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7 16:41:2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文化研究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徽文化积淀深厚,普通旅游者对很多徽州文化旅游景点捉摸不透,走马观花看“热闹”,看不出多少“门道”。导游员作为传播文化的大使和桥梁,应该对徽州文化系列景点了如指掌,并能以科学为依据,就每一景物娓娓道来,经得起旅游者的“追根溯源”,既不走“神话加传说”的老路,也不只重视其娱乐功能而忽视其教育和文化功能,徽文化旅游资源的讲解离不开对徽文化的涵义、精神内涵、现代价值的准确把握。
(一)徽文化的涵义
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以徽州地缘为纽带,以程朱“理学”思想为核心内容,产生于徽州,以明、清最为鼎盛和典型的影响遍及全国并流传于今且保存较为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以徽商的发展为经济基础,内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贸易、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徽州人物、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州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方方面面[1]。
导游认识徽文化,还要意识到徽文化不是单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华多种文化在徽州这一特定地域的汇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区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它的内核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为中心的积淀和融会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
(二)徽文化的精神内涵
要想向游客讲清楚徽文化,导游首先必须明确徽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价值是什么?
关于徽文化的精神内涵,国内学术界众说纷纭,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徽文化精神给予不同的阐述。徽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正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始终受到这个大系统制度文化的制约和支配,所以它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义的徽商,他们身上的“徽骆驼精神”是中华民族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并不乏开放、进取精神和冲破“停滞不变的社会”的能力。中华民族有能力创造历史,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是最有价值的,是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是徽州作为“程朱桑梓”,程朱理学成为徽文化的指导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这是需要坚决摒弃的。
(三)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遗产,但其中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导游在向旅游者介绍徽州文化时应明确:徽文化的讲解应当是有关徽文化的解说和其现代价值的传播,其目的是发挥徽文化的旅游教育功能而非徽文化中封建礼教的传播,导游应从以下几方面认识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育意识
导游在讲解中要弘扬徽州文化尊师重教的传统,徽州对教育的极端重视,恪守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重文兴教蔚然成风。所谓“儿孙不读书,养了一窝猪”,在徽州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因此,造就了科举场上的空前盛况,其中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有“一科同郡两元”者,更有备受称颂的“同胞翰林”及“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2]。
2.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
徽州人远祖多从中原迁来,长期受中原儒学文化熏陶,特别是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的浸润教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徽文化精神,深深蕴藏着的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是徽文化精神的精华。在徽文化的导游讲解中,导游还要把诚、信之类儒商准则介绍给客人,弘扬徽州孝悌仁爱、急公好义的传统,使其在构建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3.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徽骆驼精神”
导游在徽文化讲解中离不开徽商,讲徽文化精神不能不说“徽骆驼精神”。“徽骆驼精神”就是矢志千里,吃苦耐劳的精神。徽商在商海中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竞争中“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徽商贾而好儒,在经营活动中重视人文精神理性地追求,自奉俭约,却能慷慨地将财富奉献社会,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他们大多能热心公益,济困扶危,助饷赈灾,修桥铺路,急公好义……导游讲解徽商,弘扬“徽骆驼精神”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旅游者在旅游中受到影响和感染,进入人性升华的境界,使旅游的教育功能达到极高境界。
4.徽州文化崇尚自然、注重环保的精神
旅游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让旅游者从行为上成为自觉维护旅游环境、遵守旅游规范、坚持文明旅游的表率。导游在徽文化的讲解中,导游引领旅游者去欣赏徽州村落和民居建筑的选址和布局;引导旅游者去发现古村落的选址和布局具有周密地观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依山傍水、随坡就势的特点。导游借此向旅游者介绍徽州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和环保意识,在古徽州的官府碑文和民间族规家法中都有许多禁止乱砍滥伐、开山凿石、破坏水土的环境保护的内容,启示旅游者在旅游和以后的生活中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对于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正确运用徽文化的导游讲解原则
虽然导游讲解的方法千差万别,各人在运用时又千变万化,然而,各种方法和技巧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徽文化导游在导游活动中也必须遵循如下三个原则:
(一)客观现实为依托的原则
徽文化导游在进行导游讲解时,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或技巧,都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景观为依托,传递正确的徽文化,切忌张冠李戴,杜撰史实。
(二)针对性原则
导游人员的服务对象复杂,层次悬殊,审美情趣各不相同。因此,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在接待方式、服务形式、导游内容、语言运用、讲解的方式方法上应该有所不同。
(三)灵活性原则
导游讲解贵在灵活,妙在变化,不同景点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大自然又千变万化,游览时的气氛、游客的情绪也随时变化,徽文化导游必须灵活地选择导游知识,采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导游讲解。
三、创新徽文化的导游讲解手段
导游员在领悟了徽文化的内涵和把握其现代价值的基础上,要使游客更好更深入地了解徽州文化,导游员还要善于根据徽文化的特点从以下几方面创新传统的导游讲解技巧:
(一)善于确定专题
徽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包罗万象,要针对不同的旅游动机、不同期望值、不同特点的旅游群体或个体,选好徽文化导游专题。如徽商创业发迹专题、徽州民俗风情专题、徽派古建专题、徽州文房四宝专题,而不同的专题又需不同文化重点。例如,对于古建筑考察旅游团,首选是黟县宏村的承志堂。就规模、布局、结构、设施、装饰艺术综合评价,承志堂不仅是徽州古民居中最恢弘、华美的徽派建筑,而且堪称中国古民居中的精华和瑰宝。其建筑、布局、雕刻集中展示了大盐商汪宝贵“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贵富延绵”和“读书进仕”的全部内涵和思想。
(二)善于挖掘徽文化内涵
对于选中的题目,导游人员要善于挖掘其内部深层次的徽文化内涵。比如,在宏村承志堂中门西侧边门的上方,精雕有一个硕大的“商”字形图案,许多人须从“商”字下走入。为什么在这儿刻一个“商”字,很多旅游者可能很难理解。其实,屋主汪定贵于清道光年间外出经商,后以贬运海盐为主业,短短几年一跃而成为徽商中屈指可数的巨富,但是,“富而不贵”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实乃不孝,汪定贵在盐业发财后,花钱捐了个“五品同知”官衔。汪定贵虽然经商发了财,而且捐了官,但经商在古代仍是一种划分在九流之外的贱业,这使得主人心里忿忿不平,于是想出此策,意思是说从边门出入的人,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到我家来,都要从我“商人”的脚下过,可以看出房屋主人的矛盾心理。
(三)善于因人(时、地)而异
导游对徽文化的讲解贵在灵活,妙在变化,不同景点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导游人员的服务对象复杂,层次悬殊,审美情趣各不相同,大自然又千变万化、阴晴不定,游览时的气氛、游客的情绪也随时变化[3],徽文化导游必须根据季节的变化,时间、对象的不同,灵活地选择导游知识,采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导游讲解。
(四)善于借题发挥
徽州文化积淀深厚,导游在讲解中对于所见景物,如果就事论事,泛泛而谈,徽文化的潜在价值是很难发挥出来的。导游要准确把握徽文化导游的切入点,善于借题发挥是讲解的关键。在黄山市及其周边地区,成百上千的徽州古村落是徽文化的“天然”博物馆,是形象化、可观性的徽文化,导游在讲解中要善于借助这些向客人讲解徽州文化,多角度、多方面的展示其文化内涵。从而让客人去认识了解徽文化。
徽文化博大精深,要想更好地传播徽文化,导游人员还要勤于学习和思考,善于创新,把徽文化讲深讲透。
参考文献:
[1]高寿仙.徽州文化[M].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3,182-211.
