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39:2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法学实习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
(衡平法重内容轻形式，受到罗马法的影响)
1） 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
2） 1789年宪法，首部成文宪法
3） 英国法院系统的最高法院是上议院
4） 美国的司法审查权：联邦最高法院
5） 陪审制度：只是事实审，没有法律审，不能上诉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
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关键词：小学语文 自主合作 学习
语文的能力是当今社会乃至未来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基本能力。新课改的要求中有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综合素质。如何利用自主、合作、探究体验性的教学模式进行小学语文的教学呢？我想，应当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大胆尝试：
1．立足教材，以课文为主阵地，奠定语文教学的基础。
教师有意识地将运用语文的综合能力之培养融于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比如儿歌部分的教学，除了反复朗读外，还可通过描述画面、互问互答、续编儿歌或仿写儿歌等形式进行教学。
2． 创设情境，抓住典型，丰富语文教学的内容。
“要在课内外创设各种各样的学习情境，让每个学生无拘无束地进行交流。”生动逼真的情境能够调动学生内在的真实的情感体验，激发他们的表达欲望。教师用极富有感染性的语言为学生创设情境画面，促使学生自主进行到角色，并在合作交流过程中引其找到情感共鸣点，让他们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情；教学中应当运用多媒体出示一些生动形象的画面，引导学生在图声并茂的环境下得到合作、探究的体验，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方式更加增添了学生学习的情趣，更加直观、逼真、生动、想象、易学。使得小学生在快乐、热烈的氛围中得以双重实现；；教师应善用、珍视小学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利用角色表演能激发其参与语文学习的热情，让学生在合作中充分的发挥，深挖角色的内涵，既满足了学生的表演欲望，同时又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学到了知识，培养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能力；语文教师还可以将一些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搬到课堂，国内外的大事要事新闻都可以成为学生的素材。还有中华民族的经典著作的电视版，此后学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合作与探究，既发展思维呈现创新，又锻炼学生的合作表演的爱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让学生步入社区，走向社会，广泛接触，在生活区体验语文的天地。如，“让学生查找街道门市、饭店等地方的错别字”活动，可使学生体验到学习语文的价值，提升学生的审美观。这样的过程,体验绝不仅仅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它是学生融入生命的直接参与,它使学生与课文人物进行着生命和情感的沟通,使得学生在掌握课文知识的过程中,领悟到教材知识和教学情境本身所蕴含的道德、审美意义,从而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学生的生活过程、生命过程、人文精神的培育过程。 开展体验性学习活动,是在感知体验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调动思维和情感的体验,逐步获得对知识的感悟和认知。再通过动手实践制作的体验,检验感知的认识,校正和提升认知思维,再进一步获得创造与成功愉悦的体验。；举办专题演讲、辩论等活动，促使在一定氛围与场合下提高口语交际之能力，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查找素材还可以提高学生写作的积累。可见，生活之源为语文之广阔舞台，语文学习应渗透于事事、时时、人人之中。
3 在写作过程中运用自主、合作、探究体验性的学习方法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让学生阅读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并能根据自己的体会,写一些心得性的文章,这样就让学生在写作中获得体验、理解、感悟。“活动体验”型习作指导课是活动交揉着习作指导———即伴随着活动,进行动态的生成的习作指导,赋予“观察、想象、描述”等作文训练及指导以浓厚的活 动色彩,教师以高超的习作指导艺术,用随机的“提问”“谈话”和“交流”去拨动学生的作文之弦……这样的课,既不冲淡学生盎然的活动兴致,又能激活学生内在的表达需要，为学生积累了充实的写作的素材。
现代性的教育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学校、教师及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遵循了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这一准则，关注素质全面提高，立足于发展。为此，我们务必对教育和教学作以下经常性的反思，才能创造出适应学生的教育，适应学生的教学。
1、教师走进新课程，如何创新以适应学生的教育和教学。
2、怎样“以人为本”，注重学生的潜能开发。
3、如何科学操作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营造学生好学、喜学、乐学、会学，教师爱教、乐教、会教的良好氛围，师生得以共同发展。
4、教师何以变经验型为探究型，靠探究提高教学质量；变单一的“教学责任”为丰富的“情感”，把更多的情感注入教育事业，播撒在学生的心田；变重“知”轻“能”为“知”“能”并举，教学生“学会学习”，“学生生存”，“学会生活”、“学会自立”。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笔者深知一个孩子在接受启蒙教育时识字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会对他今后的继续学习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新课程倡导的识字教学新理念是“多认少写,及早阅读”,即把“认写同步、全面要求”调整为“认写分开、多认写、加强写字、降低难度”。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识字提速”,有利于小学生尽早、尽快尽可能多地认字,及早进入利用汉字阅读的阶段。要达到“多识字”的目标,还须构建开放的识字教学体系,将识字与阅读、生活巧妙地结合,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帮助学生养成主动识字的习惯。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孩子们的识字质量呢?几年的工作经验,让我得出的:激发孩子识字兴趣,教给孩子识字方法,培养孩子识字能力。
