招致社会混乱、政权覆灭。
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民主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公民意识的增强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去年召开的“2011中国纺织学术年会”是纺织行业的一次产业发展与学术力量系统对接的直会，推出了1名学术大奖、8名学术带头人、15篇优秀论文，在海内外获得了巨大反响。继往开来，本届大会组委会仍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纺织专家和学者，跨行业，跨领域的科学家，深谙资本运作与电子商务的成功人士，以及来自海内外知名企业、贸易团体、商会的管理人士等共聚一堂，实现跨界思维共赢，合作集成创新的目标。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孙瑞哲理事长、中国工程院姚穆院士分别担任大会组织指导委员会主席和学术委员会主席。
大会将围绕新型纤维材料、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技术、高性能复合材料及技术纺织品等热点，进行跨领域、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展示科研成果，额发学术大奖和学术带头人奖，为国内外高层次的纺织理论研究者、纺织科技工作者、纺织生产管理者和纺织技术产业化实施者的零距离接触提供互动空间。现诚挚地邀请您就相关内容投稿并参加此次会议。
一、论文征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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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提交细则
（1）会议只接受原创首发稿，文贵自负。
（2）论文可选用中文或英文书写，但参加“2012年中日纺织学术交流会”的交流论文只能用英文书写。论文的具体格式参见大会官方网站“会议征文”栏目。
（3）作者须在大会官方网站（.cn）在线注册后提交Word格式的论文，会议秘书处会在收到论文后的3个工作日内用电子邮件回复。如在1周内没有收到回复，请重新提交论文或与秘书处联系。
（4）论文投稿截止日期：2012年8月20日。
【关键词】儿童多动症;中医药疗法;综述
儿童多动症(hyperactivitydisease)又称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最常见的儿童时期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以注意障碍、冲动行为、容易分心及活动过度为主要特征。近年来，中医对本病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现笔者对其作如下综述。
1中医对本病的认识
根据其临床表现，一般将其归属于“躁动”、“失聪”、“健忘”、“肝风”等范畴。何氏[1]认为小儿阳动有余、阴静不足是本病的主要原因，赵氏[2]认为本病发生往往与小儿禀赋有关，徐氏[3]认为其原因可归纳为禀赋不足、后天失护及情志所伤三个方面。姜氏等[35]认为本病主要病机是阴阳失调，脏腑功能失常。
2中医临床治疗
2.1辨证论治何氏[1]分肾虚肝亢、脾虚肝旺、心脾气虚心神失养、湿热内蕴痰火扰心四型。分别治宜滋水涵木、宁神集神，用六味地黄汤化裁;健脾平肝、温胆宁神，用银芍龙牡汤;健脾益气、养心安神，用龙牡桂枝汤;温胆宁神、清化痰热，用黄连温胆汤。姜氏[4]辨证治疗分两型：肾虚肝亢型，治宜滋肾平肝、宁神益智，方用六味地黄汤加减;脾虚肝旺型，治宜补脾平肝、养心安神，方用归脾汤加减。治疗60例，总有效率90%，与对照组口服利他林50例总有效率74%相比，有显著性差异。倪氏[6]从胆论治：胆气虚怯治宜理气化痰、宁心安神，方用十味温胆汤;胆气郁结治宜疏肝利胆、行气解郁，方用加味逍遥散;胆腑实热治宜清热利胆、泻火除烦，方用温胆汤。郝氏[7]分肝阴不足，肝阳上亢和心脾两虚，心血不足两型。治宜镇肝潜阳、熄风止抽：前一型用药为天麻、钩藤、石决明、炙牡蛎、炙龙骨、龟板、鳖甲、地龙、瓜蒌、龙胆草、川贝、甘草;后一型用药为生地、当归、白芍、白术、人参、川芎、黄芪、麦冬、陈皮、夜交藤、甘草。治疗20例，总有效率90%。赵氏[2]将本病分三型：心脾两虚型,治宜益气养心，方用归脾汤或养心汤加减;心肾两虚型，治宜温肾养心，方用肾气丸或右归丸;肝肾阴虚型，治宜柔肝养阴，方用逍遥散合百合地黄汤、生脉散等加减。
2.2专方验方李氏[8]用自制益智安神口服液(由益智仁20g，远志、枸杞、山茱萸、菟丝子、酸枣仁各10g及小春花、何首乌适量等组成)治疗51例患儿，疗效显著，毒副作用小，总有效率94.12%。宋氏[9]自拟多动停汤：辛夷花10g，玄参15g，板蓝根15g，山豆根6g，炒白芍30g，天麻8g。性情急躁、易怒者加龙胆、柴胡;口臭、苔厚腻者加炒三仙;多汗、易感冒者加黄芪、五味子。治疗30例，总有效率83.3%。徐氏[10]用黄连温胆汤加减(黄连6g，胆南星9g，龙骨15g，牡蛎15g，石菖蒲12g，半夏5g，陈皮5g，茯苓9g，竹茹9g，枳实9g，甘草6g。临煎加生姜3片，大枣5枚)治疗46例，总有效率95.65%。林氏[5]用药组成：鹿角霜12g，熟地18g，砂仁4.5g，生龙骨30g，龟板15g，石菖蒲9g，炙远志3g，丹参15g。记忆力差者，上方加益智仁6g，枸杞9g煎服。治疗14例，总有效率85%。吕氏[11]用益智仁汤合天麻钩藤饮加减(益智仁15g，淮山药20g，天麻10g，钩藤10g，煅龙牡20g，茯神10g，远志12g，夜交藤30g，当归10g，白芍10g，甘草6g)治疗36例，总有效率88.9%，明显优于西药对照组。李氏[12]治以滋肾柔肝之法。处方:山茱萸、龟板、桑椹、菟丝子、女贞子、旱莲草各15g，茯苓、牡蛎各20g，熟地、白芍、远志各10g。治疗39例，取得满意疗效。张氏等[13]用多动安口服液(熟地、煅珍珠母各15g，白芍、当归、白蒺藜、炙远志、知母、五味子、制首乌、柏子仁各10g，钩藤、黄柏、甘草各6g)治疗73例，8周总有效率90.4%。陈氏[14]用静灵口服液(由熟地、淮山药、山萸、丹皮、茯苓、泽泻、石菖蒲、远志、龙齿、知母、黄柏等药物组成)治疗40例，疗效确切、副作用小，总有效率83%。