[2]徽州文化[EB/OL]./article/huixueyanjiu/2008-05-28.
[3]杜炜,张建梅.导游业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20-223.
1.美术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与心灵的沟通
美术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关注思想、情感、直觉和感悟的表现，揭示自我的独特之处，来沟通心灵与心灵间、心灵与宇宙间的神秘联系。
19世纪末期至今的现代艺术流派，由于个体意识的解放，艺术家更关心个体内在的精神冲突，强调个人的独立价值，常用强烈、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充满矛盾冲突的个体精神和心理要求，关注和探索人类各种精神现象。凡·高生动地表现了一种内心最深处的痛苦的感情，在他的作品里，风景反射着人自身的情感，在整个大自然里直接看到人类命运和生机力量吞噬一切的洪流所表现的面貌，“我在全部自然中，例如在树木中，见到表情，甚至见到心灵。”①
美术感化和沟通人类的心灵，这种沟通超越语言和种族，超越时间和空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会不断地扩大，扩大了的沟通也传达了其他的文化，联结人类与文化、过去和现在。过去创造了现在，透过美术作品，我们可以认识、理解已逝去的过去，也因为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和创造未来。
2.美术所传达的历史事件中的精神内容
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事件总是以某时某地某人某事的刻板面目出现，美术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历史题材作品。作为一种鲜活的历史档案，通过艺术家的诠释，传达给我们历史事件中的人性因素、精神内容，其作品本身就是对历史事件的感情阐释。
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刺杀马拉事件，也许后人有不同的观点，但是透过法国画家达维特的《马拉之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事业而死的烈士，达维特以一种极端的冷静手法来再现了悲剧发生的场景，表现力求单纯，让人感觉到好像就是现场的记录，却又能让人联想到基督受难的崇高意义。贡布里希称：“这是感人至深的纪念，一位谦卑的‘人民之友’正在为公共福利工作的时候成为烈士死去。”②作品具有极强的震撼力，更深刻地表现了历史，深化了历史的意义。
同时，美术作品通过艺术家的观点和态度，对历史做出各种诠释，会形成复杂的意义，并引发观众深度的反思与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艺术家为我们留下很多印象深刻的作品，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以强烈的变形的视觉形象刻画了德军轰炸格尔尼卡小镇时的恐怖场面，借用具有深刻含义的视觉形象符号，记录下战争的灾难和人们绝望的，强烈谴责法西斯的罪行。这幅作品让人们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时刻，也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
3.美术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反省与批判
美术不仅可以记录社会生活，同时也能参与社会生活，艺术家以各种不同的观念和视点对之做出深刻的反省与批判。工业文明带来了精神危机，物质性窒息了精神性，过度地追求物欲和功利，人的情感、直觉、感受力受到了压制，人们常感到失去精神的家园。艺术家通过美术创作，将这种“异化”和“焦虑”现实化和视觉化，从而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和体验。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等现代艺术，无不反映了时代的焦虑和异化。美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在新的文化情景中不断返回起点，即返回人的生存需要和精神需要，以保存人之为人的本性，是精神对物质、对现实、对人的生存欲念的一种观照和提升，把人提升为具有本质力量的人的意向正是一种对于人的终极性的关怀。美术的最高旨归就在于对人性的复归。
美国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利用各种包裹的方法改变着大地的景观。包裹的范围包括日常用品、建筑及自然景物，这些东西被包裹以后便改变了原有的意义，具有新的语言含义，给观众带来新的心理体验，它表达了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沉思，引发对现代文明的反思。
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验艺术，最为敏锐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巨变——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消失，新型都市文化的兴起，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一大批视觉艺术作品，包括绘画、摄影、行为、装置及录像等，这些作品共同反映的是人们处于剧烈变化的社会中的现实，是对于人性的反思与剖析。
4.美术是宗教的符号和代言者
美术的直观性可以用图像形式纪念崇拜对象，阐述精神追求和宗教教义。欧洲造型艺术的全盛时期是宗教动机驱使的结果。美术把世俗之物描绘或装饰成宗教景象和教义，而宗教则是那个时代世界观中的根本成分，大量洞窟壁画、雕塑、建筑都与宗教有着直接的联系。宗教与美术往往相互推动、互生互长，宗教的发展、兴盛推动着美术的繁荣；同时，美术也成为宗教的代言者，由美术所营造的神秘的、崇高的氛围，才使宗教情感得以实现。教堂可以说是基督教的精神符号，如哥特式教堂以尖顶和穹拱将人引向上苍，向上飞升的大教堂象征了人的精神和灵魂的上升。在我国，艺术最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于佛教，佛教的兴盛，给我们留下了敦煌壁画、龙门石窟等这些艺术瑰宝。最初的山水画，也不是为了记录湖光山色的动人之处，而是描绘一种精神，所以在山水画中，往往蕴涵着神秘的、灵动的宗教意味，唐代诗人王维就创作了大量禅意盎然的水墨山水。
宗教的价值在于它能消除在世俗基础上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所形成的心理压力，而美术创作就是以艺术的形式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出探索，不断地反省、消除人性的异化，也就是在寻找精神家园。美术在本质上与宗教有某种相通性，即精神和情感的无功利的投入，审美价值和信仰价值相似，都有终极性。宗教情感与审美情感一样，远远超越于日常的世俗情感，使人的心灵得以超脱，得到慰藉、满足与激励。但美术创作是一个深入本质的过程，只有在艺术中，物质才在精神的照耀下，精神在物质的启发中不断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美术也有其超越宗教的意义”。③
5.美术是对生存环境的创造与介入
美术创作不仅仅表现在与精神世界的联系，而且直接进入人类的生存空间，并成为生存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服装衣饰、商品包装、居室住宅、城市建设、自然景观等，以其特殊的存在方式给人的精神感官以影响。人们所制造的生存环境，是一种文化观念的产物，巩固和强化其赖以产生的文化。人类最初只能依附自然，穿着树皮、兽皮，过着巢居、穴居的生活，从第一座能遮风避雨的茅屋诞生起，美术就介入我们的生存环境，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希望生存的环境具有内在的意义，具有审美愉悦感。金字塔、方尖碑、万神殿等都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体现了它们所属时代的精神。进入现代，人们生活方式日趋多元化，更具自由意识和开放精神，生存环境应该能满足多种精神文化需要，同时又能充分展示自身环境的特殊魅力。20世纪30年代的摩天大楼，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纪念碑，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标志。60年代的比基尼、松糕鞋、喇叭裤，成为年轻一代追求个性解放的视觉象征。
另一方面，视觉文化艺术的发生，是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果，是美术对现代生存环境所作的最壮观的介入与创造，人们的生存环境被大众文化所包围，美术成为一种包装文化，“从肥皂到服装到观点和政治家，一切都在视觉可及的范围内向公众出售。”④现代、后现代艺术把各种生存环境的物质材料作为美术创作的媒介，直接把生活中的现成品拼合在作品之中，直接介入现实生活，介入公共空间。后现代美术突破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沟通科技和艺术、商品和文化、个人创造和社会生产的联系。瑞典艺术家奥尔顿堡把蛋糕、三明治、冰激凌等翻制成巨大的石膏来作为艺术实体，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用商品社会给定的东西，如可口可乐瓶、汤罐头、纸盒子等，就像在超市的货架上见到的一样，无休止地重复排列，机械地重复给人以失真的感受，而无需更多的解释。后现代艺术对生存环境的介入和创造，是对大众文化作出的敏感的反映，使我们观察到所生活的世界，意识到组成我们生活的物质材料、象征符号的存在，认识到它们意想不到的视觉和触觉感受，致力于呈现当代文化的精神现状。
美术是一个时代文化和社会最敏感、最直接和最富于象征的表现。作为一种引领心灵和谐、追求美的真理的文化，给人们带来心灵的滋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沟通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我们期待美术文化在现代社会里能够进一步提升人的精神，使社会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得以和谐发展。
注释：
①(德)瓦尔特·赫斯著，《欧洲现代画论》，宗白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英)贡布里希著，《艺术发展史》，范景中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范式的兴起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3]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4]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本身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5]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在霍尔的三种解读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达拉斯》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新型受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试图反对单向片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希望证明受众的接收活动存在着协商与反抗的创造性空间。尤其是费斯克，他不仅提出了“语意斗争”、“文化民主”等概念，认为受众是才是真正的意义生产者，进而他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制造与流通意义和的过程。”[6]
除此之外，这种新范式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据此我们能够把它与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它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后参与了意义的建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选择的结果，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
其次，它认为解读是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替代性、反抗性意义之间的斗争，不是受众个人的随机活动，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传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是“受众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这种使用有助于产生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收集信息；此外还能满足休闲的需要并协助社会互动”。[7]这样，它高估了受众的主动性、讯息的开放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媒体数量，并不认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它借鉴了社会学，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许多次团体与亚文化的复杂类型，这些因素以及解读活动的具体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解码方式。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考察个人的心理需求出发，从心理层次来解释人们对媒介和讯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在具体操作时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将受众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为文本解读者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新闻时事类节目，分析受众透过哪些特定的话语来解读文本；二是针对大众文化产品，如肥皂剧等，分析受众如何从文本中获得或者是自行建构意义来抵制原有的社会体系。