1激发兴趣——乐意学
兴趣是调动学生积极思维、探求知识的内在动力。有了兴趣,学习就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享受。在教学实践中,要注意选择适合儿童年龄特征的话题,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使之乐意学。
低年级的孩子天真活泼,合群,爱交朋友。根据这一特点,教学时,可以将生字形象地称为“娃娃”或“小客人”,让学生有一种亲切感,识字的过程也随之变成了交朋友或是招呼小客人的过程。亲切自然的称呼自然唤起了学生的注意力,学习的兴趣也随之调动。
低年级学生最容易受感情因素的感染。顺应儿童的心理,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巧妙创设各种有趣的情境,能使学生饶有兴趣地主动地投入到汉字的学习中。
2变换形式——“玩”中学
心理学研究表明:小学儿童的有意注意时间短,无意注意占优势。根据这一特征,要想在整个活动中保持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就不能只以单一形式进行,否则会把刚刚点燃的兴趣火花给熄灭。引导学生变换形式,不断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是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措施。游戏是孩子乐意为之的活动。在课堂中,教师要找准游戏与教学内容的结合开展游戏,使学生真正“动”起来,做到在玩中学习,玩中思考,玩中创新。
3教给方法——学会学
教学是以动态形式呈现出来,而结果则以静态形式存在于学生的主观世界之中,为了孩子们都想学,都会学。在教学中,应根据不同的学习内容,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汉字的方法与规律。汉字是属于表意文字,其中70%以上是形声字。因此,正确掌握形声字是完成小学识字任务的关键之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专业化己成为当今国际教师教育共同的发展趋势。目前我国教师专业化程度较低，尤其是农村地区小学教师的素质更有待提高。番禺区位于广州市南面，地处珠三角的自然优势，经济发展较快，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近几年来吸引了不少外省人才，师资力量有所提升，2006、2007年中考、高考成绩均列广州市前茅。但由于农村乡镇在全区仍占大多数，而农村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发展农村教育关键在教师。要使番禺区教育事业再创台阶，必须通过教师专业化发展促教育的发展。番禺区小学数学教师的素质能力水平还普遍有待提高。本研究课题立足我国教育改革的实际，借鉴外国教师教育的有益经验，探讨教师专业化的内涵、发展阶段等，探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背景下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问题。本研究希望通过对番禺区小学数学教师的问卷调查，分析番禺区农村小学数学教师整体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番禺区农村小学数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策略，为番禺区小学数学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可行的培训模式。
关键词: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专业化发展调查分析与思考
目录
中文摘要
第一章新课程背景下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一、教师专业化的背景分析
二、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第二章国内外关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研究综述
一、关于专业、专业化、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发展概念的界定
(一)专业
(二)专业化
(三)教师专业化
(四)教师专业发展
二、教师专业化的历史进程
(一)教师非专门化阶段
(二)教师职业的专门化阶段
(三)教师职业专业化阶段
三、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阶段
(一)专业化发韧阶段
(二)专业化提升阶段
(三)专业内涵发展阶段
四、国际教育界的教师专业化探索
第三章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一、调查的思路及基本工作
(一)调查思路
(二)调查的基本工作
(三)调查的对象
(四)调查的内容
二、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及分析
(一)教师基本情况分析
(二)对专业的认识与专业发展现状
(三)发展平台
(四)发展模式
三、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讨论
(一)关注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的需要
(二)关注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的专业性和专职性
(三)关注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专业性发展平台
(四)关注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培训的实效性
(五)关注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培训的特点
第四章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思考
一、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专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一体化缺失，教师教育滞后
(二)教师素质不高，专业成长落后
(三)学校条件缺乏，专业发展缓慢
(四)保障制度缺乏，专业发展受阻
二、农村地区小学数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策略与途径
(一)树立终身学习观念
(二)提高自身文化业务素质
(三)打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四)完善教师教育质量保障制度
审视和展望
