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13 17:13:5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国建筑史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悬鱼的功能
悬鱼构件是实用与装饰的结合，具体的表现为装饰、防水、寄寓三种功能。首先，悬鱼的主要功能是建筑装饰，根据悬鱼的不同形态样式，漆上黑、白、红、黄、蓝等颜色。其次，悬鱼还可以启到保护木结构的作用。最后，悬鱼寄托了人们“趋吉”“祈福”的美好夙愿，祈求神保护的精神追求。
2.悬鱼的文化内涵
悬鱼的文化内涵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利用悬鱼的纹样谐音表达了其装饰意义，即鱼，余也，欲也，取吉祥之意，“鱼”也象征着多子多孙。悬鱼的文化内涵同时表现在祈吉文化、祈喜文化、祈财文化以及易经八卦文化上。
二、从形式美法则的角度看悬鱼的发展
1.单纯齐一
单纯齐一是形式美当中最基本、最和谐的一种表现法则。在整体形态中没有明显的差异，通过把复杂的结构简化为容易让人的视觉心理接受的形态。例如，江苏扬州古建筑的山墙砖雕，装饰着些许唐草纹样，主体唐草纹与周围的唐草纹完美结合，表现出了形式美法则中的单纯齐一法则。
2.对称均衡
对称是同形同量的形态，如果用直线把画面空间分为相等的两个部分，它们之间不仅大小相等，而且距离也相等。在悬鱼的装饰构件中，大部分雕有两条鱼尾部相离相接或相交对称的鱼，寓意着“双鱼喜庆”。例如，云南丽江地区的“双悬鱼装饰”能够清晰地体现出形式美法则当中的“对称”。均衡是同量不同形的形态，指的是一定空间范围内，形式要素之间保持视觉上力的平衡关系。例如，山西砖雕悬鱼，从总体的形式上看不是对称的，但是给人的视觉感受是生动优美、富有韵律的图案。对称均衡所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平衡美，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视觉上的平衡感，另一方面是人的心理总是追求一种稳定而安全的感觉。
3.比例尺度
比例尺度是平面构成中一切视觉单位的大小，以及各单位间编排组合的重要因素，恰当的比例与尺度能给人们带来心灵的愉悦和美的享受，所以悬鱼的比例尺度也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李诫的《营造法式》中记载了悬鱼的尺寸，“垂鱼长三尺至一丈，其广厚皆取每尺之长积而为法。垂鱼板，每长一尺，则广六寸，厚二分五厘。”可以从记载的数据中得知，拥有恰当比例的悬鱼有一种协调的美感，迎合了人们的视觉感受，符合形式美法则中比例尺度。
4.联想意境
联想是思维的延伸，它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事物后将思想引领到另外的事物上，是一种观念和心理上的延伸，而意境是联想的一种结果。如“鱼”形悬鱼，悬鱼装饰中最简单的“鱼”形悬鱼，可以由雕刻的鱼联想到水里的鱼，再由水里的鱼联想到其寓意，表达出富裕吉祥之意，象征着配偶、合欢、生殖和繁衍。有的鱼形上配以牡丹，寓意着“富贵有余”，还有的配上莲花，以祈“年年有余”。另外，再譬如“太极八卦纹”形悬鱼。太极图是一种简单的几何形状，是由黑白两个逗号一样的图形组成的圆形图案，俗称阴阳图。太极图表达了一种相互转化、相对统一的形式美。由于太极八卦为道教所用，认为它能震慑邪恶，将太极图纹运用到悬鱼装饰构件上，想必也是出于其意。综上所述，联想与意境在悬鱼装饰构件中运用地淋漓尽致。悬鱼装饰与各种不同事物的结合运用，不仅使得悬鱼形式更加和谐、美观，更让人们通俗易懂的了解到其表达的内涵。
三、结语
【关键词】城市建设；历史建筑；保护意识；合理更新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147-01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城市建设也加速了步伐。但是，作为建筑学子，笔者除了关注新锐建筑的不断问世外，关注更多的是我国历史建筑由于法律的不健全和人们的淡薄意识遭受到的严重破坏。历史建筑是不可再生资源，虽然通过拆旧建新城市的面貌得到了大的改观，但是历史建筑的破坏甚至消失也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一、历史建筑的保护原则
（一）保护历史建筑的意义
历史建筑，具有多方面的保护价值，它不仅是艺术品，也是我国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实物见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历史不能摒弃，文明需要继承。历史建筑自然也是我国城市风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而言，历史建筑的保护价值可能不比古建筑，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优秀历史建筑的价值和意义会大幅上升。无论古建筑还是历史建筑都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感情性格、审美追求和理想寄托。保护它们，不仅是保护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且是保护国家的辉煌历史。
二、国内如何依据自身情况合理保护历史建筑
（一）我国目前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方式
我国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是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相联系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规定，保护指对保护项目及其环境所进行的科学的调查、勘测、鉴定、登录、修缮、维修、改善等活动。
保护修复历史建筑是基于保持名城特色、名城风貌、传统风貌和历史风貌的考虑，在实际工程中，除了优秀的文化遗产作为古迹文物加以完整保留外，对那些并非文物建筑或者保护建筑的历史建筑的保护，不可能也不应该象保护文物建筑那样，仅仅以维持建筑的现状，被动地延长建筑的寿命进行全部原状保存。因此保护方式应当是对外部形象的完整性进行真实地修复，内部加以加固、改造和再利用，以改善居住条件、适应新的使用功能。再利用不适用于那些有着严格保护要求的文物建筑或保护建筑，但却适合历史文化街区中大多不应被拆除的老旧历史建筑。由于大部分年代较久远的历史建筑普遍需要抗震加固和修缮，因此对历史建筑的修复再利用是目前主要的保护方式。