1、受众对新闻文本之解读
对于新闻时事类节目，研究者们认定，从一开始它们就扮演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编码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或主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能否成功传播，取决于受众所持有的文化符码是否与节目的符码相一致。这样，受众到底持什么样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研究者努力想解开的谜团。
最初是霍尔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发，将受众视为阶级的产物。帕金认为西方社会有着三个主要“意义体系”：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臣服的价值体系，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8]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分别拥有不同的“意义体系”。霍尔将这一模式引入到传播领域，根据受众的阶级变项推导出对新闻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由于传媒往往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对文本进行倾向式解读，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因为利益受损而进行反抗式解读。
随后，莫利对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试图对霍尔模式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并探讨还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受众的解读活动。在该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了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包括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二是他不再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而是提出“话语”的说法，他认为“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该词台湾多译成论述）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9]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10]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说霍尔从统治/协商/对抗模式来理解受众还略显粗糙，那么莫利则是从话语入手，对它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理。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为形成话语的社会因素过于繁多且不确定，要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将受众作为多种话语的构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众话语的组成，而是开始关注受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游击队员从通俗文化中所获得的。
2、受众对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参照系不再仅仅是，也渐渐脱离阿尔都塞式及葛兰西式的理论话语，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开放、自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权威话语，颠覆了传统，对许多约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质疑。这为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较有特色的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影响颇深，后者强调大众作为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可以利用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自行创造出行为空间。所以，费斯克认为大众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能够在统治性体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麦当娜这一流行文化现象。尽管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为形象基础，处处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费斯克认为她并不是父系霸权的代言人，并没有教会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观看她们那样去看她们自己，并没有怂恿她们作父权制内的女性主体。他认为在麦当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间隙或空缝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比如她对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随意享用，涂抹过艳的口红，佩戴过量的首饰，都使她从主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利用其能指而拒绝其所指，并且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麦当娜的形象制造让女孩们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们的控制之下，能按她们的利益来制造，她们的主体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来决定。因此，麦当娜的流行是权力与抵制、意义与反意义、快乐与争夺控制权的复合体。[11]
总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儿，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经常改造，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动的操纵者。[12]因此，受众是具有策略的意义生产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总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述关于新闻时事节目与通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研究，是以媒介文本为中心，以受众的阶级、地位、性别等为变量而展开的讨论，是与文本分析联系一起的受众研究路径。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分析受众解读文本的话语组成，带有阿尔都塞式的倾向，将解码者化约成特定结构的人格化产物，而各种话语则贯穿主体性向他“发言”。[13]所以，他希望从另外一个立场——解码情境出发，来获知这些话语是如何在一种具体的情境中起作用的。与此类似，受众为何选择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种情境下才能真正从文本中获得。这样，受众研究就必须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即受众媒介使用行为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众与日常生活情境
科纳认为，对电视研究来说，最好是把“置收视行为于情境中”的想法视为将分析工作连接两个脉络的范围，而不是单单一个，它们就是收视的“社会关系”以及收视的“时空情境”。[14]前文对文本与受众关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结构性社会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视中“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受众研究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透过时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为）来探寻其社会关系，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时的物理情境，再要发现受众收看电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认为电视的基本消费单位是家庭，不是个别的观众。所以，一切都围绕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此外，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电视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转向关注收视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实践，即作为家庭成员的受众会采取什么位置，达成什么认同，构建什么意义。
对收视过程中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做出贡献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电视》，该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受众总是有着不同的电视使用经验。在受众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时，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内容。打开电视也许仅仅是为了排遣独处的寂寞，碰到不喜欢的电视节目就不停地换台，也会边看电视边吃饭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众的信息接受总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收视体验，尤其是家庭的动态过程是如何与看电视的行为发生互动关系的。起初他试图象研究《全国》的观众一样从家庭的社会位置、阶级属性出发，将家庭作为动态单位进行分析，后来却发现“贯穿所有访谈家庭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很明显是性别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性别对收视实践的影响，确认了8个方面的主题，获得了样本中男女收视习惯所体现的经验性差异。①控制节目选择的权力。他发现没有一个主妇有规律地使用遥控器，遥控器总是父亲在用，父亲不在，则由儿子霸占。②看电视的风格。男人希望专注地看电视，不被打扰；而主妇则认为看电视是一项社会活动，包括不断地对话以及同时进行至少一项以上的室内活动。③有计划与漫无计划地看电视。男性往往事先对照报纸，了解电视播出情况，决定晚间的收视活动。许多主妇则是抱着有就看、没有就算了的态度。④与电视有关的谈话。主妇愿意承认与朋友同事聊天时会谈论电视，而男人则不愿意承认常看电视，除了体育节目。⑤科技：录像机的使用。主妇并不擅长使用录像机，都靠先生或子女帮她们用。⑥一人独看电视与罪恶的。主妇们表示最大的快乐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看一部她们最喜爱的连续剧。同时，她们接受了男性霸权，认为自己的爱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乐也带有罪恶感。⑦节目类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实型节目，女性则偏好虚构性节目。⑧全国及地方新闻节目。女性对全国新闻不感兴趣，却喜欢地方新闻节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闻。[15]对于这些经验性差异，莫利认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结构化了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样，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将我们带离文本和受众的检视工作，更广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话语。[16]
除了电视，拉德威针对已婚职业妇女阅读浪漫小说所进行的研究也堪称经典。她早期关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转向接受研究，这时文本的内容已不再重要，而阅读“本身是一种主动的、虽然不自由的、建立意义和乐趣的过程，是文本与读者间的协商，其结果无法由文本本身预测”。[17]她将妇女阅读浪漫小说的快乐和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妇女之所以阅读浪漫小说与逃避繁重家务与养儿育女的压力有关。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训练成为无私的母亲与体贴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不过，借助阅读浪漫小说这种行为，妇女们能够从日常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她们憧憬浪漫小说中强有力却对女性温柔体贴的男性，也喜欢能够控制自身命运的女性，由此她们会拒绝父权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认为妇女是在把阅读浪漫小说当作一种“独立的宣示”，通过这种行为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别主体性，来反抗父权文化。[18]