1．“诗学”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演变“诗学”一词的最早使用，一般说来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学》的原文为Aristo－telousperiPoiētikēs，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iētikē意为“制作的技艺”，等于poiētikētekhnē，因此亚氏的“诗学”一词实包含了两个关键词：“诗”（poiētikē）和“技艺”（tekhnē）。poiētikē从动词poiein（制作）派生而来，故诗人是“制作者”（poiētēs），诗则是“制成品”（poiēma）。tekhnē来自印欧语的词干tekhe－，原意为“木制品”或“木工”。它是一个笼统的术语，既指技术和技艺，也指艺术和工艺，而古希腊人没有把这两种含义严格区分开来。在希腊人看来，诗人做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都是靠自己的技艺“制作”社会需要的东西；称呼“写诗”，他们不用graphein（“写”、“书写”），而用poiein。⑥在柏拉图以前，诗和诗人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按照维科的看法，人类的历史愈往上走愈充满“诗性的智慧”。⑦诗人作为“通神者”，又往往将先知、祭司、甚至王者的“身份”集于一身，而荷马经常用“神一样的”（theos）一词来称赞诗人。诗人虽说也是凡人，但是他们受到了神（缪斯）的特别眷顾和宠爱，写作诗歌是一种神赋的才能。至于诗人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实则与诗的实际功效密切相关；正如中国的先秦时代一样，早期希腊人也主要是从诗的作用方面来了解诗并借此对诗和诗人进行不同的定位和评价。到了公元前5世纪，荷马和赫西俄德因其诗歌的多重功用而被普遍尊为希腊民族的教师。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柏拉图（也许还包括苏格拉底）等人的见解，⑧诗和诗人的地位开始下降了。柏拉图一方面秉承了前人早已提出的诗歌神赋论、模仿论，另一方面又在神赋论、模仿论之中注入了和前人全然不同的内容。简而言之：在神赋论中，柏拉图通过诗人代神立言的“迷狂说”，剥夺了诗人的理性地位；在模仿论中，他凭借“原型”论的独特学说，仅赋予诗歌以“影子之影子”（“与真理隔了三层”）的虚妄性质。在柏拉图看来，诗不仅本身远离“真理”，而且还因其常常具有“败坏人性中之理性判断能力”以及“迎合人性中之低劣欲望”的恶劣作用而妨碍人们通向“真理”。以此之故，他坚持要为“理想国”的青少年教育重新编定诗歌教材，删除史诗中不敬神的诗句，同时也坚持要把“说谎话的”诗人赶出“理想国”。⑨亚里士多德未曾营造过“理想国”，所以也无需将被放逐的诗人请回来。然而，他对诗和诗人的看法的确与柏拉图截然不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他拥有一个与柏拉图很不一样的哲学立场。在此，他指责Eidos只是一个空洞的名相，用Ousia（Being）取代其位置；后者作为万物之各是其所是的“本体”（按：也可译为“本质”，这里是取亚氏后期且更加重视的用法），已不是绝然凌驾于可见事物之上或之外的单独存在物了，而是恰好相反，它就寄寓于可见的具体事物之中（亚氏早期思想中的第一本体［ousia］就是个别事物）。亚氏“本体论”所蕴含的一个重大发现便是“共性”（种、属）作为“本体”（第二本体）在本源性和始基性方面要次于同样作为“本体”的个别事物（第一本体、主词），而且，“共性”就寄寓在“个别”之中。⑩这一思想直接催生了下述诗学论断：“诗”作为“个别”，既可以蕴含着、也能够揭示出作为“实体”或“本质”的“一般”。这可说正是亚氏申言“诗”高于“历史”的哲学基点，同时，他也是基于此，把诗表现“可然”或“必然”事物的“理性”能力归还给了诗人。“诗”作为“技艺”主要源自人獉的天性，神赋论以及与之相应的“迷狂说”在《诗学》中完全隐退。与“诗艺”切身相关的天性包括“摹仿”（mimēsis）和音调感（harmoniaormelodia）、节奏感（rhuthmos）；在此类天性的表现或抒发之中，人们能够得到“”。柏拉图曾指出，“歌曲”（melos）由词（logos）、和声与节奏组成。瑏瑡此处的“歌曲”大致相当于“抒情诗”的一种，而《诗学》对抒情诗始终是不大在意的。故在上述两种天性方面，亚氏尤重模仿，而对音调与节奏则甚少讨论。《诗学》以戏剧为主要的“诗”的“基型”，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有关“诗”本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其内涵绝不仅限于如何做诗的“创作论”。同时，它的重要性也不仅体现在它对这些问题的实际解答，还恰恰体现在这些问题本身及其所蕴含的予以多重解答或重新思考的可能。和亚氏的其他著作一样，《诗学》长时间被搁置在地窖，后辗转、流传于少数人之间，因此它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早期所产生的影响较小。贺拉斯很可能未曾读过《诗学》。虽然《诗艺》（此处之“诗”仍然是以戏剧为基型）的确在某些重要的观点上与《诗学》相一致，但这种一致是贺拉斯间接地得自于他人的。
罗马时代的艺术趣味十分繁杂，但缺乏哲学思辨。无论是贺拉斯还是西塞罗、昆提连、普卢塔克，其“诗论”思想均缺少深刻的哲学思考或逻辑背景。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普罗提诺。普氏一方面向上衔接了古希腊的思辨传统，同时又把这一传统（主要是柏拉图的思想）带进了新的时代———中世纪。中世纪的“诗学”思想可以区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诗学”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极端形态复述了柏拉图的文学观念：除了《圣经》“文学”和赞美诗，世俗的文学几乎就是鄙俗欲望和诱惑的代名词，是不配在基督教的“理想国”里留驻的。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看来，“诗”，特别是“戏剧”，是“弄虚作假”的“伪造物”，而上帝绝不喜欢任何虚假。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0）对戏剧的指控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上帝的眼中，一切伪造都是不正当的。伪造声音、性别和年龄的人，伪造爱、恨、叹息和眼泪的人，都无法得到上帝的赞许，因为上帝判定一切伪善都是有罪的。上帝的法规宣判，男子穿女子的衣服是应该诅咒的；那么，上帝如何审判扮演女子角色的男演员呢？”瑏瑣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不会产生专门讨论文学现象及其规则的诗学或诗艺著作。不过，对世俗文学持憎恶、拒斥的态度，不等于完全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文学观或诗学思想。姑且不说公元1世纪犹太人斐洛（PhiloJudaeus，约公元前20—公元50）通过寓意解经（Allegory）所生发的“文论”见解。即使是坚持以宗教宰制文学的圣奥古斯丁、波爱修、圣伯尔纳，他们的著作中同样蕴含了不少独特的“诗学”思想。