2.3针灸治疗柴氏[15]以四神针、脑三针、颞三针为主穴，心肾阴虚、神思涣散者配内关、神门、劳宫、足三里、复溜、太溪，心肝火旺、多动冲动者配后溪、列缺、支沟、太冲、沖阳、飞扬。其观察显示本病的针刺治疗效随疗程的延长而提高。康氏[16]选穴为：上星、印堂、风池、太冲、三阴交、神门、百会、四神冲;华佗夹脊穴、肝俞、肾俞、心俞、脾俞、胃俞。两组穴交替使用，1次/d，14d为1疗程，两疗程56例总有效率90.08%。吴氏[17]认为本病以肝风内动为多，针刺取双侧合谷、后溪、太冲，用捻转泻法，治疗23例，收到较好疗效。于氏[18]等选用心、肾、脑干、脑点、皮质下、神门、肾上腺、交感、三焦等耳穴，用王不留行籽按压，治疗33例，总有效率84.8%。潘氏[19]用体针、耳针、头针结合治疗。体针：取大敦、行间、太冲、百会，辅以涌泉、然谷、太溪、照海、隐白、公孙、三阴交、阴陵泉、神门、阳陵泉;耳针：取肝、神门、脑干，随加肾、心、脾、胃、风溪;头针：舞蹈震颤控制区。超级秘书网
2.4综合疗法孙氏[20]运用刮痧配合拔罐、耳压治疗本病30例，两法交替使用，每周2次，8次一疗程，3疗程总有效率84.3%。肖氏等[21]用针药结合治疗本病：头针取伏象头部、思维、记忆、运平、信号、呼循、人字缝尖、听觉、视觉、额五针，伴动作协调缺陷加书写，顺毛发方向斜刺;体针取双侧风池、内关、合谷、太冲、三阴交，随症加减;中药处方用枕中丹和六味地黄丸加减。治疗136例，总有效率88.24%。刘氏[22]以止动散为主方，药物组成：僵蚕、木瓜、酸枣仁、何首乌、熟地、茯苓、龙骨、鸡内金、天麻、陈皮、甘草。配合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主要用行为治疗，以正性强化为主。治疗31例，总有效率93.5%。王氏[23]以中药滋阴化痰法配合耳穴埋压治疗儿童多动症50例，选用自制益智糖浆，耳穴埋压取心、肾、肝、脾、脑干、皮质下，同时配合心理治疗，总有效率91%。张氏[24]以自拟制动汤配合针刺内关、太冲、大椎、百会、心俞和直推小指、示指末节罗纹面。治疗儿童多动症105例，总有效率达98.1%。
3小结
综上所述，中医治疗本病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还有不少问题：①本病的病因病机、辨证分型尚未得到统一，且无统一的疗效标准，其作用疗效缺乏可比性。②诸多报道近期疗效确切，但大多未进行远期观察。③中药治疗涉及药物较多，尚缺乏统一认可疗效确切使用方便的药物。④针灸取穴繁杂，疗效确切的穴位选择未有统一标准。故笔者认为，今后还需进一步加强临床和实验研究，以制定统一的疗效标准，筛选有效的方药，拟定并选择效果好、重复性好的穴位及穴位组合，注意疗程长短以提高疗效。
【参考文献】
[1]何平,朱瑛.刘以敏老师辨证治疗儿童多动症经验初探[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06,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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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秋琼,倪菊秀.针药合治儿童多动综合征76例[J].上海中医杂志,2002,36(7):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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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监管体制； 证市场； 监管机构
1关于完善我国证监管体制的指导思想
探讨完善我国证监管体制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在完善这一体制过程中，人们是否树立了正确的理念，即指导思想是否正确，是进一步研讨完善我国证监管体制的基本前提。因为，一个国家证监管体制的完备性和科学性是人们基于对证市场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尊重，是基于对本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具体国情的准确把握，是基于对监管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和对国际趋势的及时顺应。而做到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目前，我国证市场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我国证市场是政府直接介入的自由度较小的市场。企业资金短缺，这在我国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现象，这一客观现象决定了政府必须适度调节证的发行，采取对证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进行宏观调控的措施。目前我国虽然早已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尚需时日。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传统行政手段的运用依然很普遍。可以说，我国证监管体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以往审批经济的模式。第二，我国证市场是相对独立的、非统一的市场。深圳证交易所和上海证交易所除受中央证主管部门的监管外，还分别归属各自所在的地方政府监管。它们有着各自的制度、办法和运作规则。究其原因乃政府行为过于刚性，使许多本应由市场自行监管的事务转归了政府监管。同时，在观念上人们依旧习惯于使市场和企业依赖于政府，这也是造成自律监管之力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证市场具有以上特征的背景下，完善证监管体制应当确立的指导思想，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证市场监管，有别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命令与服从式的行政监管。二是正确对待证市场监管手段的相互关系。三是避免证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由政府诸多部门进行。四是树立政府监管与证市场自律有机结合的观念。对此，下文将其作为专门问题进行论述。
2关于中国证监会的法律地位问题
《证法》虽未明确指出“国务院证监督监管机构”的具体名称，但是，根据国务院精简机构改革以及“三定”方案的精神，国务院证监督管理机构就是指中国证监会。从《证法》的规定来看，“国务院证监督监管机构”拥有相当于国务院某个部委的行政职权。鉴于中国证监会在法律地位与其性质名实相符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有人建议国务院采取两种解决方案［1］：一是确认中国证监会的行政部门性质，改事业单位为行政部门，作为国务院下属的一个独立部委；二是另行组建国务院证监督管理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部门。笔者认为，第一种方案较为切实可行，而第二种方案则不仅需要花费很高的机构设置成本，而且还会引起证市场管理的混乱。