（二）我国历史建筑保护存在的问题
最早关注历史城市保护问题的是欧洲的一些国家。经过多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实践，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环境的理解不断深入，历史城市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也在逐步完善，由于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因而，他们各自对城市历史文化环境的理解都不相同，保护的方法也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不仅涉及科学和艺术的内容，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这就说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还是应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历史建筑的保护仍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
1.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意识不强或缺乏。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了政绩，违法文物保护法进行一些项目的建设，使得古建筑遭受破坏。同时相关部门对保护古建筑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得在城市建筑过程中造成一些历史建筑物的破坏；2.历史建筑保护经费不足。大多经费都被投用于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上，历史建筑的保护经费的不足，使得历史建筑不能得到及时的修缮，加快了历史建筑的损坏；3.建设性破坏。随着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的迎来了建设的热潮。然而，在建设过程中为了眼前利益，部分建设项目的选址不顾历史建筑的存在；政府部门为了政绩，将一些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建筑毁于一旦；对建设区的历史建筑，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4.开发性破坏。历史建筑特别是历史街区是人民文化游息的好场所，是发展旅游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重要物质基础，为此各地都热衷于对历史建筑开发利用，但在开发利用时历史建筑却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造成了许多人为的破坏；
三、城市化进程下古建筑保护的原则及措施
（一）全面规划
在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中，我们要做的是从整体着眼进行多方位的、系统的研究。在城市改造规划中我们要全面考虑老城区的历史性、现实性、发展性。要充分借鉴国内外成功地保护古城文化的理念、方式，取长补短。要从人性出发，提倡公众参与，提倡以人为本的原则。
（二）合理更新
在改造老城区中首先要保护古代建筑的原真性，完整地保护历史原物才能保存下全部的历史信息。在古建筑修缮中要尽可能运用原工艺、原材料，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其次，要保持历史建筑的整体性。不仅要保护建筑，还要保护其环境、街区、景观等。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原貌，使人能感受到历史的延续。最后，要保持历史建筑的持续性。要用发展的观点来修缮历史建筑，要将保护工作一代一代传下去。
（三）延续活力
精心保护和充分利用历史建筑会增加城市的品位，产生很好的景观效果。发挥历史建筑在观光旅游业中的作用，让开发和利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有很多历史建筑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实用价值。对这种建筑要赋予其新的实用功能，挖掘其再利用的因素，使其获得新生。将历史建筑和现代建筑融合起来也是一种有效的延续方法。
清代陳昌治刻本《說文解字》【卷六】【生部】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屬皆从生。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下象土。上象出。此與出以類相從。十一部。凡生之屬皆从生。作为动词的“生”的含义如表1所示作为名词的“生”的含义如表2所示。
2.建筑的生命精神内涵
古人善于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的时间现象，从而产生了具有不同情感的生命感悟。例如：《周易》“生生之谓易”。这是从时间循环变异现象而产生的恢宏阔大的生命情怀。又如：《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具有生生之德，正是四时运行而化生百物，并具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生命顺序，“突现了生之理”（朱良志，1995）。尤其是自然景物随四季的盛衰荣枯更容易化时间现象为悠悠心境。这是从四时运行的时间现象而产生的对生命过程的感悟。中国传统哲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古人的时空观念或者说是宇宙观。宇是空间观念，宙是时间观念，宇宙连用是时空观念的综合体现。《庄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二字连用，始见于《庄子•齐物论》曰：“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可见，对中国古人而言，时间的体验虽然是具体的、经验的，但更是一种无法定质定量的心理时空。他们善于将物理时间转换成富有感性色彩的生命感悟，其关键就在于客观场景的具体时间现象能否在人的心理上引感。2.1建筑时间观建筑的时间观，体现在居住其中的人的心理感知从而对时间现象进行抽象的抒怀。