而从12世纪开始的中世纪后期，一方面由于世俗精神日益侵入宗教领域，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和亚里士多德之影响的推动，探讨写“诗”之“技艺”的“诗学”或“诗艺”著述不断涌现，蔚然成风。瑏瑤按照一般的看法，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在15世纪便已产生了，然而对于它的理论总结却一直没能包含于“诗学”之中。在“文学”的理论方面，仍然是以“诗”（启蒙时代以后，“抒情诗”已挤入最重要的文类之列）的研究为正宗。同时，18世纪“美学”在德国兴起，标志着哲学向感性领域的“入侵”。“美学”把一向属于诗学核心领地的“文学”本质、规律以及“形式”要素攫为己有，而使“诗学”沦为狭义的“诗歌”分类学。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思潮出现后，才算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应该追溯到索绪尔，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做出了全新的定位，并以几组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功能关系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其中，与本文题旨最为相关的一组关系便是关于符号之纵向聚合（paradigmatic）和横向组合（syn－tagmatic）的划分；“形式主义者”雅克布森把它们分别和两种基本的文学修辞手法———隐喻和转喻对应了起来，从而促成了语言学向诗学的转化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此外，索绪尔的共时语言观还直接造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文学观”。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了诞生的可能。而索绪尔关于“听觉形式的能指是于时间之中展现出来”的理论（即符号、句子和话语首先是叙事性的），则强有力地推动了形式主义者（包括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对叙事性文学（民间故事、小说等）的关注。瑏瑥这些新的方式不仅仅对“诗”才有效，而是可应用于一切“文学（语言的艺术）”门类，所以此种“诗学”实为广义之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正因此，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始，“小说诗学”、“戏剧诗学”、“电影诗学”等用法才大量地涌现了出来。综上所述，西方古典文化中的“诗学”一词，主要指“诗”（史诗、酒神颂、戏剧、韵文体的寓言等）之创作技艺及原理功能研究；20世纪以后，由于“形式主义”文论家的努力，它才被用于指称广义的文学理论，即对一切语言艺术的理论总结和研究。
2．“诗学”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现代转换在古代中国，“诗学”一词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专指《诗经》研究，二是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诗经》早在先秦时期便被称为“五经”之一，西汉以来则成为官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故《诗经》研究的“诗学”实属经学，与《易经》学、《尚书》学、《春秋》学、“三礼”学等并行于世。《诗经》学可上溯至先秦时代，研究历史十分悠久，但是“诗学”一词的直接使用可能迟至唐代才开始流行。瑏瑦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李行修撰有《请置诗学博士书》的奏章，认为《诗经》具有“端本”、“垂化”、“兼听”、“兴古”之四重功用，故宜再置诗学博士以为当世立教。此后，专指《诗经》研究的“诗学”一词经常出现于文人笔下。“诗学”的第二重含义则较晚出现。该含义“诗学”的最早记载出自晚唐诗人郑谷所作《中年》一诗，内有“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一句。这里的“诗学”是指一般的诗歌创作技巧，与《诗经》学的内容全然不同。唐代开始以诗取士，诗歌创作的地位自然跟着提高了；故不只“诗格”、“诗式”、“诗法”之类关于诗歌创作技巧和诗歌自身特征的著作大量出现，而且这一风气还直接催生了“诗学”一词。宋代之后，此词开始流行，并在使用频率上远远超过了第一重含义。检索《四库全书总目》等资料，可以发现元明时期还产生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作，如较早的有元代“四大家”之一范椁的《诗学禁脔》（1卷），而同为“四大家”之一的杨载则在其《诗法家数》（1卷）中列有“诗学正源”一条。明代有黄溥的《诗学权舆》（22卷）、溥南金的《诗学正宗》（16卷）、周鸣的《诗学梯航》（1卷），等等。明人晁瑮所编的《宝文堂书目》、徐惟所编的《红雨楼书目》、赵用贤所编的《赵定宇书目》中，也都收录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述。总括而言，第二重含义的“诗学”一词包含了下述几层意思：一是指一段时期内诗歌创作的总称。如毋逢辰于大德十年所撰《王荆公集序》说“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大诗人元好问多次指出“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瑏瑧、“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瑏瑨等等。又如，清代鲁九皋著《诗学源流考》，所论自战国至晚明的诗学变迁，其实正是历代诗歌的源流变迁。而上述“诗学”一概都是此意。二是指诗歌的创作实践与技巧。如南宋蔡梦弼著《杜工部草堂诗笺》称杜甫诗为“五百年”之“诗学宗师”，清人毕沅《杜诗镜铨序》评价杜甫诗“集诗学之大成，其诗不可学，亦不可注”，指的便是这层意思。这也是历代文人所云“学诗”之“学”的主要内涵。三是指对诗歌自身的理论研究。正如“诗格”、“诗式”、“诗法”之类的著述，“诗学”的这层含义的主旨本为探讨诗歌的创作问题，但在发掘主旨的同时也涉及了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故只是附带谈到的“一部分”。《诗经》学的对象当然是《诗经》，而一般意义上的“诗学”的对象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明确地说，就是指文人所创作的五七言诗体，即它并未把赋、词、曲等其他韵文形式包括在内。20世纪以来，由于西学大量涌入，尽管有些学者仍然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诗学”一词（如黄节于1922年出版的《诗学》一书，其所指与鲁九皋《诗学源流考》一脉相承，也是叙述历代诗歌的创作演变），但是多数人在使用此词时已注入了新的内涵。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方面。另如，江恒源的《中国诗学大纲》（大东书局1928年）、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其内容则包括了诗歌的体制、作法、基本理论等方面。这些著作均含有较自觉的理论意识。此后中间经过大约40年的停顿，自1970年代开始，“诗学”著作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先是台湾学者的著作，如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巨流出版社1976年）、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接着是大陆学者的更多著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王先霈的《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余荩的《中国诗学简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等。与传统“诗学”著作主要强调诗歌的创作与技巧不同，上述著作所注重的都在诗歌的理论方面。