3关于地方政府在证监管体制中的作用问题
目前，我国完善证监管体制的基本原则虽然是强调加强证监管的集中统一，但是，这与调动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应当是对立的。至少有二点理由能够说明地方政府应该负有维护本地证市场健康发展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3.1 证监管的对象除了证交易所、证公司和各类证中介机构之外，还面对着所有的上市公司。从我国有关部门统计的数据来看，截至1998年年底，我国境内的上市公司已达851家，股票市价总值达到19505.65亿元［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46％，此外，投资者开户总数亦达3900万户［3］。换言之，如果不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对上市公司一味强调集中统一监管，而把地方政府的监管排除在外，不仅会造成中央证监管机构的力所不及，而且也可能在实施诸多监管措施上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障碍，从而影响上市公司甚至整个证市场的健康运行。
3.2 对场外交易的监管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随着股份制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数量亦在不断增加。产权制度的理论研究成果表明，合理的产权制度应该是［4］:第一，产权明析；第二，产权可进行交易；第三，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安排合理；第四，产权证化；第五，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企业家阶层已经形成。由此可见，产权的可交易性，是现代产权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4关于政府监管与证市场自律有机结合的问题
我国证市场的建立，与欧美等西方国家证市场的建立，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证市场是在市场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渗入国家干预因素，因而政府的干预是在证市场充分发育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表现为：证市场自律监管模式尚未形成，自律组织的功能也未真正发挥出来。总之，我国证业行业自律功能的发育明显滞后。
现在我们强调在集中统一的证监督管理体制下重视发挥自律机制的功能和作用，是因为证市场中的各类行为主体，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会自发产生维护市场秩序的需要。通常，政府监管发生在严重违规行为之后，是事后追究，而此时违规行为的损害结果已经发生。在这方面，行业自律机制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建立完善的证市场监管体系，就必须做到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监管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这二者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密切配合。可见，处理好政府监管与证市场自律监管的关系，是我国证监管体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注释：
［1］关运浩等：《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应进一步明确》，载于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年第7期，第62页。
［2］ 参见《中国证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1998年第12期。
1、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可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经导师审定后确定，也可由导师提出一些课题，由研究生本人选定。
2、论文选题应与研究方向一致，论文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或较好的实践价值，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遵循的原则是：
(1)选题的着眼点应从本门学科出发，着重选择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2)课题应具有先进性，使研究生有可能在论文中提出新见解;
(3)课题的份量和难易程度要适当，应能在1年至1年半时间内完成;要考虑完成论文的条件是否具备;
(4)选题应尽量结合研究生所在学科的研究方向或导师的科研任务;
(5)选题应考虑研究生本人的基础和实际能力，结合研究生本人的特长。
3、论文选题可在第二学期开始，不应迟于第三学期。
二、论文开题
(一)开题时间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可在第三学期开始，开题报告完成时间不应迟于第四学期。
(二)开题报告内容
1、题目的来源及意义。
2、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3、课题研究主题及主要内容。
4、课题研究方法。
5、工作量和工作进度安排(包括文献阅读、方案设计、论文撰写等)。
6、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三)论文开题工作程序
1、论文题目选定后，研究生应填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份，经导师签署意见后报学科组。