当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两例尤为重视的性别权力关系，有学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间大小，空间大可以照顾到每个成员的偏好，空间小就需要成员们之间不停的互相协商。再比如家庭的组成结构，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单亲家庭，电视显得格外重要，电视成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开着，以排解孤独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家庭，看电视往往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段观看特定的节目。也正是因为这些繁杂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而为了获得受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资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众研究领域盛行起来。
四、民族志方法与受众研究的推进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绍到文化研究领域中来。
文化研究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受众，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两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爱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传统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与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强调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并将所获得的事实资料仅作为受众文化过程的证据。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关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19]在这过程中，研究者们收集着一些与议题有关的资料。而在访谈这一层，研究者们也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读解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可供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听任整个访谈漫无目的地进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意图事先规划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尽可能记录下有价值的内容。用费特曼的话来说，就是“开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脑”。[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兴起后，曾经历过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交锋。在文化主义传统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来研究亚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但在后来的传媒研究中，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论家们意识到“理论中的‘后阿尔都塞的’甚至‘葛兰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险，它倾向于对文化形式进行一种纯形式主义的表述。我们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种质化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21]因为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传播意义的建构方式，于是从文本意义的建构方面来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预设的主导意义，低估受众真正的解读能力，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从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则主张通过“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因为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中认识世界的。这一主张运用到受众研究领域则要求对受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完整详尽的了解，从生活实践来把握受众的传播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作出了何种解读”。[22]
2、经典的受众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始自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国观众》研究。该研究在访谈这一环节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重点访谈。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研究者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该电视节目的话题。不过，在该研究中，由于受众是在非自然的收视状态下接受访问，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责难。
同一年还有霍布森所主持的关于家庭主妇与大众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访谈资料都节选自霍布森未曾发表的硕士论文《对家庭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女性、家务与母性》这也是第一次针对女性受众的民族志研究。通过与主妇们的交谈，霍布森发现，“电视和广播从未被作为消遣或休闲活动而提及，而是被这些女人定位为她们白天的组成部分。”[23]主妇们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据广播来做安排，她们将广播节目当作朋友，并将电台主播们视为她们接触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独感的重要途径。电视根据性别差异也可分为两个世界，男人和女人对节目有着不同的偏好。正是从这一研究开始，对受众的性别分析初具雏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谓是倡导民族志研究的中坚人物。在尝试了前面的深度访谈之后，他们又都继续开始了参与观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经典的《家庭电视》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纳曾说到，霍布森的研究与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是把观众带进她学术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进他们的世界。[24]她在肥皂剧的播放时段，走进观众的家里，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在这期间她对他们进行访问和观察，节目结束后她还要与研究对象们之间进行长时间的开放式对话。她特别强调这些访问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想要观众来决定，那些节目尤其是那些我们已经看过的剧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们所关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希望他们说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以及他们挑剔的又是哪些。”[25]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受众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众研究《家庭电视》。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
由上可见，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研究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新的天地。
综上观之，文化研究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尽管对于社会语境，学者们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是一个囊括了过多因素的范畴，无论是立足于某些社会变项开展研究，还是针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受众复杂的接受过程；但文化研究学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受众与社会及文化互动的不同景观，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众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页。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39页。
[8]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84页。
[19]约翰·费斯克著：《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页。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11页。
[14]JohnCorner著：《意义、类型与脉络：新阅听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识’的问题意识》，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页。
[15]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25—245页。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转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别与/于使用媒体》，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433页。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转引自林福岳：《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方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23]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P10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旅游文化;可持续旅游发展
近20多年,我国旅游产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经过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人们意识到经济增长只是手段,经济发展才是目的,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成为普遍关注的中心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为旅游业的未来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旅游产业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深度发掘旅游文化内涵,从而构筑旅游业发展的新优势,实现旅游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文化内涵的阐释
现代旅游是在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主动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而出现的一种综合性大众活动,文化要素对旅游活动影响很大。
文化的内涵,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笔者结合众多学者的观点和理解,总体上对文化的内涵得出以下认识:
1.文化的广泛性。文化是一个大的范畴,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们对文化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也正说明文化内容丰富,外延宽广。从不同视角可以把文化进行细分,旅游文化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2.文化的层次性。文化具备特有的层次结构,包括表层的物质文化、核心层的精神文化、中间层的制度文化和中介层的教育文化。所以“物态文化和心态文化互为表里地对立统一于整个旅游活动中。而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则是由物态到心态的中间性过渡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度文化是保证服务质量,提高旅游层次,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具有保证方向和指南的意义”。因此,深度发掘旅游文化内涵应当多方位、多层次思考。
3.文化的模糊性。由于文化涵盖面广泛,有学者提出文化天然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内容既具体又抽象,“模糊的文化和文化的模糊,使得我们在理解、研究文化时,有时不得不不求甚解”。理解和掌握旅游文化内涵必须分门别类,层层递进。
4.文化的差异性和发展性。文化是历史发展中各地区各民族实践中创造的产物,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文化作为一个不断进行物质和信息交换的动态开放系统,在稳定与发展的对立中不断实现自我保持和自我更新。文化与时俱进的发展进程中,人居于中心地位。要以人为本,客观地看待由旅游人群流动带来的文化交流,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的文化差异并不能说明两地文化孰优孰劣。
结合旅游产业理解文化,旅游文化不是旅游与文化的简单叠加,它不仅仅局限在民族传统文化的领域,也不是仅仅关注文化旅游这类文化表征比较明显的旅游形式,而是要将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固有规律,以利于其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和一般文化形式相同,也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多层次结构体系,“既涉及历史、地理、民族宗教、饮食服务、园林建筑、民俗娱乐与自然景观等旅游客体文化领域;又涉及旅游者自身文化素质、兴趣爱好、行为方式、思想信仰等文化主体领域;更涉及旅游业的服务文化、商品文化、管理文化、导游文化、政策法规等旅游介体文化”。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旅游的文化内涵,将使旅游文化建设更具目的性、针对性和实际可操作性。
二、文化在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先进的旅游文化引领旅游产业发展的方向。旅游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产业,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的文化本质特征必然要求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优先发展旅游文化,用先进文化引领旅游可持续发展。现代旅游是旅游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实施的一种高级消费,旅游者最大的收获就是精神的愉悦和一段回味无穷的美好记忆,所以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旅游产品和旅游产业的经济性、文化性是统一的。只有充分重视旅游产品的文化性,挖掘其文化内涵,展示文化特色,提高文化品位和文化含量,才能吸引旅游者,才能带来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2.文化是旅游经济竞争的核心。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文化因素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物质方面的需求是较低级的需求,易于满足;但是其最终目标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属于高级而复杂的需求,较难于满足。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往往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所独有,很难模仿和复制,可比性较低,易于创出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形成发展旅游强有力的竞争能力,文化中所带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独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突出旅游文化特色形成区域间文化特质,是培植旅游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随着旅游开发逐渐向深度发展,文化象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旅游经济活动,只有通过文化创新才能保持旅游经济基业长青。
3.文化是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经济一体化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重视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世界性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强调:实现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是发展的摇篮。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于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旅游与文化交流结合程度愈高、旅游文化因素越多,旅游经济越发达。以北京大观园为例,从160万元《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制景费起家,不断发掘红楼文化,按《红楼梦》小说中的菜谱开发红楼宴、红楼宴舞,靠挖掘文化内涵使得企业发展成为国内旅游企业的知名品牌。在旅游资源走过普遍开发阶段之后,文化成为将旅游业发展引向深入的重要驱动力。
4.文化旅游是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2002年,海外游客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文化类型就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位。这体现了旅游对文化的依附性以及它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延续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繁多的文化资源种类,有利于开发结构完善、选择适应面广的旅游产品,形成优质品牌。目前,文化旅游市场开发方兴未艾,大力发展旅游文化、开发以文化为特色的旅游景点和旅游活动内容,可以满足游客的高层次文化需求,是中国旅游面向国际市场和竞争的必然选择,推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由旅游大国成为旅游强国。
5.旅游与文化相互作用。旅游者通过旅行活动,学习了解到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同时也将自己本地区的文化带给了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传播和交流了两地的文化。同时,为了吸引旅游者,旅游目的地也日益重视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这对于文化的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众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有关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旅游者大规模持续来访,对旅游目的地文化影响更多的是消极部分,最明显的是使当地文化不正常的商品化,这类变化对于那些原本以独具特色的文化和地方社会风情民俗为基本的旅游资源吸引旅游者来访的目的地是致命的,它将使这些目的地失去原有吸引力,失去旅游产业持续发展乃至维持其基本生存的基础。
三、旅游文化内涵建设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实现旅游产业利益最大化和不断发展,关键在于开发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满足人们对旅游产品和服务中的文化需求,在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建立产业良性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发展关系,从而提升产业素质,获得可持续发展。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旅游发展观念。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以旅游养旅游”、“五个一齐上”等发展思路,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人们对旅游从外事接待到事业再到产业的认识逐渐明晰,一些项目在一定时期内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是这种外延式扩张的粗放型发展,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于旅游目的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造成的破坏难以用经济数字来计量。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旅游产业发展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和效益型,通过挖掘旅游文化内涵、提升产品附加价值,向深度发展。
2.坚持政府主导全面发挥旅游产业功能。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条件下,形成了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并由此形成的政府主导、市场主体、企业运作、全民参与的产业发展态势,在旅游目的地,旅游投资经营者、游客、当地居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只有政府才能协调好他们之间的现实矛盾,追求并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文化效益的统一,因此,政府管理部门要提高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摒弃短期行为,做先进文化的代表,引导当地旅游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并由此全面发挥旅游产业功能。
3.构建旅游企业文化营造和谐旅游环境。随着我国旅游法制建设的逐步健全,促进了旅游市场环境的规范,但是旅游行业恶性竞争、虚假广告、合同欺诈等各种短期行为仍然在侵蚀着旅游经济本不健壮的肌体,严重威胁着旅游产业的长远发展。营造诚信公平的经营环境,改善旅游行业形象,是旅游经营企业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依法治旅完善旅游法律法规建设,可以一定程度地规范市场秩序,更重要的是依靠旅游经营企业的自律,通过构建旅游经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倡导诚信守法经营。
4.深度开发旅游资源以品牌促发展。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文化内涵开发是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核心是文化创意,在分析地方文脉的基础上确定文化的开发方向和主题格调,明确定位围绕主题进行内容组织,进而通过旅游产品加以体现,并不断丰富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的升级改造。其中,对旅游资源文化主题的感知和把握并经由旅游产品外显是关键,其本质在于对旅游文化资源进行概括、发掘、升华最终凝聚区域特色的个性化精神,然后通过物化、创新,实现更深层次的整合,将文化内涵渗透、表现在旅游产品的各个层面,形成特色品牌,强化旅游吸引力。
5.重视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做好前瞻性研究。我国旅游产业起步较晚,旅游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缺乏市场的纵深拓展能力;另一方面,羽翼尚未丰满,恰逢中国加入WTO的巨大变革,刚刚蹒跚学步就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挑战,客观上使得中国旅游产业不可能亦步亦趋照搬照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同时,正是由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历史很短,旅游产业发展的焦点集中在经济领域,加上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如它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那么直接和易于察觉,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其结果才逐渐显现出来,可一旦结果显现,其后果也就无可挽回,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旅游对经济和环境影响的问题研究。我们必须重视这个现象并做好前瞻性研究,现阶段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旅游接待地区社会文化商品化问题、传统文化衰退问题、民族文化异化问题以及游客带来的文化示范对旅游接待地的文化影响问题等等,从事这些研究的不仅包括旅游工作者,还包括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还应当重视做好成果共享和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推广。