有学者提出，这一内涵只是“诗学”的一部分内容，“中国诗学”应包括诗学文献学、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和中外诗学比较五个方面的内容。瑏瑩很显然，这里的“诗学”还只限于“诗”的体裁，未曾包含小说、戏剧等，故仍属狭义的诗学范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用“诗学”来指称广义的文学（语言艺术）理论，从而达成其蕴含的现代转换，这是在比较文学学科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之后才发生的。3．作为“文学理论”的诗学及其在中西文化系统中的“知识”定性与定位以诗学来指代“文学理论”，很显然是近代便已发端、而后日益得到强化与普及的“知识”西方化的一个结果。毋庸置疑，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其分类、定性以及架构的方式完全由西方提供。这一局面，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够做的，便是努力争取在西方的构架视域下重释古代的传统，使之在追求分界明晰精确之现代知识的洗礼中得到新的展现———也许这是更加醒豁的展现。那么，何谓广义的诗学呢？就其字面含义来说，可以界定为“关于一个文化系统里面的诗性言说之研究”。“诗性的言说及其研究”就是诗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基本“知识”定位。但若要进一步追寻“何谓诗性的言说”（如九缪斯的各自属性，实与诗性的功用相关），则必须弄清楚诗学的“他者”。按照西方的经验，这个“他者”就是“哲学”。“哲学”的内核是什么？就是概念的思维以及由概念关系组成的各种命题世界。诗学的边界，即由此一“他者”划定。瑐瑠以下试从与“哲学”的诸重差异来寻求“诗学”的边界：其一，哲学思维追求普遍性（要求摆脱具体性和个殊性），是概念的思维；而诗学的对象是个殊性的事物（主要内涵是鲜明生动的语言形象及其独特个性化的呈现方式），故诗学作为“理论”具有显而易见的双重性与中介性：一方面要求使用概念来追寻普遍共性（摆脱个殊性），另一方面思维的对象恰恰就是个殊性。所以，诗学是一种具有诗性内涵的概念化思维。其二，哲学的思维由“灵魂”中的理性部分来掌管，思考的对象则是“实体界”（概念、范畴、命题构成的抽象世界、“真实界”）；“诗人”的领地被划定在“与真理隔了两层”的感性领域（经验世界），变化不居，长期被哲学排除在对象之外。“诗人”说话，无法自作主宰（自主是理性的特权），他们必须被夺走了理智才能够代神说话（柏拉图）；而亚氏重新给予诗人的理智也只能限于用韵律、节奏或形象去“摹仿”必然或可然的事件（action），而非用概念来揭示事物的因果关联。总体而论，“诗人”要服从“哲学家”的管教。其三，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因果关系（就古希腊而言，尤其是指基于几何学的因果推理关系）；而诗性思维是类比关系。前者是线性的时间先后关系；后者是共时的空间并存关系，依赖想象、联想、隐喻、形象、幻象、虚构或比兴等方式将构成世界的诸因素联结成一整体。
其四，哲学的核心（理想）是求“真知”的认识论。“真知识”是清楚明晰的，不容含混与争议，所以哲学的思维首重“界定”：在求知之前，必先划定边界（定位）、确定对象与范围。诗学的核心是“求美”（延伸地说，亦可以“美”求“善”），它的“对象”往往是鲜活灵动的生命整体，彼此之间难以进行部分与整体的范围分割；一旦予以切割（如用显微镜透析树之叶片），则从显微镜所获取之叶片的“知识”与作为树之整体的“美”之间势必丧失原有的生命关联（不再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五，哲学的言说以概念和命题为枢纽，因果推导或辩证思维是其展开的主要动力，所以，即使是对话体或诗体的哲学，其形式特征与语言策略也与“诗学”有鲜明差异。相比之下，“诗”（广义）的语言策略更加偏重形象思维或直观领悟，以富有节奏感、韵律感、色彩感的语言来“观物取象”是“诗人”的独特天赋。很显然，上述归纳奠基于哲学与诗学的对抗关系（这一关系在西方的文化与思想演变脉络中起伏穿插，从未真正消停过）。瑐瑡应该指明的是，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哲学”，在中国的传统中也找不出“文学”或“文论”的对抗性的“他者”———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学”。如最具有文学性的《诗经》长期就是经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而最具艺术性的音乐和舞蹈则与礼仪同构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乃贵族宗法社会，宗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集体的我”），宗族之内等级森严，需要最严格、最繁复的礼制才能维持其秩序，但在知识领域却未曾建构出上下高低有别的层序系统。作为“知识形态”的王官之“四教”或“六教”，其内容各异，相互补充，彼此没有高下之别。
诸子之术兴，始有严整精密的体系之言，其中各自皆有总持全局的纲领与枢纽（如儒家之仁义、道家之自然、墨家之义利），但此纲领与枢纽之体（总德）并非超绝于众德之上，而自成一孤悬纯粹之“一”（如前述西方文化之元素、原子、原型等等）。相反，即凡即圣、体用合一、道器不离、通变相随，是先秦学术与思想的共同仪轨（将两者关系处置得恰到好处，便是时中）；总德与众德之间，也是类似的关系。故先秦时期诸子之相互争讧，往往只辩其是否整全（合乎天道）与偏曲（偏离天道），而不论其知识性质（思维层次）之高下优劣。与此相应，中国的“诗学”与“哲学”（“文”／“道”）关系，虽然亦有以道立文、道“干”文“支”之序次（原道、宗经、征圣以及“文以载道”、“依经立义”诸命题皆缘于斯），但是两者之间并无思维品格上的优劣之辨，相反，中国古人常常追求两者间彼此浑融合一。这种合一就是文与道的整全，否则就是偏曲（“文人”之所以被赋予贬义，就是指处于有“文”而无“道”的偏曲状态）。从文道合一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中国的“哲学”同时也是“诗学”的，道家如此，儒家如此，其他诸家也都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还怎样让中西诗学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还是只能听凭双方独自显现、各说各话？如前所述，以西释中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宿命。可以说，如何应对西方与传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换的一体两面：中西文化互为“他者”的相互否定与相互肯定，能够推进并促成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诗学亦然，因为诗学与文化本来就盘根错节、相互交缠。因此，倘要使用西方“诗学”观———借助哲学的“他者”所建构的广义文学观———来重叙中国古代诗学，就需要把古代知识系统的构成要素、性质功能以及结构关系做全盘的重整与重释。