2、研究生的开题报告通过学科组初审后，由学科组邀请有关教师、专家作为评议人参加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报告会具体组织工作由研究生所在系(部、所)负责。报告会上由研究生汇报所选论文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当前国内外该课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研究方案、论文内容及安排、完成论文的时间和预期结果、可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等方面的情况。研究生报告后，指导教师可以作必要的补充和说明。然后，评议人就选题的意义，方案是否正确和完善，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科学意义、经济或社会效益等进行审核和评议。
3、根据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和对问题的回答,评议人对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进行评议。评议人的评议意见分为“同意”、“弃权”和“不同意”三种。获评议人2/3(含)同意的开题报告为通过;未获评议人2/3同意的开题报告为不通过。未通过开题报告的研究生应在指定时间内对论文开题报告作进一步修改、补充，重新参加论文开题报告会。
4、《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经导师、学科负责人批准签字后，连同《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议表》报研究生处备案。
(四)开题报告考评依据：
1、成绩合格的依据：
(1)具有独立搜集和综合分析资料的基本能力;选题合理，能掌握与本选题有关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动态，学术思想清晰。
(2)研究方案可行，基本掌握关键问题;对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分析思路基本正确;开题条件基本具备。
(3)研究工作计划安排合理。
2、成绩不合格的依据：
(1)参考资料不足，综合分析能力较低;选题不当，论述欠合理性。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研究还刚刚起步,现代政治传播理论肇始于美欧等西方国家,是针对西方国家特有的政治背景与媒体环境而发展起来的学问,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无法照搬和模仿这些现有的西方理论资源,只能从自身的时空背景出发,吸取西方理论资源可以带来的启示,开创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研究。本文试图在宏观效果研究这一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上,评析梳理西方两大理论资源,并尝试指出其对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宏观效果研究的启示。
政治传播的宏观效果研究
任何涉及到政治传播的研究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政治传播的定义。由于身处政治学和传播学的交叉地带,“政治”与“传播”这两个词汇组合中的开放性,使政治传播的定义非常困难。③过往中外学者给出的政治传播定义通常也是出现“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两种倾向,以致一些学者强烈呼吁建立一种“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的政治传播定义。④比如,我国最早系统介绍政治传播之一的邵培仁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⑤这个隐约可以看到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5W模型”缩影的定义是比较典型的从传播学本位出发的政治传播定义。
另一个影响广泛的定义是英国学者布莱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的论述,他认为政治传播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⑥这其中涵盖了政客、政治行动者、非政治行动者以及媒体等多个主体的所有的政治话语。⑦美国学者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则给出了政治传播是“对可能直接或非直接地产生鲜明政治影响的信息的构建、传送、接收和处理”的定义。⑧和布莱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一样,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也认为政治传播中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可以是政治家、新闻记者、利益集团的成员或者是个体的、未经组织的一般公众,政治传播的关键在于“信息对于个人、团体、组织的想法、理念和行为,以及所处环境和整个社会都能产生显着的政治影响”,⑨无论政治传播的定义有多少种,几乎所有定义都要包含“政治影响”这一关键要素。
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进一步指出,政治传播学始终是建立在媒体具有重要政治效果的判断之上,即“信息对于个人或组织的思想和行为、社会机制、以及所有这些存在的社会大环境有鲜明的政治效果”。⑩政治效果是政治学的核心,效果研究也是政治传播学的重点关注领域。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李普曼(Lippmman)的《舆论学》被公认为是现代政治传播学研究的起源,而李普曼的研究恰恰是关于无线电广播和印刷媒体的宣传效果的,(11)也就是说,李普曼从一开始就为政治传播定下了“效果研究”这一核心议题,传播可以带来政治效果以及怎样的传播可以带来更好的政治生活,这也成为更多学者投身于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要原因。正如美国学者麦克罗德等人(Mcleod et.al)所评价,自李普曼1922年发表《舆论学》以来,通过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进行主动和广泛的公民参与的价值,一直是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动力。(12)