而这种时间观往往是同“宇宙”的观念相连，指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古人崇天“巍巍乎，为天为大”，古代的建筑甚至城市规划，也往往“象天法地”。《三辅黄图》上记载的营建咸阳时的“……信宫作极庙，像天极”，汉代宫室，如班固所谓“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1]P24-25，都是古人建筑时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古人对时间秩序的感知上升为规范人们行为的“礼”的秩序，因四时四季不同，而举行的祭祀活动所建设的建筑，形成的不同的空间与氛围。今日北京仍然保留有祭祀自然的坛庙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2.2建筑空间观当人们在院落中，触摸斑驳的墙体，看着白墙上枝桠稀疏的影像岁日光西暮，而逐渐挪移，时光在建筑上完成了传递，而人们也从光影的变换中体会岁月时间的流逝。完成了从时间到成空间的转变。传统建筑院落所构成的空间，在园林住宅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把构成院落的元素仅仅当成建筑元素的话，那一道门、一扇窗便只是具体的物质存在；那一面墙、一座游廊，只是空间的分割，但就是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建筑元素，在时间的作用下，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建筑空间观。即时空的交错与融合。作为建筑的使用者，居于其中的人，在游廊中穿梭，透过一扇漏窗，望见如意门洞所框出的半枝芭蕉，于是多个空间在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中，完成了空间的转化。“步移景异”就是这个意思。多进院落形成的纵向纵深的空间序列与横向跨院形成的水平序列，往往通过不同的墙体或门的变化完成空间的转变或推进。建筑元素就变成了空间转换的节点而存在。
3.中国建筑艺术的生命论
3.1生——生命结构论张皓[2]认为立足在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广阔背景上，中国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生命哲学。他认为这一哲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结构，以“生命即本体即真实”为其基本纲领，并通过时空两位的纵向横向展开，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有机生命之网。因此有了“生之为性”的哲学命题。善即生即仁，人间之美乃生之美。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生”是真善美的统一。3.2时——生命时间论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十分重视生命，以生命的目光看待时间。“莫若以时”，以时就是应时，适时。具有两个侧面即莫错用时和莫错过时。而由此“奉天时”通过审时，窥时的到达“契时”最终达到“契生”和“与时俱化”。3.3气——生命基础论中国哲学以气为本原范畴，中国美学也以气为艺术生命之本，气是美的发生与作品的活力所在。中国文化思想以“气”为万物之本，生命之元，阴阳之化，精神之流；中国文化以“气”将精神与物质、运动与时空统一的思想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对于美学，以“气”阐发之，更有无可比拟的精辟、深刻、超然于贯通等长处。所谓“三来”盖之文艺创作由审美感应而的三种动因：神来，情来，气来。自魏文帝曹丕主倡以气论文之后，人们更多的从艺术创作本身来寻求气的奥秘，气范畴也更多的纳入审美主体的内涵。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文以气为主”是一个划时代的命题，标志着文学由经学的附庸走向自觉、自立。中国美学素以生命之气来看艺术和审美活动。在中国美学中，神气既指创作个性才气的油然体现，又指艺术作品奇妙传神的审美特征。
4.结语
建筑的生命精神内涵，特别是传统建筑自营造之时，就同“生”息息相关。传统建筑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便生利人”。人们从自然界中的万物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也认识到了阳光、水分、植物等条件对生命的重要性，“生”，是华夏先民对自然事物的一种极远古的认识。生命是有限的。一座建筑的生命可以很久远，远到建它的人随风逝去，而它依然挺立；一座建筑的生命也可以很短暂，短到它还未建成，可能就一夜间轰然倒塌。建筑是有生命的。建筑亦是有感情的。建筑中承载着使用者的喜怒哀乐，保留着居于其中的人的痕迹。于是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发忧思之情，才可以在建筑中缅怀曾经的人和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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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皓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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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求职倾向；雇佣关系；中国式
一、 被雇佣者的求职倾向与雇佣者的雇主品牌
求职倾向和雇主品牌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求职的过程和消费的过程也有相似之处。消费的过程是消费者通过对产品信息充分的了解而对产品有了一个高低优劣的预判之后而做出购买决策，并付诸金钱以获得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而求职也有着类似的情况，求职者通过对欲求职的组织进行信息的收集，并通过将其与自身期望的组织形象进行内外对比，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横向对比之后而做出求职决策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求职者往往会因为所收集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完全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不确定。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雇主品牌存在的意义就被突显出来。它向求职者传达的信息足以消除其心理上的不确定性。