二、比较诗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反思
诗学层面的中西比较由来已久，但学科意义上的比较与建构应该始于现代。瑐瑣自王国维以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艰苦探索已经缔结出丰硕成果：钱钟书的《管锥编》以及一系列论文，整体而言依然是后辈鲜能抵达的高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专题性更强的著述相继问世，则将诗学比较往深处做了较为显著的推进，代表性成果如《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著，1988年初版）、《比较诗学体系》（、童庆炳主编，1991年初版）、《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杨乃乔著，1998年初版）、《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余虹著，1999年初版）、《比较诗学导论》（陈跃红著，2004年初版）等，至今仍然富有启迪性。王国维所做的尝试最近受到罗钢一连串的质疑与重估，但笔者以为王氏在本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他把美学与文艺理论置放在与哲学、伦理学的相互关系中定位、了解，使得“通西洋之哲学”与“伦理学”成为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以及尼采的学说来建立了解此三者关系的知识架构，即在哲学、伦理、美学三大领域之下确立：理性、悟性（今通译“知性”）、感性三种能力，超验、经验两重世界，抽象（先天而普遍）、具体的认知“形式”，直观、概念的知识类别，主观、客观的事物性质等知识层级。美学在此构架中处于连接哲学与伦理学的中介位置。也就是说，美学（含文艺理论）的性质兼具认知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美同时具有认知（真）与实践（善）的功用。对于美学的这种认识与定位，在比较哲学、比较诗学的具体展开别重要，因为它能够作为一种学术参照清楚地反衬出中国美学（含文艺理论）在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中的不同定位、性质和内涵。
笔者认为，从构成文化系统之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入手，确定诗学在系统中的性质与定位，进一步探讨其在起源、方法、功能、目标以及种类等诸方面的内容和特征，这种“知识论”的进路是今日中西比较诗学方法论建构的一个堪称上佳的路径。换言之，今日的比较诗学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建构，更应该沿着王国维开拓的道路向前推进。受各种限制，本文尚无力依循上述思路进行系统性的尝试，下面仅就方法论建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第一，要明白“诗学”在中西文化整体中的定位及其性质、功能以及与其他要素的结构关系。如前所述，中西文化在上述诸方面是有根本性差别的，若以关键的学派、关键的概念与命题为个案，是可以就这些差别进行整体的概括和论述的。但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每个具体的诗学问题还会因人、派别、时空的不同而产生或隐或显的差异，这就要求对于每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必须将此问题在严格的限定之后置于生发与演替的脉络之中进行。第二，要对相关概念做出辨析。所谓“相关概念”，主要是指两种情况：其一，学者用以诠释本国诗学或文学现象的他国的概念，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其二，学者从不同诗学系统中截取过来作为比较对象的概念，如“雄浑”与“崇高”、“纤丽”与“优美”、“道”与“逻各斯”，等等。中国学界在这一方面所做的“比较”工作不能说一无是处，但是诠释中的错位、误读、甚至歪曲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而其原因，主要在于未展开深入的辨析，在未对研究对象的真正含义具有真切到位的理解之前便展开贸然的“比较”。有的研究者不通外文、不读原著，就敢于进行长篇大论的“比较”，这无疑加剧了错误理解的泛滥。仅就学界较为热门的话题“道与逻各斯”而论，从钱钟书起，中国不少学者便对两者之“惊人相似”表示了浓厚兴趣。但是，“常（原理）、道（言说）”之“道”果真是“逻各斯”的核心蕴含吗？赫拉克利特与海德格尔果真是西方“逻各斯”的真正代言者吗？“逻各斯”与“einai／eidos／ousia”瑐瑥是何关系？
［关键词］企业文化 领导先行 创新 宏观目标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8－0029－01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能有效促进企业实现科学发展，可以迅速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以内核式的潜在动力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无限动力。企业文化建设是每家企业都在开展的，但在深入开展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模棱两可的，甚至是概念性的错误认识。这类情况主要体现在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的关系、长远目标与短期操作、在旧有基础上的管理创新、改革与发展等环节上。如何用发展的眼光来正确审视、认识、处理企业文化建设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是摆在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应当紧密联系企业自身实际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
一、正确对待和分析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