纵观自李普曼以来近百年现代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大量的政治传播学文献围绕着“效果”二字展开,或是直接研究“效果”,或是以“效果”为研究的前提与目的。然而,效果研究又恰恰是政治传播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研究中最为复杂和难以定量定性分析的课题之一。粗略地看,过去西方政治传播学中和效果有关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微观层面,围绕传播对于个体的政治效果而展开;一类是宏观层面,围绕媒体与其他社会构成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展开。
(一)微观层面——个体政治效果研究
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政治传播的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活动对于个体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这里对于个体的政治影响又通常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家的影响,比如政治修辞研究,政治家在大众传媒舞台上的“戏剧化”表演研究等;二是对一般公众,特别是选民的影响研究,比如政治广告对选民态度的影响,新闻报道与选民投票行为的关系等。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政治传播学基本上局限在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下媒体内容与个体选民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上。(13)早期传播学中的“魔弹论”“有限效果论”“议程设置理论”等都是微观研究的重要成果。这种着力于微观层面效果研究的状况在20世纪70年生了很大变化,70年代之后,对媒体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宏观角色研究则逐渐占了上风,从横向和纵向上都对媒体个人效果研究进行了重大拓展。(14)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微观层面上的效果研究又呈现出重新繁荣的趋势,并且与社会心理学等心理学科相结合,从个人信息处理过程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媒体信息究竟会给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和以怎样的信息处理方式带来影响。多丽丝·格雷伯及其助手曾对2000年初至2003年末四年间发表在政治学和传播学两个领域的社会科学期刊进行检索,共有11本杂志刊登过137篇主要讨论政治传播的文章,而对这些文章的整理分析显示,除了竞选研究这一长期热门的政治传播话题外,信息处理研究和新媒体研究成为21世纪政治传播研究的两大新兴学术方向。所谓信息处理研究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个人对政治信息的处理过程,借用心理学中关于人类个体的认知、功能、理性行为、异见规避等理论的研究,探索总结政治传播中的信息处理理论。(15)
(二)宏观层面——民主政治影响的系统性研究
如前文所述,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政治传播学研究逐渐将目光更多转向媒体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宏观角色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媒体不再仅仅是某个主体传播政治信息的介质手段,而且本身就作为一种享有并行使权力的主体登上舞台,在干预政治的过程中,媒体与政府、商业巨头等力量之间,尤其是媒体与政府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成为政治传播研究者的重要旨趣。所谓的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强化,其中以赫尔曼(Herman)和乔姆斯基(Chomksy)在1988年提出了“宣传模式”理论(Propaganda Model)最为典型,他们认为在阶级利益冲突和财富集中的社会中,媒体生产过程中总是贯穿着“系统性宣传”,大众传媒完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金钱和权力通过一系列的“过滤”使得大众传媒只向公众传播对它们有利的信息内容。(16)
除了这种关于媒体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外,政治传播宏观研究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媒体以及媒体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对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系统性影响,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影响。在这个角度下,研究者要回答媒体对于政治传播活动的参与(无论是作为介质手段还是作为主体),究竟是一件对民主政治有利还是有弊的事情?怎样的媒体才能够有利于民主政治这个终极目标?这样的研究旨趣同样可以回溯到李普曼的《舆论学》,当李普曼开始关注宣传效果的时候,“推进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在最初阶段形成了统一的关于民主社会、新闻自由与知情公众三者密切关系的研究旨趣”。(17)遗憾的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政治传播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微观层面,几乎很少有相关研究关注到制度分析。(18)