6.加快人才培养夯实旅游产业发展基础。旅游产业链较长,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人才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长期以来,我国旅游专业教育是置于经济学范畴内的,旅游文化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对旅游人才文化素质的提高重视不够。而实际上旅游产品设计、资源开发和规划、旅游服务都是基于文化基础上的,但旅游从业人员文化层次偏低,对文化的认知度不够,旅游文化内涵的“白化”环节缺失,无法做到帮助不同文化背景旅游者感悟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旅游活动只能停留观光的浅显层面,不能适应现代旅游的发展要求。因此,要加快旅游人才培养,逐步从单纯的生产性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旅游从业人员业务素质,提高他们对所处环境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了解程度,既要做好服务员,又要做好讲解员,通过每一位旅游工作者的一言一行给与游客全方位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提升旅游文化品位。
旅游产业是兼有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四大功能的产业,但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文化及其他功能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旅游资源的适度开发和永续利用要求提升产业素质,整合文化要素,进行品牌运作。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精神文化,开发物质文化,打造制度文化和管理文化,推进教育文化,由政府以及与旅游产业有关各方参与,深度发掘旅游文化内涵,积极实践,促使旅游产业走向成熟,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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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宇,沈山.和谐社会的区域文化战略:江苏建设文化大省与发展文化产业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旅游作为重要的对外宣传方式之一，涉及旅游与文化的翻译。中国旅游翻译的原则是介绍中国文化，吸引国际游客。旅游翻译不应该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应该是文化层面的诠释。旅游翻译应顺应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从单纯语言形式的对比和转换上升到文化分析和对比的高度，揭示语言形式与文化隐喻所蕴含的深层含义，真正使翻译活动成为跨文化交流，促进旅游业发展，在国际旅游市场竞争中打响自己的旅游品牌。
二、归化和异化理论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文努提(LawrenceVenuti)1995年在他的《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了异化和归化的概念。所谓异化,指“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采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他提出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认为翻译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体现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1]。他主张异化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异化翻译的前提是文化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和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变得复杂。异化是以原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坚持文化的真实性,旨在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性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让读者感受不同的民族情感,体会民族文化、语言传统的差异性,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丰富译文语言的表现力。
所谓归化翻译,是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奈达认为,“翻译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要看人们在听、说、读译文时获得的是什么。判断一个译本的效用不宜拘泥于相应的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对比,重要的是考查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语文本的程度”[2]。翻译既然是一种交际,如果不对信息接受者的信息进行全面研究,对交际作任何分析都不是完整的。重视读者反映是为了让译语文本读者能大致和原语读者一样去理解和欣赏一个文本。译文的表达方式是完全通顺自然的。通顺自然的翻译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消除文化障碍,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通顺可以看成是归化翻译理想的策略。
三、异化与归化的关系
在翻译实践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译作完全是以原语文化为归宿,或完全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只是表现出在处理原语文化信息时的基本倾向。过度的异化或归化都有损译文的质量。刻意的异化会使译文晦涩难懂,索然无味,甚至会闹笑话。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各自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两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异化寓于归化之中,归化中也包含着异化,绝对的异化和绝对的归化都是不存在的。平常所说的异化与归化,主要是就译者的倾向性而言,即或异化为主或归化为主。在翻译实践中,两者的统一并非平分秋色,半斤八两,而是依翻译的目的、文本类型的不同而显示为现实的、具体的、动态的统一。
四、旅游文化翻译对异化与归化的动态选择
1.旅游翻译目的对异化与归化动态选择的影响
汉斯·威密尔(HamsVermeer)从行为学的理论出发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即译者必须能够针对特定翻译目的选择特定的翻译方法或策略。”[3]（笔者译）因此旅游资料的翻译其目的就是要向外国游客介绍景点情况,传递有关信息，让国外普通旅游者读懂、看懂、听懂,并且喜闻乐见。
就保留源语旅游文化而言，异化翻译有利于保留我国旅游文化的“异国情调”，并以之打动目标读者的心，激发这些潜在外国游客的旅游兴趣，其缺陷在于：由于异化翻译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追求一种不透明、不流畅的言语风格，且译本中所含源语文化信息过多，容易造成译文晦涩难懂，从而损害旅游文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造成我国境外旅游客源的减少。
归化翻译则因遵循目标语言规范并用目标文化材料替代源语旅游文化，译文流畅，因而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都较高，比异化翻译更能吸引潜在外国游客。归化翻译的弊端也很明显：过分倚重目标语言固有表达形式和文化材料，以译语旅游文化替代源语旅游文化，容易造成我国悠久、独特旅游文化身份的丧失甚至错位和扭曲。
2.旅游文本类型对异化与归化动态选择的影响
纽马克(Newmark)在《翻译问题探索》一书中,“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并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从文本类型和功能方面来讲,根据现代翻译学理论,旅游资料属于信息文本(informativetext)、表情文本(expressivetext)和祈使文本/召唤型文本(vocativetext)的结合体,同时具有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呼唤功能。”[4]信息功能文本在正确传达信息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采用“归化”性手段使译文具有可读性,以利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求得译文文本的读者基本上能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文本。信息准确真实、语言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是这类文本译文追求的目标,因而这类文本更多地采用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策略。
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去感受”。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大多会用“阐释”而不是“复制”的方法来处理这类文本,因为译文中“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效果和读者的情感呼应,即读者效应。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为保证译文的信息准确并感染受众,实现其文本的“呼唤”功能,译者可以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不拘泥于原文的表达方式,使译文的语言尽量达到与原作语言同样的效果。综上所述,不同文本的特点在异化和归化的选择上有不同的侧重。信息型文本要忠实于原文的“真实性”,归化与异化相结合;呼唤型文本则要忠实于读者的反应，侧重于归化，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形式。在实际的操作中,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会在“异化”与“归化”之间动态地穿行,这在翻译实践中已屡见不鲜。
旅游文本中大多带有十分浓厚的文化色彩,笔者认为,旅游文化翻译应该充分考虑该文本的使用语境及其具体功能,灵活选择翻译的具体方法。例如,如果是信息功能突出的旅游文本,比如景点、风俗等具体的介绍,由于缺乏文化对等词,其中的文化因素可以以直译加解释等方法充分解释其意义和内涵;而对号召型的旅游文本,如旅游景点、旅游广告语等,可以使用译入语中同样具有文化色彩的近似词来进行类比,以激发读者的兴趣,达到推介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终极目的。根据归化和异化动态统一，笔者对旅游文化翻译提出如下翻译策略。五、异化与归化理论指导下旅游文化翻译策略
1.文化信息内容的补偿和增添
英美读者因文化差异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往往会有理解上的困难,这时我们应该调节信息,增加相应的文化背景解释或注释。为了便于译文的读者更有效地接收信息,译者（亦即传者之一）,应添加新信息来加强传播效果。“作为目的语读者的英文读者因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如果按照字面直译这些句子,他们在把语言符号转为意义的过程中势必受阻,从而影响到信息的有效接受。”[5]
如：仙人洞系悬崖绝壁中之天生石洞,因其形如手,故又名佛手岩。洞高7米,深逾14米。内有一石制殿阁——纯阳殿。殿内立纯阳(洞宾)石雕像。洞深处,有两道泉水沿石而降,这便是《后汉书》记载的千年不竭的“一滴泉”。洞旁建有老君李聃骑牛雕像。景区内还有石松、御碑亭、访仙亭等景观。区内游步道为1452米。
译文:Immortal’scaveisanaturalcaveinaprecipicewhichlookslikeahandofaBuddhaandsoitisalsocalledtheRockofthehandoftheBuddha.Thecaveis7metershighand14metersdeep.Inside,thereisastatueofLuDongbin.TwospringsflowdownfromthecracksoftherocksandtheyarethefamousOneDropSprings.NearbyistheLaoJunPalace,withastatueofLaoJunonthehandofanox.Inthisdistrict,youcanalsopayavisittothepineintherock,theimperialTabletPavilionandFangxianPavilion.Thepathgoingthroughthedistrictruinsaslongas1452meters.