心理学相关理论指出由于人有被认可的需求，因此人更容易接受与自身相似的信息。在进行雇主品牌研究的早期就有研究者指出在求职的过程中，求职者会自动的去获取与雇主品牌形象的相关信息，并倾向于认可和自身特质相似的企业。有研究指出品牌所表达出的信息能够影响求职者的求职决策和倾向。因此目前有很多关于雇主品牌的研究聚焦在了雇主品牌的象征性与功能性作用对于求职者的求职倾向所形成的影响。但反之来看，要探索中国本土化的理想雇主品牌结构，归纳与提炼中国本土求职者有别于他国文化背景求职者的求职倾向亦是进行雇主品牌研究的关键节点。
二、潜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求职离职现状分析
有研究者指出从大学生对理想雇主的组织性质分析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应届毕业大学生首选就业组织为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雇佣关系相对较稳定的组织。
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务员考试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的数据统计，2011年国考的报名人数为143万人，2012年国考的报名人数为133万人，2013年国考报名人数超过150万。
前程无忧求职门户网站近几年进行了一项《企业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调查结果如下表：
如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国营上市企业的离职率远远低于其他性质的组织，并连续三年的离职率都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三、潜在被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求稳”倾向分析
在中国，雇佣关系较为稳定的组织（如国营上市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等）之所以在求职者中成为相对优先的选择，并且在雇佣过程中保持相对较低的离职率，笔者认为，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样的组织能够给予组织潜在被雇佣者与被雇佣者某种雇佣体验，这样的雇佣体验满足了潜在被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某种心理需求。对于这样的组织来说，这种雇佣体验是特殊的，是有别于其他类型组织而存在的；对于潜在被雇佣者与被雇佣者来说，这种心理需求是有别于西方的，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中的。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影响求职者求职的原因错综复杂，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潜在被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对于雇佣体验之所以倾向于寻求一种长期的、稳定的雇佣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中国人对于不确定性的逃避倾向
“对不确定性的逃避”（uncertainty avoidance）这一概念的被提出最早是在霍夫斯蒂德对文化的分类中。它反应了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时关注计划、条理以及努力营造稳定性或确定性的倾向。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个体对于不确定性的逃避有着明显的不同。霍夫斯蒂德所强调的不确定性不仅仅是指个体对知识或价值体系的不确定性程度的容忍，更重要的是指自己命运的完全把握或完全不能把握的程度。这种对自己命运的完全把握程度在中国人求职选择的体现便是努力去获得一个较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正由于中国人这种高水平的“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一种稳定的长期的雇佣关系在中国的被雇佣者的雇佣体验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他人评价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体系所强调的是集体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人对个体的评价。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他人感受的敏感度要远远高于对自身感受的敏感度。对于求职者来说整个求职的过程不仅仅是受到自我理性决策的影响。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家庭中的一个小孩找工作的事件可能会受到整个家族的以及其他各种家庭社会关系系统中其他成员的关注。
受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中国公民“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而在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思想依然普遍存在于大众的意识层面之中。公众意识普遍认为进入“国企”或者“行政事业单位”等雇佣关系长期而稳定的组织的个体是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而“个体受到来自他人的评价”诸如此类的社会人际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个体在求职任职过程中的“求稳”倾向。
四、对于构建中国式雇主品牌的启发