在过去三四十年的中外政治传播学研究中,有关媒体、传播和民主政治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已成为政治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尤其在新媒体技术层出不穷、政治环境与媒体环境都在经历转型的当代中国,媒体如何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是政治传播学者正在关注和应当关注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关注的工作重点之一。本文也重在阐述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宏观效果研究中可以借鉴的西方理论资源以及这些理论资源的启示。
西方两大理论资源的政治传播研究影响
毋庸置疑,在进行政治传播的宏观效果研究时,如果要回答“媒体行为能否促进民主政治或民主化”、“怎样的媒体才是对民主政治是有利的”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对“什么是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做出判断,即研究者需要首先对衡量评判政治传播的前提标准有所界定,然后才能对照这些标准来分析媒体行为,达到了这些标准则为民主之福、做不到则为民主之祸。
那么,标准又来自何方?这与政治学民主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正如麦克罗德等学者所指出的,政治研究和关于社会应当怎样的基准假设密不可分。(19)就媒体和政治的课题而言,不同的民主理论对媒体的民主角色和民主责任提出了并非一致的要求。纵观现代政治传播学发展的近百年历史,盛行于18、19世纪的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可谓最为深刻,而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成为近年来媒体研究的“圣语”(！~Godterm)。(20)
(一)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政治传播学影响
在大量关于媒体对于民主政治系统性影响的研究文献中,有这样一个鲜明的特征存在,那就是很多人认为媒体对于民主有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作用,而自由的、不受干预和限制的媒体则是保证这种核心作用的关键,这似乎是无需证明的“公理”。(21)在中国媒体研究文献中,“看门狗(watchdog)”角色、舆论监督功能等也常常被视为衡量一家媒体于民主建设良劣的重要的、无需论证的标准。然而,有政治学者却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classical liberalism)为前提的,而发展于18、19世纪的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只是诸多政治理论中的一种,并非无需证明的“公理”,甚至在20世纪遭到其他政治理论的广泛的批判与某种程度上的抛弃。
1.1环保产业的内涵
在我国，环保产业被称为“环境保护产业”(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简称为“环保产业”。从环保产业发展趋势看，国际上普遍认为目前环保产业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包括环境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清理以及废物处理等方面提品与服务，针对环境问题的终端治理;环保产业发展的必然走向是针对产品的整个过程，既包括环境问题的终端，同时还涉及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采用国内的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生产材料的选择等全程跟踪管理。
环保产业的目的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利用量和废物排放量，某种程度上讲环境保护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为了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需要环保投资。环境保护的投入对环保设备和环保技术的需求推动了环保产业的产生和发展。
1. 2环保产业投融资
国家环境保护局将环保投资定义为:环境保护投入是指社会各有关投资主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以社会积累基金和各种补偿基金、生产经营基金中的资金支付防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其中包括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管理与环境科技投入两个方面。环境保护投资和环境保护融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环保融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筹集资金的融资活动，而有些环境投资也需要进行相关的融资活动，两者的资金活动有所重叠进而很难将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单独提“环保投资”或“环保融资”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从目前来看，“环保投融资”的提法更加合适。当它强调环保投资时，指的是为着预期产出而投入资本于环保行业的经济活动;当它作为环保融资强调时，指的是资金融通。
2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的年投资额一直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2007-2012年，环境保护的年投资额分别为3387.3亿元、4490. 3亿元、5258. 4亿元、6654. 2亿元、7114. 0亿元和8253. 5亿元，占同期UDP的比重分别为1. 36%、1. 49%、1. 54%、1. 67%、1. 5%和1. 59%(根据2007-2012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各年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但是，环保产业投资总量还远远不能满足控制环境恶化加剧及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环保产业投资总额占同期UDP的比重仍然偏低。