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共通性。首先，这两者在加强员工整体素质的提升方面具有目标性的一致。因为，企业文化是通过一整套的内强筋骨、外化形象的打造过程来全方位地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并由此在企业之外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将这种良好的公共形象再经由外到内的内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企业的科学发展。员工在这个过程中将感受到综合素质自我约束式的提升，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正是在于培育“四有”新人的效果和过程。其次，两者在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方面是一致的。形成企业文化非一日之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文化才得以产生和日益完善。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经脉，它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企业在追求生产经营业绩的同时，还要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它同样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再次，在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过程中，两者均具有系统性，同时，具有互相促进与推动、渗透与融合的作用。在现代企业的构建中，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把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与各种先进管理理论相结合，是企业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大力加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构建和谐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企业在新时期要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就必须尽快形成具有本行业、本企业特点的思想文化理念和特色文化架构，着力创建文明和谐、创新求进、积极向上的企业软环境，为企业搞好日常工作和生产提供精神动力，为促进企业科学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二、分析和处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生产经营的关系
生产经营是企业的第一要务，但企业的发展却不能单靠数字的增加，还要靠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被称为企业的软实力，也越来越被认可为核心竞争力，它与生产经营的发展是同步而非先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企业若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就应该首先把全体员工的思想统一到促进企业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使广大员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通过建设和发展先进的企业文化，大力培育员工队伍集体爱岗敬业、重视团队协作的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与企业中心工作，具有方向一致和目的相近的特点，二者相融并不矛盾。企业文化只有贴近中心工作来建设和发展，才能更容易为广大员工所普遍接受。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能够激发团队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调动员工投身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分析和处理领导先行和全员参与的关系
一个企业领导者的学识修养、管理能力最集中体现在企业文化中，因此，企业文化的建设首先是领导者的先行。企业领导者对企业文化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企业是否能主动地去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领导者除了应该具有先进的理念外，还要亲身倡导，让文化理念真正得到全体员工的支持，为他们所接受，最终成为具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曲高不能和寡。企业文化建设的倡导和规划虽然在于领导者，但是建设的基础却是在基层全体员工。建设企业文化依靠的是全体员工，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果的享受者也是全体员工。所以，企业文化建设的最佳途径应该是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汇集集体的力量，把主要精力放在普及企业文化基础知识上。使企业文化形成于内化与外化相统一、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的群众性实践之中，内化于心，表现于行，成功于发展。
四、分析和处理继承和创新发展的关系
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在朝夕，而是分为长期的“静”和与时俱进的“动”的辩证关系，亦即为继承和创新发展的关系。要形成一个开放的企业文化体系，需要做到三方面，一是采取辩证分析的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二是要博采众长，借鉴吸收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三是要建设与时俱进的企业文化，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为企业员工广泛认同和自觉广泛实践的现代文化理念和文化建设体系。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学 小组合作学习 方法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41-01
小组合作学习是现代教育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小组合作学习能彻底改变课堂上以教师为主体，教师一味的讲，学生被动的听的传统教学模式。小组合作学习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锻炼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语文能力，通过互相讨论，学生积极进行思考，大大提高学习效率。同时，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学习，也增强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合作精神。