在这段译文中吕洞宾、老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人物,而翻译中应添加补充信息,使译者有所了解。而且访仙亭等景点的翻译可以补充出“seekingtheimmortals”,这样更好地达到交际的效果。
2.文化专有名词的注释性加译
外国游客一般对于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专有名词十分感兴趣,像中国的学生学习语法一样,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那个有什么区别。对于因文化差异产生的交流障碍,如果不予以适当的解释就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请看下例：
再配上左右两边的砖雕壁画:“百鸟朝凤”和“五伦全图”,更是美妙绝伦[6]。
“百鸟朝凤”原译:“OneHundredBirdsWorshippingthePhoenix”拟译:“AllBirdsPayingHomagetothePhoenix”(PhoenixinChinesedoesnotreferto“deathandresurrection”,butatraditionalsymbolofmonarch,asdragonfortheemperororking,phoenixfortheempressorqueen)
根据中国民间传说,“百”只是概数,“百鸟”指众鸟,所以笔者认为还是前者贴切。再者凤凰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是百鸟之王,汉语中“凤凰”有“祥瑞尊贵”之意,故有“龙凤呈祥”“凤毛麟角”之说。然而笔者查阅了英、美、加、澳等国词典,都发现在英语文化中“凤凰”指“神话中生活在沙漠里的一种鸟,每500-600年自焚,并于灰烬中重生”,当然它也指代“极为出类拔萃或美艳的人或物,如完人,殊品等”。所以不难理解为何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就叫凤凰城,并且是有名的旅游胜地,香港也有个凤凰卫视中文台。当然为避免误会,最好仍加以简单解释,说明“凤凰”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并强调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尊贵吉祥”之意。
3.文化类比
类比也是一种巧妙的寻找最佳关联点的译法。文化交流过程中,类比有利于消除文化陌生感,迅速、有效地实现交际和文化传播的目的。“舟的前方架着一柄长舵,形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7]。其中“形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怎么译?试比较一下两个译文：
A.……isshapedliketheswordintraditionalBeijingoperausedbyGuanYu,ageneralofthestateofShuoftheThreeKingdomsperiod.B.……isshapedliketheknifeontheWesterner’sdinnertable.
译文A运用解释性增译,文字累赘,没看过或不了解有关关羽的京剧情节的外国游客根本不知所云;译文B将西方游客陌生的青龙偃月刀与他们的餐具联系在一起,处理努力(Processingefforts)弱化了,语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s)增大了,找到了最佳关联,照顾了游客心境,达到“导”的效果。如下例：
(南岳的)祝融殿theHallofZhurong,theChinesePrometheus;炎帝神农氏EmperorYandi,theChineseSaturn
上述两例翻译,抓住中国火神祝融与古罗马传说中为民盗火的英雄普罗米修斯,中国农业文明的始祖神农氏与古罗马神话中的农神的相似点,照顾了西方游客的认知环境,因关联而语境效果突出,译文的语用语言等效达到了,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化类比能大大激发游客的旅游兴趣。比如在向西方游客介绍苏州时,因苏州位于大运河与长江合流之太湖旁,由20多个湖泊环抱而成,可以称之为“VeniceofChina”。
4.适当删改汉语特色文化信息
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删除和更改有时是十分必要的。应该删改的是多余的对译文理解没有多大帮助的内容。中西文化的差异难免会造成文化冲突,一些汉语特色文化信息的直接英译难以让外国游客接受,甚至适得其反,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败。因此在处理旅游文化翻译时必须照顾到译文读者的思维模式与目的语的逻辑结构,对原文结构进行语式分析,根据目的语思维习惯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译者要考虑作适当的删改以突出主题信息,从而软化僵硬呆板的宣传语气。如：
江岸上彩楼林立,彩灯高悬,旌旗飘摇,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场面。千姿百态的各式彩龙在江面上游弋,舒展着优美的身姿,有的摇头摆尾,风采奕奕;有的喷火吐水,威风八面[8]。
译文:High-risebuildingsornamentedwithcoloredlanternsandbrightbannersstandoutalongtheriverbanks.Ontheriveritself,gailydecorateddragon-shapedboatsawaittheirchallenge,displayingtheirindividualcharmstotheirhearts′content.Oneboatwagsitsheadandtail;anotherspitsfireandsprayswater.