2. 1环保产业投资主体仍以政府为主，企业缺乏环保投资动力
从表2环保投资结构可看出，城市基础设施环保投资呈快速上升趋势，“十五”到“十五”环保投资总量增加了2. 5倍，但环保投资占UDP的比例都在1. 3%左右徘徊，但城市基础设施环保投资由“十五”的655. 8亿元增加到“十五”期间的5182. 2亿元。“十五”期间城市基础设施环保投资占环保投资总量逼近60000“十五”期间，全社会环保投资达到22356. 2亿元，约占UDP的1.500“十二五”前两年，国家已经投入了15367. 5亿元。
2.2环保产业投融资市场机制不健全
在当前，由于市场化机制尚未形成，使得外界参与投资出现了瓶颈效应，企业对环保产业缺乏投资信心，阻碍了建设资金的投入，环保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加大。一是价格体系不完善，价格不以价值为基准，而由政府物价部门核准，这种不合理的价格机制抑制了资金流入环保产业。20世纪末以来，尽管国家对环境保护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各类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进入环保领域等，但这并未完全打破行政垄断，从而抑制了社会资金的进入。二是政府企业(市场)职责分工不明晰。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变，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外部成本还没有完全内部化，企业环保投资的积极性缺乏。三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环保事权划分不明确，使得环保领域的投入存在着重复和缺位，各级政府不能很好履行其环保责任。
2.3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不完善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现状。从政策内容来看，不少政策措施还以各级政府的传统计划和行政管制为基础，依赖于领导的重视。从政策制定、实施、评估、修正这一循环周期来看，各个环节都相当薄弱，没有很强的连接性和稳定性。在相当多的地区，仅仅依靠环境保护部门执法无法保证各项政策得到切实落实，这直接制约了环境质量的改善。
3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的政策研究
据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理论，环保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其健康持续的发展需要国家予以一定的财力支持。但是完全依靠国家投资发展环保产业并非长久之计，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引进民问或社会资本流入环保领域才能真正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3.1政府运用财政税收政策鼓励和诱导企业投资于环保领域
(1)建立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制度。一是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中建立环境保护财政支出预算科目，建立确保财政环保投资稳定增长的财政预算制度，规定政府对环保产业的刚性投入。二是明确环境事权和财权职责。建立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体制的依据是中央和地方环境保护事权配置，应以地方财政为主，中央政府对一些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一定政策和财力支持。
(2)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绿色”财政税收制度。实际上我国税收制度的设计已经体现了环境保护的政策倾向。如1995年财政部「财工字152号文件规定，“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在5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现行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综合利用方面，而且各地落实情况也不尽如意。因此，必须加快税制改革，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零税率政策的调节范围，鼓励各类环境保护投资项目的建设。
3.2政府通过金融信贷政策，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环保产业
3. 2. 1金融政策
制定金融政策能够引导金融机构资金进入环保投资领域。对环保信贷给予相应的优惠，鼓励银行在确保信贷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相关的项目。通过建立投资优惠机制，使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入环保产业领域。特别是政策性银行应以多重优惠方式对环境保护予以信贷方面的资金支持。同时应将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保行为列入信贷对象评价标准之内，使同一行业中环保投资做得良好的企业易于获得信贷资金，而忽视环保行动的企业难以获得信贷资金。
3. 2. 2融资政策
一方面，建立稳定的政策环境，引导资本投资环保领域。政府必须严格执法，对于污染企业或违反法规标准的企业进行相应的法律惩罚，以保证其有足够的环保投入;同时，政府还需制定有关环境服务的税收和价格优惠政策，对认真落实环境保护行为的企业进行相应的奖励补贴。另一方面，成立“绿色银行”或“中国环保银行”。在中国向绿色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成立“绿色银行”是一个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