一、合理分配小组，是小组合作学习的基础。
小组作为合作学习的组织机构，是合作学习的基础，也是直接影响学习效果好坏的关键因素。如何让每一个小组实力相当，形成互相促进，互相赶超的氛围？如何分配小组成员，让每一位成员都能积极参与，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是我们首先应该探讨的内容。我做的实践是，将班里30个学生，按照知识基础、智力水平、学习能力、性格特点、性别比例，分成四个等级，再将这四个等级的学生平均分配到四个小组。这样，四个小组的人员构成就基本是一致的，实力水平相互接近，比较容易形成竞争氛围，同时，小组内成员可以优势互补，互相帮助。为了活跃小组气氛，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主动性，我让学生为自己的小组取了名字，他们取的名字分别为：春意盎然小组、雄鹰展翅小组、傲雪冬梅小组、厚积薄发小组。从四个小组的名字，可以看出已经形成了“赶、超、比、拼”的氛围。
二、正确的方法，是小组合作学习的关键。
小组作为一个团队，一个整体，要想发挥最大功效，就要掌握适当的方式方法。
1.小组合作学习应调动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
学生因性格、知识面、熟悉程度等不同，融入小组的难易程度就不同，性格外向、对小组成员比较熟悉的学生，能够很快进入角色，很快融入到小组这个团队里，从而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小组讨论里，发言比较积极踊跃。反之，性格内向、对小组成员不太熟悉的学生，进入角色的时间就要长一些，这个时候，小组其他成员就要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见解，也可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让他们快速融入到团队中。影响学生发言积极性的因素还有知识面、语言表达能力等，我们可以鼓励知识面广的学生多说，这样，其他下组成员可以从中学到知识，同时，也鼓励语言表达能力不好的学生多说，经过反复地锻炼，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春意盎然小组中有一个学生，因来自农村，见识少，没有自信，总是羞于开口，还结结巴巴，我带动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帮助他，让口才好的学生先发言，让他跟着说，到模仿说，再到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他取得进步的时候，大家共同鼓励他，逐渐的，他已经能跟其他同学一样，流利的发表自己的见解了。
2.要学会用心倾听
作为小组中的一员，学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倾听，而不是发言，所以，用心倾听是一个优秀的小组成员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因小学生的自控能力比较差，经常出现讨论主题不明确，讨论一会就跑题，学生急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互相争执的现象，刚进行小组合作学习时，学生很容易乱成一团，根本达不到学习的效果。分析原因后，我教给了学生用心倾听的方法，让大家用心去倾听其他同学的见解，认真分析他们见解中你认为可以借鉴的东西及你认为理解不到位的东西，告诉他们倾听是一种好的品质，也是一种学习提高的方法。之后的小组讨论，不再有学生东张西望了，也不再有学生随意打断别人的发言了，学生基本都能做到倾听其他小组成员的讲解。学生在倾听的过程中，也能不断纠正自己的观点，渐渐的，学生的发言也更加透彻、深刻。
3.要敢于表达
作为小组成员，每一位学生都有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力，每一个学生都要积极参与表达。有些学生因为怕自己的观点被同学笑话，而不敢开口说，这是不正确的，学生要勇于说出自己不同的观点。同时，也教育大家要尊重别人的观点，分析其他同学提出的不同意见，不要没经过思考就去否定。
4.要学会给予适当的评价
用心倾听后，要给予适当的评价，这样才能达到学习的效果。在小组合作学习中，要倡导多提出“在发言中，有没有不对的地方？”“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在倾听别人发言的过程中，指出错误的地方，汲取正确的观点。通过大家的纠正，发言的学生可以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不断提高自己；通过汲取正确的观点，可以向发言的学生学到有价值的知识，以达到不断提高自己的效果。因此，在小组合作学习中，评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调动每一位学生的积极性，踊跃的参与评价，用集体的智慧，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三、理想的效果，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目的。
1.以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学习字词
通过小组成员的组词、造句，可以加深对新学习字词的理解和记忆，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减轻了老师的负担。
2.以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朗读课文
通过分角色朗读课文，充分调动每一位小组成员的积极性，既给了所有人朗读的机会，又能充分展现学生的个性和才能。
3.以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理解课文
小组合作学习是学生加深课文理解的一个主要方式。传统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是教师讲解课文主旨，学生被动接受，因没有主动思考，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和记忆仅停留在表面。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并讨论，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深刻领会课文主旨，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以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搞集体创作
搞集体创作既是展现集体凝聚力的时候，也是展现个人才能的时候。前段时间，我让每个小组做一份手抄报，四个小组拿出的作品都让我很满意。他们充分发挥了每一个小组成员的特长，擅长绘画的同学负责了版面设计，擅长写作的同学负责了文章收集，钢笔字写得好的同学负责抄写，各司其职，协调配合，既发挥了团队的精神，又施展了学生的才华。
参考文献：
[1]巢宗祺，雷实，陆志平.《语文课程标准解读》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2]李茂.高考近了 考生跑了 现象解读[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6，（5）.