（一）“山的沉稳”与“水的灵动”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迅猛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而探究中国模式则成为了学者们思考和热烈探讨的一个领域。对于如何构建中国式的雇主品牌，最大程度上的实现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共赢，从求职者的求职心理来探讨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对于美式企业来说，短期雇佣制、快速的评估和升值过程、专门化的职业发展模式、明白的控制机制、个人决策、个人负责制、关注局部等等，发挥着巨大的协同作用使得其组织成员在高效率的运作下最大程度上的为企业创造效益，同时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雇佣者的求职心理来说，短而快的模式或许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如何在短快灵动的管理机制中融合进中国式的沉稳，构建中国模式的雇主品牌将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研究主题。
（二）关注求职者最关注的事情
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用于营造理想工作场所的资源亦是有限的。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解决现有的问题才是最值得去关注的问题。在雇主品牌构建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全面的维度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难度较大，而且对于求职者来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差异化不大，因此，笔者认为企业应当利用好有限的资源，着重关注求职者最关心的问题，重点打造自身雇主品牌的特色和优势。
从之前的求职和任职现状我们可以看到被雇佣者的一种倾向。“求稳”的求职倾向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在求职的过程中具有普遍性的心理规律。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可以被提取出可测量的行为指标的概念。已有大量研究进行过优秀雇主品牌的维度、模型方面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在雇主品牌实际的构建过程中，根据不同的企业性质，不同的核心人才的心理倾向，如何利用好有限的资源着重构建核心人才最重视的维度才是关键。而“求稳”这一概念是普遍的存在于中国人的意识层面的倾向，我们可以从这一概念着手去进行模型的构建和修正。
（三）比较管理学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式雇主品牌的重要方法
探究中国自己的雇主品牌模型我们除了可以从驻华的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等组织入手以外，一些驻外的中国企业也可以作为考量的对象。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同时也具备适用性的雇主品牌模型，也是比较管理学可以尝试着去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接下来的研究如果能将“求稳”这一倾向在驻外的中国企业中进行调研，进行比较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将对中国式的品牌构建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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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贺红，赵庆华.大学生求职意向的分析与思考[J].徐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9（2）.
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必然会提到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因为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所著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而研究沈括和《梦溪笔谈》必然要提到胡道静。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骕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的爆发而停止。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3.施宣圆，博学贯中西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静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3.11.14版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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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海南出版社，1999年，628页。
[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校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3]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599页。
[4]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309页。
[5]农书·农史论集，自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