原文过度修饰,言辞华丽,若直译则使译文累赘冗长,令人厌读。为有效传达其中文化信息,译者灵活处理了中英文在行文习惯上的差异,将原文两句改译为三句,调整了句子长度;删去了“呈现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场面”、“风采奕奕”、“威面八风”等词句,通过“gailydecorated”和displayingtheirindividualcharmstotheirhearts''''content,以简洁明快的语句,表达原文中龙舟赛场壮观热烈的气氛和千姿百态的龙舟风采。通过改译后的译文既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又保持了原作的韵味。
霍加特提出，文化现象广泛地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学者们应当通过分析大众日常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去挖掘隐藏在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霍加特认为，文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生存的重要支撑，是人的整体意识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反映。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指人们在接受教育时所具有的识字的能力，它是基础性的、同时也是被动接受型的文化;第二是指人们在社会体系中处理各种问题、事情的能力，它是带有评判性、功能性的文化，体现了人们对各种问题和事情的判断与分析能力。很显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利用第二种层面的文化，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评析。霍加特正是基于通过对大众文化现象的分析和研究，在纷繁的社会问题中找到让工人阶级提升文化意识，并且对各种问题现象进行分析与评判的方法，找到使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得以立足的思想支撑点，即符合自身的、反映日常社会生活的传统工人阶级文化，而这样一种思想或价值取向是贯穿于霍加特的整个文化研究乃至整个学术领域的。霍加特立足于问题，打破学科界限的拘囿，为文化研究的多重理论以及研究方法视域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文化研究更多地表述为一种文化经验，体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现实的反映。在《文化的用途》中，霍加特充分再现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生活、社会角色、邻里关系等等。这些日常生活是他表达的重点，更是他进行工人阶级文化探讨的基石。它们反映了工人阶级普遍的文化倾向和价值观，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以及共同的理想诉求。在霍加特看来，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一种特定群体的生活实践不能摆脱由政治伦理、贫富差异、文化教育、家庭关系等各种社会要素所组成的大的网络，研究文化问题需要建立在文化与社会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联系中来考察。
二、立足于实践批评精神，探讨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文化的用途》“在很大程度上试图以实践批判的精神去阅读工人阶级文化”，以探明、寻求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霍加特之前，精英主义者的观点是社会文化只能由精英阶层领导，并且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传播。而霍加特则旗帜鲜明地认为，文化应该植根于最普通的人民大众，坚持文化是普遍的、平等的，特别是作为社会最广泛存在的阶层之一的工人阶级也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文化。霍加特让更多人了解到工人阶级这个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他意识到工人阶级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被引导，而是一群拥有自己独立见解和思想的人。所以霍加特在文化研究中始终强调工人阶级的自主能动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霍加特坚持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认为工人阶级有能力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并且也应当创造出反映自身日常生活的文化，这种认识是他与其他精英主义者分离的标志。《文化的用途》以其鲜明的实践批判精神，“将工人阶级作为拥有自身文化的群体而不是中产阶级阅读的对象放置到了文化的地图上”。尽管霍加特对受美国流行文化影响、被商业化了的大众文化充满了排斥，但他相信，工人阶级在创造自己的文化的同时，也会对大众文化产品作出自主的选择，而非仅仅只是被动地接受。霍加特在书中还将文化实践作为分析的重点，“以强烈的实践批评精神，尝试去阅读工人阶级文化，以寻求显现在其模式和结构中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真正彻底的开端”。霍加特反对将文化还原为精英主义者所把持的理想化的经典著作，也反对将其还原为简单的历史和经济的过程，而是主张把文化视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实践，将文化置于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加以研究和探索。
三、立足于文化平等观，表达对现实的关怀以及理想
社会的诉求负载社会评判的学术研究开始是在社会学领域进行的。大概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法国和德国先后确立了在社会学领域范围内进行社会批判，试图对社会运行的方式有所警示;而当时的英国学术界固步自封，无视社会变化，面对社会现象的层出不穷，无暇顾及也无力解释社会的变化。霍加特希望所有教育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指出文化研究者理应把对现实的关照放在首位，理应将文化研究同现实世界相联系，理应保持批判性的力量与自信，“试图尽力反抗一个不真实的、冷酷的和泯灭个性的社会”。霍加特潜心研究大众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工人阶级文化，同时积极拓展其地位，使其与传统的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分庭抗礼。这里其实表达了霍加特的理想文化诉求，即文化理应是平等的、面向大众的。促使霍加特以文化平等观为指引和导向的原因，一是在于英国的文学批评一直有针砭时弊的传统，这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霍加特的文化理论导向。面对精英主义与工人阶级文化的背离，他很自然地宣扬工人阶级文化，力图使广大平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二是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工人阶级开始有暇把目光投向精神层次的追求上，对文化的需求日益上升，这进一步促使文化研究学者提出关注大众文化诉求的现实要求。总之，霍加特使文化研究始终与社会现实和时代激变以及历史变革紧密结合，在注重平等文化的基础上，保持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文化体系的关怀。
四、总结
【关键词】文化/比较教育
【正文】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farcanweLearnanythingofpracticalvaluefromthestudyofforeingsystemof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事实，分析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近代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化，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制度、的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和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中开展文化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文学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资料，特别是该国的著名学者的著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著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文献】
[1]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2]顾明远．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国际教育纵横——比较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4]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5]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比较教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为构建和谐有活力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在高校校园中应该大力推广建立适合学生发展的体育社团协会，学生在体育社团协会中活动，不仅能增长体育文化知识，提高体育修养水平，更能增强人际交往、相互配合、共同协作的团队品德，是提高学生全面素质和综合修养的有效途径。对繁荣校园文化建设，活跃校园体育氛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开展高校体育志愿者活动，倡导“奉献、友爱、互助和进步”的精神，提升校园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涵，对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校园体育文化应该是开放的，而加强校际间的交往能促进大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提高，培养参与意识有利于构建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和谐环境。
（二）奥林匹克运动对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奠基人顾拜旦认为：体育具有高度的教育价值，是人类追求完美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是奥林匹克的核心内容，是奥林匹克的出发点和归宿，百年来，奥林匹克运动始终致力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相结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亲和力，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奥林匹克文化与高校校园体育文化有着最好的结合点，特别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对中国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产生很大的影响，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与中国学校体育文化的发展形成互动，交融并进，近一步提高了中国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品质和精神内涵。奥林匹克运动所体现的精神代表着现代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中国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应当成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的组成部分，应当用奥林匹克精神来引导和构建中国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奥林匹克精神与校园体育文化建设都具有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性，二者都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融合性。奥林匹克所倡导的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为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价值尺度。奥林匹克精神对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有着强有力地促进作用，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又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弘扬与传播有着极大地推动作用。
（三）提高大学生体育文化心理品质
今天的普通中国人对体育的认识理解一般都不深，体育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国人的生活之中。因此，提高大学生对体育的认识理解和提高大学生体育文化心理品质是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肩负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应该把体育从传统观念的单纯增强体质转变为将体育视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和手段。体育是人“全面发展”的指标，而不仅仅是一种技能。高校校园体育文化需要摒弃以功利为取舍的价值取向，重新认识体育对人的健康精神的养成作用，是最重要的人文精神。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社会对大学培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则是现代人格的重要标志之一。钟秉枢在《体育运动与现代人格塑造》一文中指出，现代人格的形成和培养，从根本上讲还要归结到人的自我意识培养上，即提高自己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这正是体育教育所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加强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对大学生现代人格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培养良好的健康心理品质也正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目的所在。应该围绕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构建高校校园体育文化，使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随着校园体育文化氛围的不断改善得到提高。调查显示，构建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会产生巨大的心理感染气氛，使学生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和对体育运动的浓厚兴趣，激发他们强烈的学习动机，并积极地参与体育锻炼。
（四）中华武术对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
中华武术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同时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缩影。其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运动风格，博大的内容体系以及复杂的功能结构已经超越了强身健体，是西方体育文化所不具有的。学者们研究认为，应该构建积极向上、丰富多彩的校园武术文化氛围，培育和建设校园武术文化精神，形成武术文化的精神凝聚，吸引更多学生积极地投入到武术运动的锻炼中，能够有效推动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向丰富、健康、积极方向发展。大学生是对文化特别敏感的群体，对中华武术文化的崇尚是武术在高校开展的优势。武术可以培养坚毅、豁达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武术更讲究修身养性，也就是道德的修养。武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其很强的竞技性、娱乐性、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其他体育运动项目所没有的特质，丰富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它的社会作用。宣传中华武术，激发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把武术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活动之中必将有力推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进程。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